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譯語

《華夷譯語》狹義指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火原潔、馬沙亦黑等奉命編纂的《華夷譯語》，是一本蒙漢對譯的辭書；廣義則是對明、清朝廷官方編纂的各種《譯語》、《雜字》、《來文》的統稱。這些《華夷譯語》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附有外語原文原字以及詞義，並以漢字擬音的方式為外文詞彙注音。是研究近代外國文、民族文、漢文語言的重要的參考資料。

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刊發的《華夷譯語》抄本，這是朝廷官方使用的一部蒙古文漢文對譯的辭書。

背景

主條目：會同四譯館

中國史上各朝各代的朝廷都有著長期對外交涉的傳統，在與來華朝貢的使者交涉的過程中以及往來書信的讀寫過程中，有必要培訓精通外文和漢文的翻譯人才，兼用於接待來華使者並負責安排其在華的伙食住宿等問題。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在大都（今北京）設立了會同館，負責口譯。明朝洪武年間，在南京應天府的原南京公館館內設會同館。永樂六年（1408年）在北京順天府重設會同館^{[註 1]}。正統六年（1441年）按照館址位置分為南北二館，南館三所，北館六所^{[註 2]}。而後該館不斷擴增，截至明朝成化五年（1469年）已有附屬館十八處，包括朝鮮館（朝鮮語）、日本館（日語）、琉球館（琉球語）、安南館（越南語）、真臘館（高棉語）、暹羅館（泰語）、占城館（占語）、爪哇館（爪哇語）、蘇門答喇館（亞齊語）、滿剌加館（馬來語）、達達館（蒙古語）、回回館（波斯語）、畏兀兒館（察合台語）、西番館（藏語）、河西館（「河西語」^{[註 3]}）、緬甸館（緬甸語）和雲南百夷館（雲南傣語）^{[註 4]}。

明朝永樂五年（1407年）在北京順天府首設四夷館，專門負責筆譯，隸屬翰林院，選取國子監生培訓。下分八館：韃靼館（蒙古語）、女直館（女真語）、西番館（藏語）、西天館（梵語）、回回館（波斯語）、高昌館（察合台語）、百夷館（傣語）、緬甸館（緬甸語）。正德六年（1511年）增設八百館（泰沅語）^[5]，萬曆七年（1579年）增設暹羅館（泰語），共為四夷館十館^{[註 5]}。清朝順治元年（1644年），滿洲人入關，將四夷館更名為「四譯館」，百夷館更名「百譯館」，因女真語早已演變為滿語，且朝廷上的滿族人多通曉蒙古語，所以撤銷韃靼館和女直館，剩下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百譯、緬甸、八百、暹羅八館。乾隆十三年農曆九月（1748年）乾隆皇帝在學習藏文的過程中審閱《西番譯語》，下令合併會同館、四譯館為「會同四譯館」，並按照收詞量高且較全面的四譯館版《西番譯語》，重新編纂各館《譯語》^{[註 6]}。會同四譯館下分西域館、百譯館二館，前者包括原西番、西天、回回、高昌四館，後者包括原百譯、緬甸、八百、暹羅四館。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趁蘇祿蘇丹國使者來華，增設蘇祿館（陶蘇格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增南掌館（寮語）。蘇祿、南掌二館隸屬百譯館。

編纂

明朝建立初期，朝內尚有許多元朝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遺臣遺官。迫於明初北伐北元韃靼殘餘勢力的需求，明朝洪武十五年農曆正月丙戌日（1382年1月28日）洪武帝任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編修「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精通蒙漢雙語的官仕，按照《蒙古秘史》中利用漢字對蒙古語字詞加以擬音書寫的方式，編寫一部蒙譯漢辭書^{[註 7]}。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著成一部《華夷譯語》，並刊印發行。此部《華夷譯語》分17門，收詞840條整。序文中簡述編寫辭書的用途，之後的凡例中講述了在漢字擬音時使用的各種特殊的小字符，以彌補漢語語音系統沒有蒙語發達的缺陷，同時也體現了用漢字擬音蒙語字詞發音的難處。

用漢字譯寫胡語，其中間有有聲無字者，今特借音聲相近字樣，立例於後，讀者依此求之，則無不諧矣。

• 字傍小註「中」字者，乃喉內音也，如「^中合」、「^中忽」之類。
• 字傍小註「舌」字者，乃舌頭音也，必彈舌讀之，如，「^舌兒」、「^舌里」、「^舌剌」、「^舌魯」、「^舌侖」之類。
• 字傍小註「丁」字者，頂舌音也，以舌尖頂上齶（音咢）讀之，如「^丁溫」、「^丁兀」、「^丁斡」、「^丁豁」之類。
• 字下小註「勒」字者，亦與頂舌同，如「冰」呼「莫_勒孫」之類。
• 字下小註「黑」字、「惕」字、「克」字者， （「字下小註黑字惕字克字者」，「黑」原作「里」，據明朱當㴐國朝典故本、涵芬樓秘笈本改。） 皆急讀帶道音也，不用讀出。
• 字下小註「卜」字、「必」字者，皆急讀合口音也，亦不用讀出。^[9]

