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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羅姆尼 (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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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威肯·羅姆尼（英語：George Wilcken Romney，1907年7月8日—1995年7月26日）是一位美國共和黨籍政治人物及企業家，曾於1954年至1962年擔任美國汽車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於1963年至1969年擔任第43任密西根州州長，並於1969年至1973年擔任第3任美國住宅及都市發展部部長。羅姆尼的幼子米特·羅姆尼曾擔任猶他州聯邦參議員和麻薩諸塞州州長，並於2012年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妻子蘭諾·羅姆尼曾代表共和黨參選1970年密西根州參議員；外孫女羅娜·麥克丹尼爾曾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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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出生於墨西哥的一夫多妻制摩門教殖民地，父母皆為美國籍，年幼時遭遇墨西哥革命，迫使全家逃回美國。經歷輾轉數州，羅姆尼一家最終定居猶他州鹽湖城，並在當地度過大蕭條時期。羅姆尼從事過諸多工作，在英國擔任後期聖徒傳教士，並在美國就讀過數所大學，但均未畢業。1939年，他移居底特律，加入美國汽車製造商協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姆尼擔任汽車行業的首席發言人，並領導一項允許各公司共享生產改進成果的合作協議。1948年，他加入奈許-凱爾維納特公司，並於1954年成為其後繼機關美國汽車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任職期間，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緊湊型漫步者汽車上，扭轉了該公司陷入困境的局面。羅姆尼曾嘲諷美國三大車企的產品是「耗油恐龍」（gas-guzzling dinosaurs），並成為首批高調且精通媒體的商業高管之一。他是一位虔誠的宗教信徒，曾擔任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底特律支聯會的會長。
羅姆尼於1961年通過參加密西根州憲法修改會議進入政界，並於1962年當選密西根州州長。1964年和1966年，他以越來越大的優勢再次當選，並致力於改革該州的財政和稅收結構，大幅擴大州政府規模，並引入密西根州首個州所得稅。羅姆尼是美國民權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在196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他曾短暫代表溫和派共和黨人對抗保守派共和黨人巴里·戈德華特。羅姆尼曾請求聯邦軍隊介入1967年底特律騷亂。
在1968年總統選舉中，他最初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領跑者，但最終卻證明自己是一位無效的競選者，民調結果落後於理察·尼克森。1967年中期，他曾聲稱自己之前對越南戰爭的支持是由於美國駐越南軍事和外交官員的「洗腦」，導致他的競選活動更加舉步維艱，並於1968年初退出競選。當選總統後，尼克森任命羅姆尼為住宅及都市發展部部長。羅姆尼雄心勃勃的計劃，包括增加窮人住宅數量和開放住宅以消除郊區種族隔離，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經常遭到尼克森的阻撓。1973年尼克森第二任期開始時，羅姆尼離開政府回歸私人生活。離開政府後，他倡導志願服務和公共服務，並從1973年到1991年擔任全國志願行動中心及其後續組織的負責人。他還擔任其教會十二使徒的地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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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與家庭背景
喬治·羅姆尼與母親安娜·阿米莉亞·普拉特·羅姆尼，1908年攝於墨西哥
父親加斯克爾·羅姆尼（圖中最右側）與五名兒子的合影（攝於1910年左右），其中喬治·羅姆尼位於左起第四位。
羅姆尼的祖父母是一夫多妻制的後期聖徒，由於美國聯邦政府起訴羅姆尼家族違反一夫一妻制，他們帶著孩子逃離至墨西哥[1][2]。羅姆尼的外祖父希拉曼·普拉特（1846年-1909年）是後期聖徒使徒帕雷·P·普拉特（1807年-1857年）的兒子，在移居墨西哥奇瓦瓦州之前，曾在墨西哥城主持傳教團[2][3][4]。1920年代，羅姆尼的叔父雷·L·普拉特（1878年-1931年）在墨西哥維護和擴張後期聖徒教會，以及將其引入南美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5]。而遠房親戚喬治·羅姆尼則是18世紀最後25年英國著名的肖像畫家[6]。
羅姆尼的父母加斯克爾·羅姆尼（1871年-1955年）和安娜·阿米莉亞·普拉特（1876年-1926年）均為美國公民，祖籍為猶他領地[7][8][9]。兩人於1895年在墨西哥結婚，居住在奇瓦瓦州新卡薩斯格蘭德斯的科洛尼亞都布蘭（墨西哥的教會殖民地之一）。喬治·羅姆尼於1907年7月8日在此出生[1][4][10]。當地實行一夫一妻制[註 1][1][11]。喬治·羅姆尼有三個哥哥、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12]。加斯凱爾·羅姆尼是一位成功的木匠、房屋建築商和農民，是殖民地最富裕的家族族長[9][13]，其家族位於西馬德雷山脈下方的一個農業山谷中[7]。羅姆尼家族為包括喬治在內的子女選擇美國國籍[7]。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後，教會殖民地在1911年至1912年間遭到劫掠者的襲擊[14]，其中包括「紅旗手」帕斯夸爾·奧羅斯科和荷西·伊內斯·薩拉查[15]。年輕的羅姆尼聽到遠處傳來槍聲，看到叛軍在村莊街道上行走[15][16]。1912年7月，羅姆尼一家逃離墨西哥返回美國，拋棄了其寓所和幾乎所有的財產[1][17]。羅姆尼後來曾說過：「我們是20世紀第一批流離失所者[18]。」
羅姆尼在美國出身卑微[19]，其家庭與其他後期聖徒難民一起在德克薩斯州埃爾帕索依靠政府救濟維持生計[20]，受益於美國國會設立的10萬美元難民基金[21]。數月後，羅姆尼一家遷至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父親加斯克爾·羅姆尼在當地從事木匠工作[17][20]。羅姆尼在幼兒園期間，其國籍遭到其他孩子的嘲諷，稱其為「墨西哥人」[22][23]。
1913年，羅姆尼一家遷至愛達荷州奧克利，並買下一座農場，主要種植愛達荷州的土豆並以此為生[24][25]。但隨著土豆價格下跌，農場無法持續經營，最終倒閉[24]。1916年舉家再次遷至猶他州鹽湖城，加斯克爾·羅姆尼在此地重新開始建築工作，但家庭仍總體貧困[24]。1917年，家族再遷至愛達荷州雷克斯堡，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商品價格高漲，加斯克爾在當地不斷發展的地區成為一名成功的住宅和商業建築商[26]。
羅姆尼11歲開始在小麥和甜菜地里工作，並在1921年文法學校畢業典禮上擔任畢業生代表[26]（在他六年級時已先後在六所學校就讀）[27]。1920-1921年的經濟衰退導致物價暴跌，當地建築業被廢棄[26]，羅姆尼一家在1921年回到鹽湖城居住。在鹽湖城期間，父親恢復從事建築工作，而羅姆尼則精通板條和灰泥工作[28][29]。1929年大蕭條爆發後，羅姆尼一家的事業再度被摧毀[20]。羅姆尼目睹了父母在愛達荷州和猶他州的經濟狀況[30]，不得不用十幾年的時間才還清債務[31]。他目睹父母的掙扎對他的人生和商業生涯造成了影響[29]。
羅姆尼在鹽湖城羅斯福初中就讀期間打工，1922年起就讀後期聖徒高中[29][32]。就讀高中期間，羅姆尼在體育運動具有較佳表現，曾在橄欖球隊打中衛，在籃球隊打後衛，在棒球隊打右外野。他在前述三項運動中都獲得了校隊榮譽證書[10][28][33]。高中四年級時，他和三年級的蘭諾·拉方特相戀[30][34]，拉方特來自一個更容易融入的後期聖徒家庭[35][36]。在學業上，羅姆尼成績穩定，但並不出眾[37]。羅姆尼於1925年高中畢業，其紀念冊照片說明是「嚴肅、高尚、品格高尚——一個真正的人」[28]。
