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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民族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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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斯洛伐克語：Slovenské národné povstanie）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洛伐克人組織的一次抵抗納粹德國和斯洛伐克法西斯統治的武裝起義，參與這次起義的主要包括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起義在1944年8月29日發起於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斯洛伐克起義空軍則以斯利亞奇機場作為的主要基地。起義者試圖對抗駐守斯洛伐克的納粹德國軍隊及斯洛伐克軍隊並推翻約瑟夫·蒂索領導的傀儡政權。雖然該次起義最後被鎮壓，但是後續的游擊戰一直持續到1945年蘇聯紅軍、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羅馬尼亞軍隊將斯洛伐克法西斯政權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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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許多政治團體（主要包括共產黨在內）試圖「綁架」此次起義，使之歸功在己方名下。後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政權宣傳該起義是共產黨軍隊發動的，而斯洛伐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則認為此次起義是針對斯洛伐克民族的一場陰謀，因為起義的目標之一是推翻斯洛伐克國、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從而使斯洛伐克人受制於捷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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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39年3月14日，在第三帝國的強大壓力下，斯洛伐克議會宣布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獨立，並宣布成立斯洛伐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在接下來的六年裡的政治發展是由其作為第三帝國「保護國」的地位決定的。在1939年3月23日締結的《保護條約》中，斯洛伐克努力與第三帝國「密切合作」實施其外交政策和軍隊建設，並在該國西部設立一個「保護區」，供德國國防軍建立軍事設施和駐軍。在另外締結的「經濟和金融合作保密議定書」中，德國還確保了其對斯洛伐克經濟的利益。作為回報，第三帝國努力「保護斯洛伐克國家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1]:259-261
然而，在國家成立時，斯洛伐克的獨立還遠未得到保障。獨立後不久，當斯洛伐克被匈牙利軍隊入侵，隨後不得不將斯洛伐克東部領土割讓給霍爾蒂的匈牙利時，第三帝國在保護義務方面的靈活性變得顯而易見。柏林在這場衝突中沒有給予斯洛伐克任何保護，只是扮演了調解人的角色。事實上，在斯洛伐克國成立後的幾個月里，德國領導層仍然不清楚其是否繼續存在，並將其視為與匈牙利和波蘭談判的籌碼。由於只有德國政府才能保證獨立國家的存在，因此斯洛伐克政客的日常秩序是良好的行為和順從，以免危及第三帝國的保護。"[2]:11
斯洛伐克共和國由獨裁的斯洛伐克人民黨一黨政權統治。歷史學家有時將其歸類為法西斯主義，或者——參照政府與天主教神職人員之間的密切關係——教權法西斯主義，[註 1]但也簡單地歸類為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1939年7月的斯洛伐克憲法更多地模仿了薩拉查的葡萄牙和陶爾斐斯的奧地利的憲法，而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獨裁統治。1939年至1942年，斯洛伐克的國內政治局勢是由國家總統兼政黨領袖約瑟夫·蒂索與總理兼外交部長沃伊捷赫·圖卡之間的權力鬥爭決定的。圖卡出於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欽佩，與第三帝國建立了自願的教學關係，而蒂索則努力保護斯洛伐克社會免受德國的影響。然而，作為回報，蒂索準備在經濟領域進行合作，在軍事上參與對波蘭和蘇聯的戰爭，並驅逐斯洛伐克猶太人。1942年，通過引入領袖原則，蒂索得以推翻圖卡及其激進黨派，隨後建立了總統獨裁政權。[1]:69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儘管主權有限，斯洛伐克國最初還是取得了一些承認。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它就獲得了18個國家的法律或事實上的承認，包括英國（事實上，1939年5月4日）和法國（事實上的，1939年7月14日）。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也很快在事實上和法律上予以承認。斯洛伐克國在其存在期間共得到27個國家的承認。
1940年薩爾斯堡會議的結果是，斯洛伐克與第三帝國的聯繫更加緊密。1940年11月，斯洛伐克加入軸心國，導致斯洛伐克於1941年6月對蘇聯宣戰，並於1941年12月對英國和美國宣戰。由於對第三帝國的支持，斯洛伐克陷入了越來越大的國際孤立，並降低了其戰後生存的可能性，特別是當同盟國在1941年將恢復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其戰時目標之一時。由於盟軍在戰後顯然不會承認獨立的斯洛伐克，問題不再是斯洛伐克是否會再次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而只是在什麼條件下。[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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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5年以來，執政黨人民黨（赫林卡）已經是斯洛伐克最強大的政治力量，但在捷克斯洛伐克，他們從未獲得超過三分之一的斯洛伐克選票。[註 2]1938年秋，他們接管了斯洛伐克自治政府，到1938年12月，實行一黨專政，只剩下德國和匈牙利少數民族的政治代表。其他公民政黨被迫與人民黨統一，左翼和猶太政黨被禁止。引入了新聞審查制度，並在伊拉瓦為實際或所謂的政權反對者設立了一個集中營。通過其組織——赫林卡衛隊和赫林卡青年——它直接主導斯洛伐克的所有生活。斯洛伐克國的出現被許多人民黨支持者視為斯洛伐克民族解放願望的完成，儘管憲法存在缺陷和局限性。[2]:11
