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小輪加價暴動

天星小輪加價暴動，或稱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官方稱1966年九龍騷動，史稱六六暴動、六六騷亂，是1966年發生於英屬香港的一次騷亂，事件由天星小輪頭等加價港幣5仙引起，先後有市民在中環及尖沙咀天星碼頭外集會抗議加價，在九龍的遊行抗議活動，在九龍部分地區引發連續兩晚騷亂。港英政府出動警察訓練分遣隊平亂，香港空軍輔助隊亦出動直升機協助。

起因

經濟背景

參見：1960年代香港和1965年香港股災

香港經濟在1960年代仍處於開發中國家的水平，許多低收入工人的每天薪金僅有數港元^[1]，賺取的收入僅足夠餬口。由於自1940年代晚期起有大批難民為躲避中國大陸的內戰和動亂而湧入英國統治的香港，導致房屋遠遠供不應求，房價及租金持續上漲，除了使中低收入的市民生活環境困迫，也帶來金融不穩的問題，由於其時對金融機構缺乏有效的監管，多家華資銀行向房地產過度放貸，當地產回調，借出的資金未能及時回籠，銀行便因缺乏流動資金而面臨倒閉危機，存戶的信心受到打擊，繼而趕往銀行提款，引發擠提潮。1961年6月，廖創興銀行發生擠提，持續數日，直至獲得滙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注資才得以緩解^[2]。1965年1月，香港發生一場更嚴重的擠提潮，並引發金融危機。小型銀行明德銀號因其支票被拒付，引起存戶到銀行通宵輪候提款，港府在1月27日接管銀號審查帳目後，確認其資不抵債而宣告破產，多家華資銀行的存戶因擔心存款化為烏有，紛紛到銀行提款。同年2月6日，廣東信託商業銀行因缺乏足夠資金應付存戶提款，在2月8日被財政司郭伯偉下令全線停業，該行被政府接管後，觸發更大恐慌^[3]，擠提潮蔓延至廣安銀行、道亨銀行、永隆銀行及恒生銀行等多家華資銀行，並且引發六五股災。面對席捲多家華資銀行的擠提潮，港府安排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向多家華資銀行無限量拆借資金，以維持受影響銀行的資金流動性。財政司郭伯偉又於2月9日下午宣布限制銀行存戶每日最多提取現鈔100港元，以支票提款則不予限制，直至英倫銀行空運的大量鈔票在週末抵港為止^[4]。同年4月因擠提面臨倒閉的恒生銀行同意滙豐銀行收購控股權^[3]，以恢復市場信心^[2]。至於在1965年2月全線停業的廣東信託商業銀行因有多筆壞賬及涉嫌造假^[5]，於同年5月正式倒閉。當年的金融危機有不少市民失去積蓄，引起公眾對政府和企業的不信任。

天星小輪加價

1965年10月，來往中環及尖沙咀的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加價，將頭等（渡輪上層）收費由2毫子增加5仙至2毫5仙，二等（渡輪下層）收費1毫子則維持不變。因為當時未有行車海底隧道，渡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來往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最主要公共運輸工具，社會輿論對小輪加價紛表反對，批評其帶頭加價及引發加價潮。1965年11月，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收集超過2萬名市民簽名，聯署反對天星小輪加價。1966年3月，為政府提供公共運輸服務建議的交通諮詢委員會舉行會議，除葉錫恩外，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申請，與會的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禮士（M.A.R. Herries）更宣稱「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雖然天星小輪確實沒有增加二等收費^[6]，但這種說法無助安撫坊間的不滿情緒，倒成為火上加油的「公關災難」，引起社會更為強烈的反感。此外，1966年4月1日，政府如期調高所得稅及薪俸稅，又增加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屋租、停車場等多項收費，進一步導致民怨升溫，促使更多市民支持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活動。

經過

葉錫恩起草的反對加價的請願書

1966年4月4日上午11時，25歲青年蘇守忠身穿黑色皮外套，背部用白色油漆寫上「For Elsie」（支持葉錫恩），並手持寫有「絕飲食，反加價潮」、「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increase」的紙牌，坐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的欄杆外，表示要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途人圍觀。4月5日，盧麒等11名青年加入聲援。同日下午，有2名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蘇守忠。當晚盧麒等人前往港督府要求會見香港總督戴麟趾及警方釋放蘇守忠。同日晚上在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有10多名青年舉行示威，後來沿廣東道遊行往佐敦道碼頭，吸引群眾跟隨。又有遊行隊伍從尖沙咀經彌敦道遊行往石硤尾，支持蘇守忠及反對加價^[7]。