為了能隨時與蘭諾見面[22]，羅姆尼翌年在位於當地的後期聖徒大學就讀專科，並當選為學生會主席[38]。羅姆尼還是助威團的主席，並加入了贏得猶他州-愛達荷州初級學院錦標賽的籃球隊[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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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工作
羅姆尼成為長老後，他通過工作賺到了足夠的錢款來資助自己成為一名傳教士[39]。1926年10月，他乘船前往英國，首先被派往蘇格蘭格拉斯哥的一個貧民窟傳教[39]。
1927年2月，羅姆尼被調往愛丁堡，1928年2月又調往倫敦[40]負責管理傳教團的財務狀況[41]。他曾在十二使徒定額組著名知識分子詹姆士·E·塔爾梅奇和約翰·A·威特索手下工作，後者的告誡「今天活得精彩，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天就是今天」[註 2]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41]。羅姆尼體驗了英國的人文風光，並結識了貴族和牛津小組的成員[42]。
1928年8月，羅姆尼成為蘇格蘭傳教區的會長[42]。在以威士忌為中心的地區開展工作十分困難，他開發了一種新的「工作組」方式，每次向一個地方派遣更多傳教士。此舉成功吸引了當地媒體的關注，並招募了數百名新成員[41][42]。羅姆尼經常在公開場合傳教，範圍從愛丁堡的土丘，到倫敦海德公園演說者之角的演說台，再到特拉法加廣場的講台。羅姆尼的傳教培養了他辯論和推銷的天賦，並在餘下的職業生涯中得以運用[29][30][40]。羅姆尼在三十年後曾說，他的傳教經歷對他的職業生涯發展比其他任何經歷都更有意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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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職業生涯、婚姻與子女
1928年末，羅姆尼返回美國，在猶他大學和恩賽因學院短暫學習[43]。1929年秋，他隨拉方特來到華盛頓特區，此前她的父親哈羅德·A·拉方特接受了卡爾文·柯立芝總統的任命，擔任聯邦無線電委員會成員[30][35][43]。1929年至1930年，他為麻薩諸塞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大衛·I·沃爾什工作，最初擔任速記員，之後在速記能力被證明有限時改任助理，負責關稅和其他立法事務[22][44]。羅姆尼研究了擬議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各個方面，並列席了委員會會議；這份工作是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並讓他終生對與國會打交道充滿信心[43]。
在此期間，羅姆尼與他的一位兄弟在維吉尼亞州羅斯林附近開設一家乳製品吧，但在大蕭條時期迅速倒閉[30][45]。他曾赴喬治·華盛頓大學夜校就讀[10][29][44]。憑藉在沃爾什工作時建立的關係，羅姆尼於1930年6月被美國鋁業公司聘為匹茲堡的學徒[45]。
當胸懷大志的拉方特開始在好萊塢電影中出演小角色時，羅姆尼安排她調入美國鋁業公司洛杉磯辦事處接受銷售員培訓[29][45]，並在南加州大學上夜校[46]。羅姆尼就讀的任何一所大學學習時間較短且未畢業，僅積累了兩年半的學分[47]，但多數人士認為他是一名自學成才的人[30]。拉方特有機會與米高梅電影公司簽訂一份為期三年、價值5萬美元的合同。由於羅姆尼被指派在美國鋁業公司擔任說客[45]，他說服拉方特與他一起回到華盛頓[48]。拉方特後來說，她從來沒有機會在婚姻和演藝事業之間做出選擇，因為後者會搶他的風頭，但她對選擇前者並不後悔[49][50]。羅姆尼後來認為追求她是他最大的銷售成就[48][51]。
1931年7月2日，兩人在鹽湖城聖殿結婚[52]，並育有四個子女，分別是瑪戈·林恩（1935年生）、珍·拉方特（1938年生）、喬治·史考特（1941年生）和威拉德·米特（1947年生）[53]。兩人的婚姻反映了他們性格和求愛方式的方方面面。喬治對蘭諾忠貞不渝，每天都會給她送一朵花，通常是一朵玫瑰，並附上一張情書[54]。喬治性格堅強直率，習慣於憑藉意志力贏得爭論，但自制力更強的萊諾卻毫不畏懼，願意對他反擊[54][55]。兩人因此經常爭執，以至於他們的孫輩後來給他們取名「比克森一家」的綽號（取自廣播喜劇小品），但隨著關係親密，最終能夠友好地解決爭執[54]。
作為一名說客，羅姆尼經常代表鋁業與銅業競爭，並為美國鋁業公司辯護，使其免受壟斷指控[56][57]。他還是鋁製品協會的代表[29][44]。1930年代初，羅姆尼幫助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辦公樓美國商務部大樓安裝了鋁製窗戶[57][58]。
羅姆尼先後加入國家記者俱樂部、燃燒樹俱樂部和國會鄉村俱樂部。蘭諾的文化修養和主持技巧，加上她父親的社會和政治人脈，幫助喬治發展事業，兩人還結識了胡佛家族、羅斯福家族和其他華盛頓的知名人士[35][59]。他在國家記者俱樂部結識了丹佛報人、汽車行業貿易代表派克·詹森，並被他選中加入新成立的全國復興總署貿易協會諮詢委員會[59]。即使在1935年該機關被宣布違憲之後，委員會的工作仍在繼續[59]。1937年至1938年，羅姆尼還擔任華盛頓貿易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29]。
領導汽車工業
在美國鋁業公司工作九年後，羅姆尼的職業生涯陷入停滯，需要層層晉升職位。而他渴望的關鍵晉升機會卻給了資歷更深的人[22][59]。當時，派克·詹森任美國汽車製造商協會副總裁，該協會需要一名經理負責其位於底特律的新辦事處[60]。最終羅姆尼擔任該職務，並於1939年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遷至底特律居住[44][60]。一項協會研究發現，美國人更多地使用汽車進行短途旅行，這讓羅姆尼相信交通工具更實用、更基礎是趨勢[22] 。1942年升任該協會的總經理，並一直擔任該職位至1948年[29]。羅姆尼還於1941年擔任底特律貿易協會會長[29]。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海外激烈進行，羅姆尼協助成立防空汽車委員會，負責協調汽車和飛機工業之間的規劃[61]。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被迫參戰後，羅姆尼立即協助將該委員會轉變為戰時生產汽車委員會，並擔任該委員會的常務董事[61]。該組織建立合作機制，企業可以共享工具機和生產改進工藝，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汽車行業對戰時生產工作的貢獻[22][62]，體現了羅姆尼「競爭性合作資本主義」的理念[62]。
羅姆尼與勞工領袖維克多·魯瑟共同領導底特律勝利委員會，致力於改善戰時壓力下的底特律工人的工作條件，並處理1943年底特律種族騷亂的根源[63]。羅姆尼成功向聯邦住宅管理局申請，為福特威洛倫工廠附近的黑人工人提供住宅[64]。他還擔任戰時人力委員會底特律分會的勞工管理委員會成員[29]。
羅姆尼將自己定位為汽車行業的首席發言人，經常在國會聽證會上就生產、勞工和管理問題作證，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9]。在此期間，《紐約時報》有80多篇文章提及或引用了他的言論[65]。到戰爭結束時，654家汽車製造公司加入戰時生產汽車委員會，為盟軍生產了近290億美元的產出[66]。其中包括300多萬輛機動車、80%的坦克和坦克零部件、75%的飛機發動機、一半的柴油發動機以及三分之一的機槍[67]。美國戰時總產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汽車產業所貢獻[66][68]。
隨著和平時期生產的開始，羅姆尼說服政府官員放棄複雜的合同終止程序，從而使汽車廠能夠快速生產供國內消費的汽車，避免大規模裁員[22]。羅姆尼於1944年和1947年擔任美國貿易協會執行官會主任，並於1946年擔任全國汽車金禧委員會常務董事[29]。1946年至1949年，他作為國際勞工組織金屬貿易行業會議的代表，代表美國雇主[69]。到1950年，羅姆尼成為公民住宅和規劃委員會的成員，並在底特律市議會發表講話時批評了底特律住宅計劃中的種族隔離[70]。羅姆尼性格直率而熱情，給人一種「急躁的人」的印象，他被認為是業內冉冉升起的新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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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汽車公司董事長