斯洛伐克的大多數人也對其新國家持肯定的積極態度，至少在建國頭幾年是這樣。與捷克保護國不同，斯洛伐克沒有被德國占領，在國內和文化政策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治的。對公民自由的限制被認為是可以容忍的（該政權的暴行集中在猶太人口身上），經濟從戰爭中受益匪淺。教育、科學和文化也得到了推動。直到1944年夏末，斯洛伐克的情況比中歐鄰國要好。這就是為什麼斯洛伐克政府可以依靠民眾多年來對其措施的廣泛寬容甚至認同[4]:21-23。然而，新教教會的代表和成員尤其對政府不滿。他們約占斯洛伐克人口的17%，傳統上以捷克斯洛伐克人為導向，並感到被天主教主導的人民黨政權視為二等公民。自1938年12月以來，斯洛伐克議會中只有四名路德教徒，只有一名新教徒，即國防部長費迪南德·察特洛什進入政府並繼續擔任人民黨的主席。[5]:22-23
斯洛伐克人民不滿的原因是斯洛伐克與波蘭和蘇聯等同為斯拉夫人國家進行了非常不受歡迎的戰爭，斯洛伐克帶著自己的軍隊參加了這些戰爭，以及在斯洛伐克各部委設立了德國顧問職位，片面傾向於希特勒的德國和誇大的民族主義[5]:21。後來，斯洛伐克政權對猶太人的政策也遭到了社會的普遍反對。[5]:211940年薩爾茨堡會議後，圖卡總理領導的人民黨加強了激進派別，推動了所謂的「解決猶太問題」的快速激進化。1941年9月，政府頒布的《猶太法令》完成了從迄今為止對猶太問題的習慣宗教評估向種族評估的過渡，是歐洲最嚴厲的反猶主義法律之一。在圖卡的倡議下，1942年3月至10月，三分之二的斯洛伐克猶太人（約5.8萬人）被驅逐到德國滅絕營；其中，只有幾百人倖存下來。[6]:273
1942/43年冬天，戰爭形勢開始對軸心國不利，斯洛伐克國內的動盪加劇。1943年，德國連續失利（史達林格勒、庫爾斯克、義大利退出戰爭）和德國即將全面戰敗的重大消息傳到了全國。在紅軍勝利的印象下，也在納粹戰爭罪行在蘇聯蔓延的消息的影響下，斯洛伐克社會掀起了一股親俄和親斯拉夫的浪潮。因此，在1944年春天，斯洛伐克表面上呈現出「和平綠洲」的形象，但內部各階層人口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和情緒的根本變化。然而，儘管民眾中的反德情緒日益高漲，斯洛伐克的政治狀況直到1944年中期才發生變化（由於歐洲所有戰區發生的戲劇性事件），民族起義的條件已經具備。[7]:44
跟其他國家類似，斯洛伐克國內也有兩個主要的政治抵抗運動團體——共產主義派和非共產主義派。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早在1938年被取締，被迫轉入地下。在斯洛伐克國成立之後，斯洛伐克共產黨人建立了單獨的斯洛伐克共產黨（KSS）。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領導層流亡到了莫斯科。
從一開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就是斯洛伐克的主要抵抗力量，因此受到的迫害最為嚴重[3]:202。他們最初通過發表非法文章和協調罷工而變得活躍起來。他們對斯洛伐克獨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態度經歷了幾次轉變，並取決於莫斯科的官方政策。在1939年9月16日蘇聯承認斯洛伐克之前，黨領導層贊成恢復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接受了斯洛伐克獨立的想法。1940年後，斯洛伐克共產黨再次將建立「斯洛伐克蘇維埃共和國」作為其黨綱。直到1941年史達林承認愛德華·貝奈斯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時，斯洛伐克共產黨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復辟，但要求其聯邦化。[3]:202
公民和社會民主抵抗運動與捷克斯洛伐克外國運動有聯繫，並與保護國的捷克抵抗運動建立了聯繫。1939年3月斯洛伐克獨立後，忠於捷克斯洛伐克和貝奈斯的公務員和政客組成了抵抗組織。他們從軍隊和政界召集知識分子，幫助來自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的捷克難民（主要是公務員和抵抗戰士）通過斯洛伐克逃往巴爾幹半島，然後逃往西方。所有這些團體都拒絕了斯洛伐克獨立的想法，並主張恢復捷克斯洛伐克[8]:43。
非共產主義抵抗團體中最重要的是斯洛伐克的農民黨人（斯洛伐克農民和農人共和黨，RSZML），其中大多數是新教徒。然而，由於流亡政府堅持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統一的理念，斯洛伐克農民黨人和貝奈斯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這一立場是農業黨人無法接受的[3]:202。斯洛伐克的農業黨人在重建捷克斯洛伐克的思想中不再重視布拉格集中制和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贊成尊重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他們還從中得出了斯洛伐克根據國家法律地位的適當變化。[8]:25
1943年之前，由於目標不同、缺乏協調和民眾不接受，抵抗團體之間沒有計劃的合作。正是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和解，以及戰爭的進程，增加了蘇聯在中東歐的影響力，斯洛伐克抵抗運動也開始發生變化。1943年，古斯塔夫·胡薩克領導的年輕一代共產黨人和揚·烏爾西尼領導的年輕農民黨人開始談判一項共同綱領。1943年12月，「社會主義陣營」（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和「公民陣營」（主要是農民黨人）達成了「聖誕協議」。他們同意發動起義，並成立一個「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作為非法抵抗的最高機構，由三名共產黨人（古斯塔夫·胡薩克、拉迪斯拉夫·諾沃麥斯基、卡羅爾·什米德克）和三名非共產黨人（揚·烏爾西尼、約瑟夫·萊特里希、馬泰伊·約斯科）組成。雙方同意與蒂索政權和德國統治作鬥爭，並將捷克斯洛伐克重建為兩個民族國家的民主聯邦，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將作為平等夥伴生活在其中。此外，還尋求與蘇聯的政治和解。[3]: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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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代表明確表示，沒有軍隊，任何政變或起義的實現都是不可想像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將軍和軍官團的參與對行動的成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斯洛伐克軍隊是從舊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的廢墟中建立的，由於捷克的統治，很少有斯洛伐克人晉升為軍官。斯洛伐克軍官團成立於1939年至1942年間，當時捷克、匈牙利或喀爾巴阡山烏克蘭國籍的士兵已經復員。費迪南德·察特洛什在建立軍隊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在獨立的斯洛伐克成立後成為將軍、國防部長和總司令。[9]:14
