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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雷斯·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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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雷斯·理查·沃恩·瓊斯（英語：Gareth Richard Vaughan Jones；1905年8月13日—1935年8月12日），威爾斯記者，世界上首個以真實姓名向西方世界直白報道包括烏克蘭大饑荒在內1932年蘇聯大饑荒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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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瓊斯在《泰晤士報》上匿名報道了發生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俄羅斯南部的饑荒[1]。在三次走訪蘇聯後，他於1933年3月29日在柏林以真實姓名發表了一篇詳細描述大饑荒的新聞稿[2]。在此之前，《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馬爾科姆·蒙格瑞奇曾以匿名的方式報道了此事。蒙格瑞奇的首篇相關匿名報道於1933年3月25日發表[3]。
被禁止再次進入蘇聯後，瓊斯於1935年在滿洲國內蒙古進行調查時遭綁架並殺害，據稱是被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克格勃前身）謀殺[4]。在他去世時，英國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說：「他熱衷於理清發生在境外各地的問題，在調查中不惜冒任何風險... ... 什麼事都逃不過他的觀察，當他認為可以取得真相時，任何障礙也阻擋不了他。他總有抓住關鍵事物的訣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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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出生於威爾斯格拉摩根巴里，瓊斯曾就讀於巴里縣中學。其父親埃德加·瓊斯少校（Major Edgar Jones）是該校的校長，直至約1933年[6]。其母親安妮·格溫·瓊斯（Annie Gwen Jones）曾在烏克蘭給亞瑟·休斯（Arthur Hughes）的孩子們當輔導老師[7]。亞瑟·休斯是威爾斯鋼鐵企業家約翰·詹姆士·休斯之子，後者在烏克蘭東部建立了休格索夫卡鎮（今頓內茨克）[7]。
1926年，瓊斯畢業於威爾斯大學學院（今亞伯大學），獲得法語一級榮譽學位[6]。他也曾就讀於史特拉斯堡大學和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並在1929年獲得另一法語、德語及俄語一級榮譽學位[8]。在他去世後，他的輔導員休·弗雷澤·史都華（Hugh Fraser Stewart）在《泰晤士報》上稱他為一位」非凡的語言學家「。他積極參與劍橋大學國際聯盟組織，擔任該組織的助理秘書[6]。
事業
畢業後，瓊斯曾短暫地在劍橋教授語言[1]。1930年1月，在湯瑪斯·瓊斯（Thomas Jones）的引薦下，他受聘擔任英國國會議員、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的外交事務顧問，負責準備勞合·喬治在辯論、文章和演講中可能用到的筆記和簡報，還包括一些國外旅行[6][7][9]。
1933年1月末至2月初，瓊斯在德國報道納粹黨上台的消息，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的當天，他正在萊比錫。幾天後的2月23日，瓊斯乘坐 "德國最快、最強大的三馬達飛機 "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號，成為首批與希特勒同行的外國記者之一。他陪同希特勒和約瑟夫·戈培爾前往法蘭克福，並在那裡為威爾斯《西部郵報》報道了為新總理舉辦的熱烈歡迎儀式[7][12]。他在報道中寫道，如果里希特霍芬號墜毀，歐洲的歷史將會改變[7][12]。
总结
视角
到1932年，瓊斯已兩度前往蘇聯，分別是在1930年夏天去了三周，在1931年夏天去了一個月[1]。他在發表的新聞作品中報道了每次旅行的發現，包括1930年在《泰晤士報》上匿名發表的三篇題為 「兩個俄羅斯 」的文章，以及1931年10 月在《泰晤士報》匿名上發表的三篇題為 「真正的俄羅斯」的文章[1][11][13]。這些文章報道了蘇聯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農民的飢餓狀況[1]。
