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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迪·布萊斯過失致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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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迪·布萊斯過失殺人案是發生在捷克共和國一起案件，起因於2010年上帝羔羊樂隊在布拉格的演唱會中，一名19歲的粉絲丹尼爾·諾塞克（Daniel Nosek）頭部受傷，導致昏迷並最終死亡。[1]在調查過程中，捷克警方曾向美國當局請求合作，但未獲成功。[2]兩年後，當樂隊再次回到捷克共和國舉辦演唱會時，主唱蘭迪·布萊斯被逮捕，[3]被控導致諾塞克死亡，[3][4]並被拘留了五周。[5]
根據2013年3月5日布拉格市法院作出的判決，已證實布萊斯將諾塞克推下舞台，因此對他的死亡負有道義責任。然而，由於具體情況，布萊斯未被追究刑事責任，大部分責任在於主辦方和安保人員。[6]2013年6月5日，布拉格高等法院維持了這一無罪判決。[7]
這次審判被記錄在唐·阿格特執導的電影《宮殿燃燒時》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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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演唱會事故
| 「 | 這是一場重金屬演出，人們跳上舞台，瘋狂地做出各種舉動，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在『上帝羔羊』的每場演出中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 」 |
| ——蘭迪·布萊斯在2012年8月10日接受KROQ-FM採訪時曾表示。[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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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4日，在布拉格俱樂部阿巴頓（Abaton）舉行的一場音樂會上，布萊斯捲入了一起導致19歲樂迷丹尼爾·諾塞克死亡的事件。[2]捷克在線日報aktuálně.cz在布萊斯被捕後援引目擊者陳述報道，稱布萊斯曾在歌曲間隙高喊「來吧！」，該報指出，這可能是為了邀請觀眾鼓掌，並非直接邀請樂迷上台。[10]該報進一步報道稱，這名樂迷失去了平衡試圖爬上舞台，隨後被歌手從舞台上扔下，頭朝後重重摔在地上。[10]據同一家媒體報道，諾塞克當時並未受毒品或酒精影響，但遭受了嚴重的腦外傷，陷入昏迷，並在數周后因傷勢過重去世。[11][12]
2010年5月26日，topzine.cz發布了一篇關於那場音樂會的報道，裡面提到：「讓人意外的一點是主唱蘭道爾·布萊斯的表現，他好幾次都挺狠地把爬上台的樂迷打了下去。」文章還配了幾張照片，其中一張顯示布萊斯把一個人按在地上。[13]另外，metalopolis.net在演出後的兩天內也發布了一篇報道說：「蘭迪毫不客氣地放倒了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樂迷，那人之前已經多次爬上舞台。主唱用行動表明這裡是他的地盤，他把闖入者打倒在地，又揍了幾下，然後直接把他扔下了舞台，而且連唱歌都沒停！」[14] 2010年5月28日，marastmusic.com寫道：「有人破頭流血就說明了樂隊對上台行為的態度——他們不喜歡這樣。」[15] 而abysszine.com則評論稱：「這場演出唯一的負面印象，說得客氣點，就是樂隊對待衝上舞台的人方式太有爭議了……只要有人試圖登台，就會被粗暴地趕下去。」[16]