作為美國汽車製造商協會的董事總經理，羅姆尼與時任主席喬治·W·梅森成為好友。1948年，梅森出任奈許-凱爾維納特的董事長時，邀請羅姆尼擔任巡迴助理，以便「從零開始學習業務」[71]。羅姆尼在一年內於公司不同部門工作[72]。在凱爾維納特電器部門位於底特律的一家冰箱廠，羅姆尼與美國機械教育協會工會展開鬥爭，最終制定了一項新的勞資關係計劃，以防止整個工廠被關閉[73]。他呼籲工人們說：「我不是大學畢業生。我鋪過地板，做過車床加工，還疏過甜菜，還打過小麥[73]。」作為梅森的得意門生，羅姆尼承擔了漫步者汽車研發的執行工作[74]。
梅森長期以來一直尋求奈許-凱爾文納特公司與一家或多家其他公司合併。1954年5月1日，該公司與哈德遜汽車公司合併，成為美國汽車公司[75]。這是汽車行業歷史上最大的併購案，羅姆尼成為新公司的執行副總裁[75]。1954年10月[48]，梅森因急性胰腺炎和肺炎突然去世[76]。同月，羅姆尼被任命為美國汽車公司總裁兼董事會主席[77]。
羅姆尼上任後，取消梅森提出的AMC與斯圖貝克-帕卡德公司或其他汽車製造商合併的計劃[78]。他改組了高層管理人員，引進了更年輕的高管，精簡併重建了AMC的經銷商網絡[22]。羅姆尼認為，與「三巨頭」（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和克萊斯勒）競爭的唯一途徑是將AMC的未來押注於一條新的小型車生產線[79]。到1957年底，羅姆尼與總工程師米德·摩爾合作，徹底淘汰了銷量一直低迷的奈許和哈德森品牌[29]，隨後漫步者品牌被選中進行開發和推廣[80]。當時AMC提出創新戰略，即只生產緊湊型車。公司初期舉步維艱，1956年虧損，1957年虧損更重，經銷商網絡也出現了一些流失[22][79][81]。羅姆尼在全公司範圍內推行節約和提高效率的措施，使得他本人和其他高管的薪水下降35%[82]。羅姆尼堅持專注於小型車的決定，表現出羅姆尼家族幾代人都具有的固執[83]。
儘管AMC在1957年瀕臨被企業掠奪者路易斯·沃爾夫森收購，但羅姆尼還是成功阻止這一收購[22]。隨後，漫步者的銷量終於起飛，為AMC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財務成功[22]。1958年，AMC實現了三年來首次季度盈利，是1958年經濟衰退期間唯一一家銷量增長的汽車公司，在全球汽車製造商中的排名從第十三位上升到第七位[29]。與哈德遜在1950年代初的納斯卡賽車比賽中取得的成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84]，漫步者經常在美國高速公路上舉行的年度賽事——橫跨東西海岸的美孚經濟跑中獲勝[85][86][87]。1960年和1961年，漫步者的銷量依然強勁，是美國第三大最受歡迎的汽車[88]。
羅姆尼信奉「競爭合作消費主義」[89]，並頻繁在國會露面[48]。他討論了他所認為的「大勞工」和「大企業」的雙重弊端，並呼籲國會拆分三大汽車巨頭[30]。隨著三大汽車製造商推出越來越大的車型，AMC採取了「耗油恐龍戰鬥機」戰略[90]，羅姆尼則成為該公司平面廣告、公開露面以及迪士尼樂園電視節目商業廣告的代言人[89]。他以快節奏、短袖管理風格而聞名，無視組織結構圖和責任層級，經常親自撰寫廣告文案[48]。
羅姆尼被汽車作家喬·謝爾曼稱為「美國汽車業的民間英雄」[91]，也是首批備受矚目的媒體達人之一。他專注於小型車，以此挑戰AMC汽車公司的國內競爭對手，並應對外國汽車的入侵，這在1959年4月6日的《時代周刊》封面故事中得到了記錄。該雜誌總結道：「羅姆尼憑藉一己之力完成了美國汽車業最傑出的銷售工作之一[22]。」他的完整傳記於1960年出版[92]，而公司的復興使羅姆尼家喻戶曉[93]。美聯社連續四年（1958年至1961年）將羅姆尼評為年度行業人物[94]。
AMC公司股價從每股7美元漲至每股90美元[30]，羅姆尼憑藉股票期權成為了百萬富翁[95]。不過，每當他覺得自己的工資和獎金在一年內過高時，他就會將超出的部分返還給公司[95]。在最初的警惕之後，他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領導人華特·魯瑟建立良好的關係[48]，AMC的員工也受益於當時新穎的利潤分享計劃[96]。羅姆尼是密西根州少數幾位支持通過和實施《公平就業實踐法》的企業負責人之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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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與公民領導
宗教是羅姆尼生活中最重要的力量[48][51][97]。他在1959年為《底特律自由新聞》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的宗教是我最珍貴的財產……如果沒有我的宗教，我很容易就會過度忙於工作、社交和娛樂活動。與我的教會同工分擔個人責任一直是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平衡點[註 3][98]。」羅姆尼遵循教會習俗，不飲酒或含咖啡因的飲料，不吸菸，也不說髒話[48]。他最喜歡的後期聖徒經文是教義和聖約：「勤奮求索，常常祈禱，並要相信，萬事必互相效力，叫你們得益處[註 4][99]。」羅姆尼和妻子繳奈許一稅[100]，且在1955年至1965年會將19%的收入捐給教會，另外4%捐給慈善機關[95]。
羅姆尼是麥基洗德聖職中的大祭司[51]，並從1944年開始領導底特律分會[48]（最初規模很小，僅在成員家中聚會）[101]。到他擔任AMC董事長時，他主領底特律支聯會[48]。該支聯會不僅包括整個底特律大都會區、安娜堡和俄亥俄州托萊多地區，還包括密西根州邊境的安大略省西部邊緣[102]。在該職位上，羅姆尼負責監督約2,700名教會成員的宗教工作，偶爾講道，並監督建造了密西西比河100年來第一個支聯會聖幕[89][102]。由於支聯會覆蓋加拿大部分地區，他經常與加拿大傳教團會長湯瑪斯·孟蓀互動[103]。羅姆尼在教會中擔任領導角色的過程反映了教會從邊緣先鋒宗教轉變為與美國主流商業和價值觀緊密相關的宗教的歷程[35]。根據理察和瓊·奧史特靈的說法，部分由於喬治·羅姆尼的顯赫地位，羅姆尼家族被視為後期聖徒皇室成員[101]。
羅姆尼和家人住在富人區布隆菲希爾[44]，約在1953年從底特律遷至於此[35][104]。他積極參與密西根州的民事事務[105]。羅姆尼是密西根州兒童醫院和底特律聯合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也是底特律天主教徒、猶太人和新教徒圓桌會議執行委員會主席[89]。1959年，他獲得了聖約信徒會反誹謗聯盟頒發的美國主義獎[70][106]。
自1956年起，羅姆尼領導一個以公民為基礎的委員會，致力於改善底特律公立學校的教育項目[90][105]。1958年，學校需求公民諮詢委員會的最終報告主要是羅姆尼的工作，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該報告提出了近200項關於節約和效率、提高教師工資和增加新基礎設施資金的建議[107][108]。1959年4月，羅姆尼促成了一項價值9000萬美元的教育相關債券發行和增稅提案在全州公投中意外獲勝[107]。同年，他組織了無黨派組織「密西根公民」，旨在研究底特律的問題並建立一個知情的選民群體[48][109]。「密西根公民」組織建立在羅姆尼的信念之上，即各種利益集團在政府中擁有過多的影響力，只有知情的公民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合作才能與它們對抗[105]。
羅姆尼在密西根州的名氣和成就令他被視為自然而然地進入政壇[105]。他首次直接涉足政治是在1959年，當時他是呼籲召開制憲會議以修訂密西根州憲法的請願活動的關鍵力量[30][96]。羅姆尼的推銷技巧使密西根公民組織成為呼籲召開制憲會議的最有效的組織之一[105][110]。羅姆尼此前沒有政治傾向，後來宣布自己是共和黨人，並贏得大會選舉[105]。到1960年初，密西根州有些奄奄一息的共和黨中的許多人都稱讚羅姆尼是州長、美國參議員，甚至美國副總統的可能候選人[35][48]。
同樣在1960年初，羅姆尼在公平競選實踐委員會任職，該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猶太教徒、天主教徒、主流新教和福音派新教徒以及東正教基督徒。該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其指導原則是：任何民選公職候選人都不應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支持或反對，任何公職競選都不應被視為投票支持某一宗教、反對另一宗教的機會。這份聲明為約翰·F·甘迺迪當年晚些時候發表的關於宗教與公職的著名演講鋪平了道路[111]。羅姆尼曾短暫考慮參加1960年的參議院選舉[48]，但最終成為了制憲會議的副主席，該會議在1961年和1962年修訂了密西根州憲法[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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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州長
