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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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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的主題是1900年8月日本派兵登陸廈門的事件。關於發生在2007年，同樣被稱作「廈門事件」的事件，請見「2007年廈門市反對PX項目事件」。廈門事件又稱東本願寺事件，指1900年8月24日至9月7日，日本方面以中國暴徒放火焚燒東本願寺布教所為由，公然派遣部隊登陸廈門，最終在西方列強的干預下被迫撤軍的未遂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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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日本對福建的覬覦早已有之：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提出：「早日取得福州和臺灣及朝鮮，以強化日本國防，乃是當前之要務[1]」。中法戰爭期間，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發布《時事新報》社論《東洋之波蘭》，並文中附上「支那帝國分割之圖」，將台灣與福建的一半劃予日本[2][3]。[4]
1895年4月17日，清廷同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將台灣割予日本。日本雖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但其仍舊覬覦福建。1896年10月19日，日本同清廷簽訂《公立文憑》，允許日本「在上海、天津、廈門、漢口等處，設日本專管租界。」
1898年4月22日，日本駐華公使矢野龍溪照會總理衙門，要求清廷聲明「不將福建省內之地讓與或租與別國矣。」4月24日，總理衙門復照，表示同意來照要求，福建由此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5][6]
1897年初，日本政府照會清廷，要求「將廈門城外對鼓浪嶼之火仔垵、沙坡頭及其中間各該沿海一帶背後至山頂之地方12萬坪，又生嶼及大嶼內對鼓浪嶼之沿海10萬坪，共22萬坪，作為日本專管租界」如果清廷接受這一照會，日本將能夠把持廈門港的南、北水道，扼據廈門港。[7][8]
由於地理因素，日本台灣總督府很早就將福建視為帝國擴展的著力點。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指出：「欲確立經略台灣的方針，必須實施南清的經略；欲實施南清的經略策政，必須有經略福建及廈門之實；欲得經略福建及廈門之實，則非有經略南洋之實不可」將廈門視作南進策略的重要一環。此外，桂太郎還主張同廈門之間開啟密切交往，以令福建置於日本的影響力之下。桂太郎卸任近兩年後，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兒玉源太郎與桂太郎同為日本陸軍出身，同是南進論的支持者。兒玉源太郎上任後，任命後藤新平為民政長官，主導或參與了日本對福建地區的每一步行動。[8][4]
1899年6月，兒玉源太郎發布《有關統治台灣過去及將來備忘錄》，將對岸經略的目標由福建縮小至廈門，並指出「對台灣島民的統治，欲收十全的效果……必須留意對岸之福建省，尤其是廈門的民心」「東亞有數之良港，即廈門港也。就任以來，對此政策已在苦心經營，期望遲早可有達到目的之機運來臨」，將廈門視為統治台灣與南進策略的重要一環。他還打算依靠經濟建設，欲收攬廈門百姓的民心。然而，日本在廈門的經濟地位遠不如英國、美國與德國，對廈門的經略並不成功。[8]
