殼丘頭文化

殼丘頭文化是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縣境內發現的、以殼丘頭遺址群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殼丘頭文化具有較為明顯的海洋特徵，被認為是福建歷史上海洋文化的起源，以及南島語族早期人種向台灣及南太平洋擴散的重要出發地。

研究歷史

主條目：殼丘頭遺址群

殼丘頭文化命名自位於平潭縣蘇平鎮的殼丘頭遺址（群），歷史跨度為距今7500年至3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至商朝時期^[1][2]。1958年首次發現^[3]，1989年正式定名為「殼丘頭遺址」後不久，考古學家安志敏正式將該遺址所代表文化命名為「殼丘頭文化」^[4]。此後，西營、東花丘、龜山等更多與殼丘頭文化相關的遺址被發掘^[3][5]。2017年，平潭綜合實驗區建立「國際南島語族考古研究基地」^[6][7]，並在考古方面取得多項成果，殼丘頭遺址群也在此後先後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及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9]。

文化特徵

生計模式

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生計模式呈現多樣化特點，既依賴海洋資源，又發展農業，這種多樣化模式貫穿各個時期，使他們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中都能生存和發展。在海洋性方面，遺址中發現了豐富的海生動物資源，如牡蠣、泥蚶、文蛤、青蛤等貝類，以及龜類、鳥類、水牛、鹿、海豚和各種魚類等野生動物，反映出當時的漁獵經濟形態；在大陸性方面，西營、殼丘頭遺址發現的植矽體水稻遺存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陶片中也有稻、粟、黍痕跡，殘留物中還發現稻穀、黍、粟、豆類等農作物澱粉粒，表明當時存在發達的農業。^[5][10]

社會組織

殼丘頭文化隨時間推移不斷演進發展。從西營、祠堂後山遺址的小型聚落，到殼丘頭遺址的中型聚落，再到東花丘、龜山遺址時期的大規模、高等級聚落，聚落規模逐漸擴大；同時，功能分區逐漸明確，如殼丘頭遺址的居住區、餐食加工區、手工業區、垃圾傾倒區等；東花丘、龜山遺址則已形成儀式性區域、公共活動區和生活區等，在社會組織形態上亦展現出新的文明程度，存在儀式性公共活動，表明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較為複雜，存在一定的等級分化和公共管理。^[5][10]

文化的交融與傳播

殼丘頭文化存在時間跨度較大大，既有本地土著文化，如以夾砂陶圜底器為代表的元素，又融入黃瓜山、黃土侖文化等外來文化因素，共同構成了完整考古學文化序列。南島語族早期人群具備一定的航海能力，這為其向外擴散提供了技術條件，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海洋的適應和利用能力。殼丘頭文化還表現出了發達的石器技術，可能與木質航海器與干欄式建築相關，為當時的生產活動和海洋活動提供了支持。^[5][10]

藝術與審美

殼丘頭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也有施紅衣陶等。紋飾豐富多樣，如壓印貝齒紋、戳點紋、刻劃平行條紋、鏤孔、繩紋、弦紋、方格紋、雲雷紋、回形紋等，器型包括圜底器、圈足器、平底器等，陶器口沿上的短斜線或花狀印記等裝飾細節，反映出殼丘頭文化獨特的審美趣味和藝術創造力。^[5][10]

遺傳關係

西營、殼丘頭遺址發現的人骨和牙齒等遺存，研究表明平潭史前人群與中國南方和東南亞族群有較近的遺傳關係，為探索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起源和擴散提供了重要的體質人類學證據。^[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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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址群出土的盆形釜，具有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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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殼丘頭遺址群的文化層堆積以及出土的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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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營遺址出土的動物殘骸，映射殼丘頭文化的生產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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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花丘遺址出土的陶罐

與其他文化的聯繫

殼丘頭文化被認為是南島語族早期人種向台灣及南太平洋擴散的重要出發地，同時也和中國大陸發現的部分新石器時代文化關係密切。殼丘頭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以罐、缽為主要器型的陶器，以及繩紋、刻劃紋等裝飾手法，與出土於台灣新北的大坌坑遺址，以及出土於金門縣的富國墩遺址所從屬的大坌坑文化具有相似性；此外，殼丘頭文化與發現於閩侯縣的曇石山文化亦具有相似度，兩者在陶器製作上都以夾砂陶為主，且都有圜底器等器型。在生業模式方面，都兼具海洋性和大陸性，依賴海洋資源的同時也發展了一定的農業。大坌坑文化與曇石山文化的歷史時代均晚於殼丘頭文化，張光直等學者認為前兩者與後者存在傳承與發展的聯繫。^[11]

除前文中提到的福建、台灣出土的遺址外，珠江三角洲的貝丘遺址文化也與殼丘頭文化具有相似之處，如廣東深圳的大黃沙、東澳灣和後沙灣，以及香港東仔灣等遺址，這些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多為手制，器類有釜、罐、缽、碗、盤等，流行圜底器，紋飾以繩紋和劃紋為主，彩繪紋圖案以幾何圖案居多。在陶器的製作工藝、器型和紋飾等方面與殼丘頭文化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從生業模式上看，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人群主要以漁獵經濟為主，同時可能出現原始農業，與殼丘頭文化所反映的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多樣化生計模式相似，都體現了對海洋和陸地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