4月6日凌晨，警方拘捕4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在西區裁判處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開始有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晚上8時，約有300人向油麻地警署投擲石塊及玻璃瓶。警方出動警察訓練分遣隊驅散，但人群在彌敦道再度聚集，電影院散場後，聚集人數更倍增。暴徒周圍放火，並且搶劫商店，又攻擊消防局及搗毀公共設施，更襲擊到場的警察。警察訓練分遣隊以催淚彈、木彈及實彈驅散人群，當晚發射催淚彈772枚、木彈62枚、實彈62發。港府於4月7日凌晨1時08分宣佈九龍局部地區在凌晨1時30分至清晨6時實施宵禁。

4月7日晚上10時左右，旺角彌敦道再有人群聚集，並且放火燒車和搶掠商店；有數百人包圍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及企圖縱火。政府宣佈九龍局部地區在翌日0時30分實施宵禁，香港空軍輔助隊派出直升機在九龍上空盤旋，協助維持治安。當晚的騷亂有1名青年死亡，4人受傷，警方拘捕約400人，其中200多人在騷亂現場被捕。4月8日，政府宣布九龍部分地區的宵禁提早至當晚7時起實施，警方預先在各主要道路佈防，英軍派出裝甲車巡邏，當日有大批探員在九龍多處搜捕懷疑滋事份子。連續兩晚的騷亂在4月8日晚上大致平息。4月9日，有超過300名被捕人士在法庭受審，當中有很多是15至25歲的青年人，大部份人被判刑，不過其後大都獲得特赦提早釋放。九龍局部地區的宵禁令於4月10日解除。

影響

這場騷亂造成1人死亡，26人受傷；共有1,465人被拘捕，其中905人被控破壞宵禁及其他罪名^[7]。在九龍區的商戶因騷亂引致的直接損失至少2,000萬港元。天星小輪最後在4月26日獲政府批准加價，並於5月2日調整收費^[8]。

港府在1966年5月4日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港督戴麟趾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爵士、律師黃秉乾組成「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調查騷亂的成因及提供預防的建議^[9]。委員會在同年12月發表《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調查委員會的委員認為部分示威者參與騷亂的動機，是因為在經濟上遭受挫折及社會貧富懸殊而引起^[7][10]。報告指政府職權過於集中，導致殖民地政府與市民之間出現隔閡，更表明如政府需要關注產生不滿情緒的原因，並且認為如不處理這些負面因素，將來可能再有騷動，建議政府設法開闢與民眾的傳達管道，並增進公務員與市民之間的接觸。然而港府未來得及付諸實行，1967年因香港左派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六七暴動，港府在平息這場演變為炸彈浪潮的六七暴動後，採取多項政策防止嚴重騷亂重演^[7]。

曾參加絕食抗議的青年盧麒因煽動破壞公安判守行為3年，後來又因盜竊單車被判監4個月至1966年8月出獄，可是在1967年3月被發現在牛頭角廉租屋住所內上吊自殺^[11]。

反對天星小輪示威被認為是1945年香港重光後發生的第一場香港本土抗爭運動^[12]，在事件發生期間中國共產黨支持的左派及中國國民黨支持的右派都沒有通過其在香港的社團發動群眾參與抗爭，更在其各自的喉舌媒體支持港府平亂，因此這場抗議活動本身並未帶有明顯的政治派系色彩，而以絕食及遊行反對天星小輪加價，是1960至1970年代香港連場本土社會運動的開端。與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顯著不同，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騷亂乃本土發生，並無外在勢力推動。在1970年代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等等；反映隨著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以及戰後嬰兒潮成長為青年人，香港人自我意識及身份認同逐漸抬頭^[13]。

與中國共產黨關聯

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認為「事件是『港英搞鬼，弄假』。英國搞假民主的『騙術』：『華革會』…葉錫恩為了搞假民主，爭取群眾，收買了幾十個人，表面上出來反對加價，誰知後面跟上了14K，黑社會勢力，乘機搗亂，發生了九龍騷亂事件。」而根據其持有的資料，中共還通過《大公報》及《文匯報》，強烈譴責有人在香港破壞秩序；而由於中共高層的態度，中共所支持的香港左派勢力並沒有參與這場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活動，在發生騷亂後還要求港府平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14]。此外，雖然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騷亂與翌年由香港左派為響應中國文化大革命而發起及得到中共支持的六七暴動，兩者的發生時間只是相隔約一年，有部分人認為六六騷亂是六七暴動的前湊或預演，惟兩者並無直接關係，性質也有極大差異^[15]。

保留天星碼頭事件

參見：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

至2006年，由於政府規劃拆卸愛丁堡廣場渡輪碼頭以及皇后碼頭，引發連串保育抗爭行動。保育人士重提是次加價暴動，以碼頭見證本土意識抬頭、盛載抗爭歷史為反對拆卸碼頭的原因之一^[16]。

參見

• 雙十暴動
• 六七暴動
• 2016年旺角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