布萊斯被捕後，該場音樂會的主辦方托馬斯·菲亞拉表示，布萊斯和那名樂迷之間並沒有發生打鬥，並稱「這只是演出期間發生的不幸事件，有人爬上了他不該去的舞台」。[4]據上帝羔羊樂隊的宣傳公司Adrenaline PR表示：「這次事件涉及一名在演出過程中三次躍過圍欄衝向蘭迪的樂迷。據說第三次時安保人員沒能及時趕到，蘭迪便將他推回觀眾群，結果那人摔倒並撞到了頭。」[11]然而，在審判過程中披露出，此前曾與布萊斯有過接觸的並不是諾塞克，而是另一位樂迷。[17]吉他手威利·阿德勒則表示：「我不記得那場演出的具體情況，更不記得有樂迷在舞台上被打的事。如果真發生了這種事，考慮到發生在Dime樂隊演出中的事情，我想我應該會注意到。」[18]
據布萊斯的律師馬丁·拉德萬 (Martin Radvan) 表示，諾塞克在昏迷約一個月後去世，警方隨後展開了調查。在採訪了多名音樂會目擊者後，警方請求美國司法部協助調查，但遭到拒絕，而且美方沒有通知上帝羔羊樂隊或其管理層中的任何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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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和指控
2012年6月27日，布萊斯因涉嫌過失殺人被捷克警方逮捕。[3]原定於2012年6月28日在布拉格舉行的上帝羔羊樂隊演出也因此取消，原因是布萊斯在抵達魯日涅機場時即被逮捕。[19]
據TV Nova報道，布萊斯表示自己此前並不知道諾塞克的死訊，並對此表達了歉意。[20]
2012年6月29日，一名警方發言人表示，警方已根據捷克刑法第146(4)條正式對布萊斯提出指控，[3][4]該條款涉及故意造成他人身體傷害並導致死亡（即過失殺人）。若罪名成立，他將面臨5至10年的監禁。[21]
法院羈押與保釋
2012年6月30日，檢察官提出動議，要求對布萊斯實施審前羈押候審，理由是他有潛逃風險。[3]同日舉行的聽證會上，布拉格第八區法院法官彼得·法薩蒂（Petr Fassati）裁定布萊斯須被羈押，但可繳納400萬捷克克朗（約合20萬美元）保釋金，這一金額據稱相當於布萊斯的年收入。布萊斯隨後被關押在潘克拉茨監獄（Pankrác Prison）。保釋金於2012年7月3日中午前匯入法院的銀行帳戶。在此之後，檢察官有三個工作日的時間決定接受保釋或提出上訴。但由於適逢公共假期，直到2012年7月9日，檢察官才向上訴法院——布拉格市法院提交了異議申請。[22][23]
| 「 | 我沒有任何潛逃的風險。我是一名國際巡演的音樂人，我需要為自己正名。所以，如果法庭傳喚我出庭，我一定會回來。 | 」 |
| ——[24]蘭迪·布萊斯於2012年8月3日離開捷克共和國前 抵達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維爾機場。[24] | ||
2012年7月17日，由法官盧博什·弗爾巴（Luboš Vrba）領導的布拉格市法院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推翻了此前的保釋決定，將保釋金額提高至800萬捷克克朗（約合40萬美元）。[25]隨後，檢察官對釋放條件提出異議，試圖要求布萊斯必須留在捷克境內，和/或在案件審理結束前定期到指定警察局報到。[26][27]2012年8月2日，上訴法院駁回了檢察官的第二次異議，並下令立即釋放布萊斯。[5]次日，布萊斯離開捷克共和國。他在接受TV Nova採訪時聲稱，自己會在審判時返回。[24]
起訴和審判
2012年11月13日，布拉格總檢察長辦公室發言人宣布，警方已正式結束調查，並建議檢察官對布萊斯提起起訴。在審閱案卷後，檢察官於2012年11月30日以此前所述罪名正式對布萊斯提起訴訟。[28]兩周後，一名法官裁定審判將於2013年2月4日開始，並計劃在連續四天內完成審理。布萊斯被傳喚親自出庭。[29]