經過一段痛苦的猶豫期和24小時的祈禱絕食後，羅姆尼於1962年2月辭去AMC的職務，投身選舉政治[90][93][97]（他獲得無限期休假，由羅伊·阿伯內西接任AMC總裁）[114]。羅姆尼在制憲會議上作為溫和派共和黨領袖的地位，幫助他獲得了密西根州州長共和黨提名[112]。他在普選中與時任民主黨州長約翰·斯溫森競爭。羅姆尼的競選理念是修改該州的稅收結構，增強其對企業和公眾的吸引力，並使其「再次運轉起來」[44]。羅姆尼譴責了工會在民主黨內部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大企業在共和黨內部同樣巨大的影響力[44]。他的競選活動是最早利用電子數據處理能力的競選活動之一[115]。
羅姆尼以約8萬票的優勢獲勝，結束了民主黨在州行政長官職位上長達14年的統治[96]。他的勝利歸功於他對獨立選民以及來自底特律日益壯大的郊區選民的吸引力。到1962年，這些選民與底特律市內大量支持民主黨的居民相比更有可能投票給共和黨。此外，羅姆尼在工會成員中獲得的支持程度，對於共和黨人來說實屬罕見[90]。民主黨在選舉中贏得了所有其他州級行政職位[112]，包括在密西根州副州長選舉中擊敗民主黨現任議員的T·約翰·萊辛斯基[116]。羅姆尼的成功立即引發了人們對他作為1964年總統候選人的關注[116]，約翰·F·甘迺迪總統在1963年私下表示：「我唯一不想與之競爭的人就是羅姆尼[27]。」
羅姆尼於1963年1月1日宣誓就任州長[117]，最初關心的是制憲會議授權的該州財政和收入結構改革的實施[118]。1963年，羅姆尼提出了一項全面的稅收修訂方案，其中包括統一稅率的州所得稅，但總體經濟繁榮減輕了州預算的壓力，密西根州議會否決了這項措施[118][119]。羅姆尼早期在立法機關遇到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理察·尼克森的前同事當年將羅姆尼推向全國政治人物的努力[120]。一位密西根州民主黨人談到羅姆尼時說：「他還沒有學會政府的事情不一定在最高層的人下令後立即完成。他很急切，有時甚至不耐煩[註 5][119]。」但在任職的頭兩年裡，羅姆尼能夠與通常至少部分控制著立法機關的民主黨人合作，並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兩黨聯盟，這使得羅姆尼得以實現他的許多目標和倡議[112][119]。
羅姆尼舉行了一系列州長會議，旨在從與會的公共服務專業人士和社區活動人士方面尋求新想法[121]。羅姆尼向訪客開放位於密西根州議會大廈的辦公室，每周四上午都會與每位與他交談的民眾交談五分鐘[119]，還會與來州議會大廈參觀的小學生握手[100]。由於他將周日視為安息日，他幾乎避開每周日的政治活動[119]。他直率而明確的處事方式有時會引起摩擦[100]，其家人和同事用習語「瓷器店裡的公牛」來形容他[55][122]。羅姆尼採取戲劇化的治理方式，因此會突然出現在一些他可能在政治上不受歡迎的場合[27]。一位羅姆尼的前助手後來表示，「任性」這個詞用來形容他太過輕率，因此用「救世主」代替[27]。羅姆尼在每個問題中都看到了道德層面，人們對他的政治觀點和宗教觀點一樣充滿熱情[27]；作家狄奧多·H·懷特說：「多年來與喬治·羅姆尼見面交談的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他的真誠，這種真誠如此深刻，以至於在交談中，人們幾乎會感到尷尬」[註 6][19]。
羅姆尼擔任州長期間支持美國民權運動[123]。儘管羅姆尼所屬的教會不允許黑人成為平信徒神職人員，但他艱苦的出身和隨後的人生經歷促使他支持該運動[19]。他回憶道：「直到到了底特律，我才開始了解黑人，開始能夠評價他們，並開始認識到有些黑人比很多白人更優秀、更有能力[96]」。1963年1月，羅姆尼在首次州情咨文演講中宣稱：「密西根州最緊迫的人權問題是種族歧視——在住宅、公共設施、教育、司法行政和就業方面」[124]。羅姆尼幫助建立該州第一個民權委員會[125]。
1963年6月，馬丁·路德·金恩來到底特律領導12萬人[126]的底特律大遊行。羅姆尼將此次活動定為密西根州的自由遊行日，並派州參議員史丹利·塞耶作為他的特使與金一起遊行，但由於遊行安排在星期日舉行，他本人並沒有參加[123][127][128]。在金離開底特律後，羅姆尼參加了次星期六在格羅斯波因特舉行的一場規模較小的抗議住宅歧視的遊行[123][129][126]。
羅姆尼支持當時國會正在審議的1964年民權法案[130]，但他對該法案的支持以及對民權的總體倡導，招致了教會部分人士的批評[97]。1964年1月，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德爾伯特·L·斯塔普利寫信給他，稱一項擬議的民權法案是「惡意立法」，並告訴他「主已將詛咒施加於黑人」，人們不應尋求廢除該法案[35][131]。羅姆尼拒絕改變立場，並加大了爭取民權的努力[35][131]。對於教會政策而言，羅姆尼是希望教會領導層修改其背後神學解釋的自由派人士之一[132]，但羅姆尼不認可某些人士公開批評教會。羅姆尼後來表示，後期聖徒史都華·烏達爾1967年發表的對該政策的譴責「不能服務於任何有用的宗教目的」[133][134]。
196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迅速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熱門人選。戈德華特代表了美國保守主義的新浪潮，而溫和派的羅姆尼並不屬於其中[119]。羅姆尼還認為，戈德華特會拖累當年所有其他競選的共和黨人，包括羅姆尼自己的競選[119][註 7]。最終，羅姆尼強烈反對戈德華特在民權問題上的觀點。他後來表示「在我看來，白人和黑人必須學會相互了解。巴里·戈德華特沒有任何背景知識來理解和揣摩這一點，我也沒能說服他[註 8][96]。」羅姆尼在鹽湖城為他舉行的晚宴上宣稱，如果共和黨為了贏得總統職位而呼籲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人，那麼它將永遠失去其作為亞伯拉罕·林肯政黨的聯繫[130]。
1964年6月舉行的全國州長會議上，16位共和黨州長中有13位反對戈德華特參選，包括俄亥俄州州長吉姆·羅德斯、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其競選活動此前在加州初選中敗給戈德華特，陷入停滯）、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威廉·斯克蘭頓和羅姆尼[136]。羅姆尼罕見地出席了周日的新聞發布會[119]，他宣稱提名戈德華特可能導致「共和黨的自殺式毀滅」[137]，並且「如果戈德華特的觀點偏離了我們黨的傳統，我將竭盡全力阻止他成為黨的總統候選人」[136]。然而，羅姆尼此前曾向密西根州選民發誓，他不會參加1964年的總統競選[138]。底特律的報紙表示不會支持他參與任何此類競選，羅姆尼也很快決定履行承諾，不參加競選[138]。斯克蘭頓代替他參加競選，但戈德華特在1964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上以決定性優勢獲勝。羅姆尼的名字被密西根州聯邦眾議員傑拉德·福特[139]列為最喜愛的候選人（福特在初選期間不願在候選人之間做出選擇）[140]，並在唱名表決中獲得了41名代表的選票[141]，其中密西根州48名代表中共獲得40張選票，另外堪薩斯州獲得1張[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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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會上，羅姆尼爭取在黨綱中強化民權綱領，承諾採取行動消除州、地方和私人層面的歧視，但該綱領在口頭表決中被否決[143][144]。他還未能贏得對一份譴責左翼和右翼極端主義但沒有點名任何組織的聲明的支持，該聲明以二比一的票數落敗[143][144]。羅姆尼的兩項立場都得到了前總統德懷特·艾森豪的支持[145]，其對公民責任的態度與羅姆尼類似[146]。大會結束時，羅姆尼既沒有支持也沒有否定戈德華特和副總統候選人威廉·E·米勒，僅表示他對戈德華特缺乏對民權的支持以及戈德華特所體現的政治極端主義持保留態度[143]。
1964年秋季選舉中，羅姆尼斷絕了自己與全國候選人的聯繫，甚至拒絕與他們同台亮相[147]，並繼續與戈德華特私下不和[27]。他在主要由民主黨控制的選區競選州長，在競選活動中被追問是否支持戈德華特時，他回答稱「你很清楚我不支持[148]！」1964年，羅姆尼以超過38萬票的優勢擊敗民主黨眾議員尼爾·施泰布勒，成功連任。儘管戈德華特以壓倒性優勢敗給林登·詹森總統，並席捲許多其他共和黨候選人[96][149][150]。羅姆尼贏得了密西根州15%的黑人選票，而戈德華特僅獲得了2%[96]。
1965年，羅姆尼訪問南越31天，並表示他將繼續大力支持美國在南越的軍事行動[35][151]。1966年，幼子米特·羅姆尼在法國從事傳教工作時，喬治·羅姆尼引導米特的未婚妻安·戴維斯皈依教會[35]。羅姆尼州長繼續支持民權運動。在1965年塞爾瑪至蒙哥馬利遊行期間爆發暴力事件後，他走在底特律遊行隊伍的最前線，聲援遊行者[125]。1966年，羅姆尼取得他最大的選舉勝利，以約52.7萬票的優勢擊敗民主黨律師佐爾頓·費倫西[96][152]再次贏得連任。由於密西根州修訂法律，州長的任期延長至四年[135]。羅姆尼在黑人選票中的支持率上升到30%以上，這對共和黨人來說幾乎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成就[96]。