然而，斯洛伐克軍隊並沒有成為人民黨政權可靠的權力支柱。總的來說，斯洛伐克軍隊以西方為導向，前捷克斯洛伐克軍官受到了第一共和國民主傳統精神的教育。共產主義和對蘇聯的傾向被拒絕，共產黨對軍隊、警察和憲兵幾乎沒有影響力。[9]:14斯洛伐克軍隊正式獨立，但斯洛伐克政權不得不放棄重要的組織領域，特別是1939年的《軍事經濟條約》和1943年德國工業委員會的成立。斯洛伐克政客屈服於德國的壓力，參與了對波蘭的入侵，尤其是因為他們預計這將防止領土進一步割讓給匈牙利，此外，他們將能夠奪回因1938年《慕尼黑協定》而失去給波蘭的領土。所有政治陣營都認為與德國人一起攻擊關係密切的波蘭是令人厭惡的，斯洛伐克士兵在許多斯洛伐克城鎮發動了叛亂。
1941年對蘇聯宣戰後，一支6萬人的軍隊被派往東線。直到1943年春天，斯洛伐克部隊的可靠性在德國人眼中一直令人滿意；1942年，叛逃到蘇聯紅軍或游擊隊的斯洛伐克士兵不超過210人。然而，從1943年初開始，在史達林格勒慘敗之後，斯洛伐克叛逃者的數量急劇增加。1943年10月，斯洛伐克軍隊兩次大規模叛逃到蘇聯和烏克蘭游擊隊，事實證明，斯洛伐克部隊在德國東線的進一步作戰行動中毫無用處。[4]:46-49
東線斯洛伐克士兵的例子，但最重要的是整個軍事政治局勢和斯洛伐克的局勢導致了斯洛伐克軍隊幹部之間的深刻分化。表面上，斯洛伐克軍隊仍然忠於蒂索政府，但充斥著不滿的軍官和士兵。軍隊中最活躍和最有影響力的抵抗組織由四名軍官組成，其中包括揚·戈利安中校[8]:178-179，他於1944年1月被調到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野戰軍司令部，在那裡擔任參謀長的暴露職位。在斯洛伐克軍隊中的這一職位為戈利安在駐軍中形成陰謀網絡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在此背景下，1944年3月，流亡總統貝奈斯委託戈利安臨時領導斯洛伐克的軍事行動[8]:185-186。
在戈利安被貝奈斯任命後，非法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立即採取措施，將他爭取到自己的平台上。[8]:186通過與軍隊聯繫以及從屬於戈利安的親民主軍官團體，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最終戰勝了其他反對派政治團體。[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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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27日非法軍事總部成立後，起義籌備的主動權完全從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轉移到斯洛伐克軍隊。[4]:89-90由於戈利安自1944年1月以來一直與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聯繫在一起，班斯卡-比斯特里察野戰軍的指揮在隨後的起義準備中脫穎而出。[8]:185-186軍事總部現在開始為1944年5月、6月和7月的武裝起義做一切必要的準備。有必要為領導指揮所和參謀部配備可靠的軍官，並在發生起義時為部隊發布一般指導方針。決定將強大的部隊集中在斯洛伐克中部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布雷茲諾、茲沃倫三角地帶。這是一個他們認為無論如何都可以控制的地區，但它也非常適合在不被注意的情況下部署軍事行動[4]:90。
在斯洛伐克西部和東部，斯洛伐克編隊都處於德國的觀察之下。德國軍事部隊位於布拉提斯拉瓦，其主要基地位於馬拉茨基的所謂德國保護區直接向西北延伸。反過來，自1944年8月以來，應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要求，斯洛伐克東部被宣布為作戰區，德國人享有自由通行權。因此，斯洛伐克中部多山的地區自然成為了軍事陰謀的基地[4]:81。
與此同時，斯洛伐克國防部長費迪南德·察特洛什也制定了自己的政變計劃，但與軍事總部制定軍事起義計劃的努力無關。由於戰爭形勢的變化，察特洛什自1943年以來一直在考慮改變陣營，但他沒有讓國家元首蒂索參與他的計劃。[4]:461944年初，察特洛什提議組建一支東斯洛伐克軍隊，作為未來推翻政權的支柱之一。察特洛什的提議得到了國家國防委員會和德國領導層的批准。察特洛什希望通過本國軍隊確保斯洛伐克東北部邊境的安全，以先發制人地阻止德國部隊占領這一地區，因為他對這一地區沒有影響力，也會阻止紅軍在喀爾巴阡山脈的通行。[5]:44-45
察特洛什計劃在適當的時候推翻蒂索政府，建立軍事獨裁政權，並將斯洛伐克引向蘇聯一邊。然而，與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不同，他提議只有在戰爭結束後才能決定斯洛伐克的未來地位[10]:399。軍事總部的起義計劃和察特洛什的政變計劃原則上都依賴於利用東斯洛伐克軍隊開放喀爾巴阡山的邊界，以及紅軍進入斯洛伐克領土。[2]:79-81自1944年7月以來，軍事總部的起義計劃一直受到倫敦捷克斯洛伐克國防部的持續關注和專家支持，另一方面，察特洛什的政變計劃在政治上與流亡政府無關（因為察特洛什不承認流亡政府），只有一小部分內部人士知情，直到1944年7月末。[2]:81
除了兩支所謂的前線部隊（在羅馬尼亞的第一步兵師和在義大利的建築旅）外，斯洛伐克軍隊在1944年4月實際上分為三支。在斯洛伐克西部的布拉提斯拉瓦及其周邊地區，有察特洛什將軍領導下的國防部殘餘：布拉提斯拉瓦駐軍約有8000名士兵，其他部隊約有8000人，其中一半是「軍事勞工隊」。在斯洛伐克中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及周邊地區，約14000人的替補和訓練部隊，加上來自「軍事勞工團」的4000人，集中在圖拉內茨將軍領導的陸軍最高司令部周圍。最後，在斯洛伐克東部，東斯洛伐克軍占據了陣地，由兩個現役一號和二號步兵師組成，共有24000人。這些人配備了德國最新生產的武器和裝備，可以被視為斯洛伐克武裝部隊的精英[4]:80-81。
確定起義爆發的時間尤為重要。到1944年7月底，蘇聯軍隊已經向華沙附近的維斯瓦河推進，從而加速了8月1日華沙起義的爆發。然而，當時蘇聯並沒有進一步向波蘭推進，從而使德國人能夠阻止華沙起義的成功。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希望與蘇聯的推進協調起義，因此決定向蘇聯派遣一個代表團。由卡羅爾·什米德克和一名斯洛伐克軍官組成的代表團於8月4日乘飛機抵達烏克蘭。他們隨身攜帶了軍事總部的起義計劃和察特洛什將軍的政變計劃（「察特洛什備忘錄」），後者為他們提供了飛機，並希望通過代表團與蘇聯聯繫。他們被護送到烏克蘭第四方面軍司令伊萬·葉菲莫維奇·彼得羅夫將軍的總部，在那裡他們首先受到訊問，然後被送往莫斯科接受進一步訊問。9月5日，他們被允許返回斯洛伐克，但沒有收到任何蘇聯行動計劃或支持起義的承諾。[10][5]:53
