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對媒體效應

敵對媒體效應（英語：hostile media effect），最初被稱為敵對媒體現象（英語：hostile media phenomenon），有時也稱為敵對媒體感知（英語：hostile media perception），是一種大眾傳播的感知理論，指的是對某個議題具有激進立場的個人在看到相對客觀的媒體報道時會認為媒體對他們一方有偏見，而對他們的反對者有利^[1]。對一些議題具有激進立場的黨派人士來說也同樣如此^[2][3]。該現象首先由羅伯特·瓦隆（Robert Vallone）、李·羅斯和馬克·萊珀（英語：Mark Lepper）提出並進行了實驗研究。^[4]

研究

1982年，史丹佛大學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第二次主要研究^[3]；研究團隊讓親巴勒斯坦學生和親以色列學生觀看了相同的新聞短片，內容涉及當時黎巴嫩內戰期間，以色列軍隊在貝魯特教唆黎巴嫩基督教民兵戰士對巴勒斯坦難民進行的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在一些客觀的衡量標準上，雙方都發現這些相同的新聞片段有更多有利於對方的內容。支持以色列的學生報告稱，他們在新聞報道中看到了更多的反以色列的內容；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報告稱，他們看到了更多反巴勒斯坦的內容。雙方都表示，中立的觀察者會因為觀看這些片段而對自己的一方有更多的負面看法，而且媒體會在指責自己的一方時為另一方開脫^[3]。

隨後的研究發現了與其他政治衝突相關的敵對媒體效應，如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紛爭^[5]、美國的移民問題^[6]和美國總統選舉^[7]，以及其它領域，例如媒體對韓國《國家保安法》^[8]、1997年美國聯合包裹服務公司團隊成員罷工^[9]、轉基因食品^[10][11]和體育的報道^[12]。

這種效應最初被羅伯特·瓦隆等人稱為「敵對媒體現象」（hostile media phenomenon）， ^[3]並且有時被稱為「敵對媒體感知」（hostile media perception）。在2015年對該主題的元分析中， ^[1]佩洛夫（Perloff）說「敵對媒體效應」是最常用的術語：

最常見的術語是「敵對媒體效應」，也許是因為學者們認識到「效應」一詞切入了大眾傳播研究事業的核心，並抓住了敵對媒體現象在理論上有引人入勝的方面。（703）

這種效應似乎是一種不確認偏誤，或「對比偏誤——一種判斷偏差，在這種偏差下，有黨派的個人認為或評估媒體內容在效價方面與他或她自己的觀點相距甚遠」 ^[13]換句話說，記者或故事的意圖並不重要——那些閱讀內容的「黨派人士」自己發現了與他們的觀點相悖的內容^[3]。

1954年，阿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和哈德利·坎特里爾（英語：Hadley Cantril）帶領羅伯特·瓦隆等人完成了他們後來常被引用的研究。他們向普林斯頓和達特茅斯的學生播放了一段有爭議的普林斯頓與達特茅斯的足球賽的錄影帶。在被要求計算雙方的違規次數時，普林斯頓的學生們計算的對方的違規行為是他們自己隊的兩倍多，幾乎所有普林斯頓學生都認為這場比賽是「粗暴和骯髒」（rough and dirty）的，其中幾乎有九成人認為是對方先動粗。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則看到兩隊的違規次數都差不多，而他們看到自己的球隊只犯了普林斯頓學生看到的違規次數的一半，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認為這場比賽是「粗暴和公平」的，大多數達特茅斯學生認為這場比賽雙方都有責任。總的來說，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認為對方的指控是不真實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對方指控的原因是普林斯頓大學對其足球明星的關注。哈斯托夫和坎特里爾的結論是：「不存在本身在『外部』的『運動』這樣的『東西』，人們只是『觀察』而已。[……]因此對於不同的人來說，無論這個『東西』是足球比賽、總統候選人、共產主義還是菠菜，每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14]。