此後從明永樂年間設立四夷館後至清代末期，會同館與四夷館分別編纂了各種辭書，多名為《××館譯語》或《××館譯文》，以下簡稱《譯文》。各種《譯文》在應用實踐的過程中發現有各種欠缺的詞彙，應而相繼編纂《××館雜字》增補，以下簡稱《雜字》。會同館版本的《譯文》和《雜字》由於主要用於培訓口譯人才，只有原語的漢字擬音和詞義兩欄，無原語文字。四夷館版本的《譯文》和《雜字》用於培訓筆譯人才，有原語文字、漢字擬音和詞義三欄。譬如，《會同館板·回回館雜字》記述波斯語「天」字，寫有「阿思忙」和「天」二欄，分別記述波斯語詞的漢字擬音及其漢語詞義；而《四夷館板·回回館雜字》在記述同一字時，寫有本詞、擬音、詞義三欄，即「آسمان」、「阿思媽恩」和「天」。此外四夷館還編有《××館來文》，將各國各地官方呈來的函文書信附加翻譯並按照地區語言匯集成書，以下簡稱《來文》。供高階翻譯人才閱讀學習使用。

四夷館版《回回館雜字》用於筆譯，含有原文字、詞義和擬音

會同館版用於口譯，只有詞義和擬音，不含原文字

《緬甸館來文》一面為漢文譯文

另一面為緬甸文原文原字

各種《譯文》、《雜字》、《來文》的漢字部分均使用手寫毛筆楷書，原語文字部分均按照當時當地的官方書寫習慣手寫。每頁四組單詞。四夷館版本每組單詞三欄，第一欄為原語文字，第二欄為漢譯詞義，第三欄為漢字擬音。會同館版本每組單詞二欄，省去原語文字一欄。按照中文傳統的書寫習慣編排，詞序由右向左、行序由上而下，即為右上詞、左上詞、右下詞、左下詞的順序。唯有《僰夷譯語》（記錄白語）和《西天真實名經》（記錄梵語）為豎寫，即為右上詞、右下詞、左上詞、左下詞的順序。詞彙按照類別分為二十餘門類，皆以「天文門」、「地理門」、「時令門」開頭，其餘門類各異，有若「采色門」、「身體門」、「人物門」、「器用門」、「宮殿門」、「飲食門」、「衣服門」、「方隅門」、「經部門」、「珍寶門」、「文史門」、「鳥獸門」、「數目門」、「通用門」、「香藥門」、「花木門」、「人事門」等等。

研究

明清編纂的各種《華夷譯語》記錄了今中國境內以及周邊國家，包括近代漢語在內的各種語言的14世紀至19世紀的詞彙和語音，對於語言學和中國邊疆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歷史詞彙學和歷史語音學的研究來說，是一個珍貴的資料庫。在語音方面，雖然《譯語》和《雜字》在記錄詞彙語音方面使用了不科學的漢字擬音，但因其是官方用於正式對外交涉的書物，又是由精通夷漢雙語的人才編寫的，且在幾百年的翻譯實踐過程中幾經修改，其漢字擬音系統是有一定的科學規律的。在詞彙學方面，譬如《高昌館雜字》記錄了明朝永樂時期，吐魯番一帶的察合台語（或訛稱作「回鶻語」、「高昌語」）。察合台語是今日維吾爾語以及烏茲別克語的原語，並是直至20世紀初期二地區通用的書面語，而高昌館所記錄的語言當更接近今日的維吾爾語東部的吐魯番方言。永樂年間的察合台語尚在使用回鶻文字書寫，而不是被伊斯蘭化後的阿拉伯文字。在記錄的詞彙中多見「僧人」、「寺廟」等佛教詞彙，說明在永樂時期，吐魯番一帶尚未被伊斯蘭化，或伊斯蘭化程度較小。許多詞語都與今日維吾爾語有所差別，如「天」譯作「騰克力」（ᠲᠩᠷᠢ），即其原蒙古語借詞，而不是後來使用的被伊斯蘭化後的波斯語借詞「阿思曼」（اسمان）^[10]。

各種《譯語》、《雜字》所記載的語言，因時間的推移，使得其中的語言不易當今學者分辨，在這種情況下，語言學家會嘗試到當地進行田野考察，作語言對比，往往則可確定《譯語》中所記錄的語言或方言。目前中外各地所藏《華夷譯語》百餘本，包括故宮藏本在內的許多藏本尚未被整理研究，此外可能還有一些私人搜藏的各種版本。