軍事總部繼續為起義做準備，同時等待兩位特使的歸來以及蘇聯軍隊的到來。以「斯洛伐克軍隊更多地參與反對蘇聯的鬥爭」為藉口，它設法讓蒂索政府頒布了一項動員更多年齡段的法令。以同樣的藉口，軍隊的一些部隊被悄悄地轉移到起義的戰略重要三角地帶。最後，軍事總部以將戰爭物資、食品和藥品從盟軍轟炸的地區（特別是布拉提斯拉瓦）撤離為藉口，將它們運送到要防禦的三角地帶。[10]:398到1944年6月，斯洛伐克中部已經有了整整三個月的糧食供應，包括各種儲存中心的130萬升汽油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銀行的35.4億斯洛伐克克朗。[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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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圖與莫斯科協調起義計劃的慘敗之後，斯洛伐克本身的局勢也變得更加複雜。這要歸功於蘇聯人和他們派來的游擊隊。斯洛伐克的游擊隊運動有兩種形式——本土和輸入，後者顯然更為重要。[5]:59早在1942年，國內就首次嘗試在森林中組建武裝團體，主要是斯洛伐克共產黨人的呼籲。在斯洛伐克中部和北部山區組建的游擊隊。他們由斯洛伐克軍隊的逃兵、逃亡的戰俘、受迫害的猶太人以及斯洛伐克和喀爾巴阡山德國政府的反對者組成。然而，在德國和斯洛伐克政權的第一個「勝利」時期，游擊戰並沒有採取大規模的形式，武裝團體與民眾隔絕。真正的游擊隊運動直到1944年8月才在斯洛伐克發展起來[5]:60-62。
1944年5月，位於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主席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與當時的烏克蘭共產黨總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簽訂了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捷克斯洛伐克的游擊隊運動從屬於基輔領導的烏克蘭游擊隊運動。蘇聯訓練的團體作為傘兵在斯洛伐克上空降落，一些游擊隊也通過波蘭東部進入該國。1944年7月25日至26日晚，烏克蘭游擊隊司令部在彼得·韋利奇科中尉的指揮下向斯洛伐克派遣了第一支蘇聯降落傘部隊，負責指揮斯洛伐克游擊隊運動，並用經驗豐富的蘇聯游擊隊戰士為其幹部提供增援。[10]:400隨著活動的增加，即破壞和突襲警察局的行為，游擊隊變得越來越受歡迎。[9]:92他們的確切人數在歷史學家中存在爭議：沃夫岡·菲諾爾在起義開始時假設大約有2000名游擊隊員，由於不斷湧入新人，游擊隊員的人數後來增加到7000人。[4]:187然而，其他歷史學家認為，12000[9]:105至18000[11]:60名游擊隊員是假設的最大人數。
游擊隊與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之間的關係並不理想。儘管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和軍事總部一再警告說，斯洛伐克軍隊正在為一場大規模起義做準備，需要所有可用的通信線路，但游擊隊仍在繼續摧毀公路、鐵路和橋梁。他們還襲擊了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國人，以及活躍在人民黨和國家機器中的人。[3]:205越來越多的游擊隊行動擾亂了起義政變的準備工作，並將斯洛伐克和德國軍隊的注意力引向了斯洛伐克中部的陰謀中心。[12]:146-147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警告稱，此類行動可能導致德國占領斯洛伐克，從而導致起義過早爆發，但游擊隊沒有理會。[3]:205
除了游擊隊問題外，從8月中旬開始，斯洛伐克軍隊中越來越多的人不僅同情解放組織，而且叛逃到解放組織。儘管新任軍隊總司令圖拉內茨將軍試圖在8月26日通過鎮壓措施恢復政府的權威，但這一步驟為時已晚，因為布拉提斯拉瓦的政治領導層早已失去了軍隊的忠誠。[7]:45經常得到蘇聯支持的游擊隊和越來越被認為不可靠的斯洛伐克軍隊的活動使斯洛伐克成為德國霸權範圍內的一個不穩定變量。
斯洛伐克政府對游擊隊採取的預防措施不僅無效，而且抵抗組織甚至加大了對德國少數民族和德意志帝國武裝部隊的行動。因此，德國駐布拉提斯拉瓦特使漢斯·盧丁（Hanns Ludin）被迫要求派遣德國國防軍部隊與游擊隊作戰。[7]:45然而，所有戰區的軍事局勢暫時不允許德國國防軍進行任何干預，在局勢暫時平靜下來後，盧丁也於8月27日撤回了派遣德國軍隊的請求，因為政治局勢似乎不再證明採取這種措施是合理的。因此，8月27日晚，斯洛伐克中部城鎮馬丁發生了一起事件，導致緊張局勢升級，並引發了德國的干預。[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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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
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一世於8月23日成功叛離德國轉投蘇聯，這在柏林引起了恐慌，並擔心羅馬尼亞的榜樣會被中歐東部的其他德國衛星國效仿。[10]:400在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改變戰線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是東南歐衛星國首次從德國叛逃。[4]:1528月27日，在斯洛伐克的馬丁，蘇聯游擊隊領導人韋利奇科領導的游擊隊和起事的斯洛伐克當地駐軍聯盟在軍事總部不知情的情況下，劫持了一列在羅馬尼亞倒戈之後德國駐羅馬尼亞軍事委員會從布加勒斯特返回柏林的火車。22名德國軍官被逮捕[13]，第二天早上，他們都被起事的政府軍按照韋利奇科的命令全部槍殺。[12]:147[7]:46
主要是發現斯洛伐克軍隊參與了馬丁事件，但也因為許多部隊對布拉提斯拉瓦政府越來越不忠，這引發了第三帝國迅速而嚴厲的反應。德意志帝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要求德國特使盧丁立即說服斯洛伐克政府正式同意德國入侵。盧丁隨後（再次）會見了蒂索總統，或多或少地明確要求他批准德國的占領，蒂索猶豫了很久才同意。然而，在斯洛伐克領導層要求柏林提供軍事支持之前，德國國防軍已經採取了干預斯洛伐克的措施。德國軍隊在斯洛伐克的干預，幾周前就已經考慮過，現在已經付諸行動。馬丁事件發生僅24小時後，德國國防軍的第一批臨時部隊就進入了斯洛伐克。[7]:46[4]:175
戈利安和他的同謀者面臨著極其複雜的局面。他們沒有關於什米德克任務結果的消息，也不知道蘇聯的態度。[4]:176自什米德克代表團抵達蘇聯以來的三個多星期里，流亡倫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沒有聽到蘇聯對斯洛伐克民族起義計劃的態度。莫斯科保持沉默。[4]:173-174戈利安試圖推遲起義的一天，直到他從蘇聯得到消息，並能夠與紅軍協調他的軍事措施，現在都注定要失敗。[4]:172此外，根據希特勒的命令，由於蘇聯進攻的嚴重危險，斯洛伐克東部軍隊已於1944年8月1日被分配到北烏克蘭集團軍群。這是起義最初計劃中根本沒有預料到的情況。[5]:84對於國防部長察特洛什來說，按照他的計劃實現起義也變得不切實際，因為他於8月25日被罷免軍隊總司令一職。[5]:45-46