本案由布拉格市法院的一個合議庭審理，[30]成員包括主審法官托馬斯·庫博維茨（Tomáš Kubovec）和兩名陪審員。[31]根據捷克法律，審判公開進行。[32]通常情況下，法院必須就起訴書中所述的行為作出裁決，但不受檢察官對案件的法律定性所約束。[33]
被告和檢察官均可對判決提出上訴，[34]上訴將由布拉格高等法院的一個三名職業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審理。[35]二審法院的判決為最終決定，具有法律效力。[36]不過，被告或最高檢察官仍可提出非常上訴，該非常上訴將由位於布爾諾的捷克共和國最高法院審理。[37]但非常上訴僅限於法律適用問題，不會對案件進行全面覆審。[38]在窮盡所有上述救濟途徑後，被告還可以向捷克憲法法院提出申訴，指控其權利受到《捷克共和國憲法》或《基本權利與自由憲章》的侵犯。[39]
對布萊斯提起公訴的是檢察官弗拉迪米爾·穆日克（Vladimír Mužík）。穆日克曾審理過多起謀殺案件，例如盧博什·米卡（Luboš Mika）案（被判終身監禁），[40]羅馬·菲德勒（Roman Fidler）案（一審被判終身監禁，上訴後改判為25年監禁），[41][42]瑪麗亞·佐洛圖金諾娃（Maria Zolotukinová）案（判處13年監禁）[43]和彼得·普羅查茲卡（Petr Procházka）案（判處11年監禁）。此外，他還曾處理安德拉尼克·索戈揚（Andranik Soghojan）案，此人被指控為俄羅斯黑手黨頭目。穆日克要求對其判處25年監禁，罪名是下令實施一起謀殺。布拉格市法院一審以證據不足為由裁定索戈揚無罪；但該判決在上訴中被高等法院撤銷，案件將由另一個市法院審判庭重新審理。[44]穆日克經手的另一起因證據不足而最終宣告無罪的謀殺案涉及米羅斯拉夫·魯斯（Miroslav Rus），他被起訴與捷克足協副主席米羅斯拉夫·克日日（Miroslav Kříž）失蹤案有關。[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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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迪·布萊斯由布拉格律師馬丁·拉德萬（Martin Radvan）和弗拉迪米爾·亞布隆斯基（Vladimír Jablonský）代理。拉德萬曾在查理大學法學院和紐約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1990年至1992年，他曾擔任時任捷克總理總理馬里安·恰爾法的外部顧問。[46]拉德萬曾是貝克·麥堅時師事務所的合伙人，1996年創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Radvan & Co.。他同時也是「2000論壇」理事會成員。[47]
亞布隆斯基因代理耶克塔·烏尊奧盧（Yekta Uzunoglu）案而聞名。烏尊奧盧是一名庫德人，1994年首次被控策劃三起謀殺，並涉及敲詐和酷刑指控。該案成為捷克歷史上歷時最長的刑事案件之一，因為證人和所謂受害者陸續撤回或更改證詞，最終布拉格市法院於2007年裁定烏尊奧盧無罪。法院認為，雖然相關罪行確實發生，但沒有證據表明烏尊奧盧參與其中。[48]亞布隆斯基還曾代表帕維爾·納吉（Pavel Nagy）出庭，後者被控收受賄賂。案件最終以納吉被認定精神失常、不負刑事責任告終。[49]此外，亞布隆斯基還曾在一名為捷克名人服務的理髮師涉嫌強姦和酷刑一案中擔任辯護律師。在審理過程中，法官因認為亞布隆斯基「行為接近藐視法庭」，將其送交捷克律師協會紀律委員會處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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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衛·蘭道爾·布萊斯故意從側面接近受害者——受害者並未看到他，隨後他出其不意地用雙手以相當大的力量將受害者推倒，導致受害者翻越護欄，從98厘米高的舞台上跌落，後腦著地，造成顱內出血。」 | 」 |