到1967年，迫在眉睫的赤字促使密西根州立法機關徹底改革該州的稅收結構[118]，致使密西根州增設個人和企業州所得稅，同時商業收入和公司特許經營稅被取消[118]。無論哪個政黨控制立法機關，歷任密西根州州長都未能通過所得稅法案[153]。羅姆尼成功說服民主黨和共和黨派系在措施細節上妥協，這被認為是對他政治能力的關鍵考驗[51][153]。
1967年7月23日黎明前，底特律第十二街爆發大規模騷亂，起因是警方突襲了黑人聚居區內的一家地下酒吧[154]。隨著時間的推移，搶劫和火災愈演愈烈，羅姆尼呼叫密西根州警察局和密西根州國民兵[154]。7月24日凌晨3時，羅姆尼和底特律市長傑洛姆·卡瓦納致電美國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請求派遣聯邦軍隊[154][155]。克拉克表示，要做到這一點，羅姆尼就必須宣布進入民事叛亂狀態，但州長不願這樣做，因為他擔心保險公司會以此為藉口拒絕賠償騷亂造成的損失[155]。美國陸軍第82和第101空降師的部分部隊被調往城外[156]。隨著底特律局勢惡化，羅姆尼告訴國防部副部長賽勒斯·范斯說：「我們得行動了，夥計，我們得行動了[157]。」7月24日臨近午夜，詹森總統授權數千名傘兵進入底特律[155]。詹森在國家電視台宣布其行動，並七次提到羅姆尼無法動用州和地方部隊控制騷亂[157][158]。騷亂一直持續到7月27日，有數千人被捕[155]，43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2500家商店被搶劫，數百所房屋被燒毀，財產損失總計約5000萬美元[154]。此次騷亂是美國五十年來最大的騷亂[159]。
此次騷亂的處理方式具有強烈的政治含義，因為羅姆尼被視為共和黨內挑戰詹森次年總統連任的領軍人物[157]。羅姆尼認為白宮故意拖延反應[27]，並指責詹森在其行動中「玩弄政治」[158][160]。儘管發生了騷亂，但到羅姆尼擔任州長結束時，該州在公共就業、政府承包和公共設施使用權相關的民權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161]，但在打擊私營部門就業、住宅、教育和執法方面的歧視方面進步較小[161]。在此期間，州和聯邦政府為改善密西根州流動農場工人和美洲原住民的處境做出了大量努力，但兩者都沒有取得太大進展[161]。
羅姆尼談到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恩遇刺事件時表示，這是「一場巨大的國家悲劇，而此時此刻，我們需要積極的非暴力領導，以和平的方式為所有人實現平等的權利、平等的機會和平等的責任。這確實值得我們普遍哀悼，並促使所有人重新努力，消除一切醜陋和壓迫性的種族偏見」[註 9][162]。在接下來的數天內，遇刺事件引發的騷亂影響美國諸多城市[163]。底特律亦發生騷亂，羅姆尼下令部署國民兵並實施宵禁；但當地局勢比其他出現騷亂城市平靜得多，暴力程度也遠低於1967年的騷亂[163]。羅姆尼和妻子蘭諾於4月9日參加了馬丁·路德·金恩的葬禮[164]。
羅姆尼擔任州長期間，大幅擴張了州政府規模[165]。其任內第一個州預算為1963財年的5.5億美元，比其前任斯溫森增加了2000萬美元[166]。羅姆尼還繼承了8500萬美元的預算赤字，但在離任時出現盈餘[133]。之後的幾個財年，州預算在1964年增加到6.84億美元，1965年增加到8.2億美元，1966年增加到10億美元，1967年增加到11億美元，1968年提議增加到13億美元[166][167]。羅姆尼帶頭大幅增加州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密西根州開始發展成為全美最全面的高等教育體系之一[168]。密西根州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資金支持大幅增加[133]，並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了豐厚的福利[168]。羅姆尼的支出得益於二戰後經濟擴張，這帶來了持續的政府盈餘[133][166]，也得益於密西根州兩黨一致同意維持龐大的州政府官僚機關並擴大公共部門服務[168]。擔任州長期間，羅姆尼還簽署了《公共僱傭關係法》，賦予公共部門雇員集體談判權，減少與罷工相關的公職人員處罰，並防止機關對工會採取不公平做法[169]。這是美國首批要求政府實體與公共雇員工會談判的州法律之一[170]。
羅姆尼在州議會中與兩黨聯盟合作，使他得以實現大部分立法目標[70]。他在州長任期內的成績延續了他「善於把事情做好」的美譽[96]。密西根大學著名歷史學家西德尼·費恩評價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州長」[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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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總統選舉
1966年11月，羅姆尼以較大優勢再次當選州長，使他成為全國共和黨人的領軍人物[100][171]。除了政治履歷外，身材高大、方下巴、英俊瀟灑、頭髮花白的羅姆尼還符合公眾對總統形象的看法[51][96][172][173]。他嗓音抑揚頓挫，帶有中西部口音，也是參選總統的一大優勢[174]。共和黨州長們決心不再讓戈德華特那樣的慘敗重演，洛克菲勒和斯克蘭頓都不想再次參選。兩位州長很快就認定羅姆尼是他們在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熱門人選[175]。
前國會議員兼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倫納德·W·霍爾成為羅姆尼的非正式競選經理[175]。11月大選後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共和黨人中，羅姆尼以39%比31%的優勢領先於前副總統理察·尼克森，獲得共和黨提名[176]；哈里斯民意調查顯示，羅姆尼在所有選民中的支持率以54%比46%的優勢擊敗詹森總統[177]。尼克森將羅姆尼視為他的主要對手[171]。1967年2月，羅姆尼宣布競選活動進入試探階段，首先訪問阿拉斯加和落基山脈各州[178]。
羅姆尼最大的弱點是缺乏外交政策專業知識，並且需要對越南戰爭表明明確的立場[179][178]。媒體對此次訪問的報道集中在越南問題上，而羅姆尼最初不願談論越南問題令記者們感到失望[178]。羅姆尼作為行業高管時所具備的品質，卻不利於他成為總統候選人[35]。他表達能力較差，經常就某個話題滔滔不絕、直言不諱，之後又糾正自己，堅稱自己不會改變已經說過的話[51][180][181]。記者傑克·格蒙德開玩笑說，他打算在打字機上加一個鍵，這樣就能打出「羅姆尼後來解釋說……」的話語[180]。《生活》雜誌寫道，羅姆尼「成功地將自我表達變成了一種積極的考驗」，他在私下裡也沒有什麼不同：「沒有人比真正的喬治·羅姆尼更像公眾眼中的喬治·羅姆尼了，他放任自己喋喋不休，不可避免地偏離主題，轉向一些遙遠的道德戒律」[註 10][51]。羅姆尼給人一種行善者的形象，記者們開始稱他為「聖喬治」[182][183]。
許多人認為羅姆尼容易失言[180][184]。由於內部競爭激烈，競選活動很快經歷了多次重組[178]。此時，尼克森已經在蓋洛普的共和黨偏好民意調查中超越羅姆尼，並在競選的剩餘時間裡一直保持領先[185][186]。羅姆尼在密西根州獲勝的策略包括在既定的黨派模式之外運作以及與共和黨組織分子保持距離，但在黨內提名競選中卻被證明無效[187]。
羅姆尼的全國民調支持率持續下滑，到5月份時他已不再領先於詹森[178]。1967年7月的底特律騷亂並沒有改變他在共和黨內的地位[185]，但讓他在全國民調中對這位越來越不受歡迎的總統的支持率有所回升[178]。
由於羅姆尼出生於墨西哥，因此偶爾有部分人士質疑他是否有資格競選美國總統，因為美國憲法對「自然出生公民條款」一詞的定義含糊不清[14][185][188]。儘管當時及之後主流觀點都認為羅姆尼有資格參選，但羅姆尼還是在該問題得到更明確的解決之前退出了競選[185][188][189]。
羅姆尼也是第一位以可信的方式競選總統的後期聖徒[190]。此時，他已是一位家喻戶曉的後期聖徒，尤其是在他經商時期，其簡介登上國家級雜誌[191]，使得他成為繼楊百翰之後全國知名度最高的後期聖徒[192]。然而在競選期間，他作為教會成員的身份並沒有被大量提及[185][193][194]。雖然間接的討論有助於讓全國關注教會關於黑人的政策，但羅姆尼支持民權的立場卻轉移了對他的任何批評，並間接地有利於教會的形象[30][195]。一些歷史學家和後期聖徒曾質疑，如果羅姆尼的競選活動持續更長時間、更成功，他的宗教信仰可能會成為一個更突出的問題[185][193][196]。羅姆尼的競選活動聚焦於他的核心信仰。在新罕布夏州，羅姆尼的廣告牌上寫著「制止犯罪的方法是制止道德淪喪」（The Way To Stop Crime Is To Stop Moral Decay）[165][178]。達特茅斯學院的學生對他的道德觀念感到困惑，舉著「上帝還活著，卻以為自己是喬治·羅姆尼」（God Is Alive and Thinks He's George Romney）之類的標語[133]。在此期間，有關羅姆尼的書籍大量出版，且出書數量多於其他候選人，其中包括一本友好的競選傳記、一位前工作人員的攻擊性書籍，以及羅姆尼的演講集[197]。