分類

近現代學者在研究時將存世的各種版本的《華夷譯語》分類。1930年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日語：石田幹之助）按照出版年代以及書本藏地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種本」1本，即明朝洪武二十二年火原潔、馬沙亦黑等編纂的蒙漢對譯《華夷譯語》，有蒙文本詞、漢字擬音和詞義三欄；「乙種本」為明朝永樂五年以降的四夷館／四譯館版本《譯語》、《雜字》和《來文》。有本詞、擬音、詞義三欄。記錄有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百夷、緬甸、八百和暹羅10語辭書。名為《××館譯語》、《××館雜字》和《××館來文》；「丙種本」為明晚期會同館版本《譯文》和《雜字》，未含《來文》。有擬音、詞義二欄，無本詞。記錄有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羅、滿剌加、百夷、西番、回回、女真、達達和畏兀兒13語辭書。名為《××館譯語》和《××館雜字》。1948年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將北京故宮所藏的42語種71冊本的《譯語》、《雜字》定為第四種「丁種本」。丁種本為清朝乾隆年代以降之會同四譯館所編，名稱相對雜亂，多稱為《××譯語》，又有《××語》、《××話》、《××番書》、《××雅話》、《××國譯語》幾種稱謂，以及按照地方縣府來命名的《××府屬土州縣司譯語》三本，和一本梵譯漢的《西天真實名經》。

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江蘩約在《四譯館考》中記載了當時四譯館、會同館下屬各館所藏之《雜字》和《來文》的情況。有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百譯、緬甸、八百、暹羅八館，各有《雜字》數部和《來文》一部。其中回回館附有吐魯番、天方、撒馬爾罕、占城、日本、真臘、爪哇、滿刺加八國《雜字》；高昌館附有哈密、安定阿端、曲先、軍東、魯陳、亦力把力、黑婁七國《雜字》；百譯館附有孟養、孟定、南甸、干崖、隴川、威遠、灣甸、鎮康、大候、芒市、者樂甸十一國《雜字》；八百館附有寮國、車裡、孟艮三國《雜字》。

乾隆十五年以降新編訂的《譯語》、《雜字》可按照譯館大致歸類為以下九種^[11]：

1. 西番館存世10種14冊。有《西番館譯語》1種5冊，20門類，收詞2123個，最為豐富，乾隆帝以其作為《譯語》之典範。記錄藏語拉薩前藏方言。另有《川番譯語》9種9冊，各分20門類，各收詞740左右，分別名為《西番譯語（川一）》、《西番譯語（川二）》、《西番譯語（川三）》、《西番譯語（川四）》、《西番譯語（川五）》、《西番譯語（川六）》、《西番譯語（川七）》、《西番譯語（川八）》、《西番譯語（川九）》。分別記錄四川省西部松番、龍安、茂州等地的各種藏緬語族的語言及方言，包括藏語安多方言農區話、藏語康巴方言、白馬語、爾蘇語中部方言、爾蘇語西部方言、嘉絨語、多續語等。
2. 百譯館存世9種9冊。各分門類15至17不等，各收詞338至806。來自雲南永昌府的分別為《鎮康譯語》、《灣甸譯語》、《芒市譯語》、《南甸譯語》、《平崖譯語》、《路江譯語》、《耿馬譯語》、《猛卯譯語》、《猛連譯語》，記錄了當地的各種傣語。另有來自雲南鎮沅的《僰夷譯語》（即白語）16門類，收詞112個，和《蘇祿番書》（即蘇祿語）19門類，收詞406個。
3. 八百館存世6種6冊。各分門類11至16不等，各收詞71至170個。分別為《車裡譯語》來自雲南普洱府、《猛緬譯語》來自雲南順寧府、《猛麻譯語》來自雲南順寧府、《慶遠府屬土州縣司譯語》來自廣西慶遠府、《太平府屬土州縣司譯語》來自廣西太平府、《鎮安府屬土州縣司譯語》來自廣西鎮安府。
4. 西天館，存世1種1冊，不分門類，收詞519個，名為《西天真實名經》。
5. 緬甸館，存世1種1冊，分20門類，收詞1225個，名為《緬甸番書》。
6. 暹羅館，存世1種1冊，分20門類，收詞971個，名為《暹羅番書》。
7. 回回館，存世1種1冊，分11門類，收詞282個，名為《琉球語》。
8. 另有譯館不詳的《猓玀譯語》。《猓玀譯語》5種5冊。各20門類，各收詞280至740餘個，分別名為《猓玀譯語（猓一）》、《猓玀譯語（猓二）》、《猓玀譯語（猓三）》、《猓玀譯語（猓四）》、《猓玀譯語（猓五）》。記錄了多為川西、川北、滇北等地的彝語、羌語等藏緬語族的語言及方言，其中猓一來自東川府。
9. 西洋館，存世6種6冊。其中5種5冊翻譯較為準確，分20門類，各收詞2069至2071個，分別為《弗喇安西雅話》（即法語）、《額哷馬尼雅話》（即德語）、《伊達禮雅話》（即義大利語）、《播哷都噶禮雅話》（即葡萄牙語）、《拉氐諾話》（即拉丁語）。此外還有1冊《𠸄咭唎國譯語》，記錄英語，分20門類，收詞734個，但是記錄語詞並不準確，一些學者如黃興濤等認為可能是廣州十三行英語「通事」所作^[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