| ——起訴書[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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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於2013年2月4日開始。布萊斯作證稱，在演出前他想查看俱樂部情況時，上帝羔羊樂隊的技術人員告訴他，這家俱樂部條件很差，而且很混亂。據布萊斯表示，該技術人員還補充說舞台很小、人太多，情況相當危險。[17]
布萊斯有近視，在登台前摘下了眼鏡，加上現場的煙霧和燈光效果，他自稱幾乎處於半失明狀態。布萊斯表示，當時觀眾很容易接近樂隊成員，甚至爬上舞台。[17]一名被捷克媒體確認為米蘭·波拉代克（Milan Pořádek）的樂迷在庭審中被安排作證。[1]據稱，他在演出期間兩次未經阻攔就成功登上舞台。布萊斯作證說，第一次時，波拉代克衝上舞台，揮舞著雙臂，然後跳入人群。第二次，他試圖伸手抱住布萊斯，想與他擁抱。[17]布萊斯表示，自己認為這存在危險，於是抓住了波拉代克的衣領，將他按倒在地，跪在他身上，並多次告訴他停下來。隨後，他抓著這名樂迷的頭髮將他帶到舞台邊緣，而該樂迷失去平衡後跳了下去。[17]直到後來觀看事件錄影時，布萊斯才意識到，當時有一名安保人員正在從背後推搡那名樂迷。[52]布萊斯還表示，在那之後，他還看到波拉代克再次試圖登上舞台，最終才被安保人員阻止。[17]
後來，當另一名樂迷失去平衡試圖爬上舞台時，布萊斯以為又是波拉代克。[17]他作證說，自己走近那名樂迷，用雙手將他推下了舞台，原本以為人群會接住他，但事實並非如此。[17]拍攝了此前波拉代克事件的視頻作者吉里·霍羅什（Jiří Choroš）作證說，那名樂迷失倒在地上片刻，卻沒有人上前幫助。[17]布萊斯還表示，他看到那名樂迷隨後站了起來，並注意到其他樂迷對他豎起了大拇指。他堅稱自己從未見過諾塞克，也未與他有過任何接觸。直到兩年後被逮捕，他才得知諾塞克已經死亡。[17][53]
布萊斯進一步作證稱，他在演出期間並未飲酒，也從未使用過任何毒品。上帝羔羊樂隊的鼓手克里斯·阿德勒（Chris Adler）作證表示，他站在舞台後方，並未看到事發過程。他還強調，布萊斯在台上的攻擊性表現只是舞台表演的一部分。據克里斯·阿德勒所說，布萊斯平時是一個冷靜、克制且博學的人。[17]辯護方還提交了多段上帝羔羊樂隊其他演唱會的視頻，用以說明金屬音樂充滿能量，布萊斯經常與觀眾互動歡呼，但這只是為了活躍氣氛，並非鼓勵觀眾爬上舞台。[54]
布萊斯還表示，在得知諾塞克去世後，他曾寫信給諾塞克的家人，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並希望能當面致意。然而，丹尼爾·諾塞克的父親作證稱，家人從未收到來自樂隊或布萊斯本人、或是其辯護團隊的任何聯繫。他同時確認，自己的兒子在事發當天之前身體健康。諾塞克家族的代理人提出了總額為1000萬捷克克朗（約合53萬美元）的民事賠償請求。[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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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5日，共有八名證人出庭作證。[56]其中包括丹尼爾·諾塞克的朋友。諾塞克與三名朋友從位於布拉格東北方向約130公里（81英里）山區城鎮弗爾赫拉比趕來參加這場演出。他們形容諾塞克是上帝羔羊樂隊的狂熱粉絲，在演出開始前還成功從一名吉他手那裡獲得了簽名。[57]