8月29日晚，就在第一批德國先遣隊越過斯洛伐克東北邊境幾個小時後，國防部長察特洛什根據蒂索總統的命令，在布拉提斯拉瓦電台向軍隊和民眾宣讀了他的公告，根據該公告，斯洛伐克政府已召集德國國防軍進入該國與游擊隊作戰，斯洛伐克軍隊不應向德國人做出任何抵抗。但四十五分鐘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軍事總部通過電話通知分散在斯洛伐克各地的所有駐軍抵抗德國人。[10]:401[4]:179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由此開始，作為對德國占領軍入侵的回應。[2]:92
在起義的頭幾天，起義軍控制的領土面積約為22,000平方公里，占當時斯洛伐克領土的一半以上，人口170萬，約占斯洛伐克總人口的64%。[5]:158[14]:206根據倫敦流亡政府的建議，起義軍領導層早在8月30日就發布了一項命令，宣布其部隊是捷克斯洛伐克武裝部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月7日，美國、蘇聯和英國正式承認這一地位。[4]:185-186因此，8月30日，軍事總部轉變為「捷克斯洛伐克陸軍司令部」（簡稱VČSA）。組成武裝起義核心的斯洛伐克軍隊被命名為「捷克斯洛伐克駐斯洛伐克軍隊」（Československá armáda na Slovensku，簡稱ČSAS），並於9月30日更名為「駐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第一軍」（1st ČSAS）。[5]:124這支軍隊從第一天起就是正規軍，有指揮人員、團、營和連，攜帶武器、制服，並遵守國際軍事法。[4]:185-186
捷克斯洛伐克第一軍最初有18,000人；1944年9月5日動員後，他們的人數增加到47,000人，後來增加到約60,000人。[11]:61其負責人是專業指揮官揚·戈利安中校，他於9月初晉升為上校，然後晉升為準將。總部設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4]:190
1944年夏末，德國軍隊近5萬人逐漸入侵斯洛伐克，這個「主權」和「友好」的國家成為了戰場。該國被劃分為兩個獨立的軍事區：在該國東部，北烏克蘭集團軍領導了行動的實施，而該國其他地區的指揮權由「駐斯洛伐克的德國將軍」掌握，自1944年9月1日起，該將軍由黨衛隊以戈特洛布·貝格爾名義擔任，因為行動屬於「游擊戰」地區。[7]:47[11]:64貝格爾最初只有不到9000人可供支配，這些人組成了為這次行動新成立的戰鬥群。首批抵達的部隊是8月29日抵達的奧倫和容克戰鬥群，他們約有3,900人，並於9月5日併入第178太脫拉師。自9月1日以來，2,000多人的席爾戰鬥群一直在斯洛伐克作戰；此外，9月初，黨衛隊第14武裝擲彈兵師的奧托·福爾克曼少校的戰鬥群和維爾德納和維滕邁爾戰鬥群也在斯洛伐克領土上作戰。[11]:65-66隨著部署的完成，在斯洛伐克中部叛亂地區周圍形成了一圈德國軍隊。[7]:49
馬丁事件不僅過早地引發了雙方的對抗，從而使陰謀者的任何計算無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從一開始就讓德國方面掌握了行動主動權。[4]:179由於這一意外效果，德國的戰鬥群幾乎完全解除了駐紮在斯洛伐克東部和西部難以抵抗的斯洛伐克部隊的武裝。[7]:50德國人最初最大的成功是迅速解除了東斯洛伐克軍斯洛伐克士兵的武裝，他們可能是裝備和訓練最好的部隊。在最初的起義計劃中，戈利安和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將主要任務分配給了這些部隊。自8月27日以來，北烏克蘭集團軍指揮部一直在準備解除東斯洛伐克師的武裝，持續了兩天，於1944年8月31日完成。在總共25,000名斯洛伐克士兵中，有一半被解除武裝並被拘留，一些人逃脫並逃往家人身邊或加入游擊隊。只有大約2,000名士兵到達了斯洛伐克中部起義軍的領土。大量武器和軍事裝備，包括火炮，落入德國人手中。[14]:216-217德國人在斯洛伐克西部贏得了另一場早期勝利，因為布拉提斯拉瓦和尼特拉的強大駐軍沒有加入起義。只有斯洛伐克西部特爾納瓦的駐軍帶著3,000名士兵叛逃到起義區。[14]:21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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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初步成功後，駐斯洛伐克的德國將軍確信，從「保護力量」的意義上講，「贖罪行動」只需要四天時間就能安撫該國。貝格爾不知道實際情況，他認為對德國軍隊的突襲和行動將完全由游擊隊團體進行。然而，由於斯洛伐克的頑強抵抗和日利納附近的不利地形條件，奧倫戰鬥群的進攻甚至在達到作戰目標馬丁之前就停止了。斯洛伐克的首次防禦成功對起義分子的戰鬥士氣產生了積極影響，因此所有德國部隊的前進速度都大大放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完全停滯。當奧倫戰鬥群的推進陷入斯洛伐克的防禦時，馬蒂亞斯戰鬥團能夠成功地向北部和東北部向魯容貝羅克推進，並用其武器工廠威脅到斯洛伐克中部重要的工業中心。席爾戰鬥群也在尼特拉山谷成功行動，早在9月5日斯洛伐克抵抗使進一步推進變得不可能之前，就占領了托波爾恰尼城鎮以北的巴托瓦尼。一天後，北烏克蘭集團軍的戰鬥群成功占領了魯容貝羅克，起義軍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武器工廠。特別是在起義地區的東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軍事領導層試圖建立一條強有力的防線，以防止丟失任何土地。這是因為它希望紅軍計劃在東北方向僅120公里的貝斯基德山前線發動進攻，並迅速取得成功，從而實現統一。[7]:50
然而，斯洛伐克國民議會和軍事總部並不知道蘇聯戰略計劃的變化，根據這些計劃，紅軍不是從北部穿過喀爾巴阡山進入多瑙河中游盆地，而是從南部穿過羅馬尼亞和多瑙河谷。因此，在蘇聯戰爭計劃中，斯洛伐克的解放被推遲到戰爭的最後幾個月，斯洛伐克起義軍的領導層認為蘇聯的攻入將發生在1944年夏天或初秋。[10]:398只有在斯洛伐克的政治和軍事變化之際，紅軍才糾正了其作戰計劃。儘管它繼續在羅馬尼亞和巴爾幹半島進行成功的戰役，但它在貝斯基德山前線的進攻比預期的要早。[7]:56然而，在短時間內組織的襲擊是以犧牲軍事力量為代價的。紅軍的東喀爾巴阡山行動從1944年9月8日持續到10月28日，儘管軍事行動開始時紅軍距離斯洛伐克邊境只有40公里，但到1944年10月底，它只征服了喀爾巴阡烏克蘭和斯洛伐克東部的部分地區，在這一過程中有21,000名士兵陣亡，89,000人受傷。[2]:165-168
儘管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德國「清洗行動」的平衡在頭十天相當薄弱。這一事件的責任主要在於黨衛隊貝格爾高級小組組長，他完全誤判了斯洛伐克起義的規模，因此試圖通過部署不足的部隊來解決問題。然而，這位德國將軍在斯洛伐克毫無概念的戰鬥領導也導致了糟糕的結果。由於斯洛伐克防線的穩定，德國的進攻在兩周後幾乎停滯不前。[7]:51
