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權

都市權（英語：right to the city）是昂希·列斐伏爾在1968年出版的《都市權》（Le Droit à la ville）一書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和口號^[1][2]，並且最近被社會運動、思想家和一些進步的地方政府重新使用，以號召採取行動，使都市恢復為共同創造空間——免於近兩世紀來商品化和資本主義對社交的衝擊以及全球範圍的空間不平等（英語：Spatial inequality）的生活場所。^[3]

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和昂希·列斐伏爾，1971年

海得拉巴，來自拆遷建築工人貧民窟的貧困兒童望著富裕的鄰居

概覽

東京的臨時棚戶

列斐伏爾首次構想這個概念時，就特別強調了資本主義對「都市」的影響，即都市生活被降級為商品，社會交往日益被連根拔起，都市空間和治理被轉變為獨家商品。^[4]為反抗這種趨勢，列斐伏爾呼籲「拯救作為自己建造的都市的主要要素和主角的市民」，並將都市空間轉變為「建立集體生活的交匯點」。

由於世界大多數地區都市人口迅速增加所產生的不平等現象，自列斐伏爾的著作出版以來，人們曾在不同場合提倡都市權的概念，以在社會運動和草根組織中呼籲採取行動。世界各地的地方動員要求「都市權」時，通常是指為爭取社會正義和有尊嚴地獲得都市生活，以面對愈發嚴重的都市不平等（特別是在大都市）而進行的鬥爭。都市權在拉丁美洲和歐洲影響尤其大，當地的社會運動在行動中特別呼籲了這一概念，促進了當地體制機制的發展，以增進其在地方乃至國家層面的決策的具體理解。^[5][6]聯合國第三屆世界人居大會很好地證明了都市權的概念在過去幾年中獲得了國際認可，類似的例子還有《新都市議程》（2016年）認可這一概念為「人人共享的都市（cities for all）」的願景。^[7]

列斐伏爾將這個想法概括為「對改變和重新獲得都市生活的需求」。^[8][9]大衛·哈維對其描述如下：

都市權遠不僅是獲得都市資源的個人自由：它是通過改變都市來改變我們自己的權利。 此外，它是一項共同的權利，而不是個人的權利，因為這種轉變不可避免地取決於行使集體權力來重塑都市化進程。 我想指出，建立和改造我們的都市和我們自己的自由是我們人權中最寶貴但最被忽視的自由之一。^[10]

民眾運動

Abahlali baseMjondolo集會

約翰尼斯堡貧困人民聯盟於2009年在憲法法院外

許多群眾運動，例如南非的棚戶運動（英語：Abahlali baseMjondolo）^[11]、美國的都市權聯盟（英語：Right to the City Alliance）^[12]、Recht auf Stadt^[13]、占屋網絡、漢堡的租戶和藝術家，以及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種運動^[14]都將都市權的概念納入了自己的鬥爭中。

在巴西，2001年的《都市法令》將都市權寫入了聯邦法律。^[15]

最近，學者們提出了「都市數字權」^[16][17]，其中涉及將都市不僅視為實體，還包括數字代碼和信息。^[18]

婦女的都市權

都市計畫行業中的婦女被認為是缺乏代表的群體。例如，在紐西蘭，女性僅約占建築師總數的29％、工程師總數的14％。這一缺乏代表的問題促使紐西蘭的女性都市主義者成立了Women in Urbanism（WiU）。根據WiU，成立這個小組的原因是「我們都市行業中女性決策者明顯缺乏」。^[19]

世界各地的都市的形態都受到缺乏婦女代表的影響。其中有色人種婦女代表的缺乏更為明顯。威聯大學發起了一項調查，研究婦女在都市環境中是否感到舒適，特別是在目前的交通網絡條件下。他們發現，由於缺乏安全的基礎設施以及各種交通方式的支持有限，婦女使用交通網絡並不安全。調查還顯示，與男性相比，女性更喜歡步行而不是開車。世界上大多數都市的交通網絡的設計更多地是面向汽車而不是行人，這表明都市是為男性而不是女性建造的。同樣，決策是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19]

浦那的公路

在聖保羅，16歲以上的女性中就有三分之一遭受過性暴力。在新德里，婦女由於強姦的威脅而懼怕使用公共運輸系統^[20]。斯通（Stone）認為，這是因為都市是為男性設計的，其中「樓梯被用作連接不同層區域的主要方式，公園光線昏暗，住宅和公共設施使母親們彼此隔離，繁忙的市區道路排斥行人」（Stone，2018年）。大多數都市都存在這些特徵，這令它們變得不友好，對占社區人口近半的女性構成了危險。^[21]

一些學者主張，應該反思設計都市的方式，並在設計過程中納入女性，使它們成為女性友好型都市。我們還應該在都市中促進多樣性、包容性和平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維也納，有學者研究了男人和女人如何以不同方式利用都市空間。研究發現，這座都市的公寓大樓、幼兒園、醫生辦公室、綠色空間以及公交系統的質量有所提高。為婦女設計都市不僅將對婦女有益，還將使社會各階層受益。設計一個讓女性感到安全的都市，意味著擁有互動性的都市空間，每個人都享有使用公共設施的權利。^[21]

批評

這一概念的日益普及也招致了一些批評和擔憂，這些批評和關注是有關為何昂希·列斐伏爾的最初願景降級成了「公民身份願景」，只關注都市中社會和經濟權利的實施，而忽略了原始概念背後的其變革性和社會衝突的概念。^[22][23]例如，馬塞洛·洛佩斯·德·索薩（Marcelo Lopes de Souza）稱，如今都市權已變成「當下時尚」，「其代價往往是列斐伏爾的概念被瑣細化和侵蝕」，^[24]並呼籲忠於該概念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