諾塞克的朋友揚·耶巴維（Jan Jebavý）作證稱，諾塞克當時爬上了舞台，在轉身面向觀眾時被布萊斯用手推下了台。他表示自己「百分之百確定是布萊斯用雙手將諾塞克推下去的」。他還指出，布萊斯的行為與他過去參加過的所有演出都不同，並評論說布萊斯當時明顯非常憤怒。[57]耶巴維還聲稱，諾塞克並不是第一個被布萊斯趕下舞台的人，之前還有一名樂迷失去平衡被布萊斯踢、掐脖子並挨了一拳。他同時證實了布萊斯的說法：在諾塞克跌落後，布萊斯曾問「你還好嗎？」，而人群中有人回應說「沒事」。[57]不過，據耶巴維所說，諾塞克在演出結束後身體出現不適，他們隨即叫了救護車。他還表示，樂隊並未提醒觀眾不要登上舞台，安保人員對此也未予以重視。[57]
諾塞克的另一位朋友翁德雷·弗拉赫（Ondřej Vlach）作證稱，諾塞克摔倒發生在演唱會正場結束、樂隊準備返場之間的休息時段。當時諾塞克和另一名樂迷失去平衡一起爬上舞台，而樂隊成員正離開舞台前往後台。據他描述，布萊斯衝向這兩名樂迷，並將他們一同推下了舞台。另一名樂迷失倒時被台下幾名觀眾接住，而諾塞克則直接摔在了地上。弗拉赫還表示，由於是中場休息，舞台前的觀眾比平時少了一些。他補充說，諾塞克摔倒後走到長椅上坐下，朋友給他拿了一瓶水。大約半小時後，諾塞克開始嘔吐，朋友們發現他的後腦勺有一個腫塊，擔心他可能有腦震盪，於是叫了救護車。弗拉赫還提到，他認為布萊斯在中場休息時做出的動作是對觀眾的一種示意，像是在邀請大家上台。[57]
另一位出庭作證的是羅伯特·哈韋爾卡（Robert Havelka），他在事發當晚擔任安保人員。哈韋爾卡表示，舞台護欄距離舞台很近，但還不至於成為觀眾登台的踏腳點。他作證稱，自己曾將一人從舞台上拉下來，而另一人則在他能夠阻止之前已經摔了下去。他還進一步表示，那名樂迷失去平衡跌落時，可能有人協助了這一過程，也許是布萊斯所為，但他並沒有清楚看到具體情況。[57]
布萊斯的辯護團隊指出，多名證人在2010年事發後所作的陳述與在法庭上的證詞之間存在矛盾。例如，其中一名證人最初聲稱諾塞克與布萊斯曾在舞台上握手，或其中一人向對方伸出了手；但在庭審中，他改口稱兩人在事發前並未有過任何接觸。[58]布萊斯還辯稱，法庭播放的視頻證據駁斥了有關他行為具有攻擊性的指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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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波拉代克（Milan Pořádek）——即布萊斯承認曾將他推下舞台的那名樂迷——在審判第三天出庭作證。波拉代克表示，他曾兩次登上舞台並跳入觀眾群，第三次嘗試上台時改變了主意。他作證稱，布萊斯將他擊倒在地，跪在他身上並壓制了一小會兒，但布萊斯並沒有掐他的脖子。他還承認，考慮到自己當時喝醉了並且行為舉止不當，布萊斯的反應是適當的。他同時表示，自己明白當時並不受歡迎出現在舞台上。[59]
另一名坐在人群後方觀看演出的證人作證稱，布萊斯的行為在金屬音樂演唱會中屬於常見現象。她表示，金屬樂隊通常都會表現出憤怒和強硬的姿態，而這場演出也不例外。她說，很明顯布萊斯並不希望有樂迷失去平衡出現在舞台上。不過，當天出庭的這兩人以及其他任何證人均未就諾塞克在演唱會結束時跌落那一刻的具體情況提供證詞。[59]
法官還宣讀了一份來自俱樂部阿巴頓（Abaton）前製作人的書面證詞。她在證詞中表示，自己當時並不知曉事件的發生。她知道當晚曾叫過救護車，但直到後來警方調查時才了解到具體原因。[59]法庭還得知，上帝羔羊樂隊曾向演出場地發送了一份安保要求清單，其中包括舞台前方應設置距離至少1.5米的圍欄。主辦方托馬斯·菲亞拉（Tomáš Fiala）作證稱，儘管這一要求並未被落實，但樂隊在演出前後也未向他表達過任何相關擔憂。[1]
當天，蘭迪·布萊斯再次被傳喚出庭作證。法官首先提醒他有權保持沉默，並可以選擇不回答某些問題。法官回顧了布萊斯之前的證詞，並結合先前幾位證人的陳述，問他是否仍然堅持認為自己推下舞台的是米蘭·波拉代克（Milan Pořádek）。布萊斯回應道：「據我所知，每次上台的都是米蘭·波拉代克。」[60]