1967年8月31日，羅姆尼在接受底特律WKBD-TV電視台在當地頗具影響力且在全國範圍內播出的脫口秀主持人盧·戈登的錄音採訪時[27]表示：「當我（1965年11月）從越南回來時，我剛剛經歷了任何人都能承受的最嚴重的洗腦[註 11]」。隨後他轉而反對戰爭：「我不再認為我們有必要介入南越以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侵略[註 12]」，並表示譴責「悲慘的」衝突，敦促「南越早日實現真正的和平」[198]。自此，羅姆尼否認此次戰爭，並推翻了他早先宣稱的戰爭「在道德上是正確且必要的」的觀點[198]。
「洗腦」這一提法是羅姆尼在一天漫長且落後於計劃的競選活動結束時隨口說出的一句話[199]。到9月7日，此番言論已在《紐約時報》上引起轟動[185]。1965年，與羅姆尼同行的另外八位州長表示，並沒有發生過此類活動。其中一位來自佛蒙特州的州長菲利普·H·霍夫表示羅姆尼的言論「令人憤慨，惡臭無比……他要麼太天真，要麼就是缺乏判斷力」[151]。洗腦的言外之意，加上美國戰俘的經歷（1962年的電影《諜網迷魂》突顯了這一點），使得羅姆尼的言論具有毀滅性[27][200]，尤其是因為其強化了羅姆尼已經形成的關於他能力的負面形象[180]。洗腦話題迅速成為報紙社論[201]和電視脫口秀節目的熱門話題，而羅姆尼則成了時事幽默的主角。與詹森角逐民主黨提名的參議員尤金·麥卡錫表示，對羅姆尼來說，「輕輕地沖洗一下就足夠了」[185]。佛蒙特州共和黨眾議員羅伯特·斯塔福德表達了普遍的擔憂：「如果你競選總統，你就應該掌控全局，不能被洗腦」[註 13][200]。此話播出後，羅姆尼的民調支持率暴跌，從落後尼克森11%跌至落後26%[185]。
儘管如此，羅姆尼仍進行了為期三周、走訪全國17個城市的貧民窟和貧困地區之旅，但其所有顧問都認為這在政治上毫無價值[27][133]。他試圖與激進分子進行對話[133]，發現自己暴露在貧民窟的殘酷現實和語言之下[27]，並在舊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區與嬉皮士和掘地者團體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會面[133][202]。
1967年11月18日，羅姆尼在底特律退伍軍人紀念大樓正式宣布[203]，他「決定爭取並贏得共和黨提名和美國總統選舉」[204]。隨後，他公布了自擔任美國汽車公司負責人以來十二年的聯邦納稅申報單，這一舉動具有開創性意義[205]，並開創了許多未來總統候選人不得不面對的先例[206]。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羅姆尼不知疲倦地進行競選活動，重點關注新罕布夏州的初選，並進行了該州所有已知的實地活動，包括黎明前在工廠門口迎接工人，在私人住宅舉行鄰里會議，以及在保齡球館活動[207]。1967年12月，羅姆尼返回越南，就此發表演講並提出建議，其中一項建議預示了尼克森最終的越南化政策[180][207]。在其中一段時間內，選民對羅姆尼的反應有所改善[208]。
3月12日初選前兩周，一項內部民調顯示，羅姆尼在新罕布夏州以6比1的差距輸給了尼克森[207]。洛克菲勒也看到了民調結果，公開表示支持羅姆尼，但表示他願意服兵役；這一聲明成為全國頭條新聞，並激怒了羅姆尼本人[207]。羅姆尼後來聲稱，是洛克菲勒的參選，而不是洛克菲勒的「洗腦」言論導致羅姆尼競選失敗）[57][100]。羅姆尼眼見自己的競選無望，於1968年2月28日宣布退出總統候選人競選[207]。羅姆尼給仍在外地傳教的兒子米特寫信道：「你母親和我本人並不感到苦惱。事實上，我們感到如釋重負……我曾渴望參選，雖然沒有實現，但我很滿足[註 14][209]。」
最終，尼克森獲得總統參選提名。在1968年邁阿密海灘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羅姆尼拒絕將他的代表名單交給尼克森，尼克森對此念念不忘[210]。羅姆尼最終名列第五，在點名投票中僅獲得50票（其中密西根州獲得48票中的44票，加上猶他州8票中的6票）[211]。當黨內自由派、溫和派和其他人士對尼克森選擇斯皮羅·阿格紐作為競選夥伴表示失望時，紐約市長約翰·林賽將羅姆尼列入副總統候選人提名名單，並在多個代表團的推動下進行[212][213]。羅姆尼表示他並未主動提出提名[213]，但他並未對此進行任何反對[214]。尼克森將叛亂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威脅，並積極與之抗爭[212]。最終羅姆尼以186票對1119票敗給阿格紐[214]。不過，羅姆尼在秋季為尼克森最終成功競選總統做出貢獻，也為他贏得尼克森的感激[215]。
總統歷史學家狄奧多·H·懷特寫道，羅姆尼在競選期間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誠實正派的人，根本不適合擔任美國總統」[註 15][207]。羅茲州長更令人難忘的一句話是：「看喬治·羅姆尼競選總統，就像看一隻鴨子試圖和足球交配」[註 16][3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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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及都市發展部長
總統選舉結束後，尼克森任命羅姆尼為住宅及都市發展部部長。尼克森於1968年12月11日在全國電視直播的新內閣發布會上宣布了這一消息[215]。尼克森稱讚羅姆尼「傳教士般的熱情」，並表示他還將負責動員志願者組織在美國境內抗擊貧困和疾病[215]。事實上，尼克森在政治上不信任羅姆尼，之所以任命他到一個自由派傾向、低調的聯邦機關工作，部分原因是為了安撫共和黨溫和派，以及為了削弱羅姆尼挑戰197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可能性[210][217][218]。
1969年1月20日，即尼克森就職典禮當天，羅姆尼的提名在參議院無異議的情況下獲得確認[219]。1月22日，羅姆尼在尼克森的見證下宣誓就職[220]。同日，羅姆尼辭去州長職務，由副州長威廉·米利肯繼任。米利肯繼承了羅姆尼淡化黨派標籤和意識形態的風格，共和黨人隨後連任三屆州長直至1983年，儘管密西根州是美國藍領工人最多的州之一[221]。
羅姆尼擔任部長期間，對聯邦部門進行了自1966年成立以來的首次重組[222]，旨在減少獨立官僚機關，使部門更具商業化運作[223]。他在1969年11月提出的計劃將具有類似功能的項目整合到華盛頓層面的統一、基於政策的管理之下，並設立了兩個新的助理部長職位[222]。與此同時，他增加了區域和地區辦事處的數量，並將項目運營和基於地方的決策下放給地方辦事處[222]，這些舉措與尼克森的「新聯邦主義」相符[224]。尤其是聯邦住宅管理局經歷了全面改革，削弱了其自主性[223]。在任期間，羅姆尼認為，他的重組使該部門更加高效，能夠承受尼克森強加的部分（但並非全部）預算削減[225]。
1968年的《公平住宅法》授權聯邦政府承諾廢除住宅種族隔離，並要求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將其項目導向此方向[226]。羅姆尼充滿道德熱情，希望通過將黑人從內城貧民窟遷往郊區，來解決白人和黑人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和地理差距[227]。羅姆尼提出了一項名為「開放社區」的開放式住宅計劃，以促進廢除種族隔離。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在未向尼克森通報的情況下，花了數月時間籌劃了該計劃[228][229]。
開放式住宅提案公開後，當地人的反應往往是敵對的[226]。位於底特律城郊以白人藍領為主的郊區華倫市的許多居民即是如此[230]。雖然當地沒有正式的歧視性法律，但大多數黑人被排除在外，原因是分區劃分、房屋被拒絕出售給黑人，以及白人業主的恐嚇行為。這些白人業主中有很多是波蘭裔和天主教徒，他們是隨著白人群飛而搬到此處[230][231]。此時，底特律的黑人人口比例已達到40%到50%[230]。美國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將華倫市列為「開放社區」計劃的主要目標，並威脅說，除非該鎮採取一系列行動消除種族歧視，否則將停止所有聯邦援助。該鎮官員表示情況正在好轉，市民對強制種族融合感到不滿[231]。羅姆尼拒絕了這一回應，部分原因是在他擔任州長期間，華倫居民曾向一對搬進鎮上的混血夫婦投擲石塊、垃圾，並連續數日破口大罵[230]。羅姆尼隨後表示：「這個國家的年輕人，這個國家的少數族裔，這個國家的受歧視者，不會坐等『自然規律』。這裡真正關鍵的是責任——道德責任」[註 17][231]。