隨著起義軍領土範圍的縮小，游擊隊的戰爭變得更加重要。根據軍方的計劃，游擊隊將為起義軍提供有效支持，特別是在敵人的後方行動。一些斯洛伐克游擊隊團體甚至在起義爆發前就將自己置於正規軍指揮之下。但是大多數游擊隊團體將他們對軍隊的支持限制在絕對最低限度，並按照基輔烏克蘭游擊隊總部的命令採取自己的行動。[10]:404由於斯洛伐克共產黨未能控制由非馬克思主義軍官領導的軍隊，他們試圖通過從游擊隊中組建自己的軍隊來彌補這一點。軍隊和游擊隊之間的衝突導致了起義期間的危機，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於9月12日試圖通過成立一個「戰爭委員會」來協調軍隊和游擊隊員的所有活動來解決這一危機。然而，由於共產黨的不斷騷擾，包括主要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在內的委員會從未能夠完全解決衝突。[10]: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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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的行動中，起義軍成功地進行了防禦戰，戈特洛布·貝格爾的部隊在9月8日至19日期間進展甚微。在起義地區的東部，北烏克蘭集團軍僅限於對前線進行最低限度的防禦，因為迫切需要馬蒂亞斯和林特倫戰鬥群來擊退蘇聯的進攻。只有在西南部，席爾戰鬥群才成功地將戰線往東推進。[7]:51
9月14日，由於黨衛軍上將貝格爾的失敗，武裝黨衛隊赫爾曼·赫夫勒將軍解除了他「駐斯洛伐克德國將軍」的職務。隨著赫夫勒的加入，戰鬥領導的新階段開始了。在貝格爾以一種基本上是臨時的、幾乎不協調的方式對起義分子採取武裝行動後，赫夫勒首次制定了一項行動計劃，該計劃優先考慮協調部署所有德國軍隊。在與解放運動進行了三周的戰鬥後，赫夫勒將軍打算用一個完整的包圍圈封鎖起義地區，併集中打擊抵抗者。與此同時，太脫拉師得到了兩個營的增援，現在有足夠的戰鬥力突破日利納附近的斯洛伐克防禦路障，並於9月21日占領馬丁。[7]:52
赫夫勒沒有利用塔特拉師的進攻勢頭，而是讓部隊停下來，在瓦赫河和圖爾茲河谷腹地搜尋游擊隊員。由於游擊隊撤退到不可逾越的小塔特拉山，這一行動相當不成功。霍夫勒的「清洗行動」給了斯洛伐克叛軍十天的時間來建立新的防禦陣線。9月23日，只有席爾戰鬥群第二營幾乎未經戰鬥就成功占領了漢德洛瓦鎮。在南段，行動在席爾第一營占領扎爾諾維察三周後才再次開始，並於9月28日與從新巴尼亞方向前進的黨衛軍第14武裝擲彈兵師增援營建立聯繫。相比之下，特爾加特以東的薄弱的科呂克531安全部隊再次未能抵禦起義分子的襲擊，因此在斯皮什新村以西近15公里處撤退，遭受了進一步的挫折。[7]:52
9月20日至10月初，占領軍大大改善了其軍事地位，因此，隨著攻擊力量的變化而改變的作戰指揮證明了其價值。到9月底，斯洛伐克起義中心的戰術三角茲沃倫-布雷茲諾-班斯卡-比斯特里察進入德國進攻部隊的射程內，起義者的領土已減少到6800平方公里，人口34萬。鑑於9月最後幾天的成功行動，赫夫勒計劃對解放運動的核心進行正面攻擊，該核心距離德國戰線僅25公里。將軍命令塔特拉師向克雷姆尼察方向進攻，席爾戰鬥群向斯瓦季克里日方向進攻。然而，他將舍費爾戰鬥群的部分部隊調回導致戰力削弱。增援的黨衛軍部隊奉命從北部向利普托夫斯卡奧薩達推進。由於他打算從三個方面攻擊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赫夫勒相信他可以在短時間內擊敗起義軍。但這次行動完全失敗了，因為各個戰鬥群太弱，無法克服斯洛伐克的大規模防禦。儘管塔特拉師於10月6日占領了克雷姆尼察，但整個攻勢仍然失敗，因此將軍在10月8日取消了該行動。起義軍再次成功地抵擋住德國的進攻。[14]:206[7]:52-53
與此同時，起義軍的領導層也發生了變化。10月7日，40天後，戈利安准將將「駐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第一軍」的指揮權移交給從倫敦飛來的魯道夫·維斯特少將，自己擔任副手。[14]:220[4]:258-259在德國占領軍的壓力下，起義軍的領土在10月初縮小到7000平方公里以下，人口只剩下約30萬。[5]:158起義軍本身遭受了重大損失。約有2,180名士兵陣亡，另有數千人因受傷、被俘或投敵而退出。到10月中旬，起義軍仍有約36,000名士兵，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二全副武裝並準備採取行動。此外，包圍圈內有幾千名游擊隊員，包圍圈外的游擊隊員和士兵在德國戰線後面，但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軍事效力了。近80%的裝甲武器被德國人摧毀，斯洛伐克炮兵也損失了超過一半的庫存。[4]:270
10月10日至17日期間，斯洛伐克中部各條戰線的戰鬥趨於平穩。德國人鞏固了被征服地區，並確保了他們的統治和占領部隊。與此同時，赫夫勒將軍起草了最後攻勢的作戰計劃。由於現有的編隊顯然不足以在山區和容易防禦的地形上擊敗起義部隊，因此必須大大加強攻擊部隊。[7]:53在布達佩斯的霍爾蒂政權倒台和10月16日箭十字黨政府成立後，德國人能夠從匈牙利向斯洛伐克南部輸送大量軍事物資和軍隊。從那時起，起義軍的局勢明顯惡化。[10]:407兩個新的戰鬥群將為最終戰局做出貢獻。10月16日，臭名昭著的黨衛隊迪勒旺旅共15,000人抵達行動區北部，該旅之前參加鎮壓華沙起義。在東南部，黨衛軍「霍斯特·韋塞爾」的第18裝甲擲彈兵師聚集在匈牙利領土上。作戰計劃包括德國部隊將從各方集中進攻，黨衛隊第18裝甲擲彈兵師作為突襲部隊從鄰國介入戰鬥。通過這種方式，赫夫勒打算讓敵人無處可逃。[14]:219[7]:53
10月17日部署基本完成後，總攻計劃於次日開始。10月18日，席爾戰鬥群和黨衛隊迪勒旺旅發動了最後總統，塔特拉師負責將起義軍捆綁在戰鬥地帶。甚至不到一天後，南部的行動就由黨衛隊第18師以及由黨衛隊第14師和一個增援營組成的維滕蓋爾戰鬥群打響。10月10日接管斯洛伐克東部指揮區指揮權的科呂克531安全部隊也從10月19日起干預了貝特拉諾夫采-斯皮什新村地區的最後攻勢，並能夠在六天內將該地區納入德國控制下的作戰區西部邊界。南部的部隊按照計劃對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起義中心進行了打擊，該市於10月27日被席爾戰鬥群占領。[註 3]隨著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占領，反對「保護力量」和蒂索政權的起義宣告失敗。[7]:53-54
雖然起義被鎮壓了，但軍隊沒有投降。[10]:40710月28日晚凌晨4點，魯道夫·維斯特將軍向「駐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第一軍」下達了最後一道命令。在命令中，他接受了起義軍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部隊的失敗，並命令士兵停止常規抵抗，撤退到山區，轉而進行游擊戰。[9]:108[4]:296
布拉提斯拉瓦的斯洛伐克政府對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爆發感到震驚，並對民眾的自發反應感到震驚。在他們眼前，整個權力機構崩潰了，斯洛伐克國只有在德國的監督和國家社會主義權力結構的協助下才能繼續存在[2]:17。1944年9月5日，起義爆發一周後，斯洛伐克成立了新政府。約瑟夫·蒂索總統的堂兄斯特凡·蒂索接替了前總理沃伊捷赫·圖卡，同時接管了外交部和司法部。[11]:123除了政府，約瑟夫·蒂索總統也是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代理人之一。除了1939年憲法所賦予的深遠權力外，蒂索在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和權威，這是基於國家和教會力量的良好融合。在外部，蒂索知道如何通過執行代表任務來鞏固斯洛伐克國的獨立地位。這一立場導致德國人即使在起義爆發後也堅持支持他，儘管他在任何時候都不是斯洛伐克政客中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激進代表之一。[11]:138