當天，醫學專家證人米哈爾·波戈希（Michal Pogoši）也出庭作證。據《布拉格郵報》（The Prague Post）報道，波戈希作證稱，諾塞克的死因是腦幹受到撞擊後引發的肺炎。他補充說：「這類損傷的死亡率約為40%，醫生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去挽救病人。」[1]諾塞克在事發後首先被送往距離演出場地不到一公里的一家醫院進行初步診斷。由於這家醫院沒有專業的神經科，他在確診後被轉送至另一家醫院接受治療。在那裡，諾塞克接受了兩次手術，第一次用於處理傷勢，第二次則通過移除部分顱骨來減輕腦部壓力。[60]
最後，由於一名關鍵證人突發疾病，辯護方請求休庭。法院決定聽證會於次日繼續進行，隨後休庭至2013年3月4日，以便聽取辯護方證人的證詞。布萊斯承諾將在審判恢復時如期出席。[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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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7日，在聽證會休庭前只有一名證人出庭作證。
盧卡什·哈夫萊納（Lukáš Havlena）在報紙上讀到關於審判的報道後主動聯繫了辯護方，因為他「對之前證人描述的情況感到不滿」。[61]他表示，自己並不認為布萊斯那晚表現得具有攻擊性，並指出觀眾應該明白舞台上展現出的任何激烈行為都只是表演的一部分。[62]他還說，每當有人登上舞台時，布萊斯都會明確表示他們不受歡迎。哈夫萊納作證稱，他看到一名樂迷失去平衡試圖三次登台，在其準備跳入觀眾群時，有人從背後協助了他的下落。他並未看到有人直接摔在地上。由於他曾多次在不同日期前往阿巴頓俱樂部觀看演出，因此在回憶細節時遇到困難，無法準確描述護欄的具體位置等信息。[61]
2013年3月4日，審判恢復進行，兩名專家證人出庭作證：犯罪心理學專家特雷莎·蘇科波娃（Tereza Soukupová），由法院指定；以及精神病學專家阿萊娜·加約娃（Alena Gayová），由辯護方指定。儘管主審法官表示在此階段聽證會可在其缺席情況下繼續進行，布萊斯仍親自返回出席審理。[63]兩位專家一致認為布萊斯並非具有攻擊性的人，不過在壓力之下，他可能在情緒控制方面存在問題。[64]法庭還聽取了另外兩名目擊者的證詞。其中一名是當時在場的保鏢，他雖未目睹跌落過程，但作證稱，在出口處時，他曾看到兩人攙扶著第三人走出場地呼吸新鮮空氣，並被告知此人是從舞台上跌落的。救護車在5至10分鐘後抵達現場。[64][65]
另一位目擊者是一名樂迷阿萊娜·羅齊瓦洛娃（Alena Rozsívalová），她作證稱自己看到布萊斯將諾塞克推開，並表示：「他（諾塞克）爬上了舞台，當他試圖站起來時，布萊斯把他推了下去。」[66]據她描述，這一推的力度足以讓諾塞克跌落到觀眾前排之後，當時那個位置並沒有人站著。她還作證說，諾塞克是向後倒下的。[64]當天出庭的另一名音樂會參與者則表示，不記得在演唱會結束時有看到任何人跌倒。[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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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由辯護方指派的生物力學領域專家證人出庭作證。他表示，諾塞克在墜落過程中不可能完成180度的身體翻轉；如果他是面朝下墜落，就不會造成後腦受傷。他還指出，如果諾塞克是越過第一排觀眾跌落下去的，那麼他不僅被人推了，他自己也一定做出了跳躍的動作。對此，檢察官立即對這一證詞提出質疑，指出該專家忽略了事發當時現場的具體情況以及部分目擊證人的陳述——根據這些證詞，諾塞克從一開始就是仰面跌落，並未在空中發生身體翻轉。主審法官在部分觀點上支持了檢察官的意見。[6]
在結案陳詞中，檢察官請求法院判處布萊斯五年監禁，[6]並表示：「就連幼兒園的小孩都知道，從高處跌落可能會導致受傷。」[67]