1933年3月，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問蘇聯[14]。3月10日，應德國駐哈爾科夫領事館副領事奧斯卡·埃爾特 （Oscar Ehrt）的邀請，瓊斯得以前往蘇聯烏克蘭[15]。副領事的兒子阿道夫·艾爾特（Adolf Ehrt）是一位激進的納粹宣傳家，後來成為戈培爾反共產國際機構的主任[16]。瓊斯在申報目的地前64公里（40英里）處下了火車，從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徒步穿越邊境。途中他在日記里記錄親眼目睹的人為饑荒[2]。3月29日返回柏林後，他發布的新聞稿被刊登在《曼徹斯特衛報》和《紐約郵報》等報紙上：[17][18]
我走過村莊和十二個集體農莊。到處都在哭喊「沒有麵包。我們快死了。」這些哭喊來自俄羅斯的各個地方，來自窩瓦河、西伯利亞、白俄、北高加索和中亞。我徒步穿越黑土區，因為那裡曾經是俄羅斯最富饒的農田，因為記者被禁止去那裡目睹正在發生的一切。
在火車上，一位共產黨員向我否認這裡發生了饑荒。我把自己吃剩的一塊麵包皮扔進了痰盂。一個農民乘客把它撈了起來，狼吞虎咽地吃掉。我把一個橘子皮扔進痰盂，那個農民又撈起來吞掉。那位共產黨人沉默了。我在一個村子裡住了一夜，那裡過去有 200 頭牛，現在只有 6 頭。當地農民們正在吃牛的飼料，而且只剩下一個月的份量。他們告訴我，很多人已經餓死了。有兩個士兵來抓小偷，他們警告我不要在夜間出門，因為有太多「挨餓」又絕望的人。
「我們在等死」，這是對我的歡迎。但你看，在這裡我們還有牛飼料可以吃。再往南走，那裡什麼都沒有了。他們哭著說："很多房子都空了，裡面的人已經死了。」
——加雷斯·瓊斯，《紐約郵報》
這篇報道遭到了常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沃特·杜蘭蒂的反駁，他為了取悅蘇聯當局而掩蓋真相[2]。3月3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杜蘭蒂否認瓊斯言論的文章，題為 「俄羅斯人在挨餓，但不是餓死 」。杜蘭蒂稱瓊斯的報道是「一大恐怖故事」[3][19][20]。在杜蘭蒂的文章中，克里姆林宮史達林政權方面否認存在饑荒；《紐約時報》的部分標題是「在該國的俄羅斯和外國觀察員未見災難將至」[19]。
歷史學家蒂提摩希·D·史奈德曾寫道：「杜蘭蒂聲稱『沒有實際的飢餓』，只有『營養不良疾病造成的普遍死亡』，這與蘇聯的說法如出一轍，並將一種委婉的說法變成一個謊言。這是一種奧威爾式的表達；事實上，喬治·歐威爾本人也將1933年的烏克蘭饑荒視為語言藝術家用鮮艷的色彩掩蓋黑暗真相的一個顯著例子。」[21]
1933年4 月11日，瓊斯在英國《金融新聞》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饑荒的詳細分析文章，指出了饑荒的主要起因：強制集體化私人農場、對600至700 萬「最優秀的工人」（富農階層）的流放、強制徵用糧食和牲畜、以及蘇聯"食品出口"的增加[22]。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饑荒？這場農業災難的主要原因是蘇聯的集體化政策。保羅·謝弗（Paul Scheffer）在1929-1930年曾預言，農業集體化將是共產主義的剋星，這現已成真。
——加雷斯·瓊斯，「五年計劃資的產負債表」，《金融新聞》，1993年4月11日
5月13日，《紐約時報》發表了瓊斯對杜蘭蒂的強烈反駁，他堅持自己的報道：[23]
我的第一個證據是從外國觀察員那裡收集到的。既然杜蘭蒂先生在討論中提到領事們 — 我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是各國的官方代表，他們的話不應該被引用— 那麼請允許我說，我與二三十位各國領事和外交代表討論了俄國的局勢，他們的證據支持了我的觀點。但他們不能在報刊上發表意見，只能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記者可以寫作，但審查制度使他們成為委婉語句和輕描淡寫的高手。因此，他們給「饑荒」起了個好聽的名字——「糧食短缺」，而「餓死」則被淡化成「營養不良疾病造成的普遍死亡」。領事們在私下交談時則不會這麼拘束謹慎。
——加雷斯·瓊斯，《紐約時報》
在蘇聯外交委員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瓊斯在莫斯科時採訪過他）寫給勞合·喬治的一封信中，瓊斯被告知他已被禁止再次訪問蘇聯。據瓊斯的曾侄子奈傑爾·林山·科利（Nigel Linsan Colley）說，在發表和烏克蘭有關的文章後，瓊斯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卡地夫為《西方郵報》撰寫「藝術、手工藝品和傳統木船」的文章[7]。但他還是設法採訪了附近聖多納特城堡的主人，即美國報業巨頭威廉·赫斯特。赫斯特發表了瓊斯關於烏克蘭的敘述，就如他發表了美國共產黨人弗雷德·比奧（Fred Beal）幾乎完全相同的目擊證詞[24][25] -- 並安排了在美國的巡迴演講和廣播[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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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蘇聯禁止入境後，瓊斯把注意力放到遠東地區，並在1934年底離開英國，踏上「環球實況調查之旅」。他在日本逗留了大約六周，採訪了重要的將軍和政治家，隨後抵達北京。他從這裡前往內蒙古，並在那裡採訪了內蒙古獨立領袖德穆楚克棟魯普。 他在德國記者赫伯特·穆勒（Herbert Müller）的陪同下，繼續前往靠近偽滿洲國邊境的多倫諾爾。兩人在那裡被日軍扣留，日軍告訴他們有三條路可以回到中國的張家口，但只有一條是安全的[4]。