斯洛伐克政府一直忠於其「保護力量」，直到戰爭結束。[11]:137然而，事實證明，1944年夏末，斯洛伐克軍隊對進入斯洛伐克的德國軍隊完全無用。儘管斯洛伐克政權堅定地支持德國指揮官，但它很難用自己的戰鬥部隊來支持他。1944年，斯洛伐克軍隊的兩個師部署在斯洛伐克境外；起義爆發後，駐紮在斯洛伐克東部的另外兩個師立即被德國人解除武裝並吸收。在斯洛伐克西部特別是中西部，大量斯洛伐克軍官和士兵加入了起義。斯洛伐克軍隊已經瓦解，到戰爭結束時，斯洛伐克政權還沒有成功地用新組建的軍隊取而代之。[11]:142這些努力的結果是「Domobrana」（地方衛隊），1944年9月中旬，它能夠利用一支由6,900名忠於政府的士兵組成的「軍隊」，11月上升到略低於20,000人，1945年1月和3月通過動員老部隊達到41,000人的兵力。核心由忠於政權的駐軍組成，首先是尼特拉駐軍，這是起義爆發後唯一沒有解除武裝的駐軍。然而，地方衛隊的名號更具象徵意義，因為軍隊缺乏戰備、訓練和裝備不足（超過三分之二的士兵仍然沒有武裝），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在前線或與游擊隊作戰的任何部署，因此它主要只能用於腹地的鞏固和維修工作。[15]:301[11]:142-143
在60天的時間裡，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一直是起義軍的指揮中心，也是被解放的斯洛伐克的政治生活和行政中心。斯洛伐克起義部分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行政國家實體——重新恢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9月5日，斯洛伐克共產黨人卡羅爾·什米德克從莫斯科返回後，斯洛伐克國民議會正式成立，當時有13名成員。什米德克與公民民主陣營的代表瓦夫羅·什羅巴爾一起成為斯洛伐克國民議會的兩位主席之一。原則上，國民議會及其機構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公民民主陣營成員人數相同。[14]:220斯洛伐克國民議會全體會議（9月5日起由41名成員組成，10月起由50名成員組成）頒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斯洛伐克國民議會在斯洛伐克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廢除了與「共和民主精神」相矛盾的法律和法令（包括所有反猶太法律）。反過來，那些塑造斯洛伐克國政治制度的斯洛伐克、德國和匈牙利政黨和組織被禁止。[14]:220[16]:201
在政黨政治方面，起義軍的公民民主陣營組織成了民主黨，而社會主義陣營則組織成了斯洛伐克共產黨。[14]:221在此背景下，斯洛伐克國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狀況發生了最根本的變化，斯洛伐克共產黨人首次上台執政，直到1938年，他們在議會選舉中從未獲得超過10%的選票。起義並不代表「共產主義政變」，因為公民陣營的代表是起義準備和過程中更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正是在起義期間，斯洛伐克共產黨首次掌權，成為執政黨，並擔任關鍵政治職務。[5]:155-156通過斯洛伐克國民議會建立的新政治體系獨立於布拉提斯拉瓦的人民黨政府以及倫敦和莫斯科的流亡政府。它的政治制度比人民黨更民主，但也禁止了除民主黨和共產黨以外的政黨。此外，除小學外，少數民族的所有教育機構都關閉了。[5]:158
起義軍控制地區的經濟主要服從於軍事需求。波德布雷佐夫鋼鐵廠是一家關鍵企業，主要為起義部隊生產榴彈發射器、鋼製反坦克障礙物等，連續兩個月不間斷。波德布雷佐夫鋼鐵廠的生產也很重要。茲沃倫的鐵路工程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建造了三列裝甲列車。起義地區的金融安全由斯洛伐克國家銀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分行提供；其餘的經濟社會生活由斯洛伐克國民議會的個別委員（部長）負責。除了軍隊的要求外，還必須為平民部門服務。在基礎設施方面，道路在這裡至關重要，鐵路線也被用於民用部門。關於物資，在起義地區實行了食品券制度，就跟斯洛伐克國一樣。[5]:159-160
信息問題，或更廣泛意義上的宣傳，也很重要。這裡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由起義電台發揮的，該電台於1944年8月30日開始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作為Slobodný slovenský vysielač（自由斯洛伐克電台）開展活動，並作為動員、組織和宣傳斯洛伐克中部人民的手段。起義期間，英國廣播公司還用捷克語和斯洛伐克語為捷克斯洛伐克和莫斯科廣播電台廣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領導層組織。此外，起義地區或多或少經常出現20至30份報紙和雜誌，劇院和電影院等機構也開始運作，這可以被視為和平時期的指標。[5]:161[2]:132-136
從雙方來看，抵抗鬥爭不僅被反覆理解為政治鬥爭，而且被理解為「路德宗反對天主教」的懺悔鬥爭。在斯洛伐克國存在期間，大多數天主教政要對新政權採取了忠誠的立場，其中幾位也在其最高政治和立法機構工作。起義爆發後，起義地區的天主教教區牧師被貼上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敵人的標籤，並受到迫害，有些甚至被處決。新教教會的情況截然不同，它不認同人民黨政權，並對其採取了消極態度。在政治抵抗組織的籌備和創建過程中，正是新教徒接管了其領導地位，而斯洛伐克國民議會中也幾乎不存在虔誠的天主教徒。有數十名新教牧師和主教加入了起義，其中包括圖列茨河、利普托夫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等以新教為主的地區。起義期間，幾乎所有的新教牧師都積極參與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軍在斯洛伐克的實地任務。但是「福音派起義」這個定義是不正確的，因為起義軍的大多數成員——即起義的決定性力量——都是天主教徒。[5]:162-164[2]:140-141
起義的成功實施是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盟軍將迅速有效地支持起義。然而，盟軍對斯洛伐克民眾起義採取了矛盾的態度。西方盟國在政治上同情起義，但在軍事上對其興趣不大，因為他們的軍隊不打算在中東歐開展行動。相反，蘇聯人從軍事角度對起義感興趣，因為它可以促進蘇聯軍隊向西推進。然而，在政治上，他們對起義持懷疑態度，因為其領導階層由共產黨人和民主黨人組成；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民主黨人是敵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10]:405沃爾夫岡·費諾爾總結道，盟軍對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支持「與華沙起義一樣微不足道和不足」。[4]:228