1970年7月，羅姆尼訪問華倫，向當地及周邊約40個郊區的領導人發表講話[230]。他強調，政府鼓勵的是平權行動，而不是強制種族融合，但當地民眾對此並無異議，在被警察護送離開會面地點時，羅姆尼遭到推搡和嘲笑[230][232]。尼克森目睹了華倫發生的事情[231]，對「開放社區」政策總體上不感興趣。他對國內事務顧問約翰·埃利希曼說：「這個國家目前還沒有準備好實施強制種族融合的住宅或教育」 [226]。「開放社區」政策與尼克森所謂的南方戰略相衝突，即在南方傳統白人民主黨人中獲得政治支持，也與他自己的種族觀點相衝突[233]。羅姆尼被迫在華倫問題上做出讓步，無條件地向他們發放聯邦資金[231]。
隨後，密蘇里州布萊克傑克市抵制了住宅及都市發展部發起的一項廢除中低收入住宅種族隔離的計劃，羅姆尼遂向美國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請求司法部介入[226]。1970年9月，米切爾拒絕這一請求，羅姆尼的計劃最終破裂[226]。在羅姆尼的領導下，住宅及都市發展部確實針對新的公共住宅項目制定了更為嚴格的種族平等指導方針，但政府整體上並未落實《公平住宅法》[226]。部分原因在於羅姆尼未能為該政策爭取政治支持，包括未能團結像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這樣的天然盟友[229]。索爾茲伯里大學歷史學家迪安·J·科特洛夫斯基寫道：「在尼克森任內，沒有任何一項民權倡議像開放社區這樣構思如此真誠，執行如此糟糕[229]。」
羅姆尼的另一項倡議是1969年6月啟動的「突破行動」計劃[234]，旨在增加窮人可獲得的住宅數量，最初得到了尼克森的支持[218]。基於其在汽車行業的經驗，羅姆尼認為，儘管缺乏國家建築標準，但如果採用工廠模塊化建造技術，住宅成本可以大幅降低[235]。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官員認為，引入這一技術有助於廢除種族隔離。羅姆尼表示：「我們必須杜絕搬到郊區，只與同經濟和社會階層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想法」[236]。該計劃在當地郊區層面引發了強烈反對，也失去了白宮的支持[237]。在此期間，住宅及都市發展部超過一半的研究經費都用於「突破行動」，並且其建設目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90][238]。該計劃並未徹底改變房屋建築，且在羅姆尼離開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後被逐步淘汰[238]，但其間接導致了更現代、更一致的建築規範，以及煙霧報警器等技術進步的引入[239]。
住宅及都市發展部採用傳統的建築方法，創下了為中低收入家庭建造的援助住宅數量的記錄[238]。在羅姆尼任期即將結束時，他監督拆除了聖路易臭名昭著的普魯伊特-伊戈公寓。該項目犯罪猖獗、毒品泛濫，且大部分房屋空置[240]。
羅姆尼基本上游離於總統的核心圈子之外，在尼克森政府內部影響力甚微[90]。羅姆尼激烈的、有時甚至是誇張的、大膽前進和尷尬後退的風格缺乏足夠的技巧，在華盛頓取得成功[23][241]。尼克森政府時期，就業和教育領域的種族隔離努力比住宅領域的更為成功，但住宅及都市發展部的諸多使命和臃腫的架構（有時會相互矛盾）使其在制度上容易受到政治攻擊[242][243]。羅姆尼也未能理解或規避尼克森任命法律顧問埃利希曼和白宮幕僚長H·R·霍爾德曼作為政策守門人的做法，導致內閣官員的權力事實上被降低[218][241]。羅姆尼習慣於被傾聽並自行做決定[244]，但他在會議上隨意打斷尼克森，令尼克森很惱火[245]。尼克森曾對霍爾德曼說：「讓（羅姆尼）離我遠點[245]」。羅姆尼曾表示願意自願降低薪水以援助聯邦預算，但尼克森認為這是「無效的譁眾取寵之舉」[244]。
1970年初，尼克森已決定要將羅姆尼趕下台[246]。尼克森討厭解僱員工[241]，正如埃利希曼後來描述他在這一方面「出了名的不擅長」[247]。尼克森隨後策劃了一項陰謀，讓羅姆尼參加1970年密西根州的美國參議員競選[246]。羅姆尼提議妻子蘭諾參選，此後蘭諾獲得部分州共和黨人的支持[122][248]。蘭諾的候選資格也遭到抵制，最初部分人士懷疑只是為了給他留有餘地而採取的幌子[249]。蘭諾在初選中險勝保守派對手，之後在普選中慘敗給民主黨人菲利普·哈特[122]。羅姆尼將妻子參選歸咎於他人，而他才是此次競選的主要推動者[122]。
1970年末，針對開放社區政策的反對達到頂峰，尼克森再次決定讓羅姆尼下台[210][226]。尼克森仍然不願解僱羅姆尼，試圖迫使他在一系列政策問題上做出讓步，迫使他辭職[210]。羅姆尼同意辭去職務，令尼克森和霍爾德曼都感到驚訝，之後尼克森讓他繼續擔任住宅及都市發展部部長[210][226]。尼克森事後私下表示：「（羅姆尼）誇誇其談，但在壓力下卻屈服了[250]」。羅姆尼對尼克森在政府各個領域缺乏明顯的意識形態一致性感到困惑，他曾向一位朋友表示：「我不知道總統信奉什麼。也許他什麼都不信」[250]，政府內外的其他人士亦對這一評價表示認同[251]。1972年3月，羅姆尼因其擔任住宅及都市發展部部長期間的工作而被中間派共和黨組織里彭協會授予年度共和黨人物獎[252]。
1972年春，聯邦住宅管理局深陷醜聞[253]。自1968年《住宅及都市發展法》通過以及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成立以來，該機關一直負責通過政府支持的抵押貸款幫助窮人在市中心地區購買住宅[253]。這些貸款由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提供資金，羅姆尼於1970年宣布首次發行此類證券[254]。一些 FHA的員工以及一些房地產公司和律師因一項計劃而被起訴，該計劃利用這些政府支持的抵押貸款，抬高市中心廉價房屋的價值，並將其出售給實際上無力承擔的黑人買家[253]。當房主違約時，政府將承擔不良貸款的後果，因為這些房產被高估，無法以過高的價格轉售[253][255]。預計該醜聞的總成本高達20億美元[256]。羅姆尼承認，住宅及都市發展部沒有做好應對投機者的準備，也沒有對聯邦住宅管理局早期出現的非法活動跡象保持警惕[253][255]。聯邦住宅管理局醜聞讓尼克森得以在幾乎沒有政治風險的情況下叫停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剩餘的種族隔離努力[257]。到1973年1月，所有聯邦住宅基金均被凍結[242]。
1972年8月，尼克森宣布羅姆尼將視察賓夕法尼亞州威爾克斯-巴里因颶風艾格尼絲造成的洪水災害，但並未提前告知羅姆尼[210]。風暴過後六周，該地區大部分地區都缺乏建立避難所，居民們怒不可遏，羅姆尼與州長米爾頓·夏普和一名當地公民代表發生了三方對罵[258]。羅姆尼譴責夏普提出的由聯邦政府償還災民抵押貸款的提議「不切實際，充滿煽動性」，而該代表憤怒地對羅姆尼說「你根本不在乎我們是死是活」[210][258]。這場對峙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損害了羅姆尼的公眾聲譽[210]。羅姆尼對此感到非常沮喪，想要立即辭職，但尼克森擔心這會影響他在1972年溫和派共和黨選民中的連任競選，堅持讓羅姆尼留任[259]。羅姆尼隨後同意，但他向媒體表示自己最終會離職[210][260]。
尼克森連任後，羅姆尼最終於1972年11月9日遞交辭呈[261]。1972年11月27日，尼克森第一任期內閣成員宣布離職，羅姆尼也隨之宣布離職[261]。羅姆尼表示，他對那些因擔心失去選票而拒絕解決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的總統候選人感到不滿，並表示他將組建一個新的全國性公民組織，試圖就最重要的議題向公眾開導[261]。他還表示，他將繼續擔任部長，直到繼任者得到任命和確認[261]。最終，羅姆尼任職至1973年1月20日，即尼克森第二任期開始[262]。離職時，羅姆尼表示，他「非常熱情」地期待著回歸私人生活[100]。羅姆尼後來談到尼克森時表示「他是個騙子，但他不是一個傻子」[263]。
《波士頓環球報》後來稱羅姆尼與尼克森的衝突「如同莎士比亞戲劇般上演」[210]。儘管遭遇種種挫折，水牛城大學政治學家查爾斯·M·蘭姆仍得出結論，在隨後的1970年代到1990年代，羅姆尼比任何一位著名的聯邦官員都更努力地推動郊區融合[264]。雷曼學院社會學教授克里斯多福·貝納斯蒂亞評價羅姆尼時代的住宅及都市發展部「出人意料地接近實施不受歡迎的反歧視政策」，但最終未能對美國的居住隔離模式產生有意義的改變，而且自那以後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努力，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可能出現[242]。相比之下，伊利諾州立大學歷史學家羅傑·拜爾斯稱羅姆尼的部長任期「災難性十足」，同時也承認在他之後的部長們也沒有做得更好[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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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志願服務與晚年