在兒玉源太郎等人的努力下，日本逐步在廈門設立學校、寺廟與銀行，廈門也在1900年成為日本人第二多的中國城市。同年春，後藤新平觀訪廈門、福州、漳州等地，並同富商林維源、閩浙總督許應騤、內閣大學士陳寶琛、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興泉永道道台延年等人會晤。此次觀訪主要取得了兩個成果：第一，日本駐廈門、福州的領事兼任台灣事務官，由台灣總督府資助，進行情報搜集與報告工作；第二，台灣總督府每年補助、扶持在閩本願寺與日籍僧人。這兩點為之後發生的廈門事件起到了鋪墊作用。[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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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起，八國聯軍之役爆發，清廷與日本等國進入敵對狀態。同年7月2日，閩浙總督許應騤與福州將軍善聯致電駐榕外國領事，要求效仿兩江、兩湖地區締約。7月6日，兩人再次致電駐榕領事，邀請商議定約。7月14日，福建省內各大官員與俄、美、日、英、法、德、荷七國領事在福州南台廣東會館開會，並簽訂《福建互保協定》，加入「東南互保」。作為唯一正式簽字的互保條約，《福建互保協定》成為了東南督撫在廈門事件中同列強據理力爭的有效證據。[9][10]
1900年6月初起，日本以保護僑民的理由派遣須磨號防護巡洋艦（後改派和泉號防護巡洋艦）、筑紫號巡洋艦兩艘軍艦。其以廈門為母港，活動於華南一帶的海域。1900年6月23日，日本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發布訓令，要求其中一艦儘可能於廈門停泊，另一艦伺機停泊於廈台一帶。同時，廈門當地流傳有「三千位日本兵由台灣至廈門」的信息，一時人心惶惶。為此，後藤新平向福建布政使張曾敭等人承諾：「我台灣總督府在時局未發生大變化之時，絕不會做出類似派遣軍隊橫加干擾等不當之事。」次月14日，後藤新平前往東京，呈上一份將廈門和朝鮮塗為相同顏色的地圖，並在政府內部多方遊說走動。[8][4]
1900年6月23日，地方政府召開駐廈各國領事會議，宣布：「廈門現下雖未發生任何事態，但為預防萬一，必須採取充分防衛措施，保護外國人等。」同時還稱：清廷已向廈門派遣砲艦、輸送物資、增加兵力，砲台也進行防禦準備。為避免事態發生，人心騷亂，希望外國軍艦停止進入廈門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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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
1900年8月24日午夜1時，日本在廈門的東本願寺布教所發生火災。日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在接到東本願寺布教使宮尾寮秀的報告後，旋即發表聲明，稱火災系「義和團拳匪」所為，是反日的破壞行為。幾個小時後，待命於港口軍艦的一支海軍陸戰隊（約一百人）接到命令，登陸廈門島，趕往火災現場。隨後，和泉號防護巡洋艦派出一支海軍陸戰隊小隊，進駐鼓浪嶼上的日本駐廈門領事館。8月25日，高千穗號防護巡洋艦派出一支海軍陸戰隊小隊攻占虎頭山，架起兩門快砲，直指福建水師提督衙門。日本方面稱其為「保護帝國臣民」的措施，並揚言將在8月28日4時開砲。8月26日，日本方面又派出兩支海軍陸戰隊小隊登陸廈門島，進駐東亞書院。廈門的砲台皆進入戰鬥狀態，砲口直指日本軍艦、鼓浪嶼與虎頭山。而停泊在廈門港的海籌號防護巡洋艦、海琛號防護巡洋艦等軍艦亦升火起錨，砲口直指日本軍艦。[8][11]
七月二十九夜，年帶兵巡夜，行至山仔頂街地方，時已夜半，忽見該處日本教屋火起，當即飭令兵勇趕緊撲滅。一面查詢左右鄰居，據稱「此屋系日本人向英國教民張陞全租賃，數日之前屋主逼索租錢不給，彼此角爭。業將雜物搬移他處，僅存空屋，派有華、日工人各一名看守，刻均不知躲避何處。惟焚屋之際，俱有嗅聞煤油氣味」等語。年察看火焰起自屋內，正與自行放火故燒相符，登即撲滅，只毀空屋一間。諭令鄰居善為看管，即率兵勇旋署。
——延年致盛宣懷函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四日到[12]:265廈門事件發生時，上野專一依照國際外交慣例，向興泉永道方面發送有關遣兵登陸的照會，又向駐廈各國領事發送通牒。但這些舉動並不影響列強各國對廈門事件的觀點。[4]
火災發生時，興泉永道道台延年正好在帶兵巡夜。當他來到山頂仔街時，親眼目睹了東本願寺布教所火災，並命令士兵協助附近居民滅火。儘管根據外國人描述，延年很快就維持住了秩序，然而日軍仍舊以「暴民放火」為藉口出兵登陸廈門。延年接到上野專一的照會後，立即回復稱：如果日本派兵登陸的舉動引發了民間事端，清兵恐難以保護，懇請日本方面撤兵回艦。對此，上野專一回復稱：「由於廈門形勢不穩，帝國臣民瀕臨危殆，故派兵自行保護，只有等時局稍定後才可撤兵。」[4][10]