諾塞克家族的代表表示，根據證人證詞，家人並不認為布萊斯應負全部責任。[68]他同時表示，不會具體說明所要求的賠償金額，因為無論多少錢都無法彌補家庭所遭受的損失。[6]他還補充道，丹尼爾是在他父親生日當天去世的，他的母親因此患上精神疾病，無法繼續工作。[67]
在最後陳述中，布萊斯表示自己並不想逃避任何責任，並強調如果他認為自己有罪，就會選擇認罪。他還補充說，如果被判無罪，樂隊將會採取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在「上帝羔羊」的音樂會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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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5日，法院作出判決，認定布萊斯對諾塞克的死亡不負刑事責任，儘管他在道義上應承擔責任。因此，法院駁回了賠償請求，並下令退還布萊斯的保釋金。[6]
法院認定，已證實布萊斯確實將諾塞克推下了舞台。然而，由於布萊斯有近視，他可能誤將諾塞克當作此前多次翻越護欄的那名樂迷。法院指出，主辦方和安保人員應承擔主要責任。法官庫博維茨（Kubovec）還進一步批評布萊斯未主動與諾塞克的家人見面。[6]
州檢察官宣布將對判決提出上訴。 [68]
檢察官的上訴由布拉格高等法院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審理，主審法官為吉里·勒內奇卡（Jiří Lněnička）。聽證會在布萊斯缺席的情況下舉行。2013年6月5日，合議庭維持了對布萊斯的無罪判決。[7][69]
該判決原本可由最高國家檢察官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但由於最高國家檢察官未在二審書面判決送達後兩個月內提交上訴申請，判決現已正式生效。[70][71]
2015年，布萊斯提出約1500萬捷克克朗（當時約合7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請求，但布拉格第二區市法院駁回了該訴訟。[72]
反應
我覺得發生這樣的事很糟糕——那個年輕人失去了生命，他的家庭也失去了他——但我相信蘭迪是無辜的。我就是這麼認為的。
蘭迪·布萊斯的妻子辛迪·布萊斯（Cindy Blythe）於2012年7月11日前往布拉格潘克拉茨審前拘留監獄探望丈夫後。[73]
在布萊斯被逮捕和羈押後，一名樂迷在白宮官方請願網站上發起了一項請願活動。到布萊斯獲保釋放時，請願已獲得超過27,500個簽名。[74]
2012年7月7日，在布萊斯的朋友組織下，其家鄉維吉尼亞州里奇蒙舉行了守夜活動。活動現場，同樣來自里奇蒙的樂隊Gwar主唱戴夫·布羅基（Dave Brockie）表示：「我認為逮捕他是不對的，把他關起來也是不對的……這類事情本來在他到達捷克之前，就可以通過外交或法律途徑解決。」[75]除了布羅基之外，其他幾位重金屬界的知名人物，如金屬樂隊Slayer主唱湯姆·阿雷亞（Tom Araya）[76]和Disturbed主唱大衛·德雷曼（David Draiman）[77]也公開表達了對布萊斯的支持。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布萊斯寫道，他在審判結束後私下會見了諾塞克的家人，並承諾自己將成為「更安全演出的代言人」。他強調，這家人從未攻擊過他，他們「只是想了解他們的兒子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78]
2020年，在一次Reddit的問答活動中，布萊斯表示自己願意再次在捷克共和國演出，而且他「在那裡並沒有受到不公正對待」，但同時他也提到，是否成行需考慮到諾塞克家人的感受。[79]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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