总结
视角
羅姆尼以倡導公共服務而聞名，志願服務是他的一大熱情所在[30]。他在擔任州長期間發起了多個志願者項目[266]，並在尼克森政府初期擔任志願行動內閣委員會主席[267]。由此，國家志願行動中心應運而生。該中心是一家獨立、私營的非營利組織，旨在鼓勵美國公民和組織參與志願服務，協助制定志願工作項目，並使志願行動成為美國社會的重要力量[268][269]。羅姆尼長期以來對志願服務的興趣源於後期聖徒對機關能夠改變個人的力量的信仰[27]，但也有其世俗的基礎。在1970年2月20日國家志願行動中心的第一次會議上，他說：
美國人有四種基本方式來解決個人無法獨自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通過聯邦政府。二是通過州政府及其設立的地方政府。三是通過私營部門——包括商業、農業和勞工在內的經濟部門。四是通過獨立部門——自由個體和獨立社團的自願合作行動。其中，自願行動最為有力，因為它能夠以獨特的方式激發民眾的熱情，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行動——自願行動就是人民的行動……正如伍德羅·威爾遜所說：「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是自由人民的自發合作」。個人主義使合作變得有價值，而合作使自由成為可能。[註 18][270]
1973年，羅姆尼離開內閣後，成為全國志願行動中心的主席兼執行長[269]。1979年，該組織與位於科羅拉多州的國家志願服務信息中心合併，更名為「志願者：全國公民參與中心」[271]，羅姆尼擔任新組織的負責人[272]。1984年，該組織將其名稱簡化為「志願者：全國中心」，1990年又更名為「全國志願者中心」[273]。在此期間，羅姆尼一直擔任上述組織的主席[274]。儘管如此，離開政界重要人物的身份對他來說很困難，並導致他幾年來感到沮喪[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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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內部，羅姆尼依然活躍且聲名顯赫，擔任布魯菲爾德山支聯會的牧長，並擔任十二使徒團的地區代表，負責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北部地區[276][277]。他與教會一同反對美國憲法中的平等權利修正案，並於1979年聲稱該修正案旨在支持「變態和不正當的性行為」[278]。在雷根政府初期，羅姆尼與教會第一任會長團成員湯瑪斯·S·蒙森共同擔任總統私營部門倡議工作組成員[279]。羅姆尼有長期每天打高爾夫球的習慣[89]，還設計了一種「緊湊18洞」賽制，即在六個洞中每個洞打三個球，或者根據日照時間採用類似的賽制[51][100]。1987年，羅姆尼在華盛頓舉行了一次四代大家庭聚會[57]。在回顧他與其他敗選的總統競選經歷時，他曾總結道：「你不可能太快做出正確的判斷並贏得選舉」[280]。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總統的光點基金會成立於1990年，目的也是鼓勵志願服務[271]。1991年4月，羅姆尼從布希總統手中獲得了「光點基金會」的首屆終身成就獎[274]。布希政府曾計劃聘請羅姆尼擔任新基金會的主席，但據報道，他拒絕領導兩個做同樣事情的組織，並建議合併[273]。1991年9月，兩家機關合併，羅姆尼成為「光點基金會與志願者中心全國網絡」的創始董事之一[281]。1990年代初，羅姆尼還參與幫助成立了國家和社區服務委員會[280][282]，該委員會是後來的國家和社區服務公司的前身之一。他發表演講強調人與人之間相互幫助的重要作用[282]，並於1993年促成了第一次全國志願者中心會議[271]。
在羅姆尼人生的最後二十年裡，他大部分時間都淡出政壇[90]。1994年，在兒子米特·羅姆尼試圖在麻薩諸塞州聯邦參議院選舉中擊敗參議員泰德·甘迺迪時，羅姆尼為兒子助選，從而重新回到公眾視野[283][284]。羅姆尼曾敦促米特參加競選，並在競選期間搬進兒子的家中，擔任非官方顧問[30][285]。羅姆尼在公開露面和籌款活動中大力支持兒子[286]，總體上使競選活動受益匪淺[287]。當甘迺迪的競選團隊試圖提起教會過去對黑人的政策時，羅姆尼打斷了米特的新聞發布會，大聲說道：「我認為不斷強調宗教問題是絕對錯誤的。而泰德正在試圖做的就是把它帶入人們的視野」[286]。父親勸告兒子在外表上要放鬆一些，少關注政治顧問，多相信自己的直覺，小羅姆尼在最終失敗的競選後期做出了這一改變[286]。
同年，羅姆尼的前兒媳羅娜·羅姆尼（曾與G·史考特·羅姆尼結婚）決定角逐密西根州聯邦參議員共和黨候選人提名[288]。米特與G·史考特支持羅娜·羅姆尼，而喬治·羅姆尼在前一年就已支持過羅娜的對手、最終的獲勝者史賓塞·亞伯拉罕。當時羅娜正在考慮參選，但尚未宣布[288][289]。一位家族發言人表示，喬治·羅姆尼在知道羅娜·羅姆尼會參選之前就已經支持了亞伯拉罕，而且不能食言[288]。不過，他確實沒有親自為亞伯拉罕競選[289]。
1995年1月，媒體批評光點基金會效率低下、浪費開支，羅姆尼對此表示擔憂，認為該組織預算過高[281]。羅姆尼一直活躍於公益事業，1995年7月，在他去世前四天，他提議召開總統峰會，鼓勵更多志願服務和社區服務[290]，而在去世前一天晚上，他還駕車前往參加另一志願者組織的會議[10]。
1995年7月26日，羅姆尼在密西根州布隆菲希爾家中的跑步機上晨練時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88歲。其妻蘭諾發現了他的遺體，但為時已晚，無法挽救生命[90]。羅姆尼最終被安葬在密西根州布萊頓的費爾維尤墓園。除妻子和子女外，羅姆尼還有23個孫輩和33個曾孫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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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與紀念
1997年，「美國未來」總統峰會在費城舉行，體現了羅姆尼晚年提出的志願服務倡議[290]，美國承諾組織由此誕生。多年來，「光點基金會」（及其前身）每年都會頒發萊諾和喬治·羅姆尼公民志願者獎（後更名為喬治和蘭諾·羅姆尼公民志願者獎）。1987年的首屆獎項授予了喬治·羅姆尼本人[291]。「光點基金會」和全國社區志願服務中心（CNCS）還在年度全國社區志願服務和國家服務大會（後更名為全國志願服務和服務大會）上頒發喬治·羅姆尼志願者中心卓越獎（後更名為喬治·羅姆尼卓越獎）[292]。喬治·羅姆尼志願者中心由密西根州東南部聯合勸募會贊助[293]，並在羅姆尼生前成立[294]。
1956年，密西根州迪爾伯恩汽車名人堂授予羅姆尼傑出服務獎[295]。1995年，羅姆尼被選入名人堂[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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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W·羅姆尼公共管理學院於1998年由羅姆尼直系親屬出資創立[296]，隸屬於楊百翰大學萬豪管理學院，旨在紀念羅姆尼留下的寶貴遺產[103][279][297]。學院的使命是培養品德高尚、致力於在世界各地的公共部門和非營利組織中擔任服務、管理和領導職務的人才[297]。
密西根州州長辦公室位於蘭辛，原址在1997年更名為喬治·W·羅姆尼大樓[298][299]。密西根州每年頒發喬治·羅姆尼州長終身成就獎，以表彰那些在一生中致力於社區參與和志願服務的公民[300]。2010年，密西根州阿德里安學院宣布成立喬治·羅姆尼法律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旨在探索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跨學科性質，並鼓勵從業人員、學者和學生共同致力於解決該領域的問題[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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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The Concerns of a Citize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8. OCLC 897237.
- The Mission and the Drea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8.（已製作樣稿，但印前流程在實際出版前已停止）
註釋
參考資料
進一步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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