為防止日軍增兵，延年派遣清兵在廈門島上巡邏，同時竭力向上野專一澄清廈門並無暴徒襲擊的情況，意圖令日本方面撤兵。交涉受挫時，延年還利用先前簽署的《福州互保協定》進行抗議：「閩省前蒙督憲、軍憲援照兩江等省辦法，與駐紮福州各國領事商訂中外互相保護約章八條，廈門一律照辦，會同簽字定議，業由本道分別照會貴領事暨各國領事，一體遵守在案。茲日本突來兵艦，縱兵上岸，在虎頭山等處各架大砲……如此情形，萬一土匪聞風起事，累及各國洋行，本道實屬無此權力再行保護！[12]:268-27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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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在同領事交涉的同時，亦向閩浙總督許應騤發電請示，而許應騤在回電中給予了延年自主交涉的便利：「戰守之事如何，相機應變，亦非弟所能遙度，正不必謙抑，計千里請命。以後之事，戰守之機宜，均請相機自為酌奪，無庸請示[13]。」在福州的官員隨即開會商討對策，許應騤下令增兵備戰，水師提督楊岐珍奉命加強砲台防禦，而福州將軍善聯、福建按察使周蓮、福建布政使張曾敭則認為日軍登陸一事已引起各國不滿，主張通過和平談判的手段解決問題。 [4]
得知日兵登陸廈門後，英國方面聯合法國、美國的公使向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發出抗議，稱義和團在廈門對日本僑民「並無任何粗暴的行動」，並要求日本方面解釋出兵的理由，青木周藏無言作答。之後，日本駐福州領事豐島舍松亦向青木周藏發送報告，稱「美國領事會訪本館謂：廈門事件根本無土匪襲擊之跡象，本願寺起火時，國內外人民共赴救火，亦親眼目擊當時情形，而日本卻登陸海軍，實令人不可思議。英國領事則說：日軍登陸廈門，豈非失策？此外法國與俄國領事也表示深不以為然。」[8]
由於西方列強的集體施壓，再加上當時的英國與美國是日本的財政援助國，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只得召集外務大臣青木周藏、陸軍大臣桂太郎、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參謀總長大山岩等人於外務大臣官邸開會，就廈門事件進行商討。會後，日本內閣決定終止向廈門出兵。[8]
1900年8月29日，英國皇家海軍派遣伊西斯號防護巡洋艦進入廈門港，8月30日午後，該艦派遣60位皇家海軍陸戰隊士兵登陸廈門島。同日，德意志帝國海軍派遣軍艦進入廈門港。8月31日，美國海軍派遣卡斯蒂勒號砲艦進入廈門港，之後法國海軍與俄羅斯帝國海軍亦派遣軍艦進入廈門港，改變了整個事件的形勢。[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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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兵
1900年8月31日，日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因廈門事件卸任，職位由芳澤謙吉接替。同時，日本外務省下達「己飭撤回保護書院之兵，其餘相機撤回」的電諭。隨著日軍的撤退，廈門的局勢逐漸安定。1900年9月3日，各國駐廈領事及海軍軍官於英國領事公署開會，要求日本方面在十一日（即9月9日）六點前完全撤出部隊。[10]
1900年9月7日，日本方面與英國方面同時撤回部隊，興泉永道方面隨即在廈門市區部署部隊，並派兵保護駐廈的各國領事機構。1900年9月9日，日本方面的部隊全部撤離廈門。[8][10]
影響
評價
台灣歷史學家王爾敏在《弱國的外交--面對列強環飼的晚清時局》一書中指出：廈門事件對東南互保體系構成了破壞性的影響，而廈門事件則是「庚子拳變時期數百項教案中一項最奇怪的事變」。因為教案的對象是基督宗教，而東本願寺布教所是佛教寺廟。但在庚子拳變期間，廈門的基督教堂未受驚擾，反而日本的佛教寺廟被火焚燒，這令中外人士都感到懷疑。[1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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