解釋

認知

人們提出了許多種對敵對媒體效應的認知機制的解釋^[15]：

• 選擇性記憶是指對信息記憶和回憶有所選擇。在出現敵對媒體效應的情況下，黨派人士會傾向於記住信息中與他們觀點相悖的部分，而不是支持他們觀點的部分，這是負面偏誤的一種變體。瓦隆和他的同事觀察到，即使是如對某一主題的提及次數這類簡單的、客觀的問題上，選擇性記憶仍會在不同黨派的人身上出現^[3]。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即使選擇性記憶以積極的形式而非消極的形式出現，敵對媒體效應仍然存在^[10][12][15]。
• 選擇性感知（英語：selective perception）指的是個人在媒體信息中感知他們想要的東西，而忽略反對的觀點的過程。在敵對媒體效應的例子中，與無黨派人士的相比，有黨派人士更傾向於將信息的某些方面解釋為不利的或敵對的。換言之，選擇性認知是一種偏誤（bias），因為我們對信息的解釋方式與我們現有的價值觀和信仰是相一致^[3][10][15]。
• 不同標準下的解釋或動機推理導致論據的有效性也不同。這便將確認偏誤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它導致人們確認他們已經相信的東西，忽略相反的數據。但它也促使人們發展出精心設計的合理化方案，為有邏輯和證據表明是錯誤的信念進行辯護。有動機的推理對相反的證據作出防禦性的反應，在沒有邏輯或證據的情況下積極地否定這種證據或其來源。社會科學家們似乎假定，動機推理是由避免認知失調的欲望驅動的。它表明，有黨派人士之所以如此容易從敵對的角度看待一個沒有偏見的信息，是因為他們長期以來在頭腦中建立有利論據。不同標準的解釋沒有將確認偏誤視為敵對媒體效應的相反力量，而是將其視為一種促進力量。正如瓦隆等人在研究中指出的那樣：

那些一貫根據自己的成見和偏見來處理事實和論據的黨派人士[……]必然會相信，絕大多數可靠的、相關的證據都有利於他們的觀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如果媒體報道中的證據和論據的小樣本似乎不能代表這一大「群體」的偏好，他們就會指控報道中的偏見，並有可能推論出負責報道的記者的敵意和偏見。^[16]

來源因素

信息來源的特點也可能影響到媒體的敵對效應。一個被認為對本黨派人士友好的消息來源（通常是因為意識形態上的認同或在地理上接近該群體）比一個不受歡迎或在地理上疏遠的消息來源更難以引起敵對媒體效應。^[12][17]在許多研究中，阿爾伯特·C·岡瑟（Albert C. Gunther）和他的同事們認為，大眾媒體接觸大量受眾的能力是觸發敵對媒體效應的原因。他們一致發現，一個看似來自報紙的信息被黨派人士認為是有敵意的，而一個出現在學生作文中的相同信息則被認為是沒有偏見的，甚至是對黨派事業有利的^[10][11][18]。

這種現象也存在於電視中的人物身上--在一項研究中，黨派人士發現，他們認為志同道合的主持人的偏見明顯減少^[19]。

黨派性

所有這些解釋機制還同時受到黨派性（partisanship）的影響。從最初的研究來看，敵對媒體效應需要一批同黨派的受眾，他們的信念越強，這種效應的表現就越強烈^[12]。無論是出於對個人價值觀的保護^[18]，還是出於強烈的群體歸屬感，對某一問題某一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大，都會導致信息處理的偏頗程度越來越高^[17]。

相對敵對媒體效應

早期的敵對媒體效應研究衡量的是人們對無偏見的媒體信息的看法。隨著意識形態多樣化的新聞媒體變得越來越普遍，後來的實驗開始使用不那麼客觀的信息。他們發現，儘管問題雙方的黨派人士都認識到了這種偏見，但信息所反對的群體比信息所支持的群體感受到了更大程度的偏見。這種變體被稱為「相對敵對媒體效應」（relative hostile media effect），並在媒體對使用靈長類動物進行實驗室測試的報道中得到證實^[20]。岡瑟等人表示：「當對問題持不同態度的個人對相同的媒體內容表現出明顯不同的評價時，就會出現相對敵對媒體效應。」^[21]

事實上，正如J·E·格拉斯（J. E. Glass）等人在2000年的一項研究中指出的那樣，「如果偏見是指責反對派的，黨派人士傾向於把客觀上有偏見的文章看作是『公平的』」^[22]。該研究記錄了對墮胎持不同看法的人的反應，發現「對墮胎有更極端看法的人有時會在反對派被挖苦時把有偏見的新聞文章看成是沒有偏見的新聞文章。」^[23]

根據多項研究，這種效應似乎更多地存在於保守派而非自由派中。當隨機分配喜劇中心的《每日秀》（自由派）或福克斯新聞（保守派）的類似節目片段時，保守派明顯比自由派更傾向於認為節目中存在對他們的敵視^[23]。

網絡上的敵對媒體效應

圍繞數字時代的敵對媒體效應的研究仍處於相對初級階段。網絡媒體的有黨派用戶有能力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大眾媒體互動：

雙方的黨派人士都很容易同意，一系列的帖子都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方向上有偏見，但那些政治上的牛人（political ox）應該更有可能推測出偏見和敵對的意圖。更普遍地說，軼事證據表明，個人認為社交媒體信息具有強大的影響，經常認為負面溝通會對在線第三者產生有害影響（722）^[1]

事實上，人們發現新聞受眾會根據他們的個人政治立場來感知惡意^[24]。

參見

• 認知偏誤
• 認知偏誤列表
• 媒體偏見
• 自利性偏差
• 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