瓊斯和穆勒隨後被被匪徒抓獲，匪徒索要200支毛瑟槍和10萬元（據《泰晤士報》報道，約8,000英鎊[27]）的贖金。穆勒在兩天後獲釋以便安排支付贖金。8月1日，瓊斯的父親收到一封電報稱「狀況良好，預計很快會獲釋」[28]。8月5日，《泰晤士報》報道稱，綁匪已將瓊斯轉移到固原東南 10 英里（16 公里）處，並索要10萬元，[29][30]。兩天後他又被轉移到熱河省[31]。8月8日傳來消息，第一批綁匪將他交給了第二批綁匪，贖金再次增加到10萬元[32]。中國和日本政府都努力與綁架者取得聯繫[33]。
1935年8月17日，《泰晤士報》報道稱中國當局在前一天發現了瓊斯的屍體，身上有三處槍傷。當局認為他是在8月12日，也就是他30歲生日的前一天遇害的[4][34]。一些人懷疑這是一場內務人民委員部策劃的謀殺，為了報復他給蘇聯政權造成的尷尬局面[4]。另一些人，如他的官方傳記作者瑪格麗特·西利奧爾·科利（Margaret Siriol Colley），則指出日本也有參與其中[35]。
據報道，勞合·喬治曾說過：
那裡是一個充滿陰謀衝突的大熔爐，相關利益集團可能知道加雷思-瓊斯先生對發生的事情了解得太多了。他熱衷於理清發生在境外各地的問題，在調查中不惜冒任何風險。 我一直擔心他冒的險太大。什麼事都逃不過他的觀察，當他認為可以取得真相時，任何障礙也阻擋不了他。他總有抓住關鍵事物的訣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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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
2006年5月2日，亞伯大學老學院舉行了三語（英語/威爾斯語/烏克蘭語）瓊斯紀念牌揭幕儀式，瓊斯侄女瑪格麗特·西利奧爾·科利（Margaret Siriol Colley）和烏克蘭駐英國大使伊霍爾·哈爾琴科（Ihor Kharchenko）出席了儀式。大使稱瓊斯是「烏克蘭的無名英雄」。牌匾的構思和資金由烏克蘭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Ukrainian Canadian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與英國烏克蘭人協會（Association of Ukrainians in Great Britain）共同提供。烏克蘭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研究部主任盧博米爾·盧丘克博士（Dr Lubomyr Luciuk）在揭幕儀式上致辭。
2008年11月，在西敏中央大廳舉行的儀式上，哈爾琴科博士（Dr Kharchenko）代表烏克蘭總統維克托·尤申科追授瓊斯和記者馬爾科姆·穆格里奇「烏克蘭功績勳章」，以表彰他們為國家和人民做出的卓越貢獻[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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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希·布科夫斯基於2008年拍攝的烏克蘭電影《活著》（The Living）是一部關於1932-1933年大饑荒和瓊斯試圖揭開其真相的紀錄片[38]。該片於2008年11月21日在基輔電影院（Kyvi Cinema House）首映，2009年2月在柏林國際影展歐洲電影市場（European Film Market）上放映，2009年春在科隆烏克蘭電影節上放映，同年11月在第二屆劍橋烏克蘭電影節上放映[14][39][40]。該片於 2009年7月在第六屆葉里溫「金杏」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國際紀錄片競賽特別獎——銀杏獎[39][40]。
2012年，由喬治·凱里（George Carey）執導的紀錄片《希特勒、史達林和瓊斯先生》（Hitler, Stalin, and Mr Jones）在英國廣播公司第四台Storyville節目系列中播出[41][42]。該片隨後在部分影院上映[39][40]。
2019年，由詹姆士·諾頓主演、阿格涅絲卡·霍蘭執導的電影《瓊斯先生》聚焦瓊斯在政治與新聞界的反對聲中對烏克蘭饑荒的調查和報道。2019年1月，該片入圍第69屆柏林國際影展金熊獎[43]。2019年9月，該片獲得第44屆格丁尼亞電影節（Gdynia Film Festival）金獅獎[44]。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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