1944年8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親自向駐倫敦的盟軍代表發表講話，要求他們支持斯洛伐克起義者。他向英國和美國的代表提出盟軍轟炸德國在斯洛伐克的作戰目標，其次，盟軍發布一份聲明，賦予捷克斯洛伐克國內部隊戰鬥人員的權利，使起義者受到《日內瓦公約》的保護。9月7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承認斯洛伐克起義者「組成對抗德國人的部隊」，並強烈警告德國人不要以報復的形式違反「戰爭規則」。英國外交部也發表了類似的聲明。[10]:405
英國和美國司令部不願答應馬薩里克向斯洛伐克提供軍事援助的請求。英國和美國空軍已經轟炸了斯洛伐克的某些目標，並為華沙起義提供了援助，實際上華沙起義距離他們在義大利的基地比斯洛伐克更遠。他們還兩次降落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以疏散在德國人占領的地區避難的盟軍飛行員。然而，在9月22日，美國總參謀部決定不支持斯洛伐克，理由是「這對美國和英國空軍來說不是一個合理可行的行動」。美國不願支持斯洛伐克起義是因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經常表達的恐懼，即西方對東歐的干涉可能會危及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承諾的支持。[10]:405-406
蘇聯政府從未回應英國的要求，儘管它確實向斯洛伐克起義者提供了有限的援助。9月22日，蘇聯政府稍顯遲緩地在美國和英國的聲明後附上了自己的聲明，承認「捷克斯洛伐克領土上的聯合抵抗力量擁有交戰國的權利，並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早些時候，蘇聯司令部向與烏克蘭第四方面軍和蘇聯軍隊開展聯合行動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軍發出命令，試圖突破喀爾巴阡山的杜克拉山口，並與斯洛伐克起義者建立聯繫。然而，當捷克斯洛伐克軍隊於9月14日抵達山口時，它不再由斯洛伐克軍隊守衛，而是由德國人守衛。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軍隊在遭受重大損失後，才於10月6日占領了它。[10]:406-407
為了直接支持斯洛伐克起義，蘇聯司令部派遣了捷克斯洛伐克空軍第一中隊，他們配備了21架戰鬥機，可以說是寶貴的援助。蘇聯司令部還派遣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傘兵旅，其中包括約2,000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士兵。然而，他們在幾周內才逐漸到達。因此，他們無法作為一個整體參加戰鬥。蘇聯還交付了幾件較小的武器和150門反坦克炮，但它們對德國人的重型和中型坦克無效。[10]:407
當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於1944年8月29日開始時，這一事件不僅威脅到蒂索領導下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權，還威脅到納粹德國在中東歐的霸權。與此同時，不能排除起義將擴大到維斯瓦河和南喀爾巴阡山之間的德國防禦陣線的威脅的可能性。到1944年夏天，軸心國在東線完全失去了軍事主動權，並被迫對紅軍採取防禦措施。在這個過程中，到1944年夏天，德國國防軍已經失去了太多的實質性力量，幾乎無法保持前線的凝聚力。在戰爭的這個階段，有兩個因素特別影響了軸心國部隊的作戰能力。一方面，6月6日英美盟軍入侵法國北部，在德國統治的西部創造了一個新的焦點，另一方面，蘇聯於6月中旬在中央集團軍前部發動的夏季攻勢，使第三帝國的軍事形勢更加惡化，以至於德國國防軍比以前更加受制於反希特勒聯盟的優勢力量。[7]:194-195
因此，德國歷史學家克勞斯·舍恩赫爾指出，雖然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乍一看似乎是德國戰線後方的一個孤立事件，但經過仔細研究，它仍然被證明是一個對東線南翼的軍事形勢和作戰程序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這是因為斯洛伐克的政治軍事事件導致蘇聯軍事領導層大幅改變了其作戰意圖，並使其適應新的情況。紅軍想利用民族軍事抵抗來摧毀德國戰線的基石。因此，莫斯科打算占領匈牙利，並直接推進到「大德意志帝國」的南部。由於紅軍修改了作戰計劃，德國國防軍不僅擊退了蘇聯-羅馬尼亞軍在特蘭西瓦尼亞的進攻，而且在短暫的休息後，還恢復了貝斯基德山的全面防禦。最終，德國國防軍及其匈牙利盟友仍然擁有鎮壓斯洛伐克中部起義和擊退蘇聯包圍和摧毀A集團軍和南方集團軍部分地區的目標的物資。[7]:202
從軍事角度來看，起義的意義主要在於它破壞了團結一致的德國戰線。[5]:196從起義爆發到戰爭結束，斯洛伐克不再是德國軍隊在東線的安全後方。在前線後方，德國人的通訊系統被中斷了。斯洛伐克不再為德國軍隊提供便利的補給線或撤退區。儘管其他戰區迫切需要德國軍隊與盟軍作戰，但仍然有很多德國部隊被迫留在斯洛伐克與起義軍和游擊隊作戰。德國在戰爭中使用斯洛伐克軍隊的計劃被挫敗了。最後，德國人在與起義軍和游擊隊的戰鬥中遭受了重大的生命和物質損失。[10]:408然而，起義的軍事意義最終仍然很低。在解除斯洛伐克東部兩個斯洛伐克師的武裝之後，德國國防軍才從其他戰線撤出部隊。除此之外，在前線任務後正在部署或重新部署的後備部隊主要用於鎮壓起義的行動。[11]:74
根據1940年12月進行的人口普查結果，有130,192名自稱德國國籍（喀爾巴阡德意志人）的斯洛伐克居民居住在斯洛伐克。他們的祖先早在12世紀就遷移到了當時的匈牙利王國，自19世紀以來，他們主要居住在以下三個定居地區：布拉提斯拉瓦（1918年之前的普雷斯堡/波若尼）及其周邊地區，斯洛伐克中部的豪爾蘭和斯洛伐克東部的斯皮什地區。斯洛伐克國成立後，根據斯洛伐克憲法，他們作為少數民族被賦予了廣泛的權利。[11]:158-161
德國人在斯洛伐克的政治活動主要是通過1938年成立的德意志黨（DP）。其領導人是弗朗茨·卡爾馬辛，他同時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德意志民族事務國務秘書處的國務秘書。具體而言，德意志黨的任務是按照德國納粹黨的路線，在政治和軍事上教育黨內的德國人，促進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國人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並確保他們被視為完全平等的公民，享有與斯洛伐克人相同的權利。1941年秋天，德意志黨有60,997名成員，其中包括近一半的德國籍斯洛伐克公民。德國人的軍事組織是志願衛隊（Freiwillige Schutzstaffe，縮寫FS），該組織在1944年中期共有7,818名成員，主要負責警衛任務，但也經常參與各種「安全措施」，例如逮捕猶太人。[11]:160-161 1944年9月2日，根據德國駐斯洛伐克指揮官的命令，德意志鄉土黨衛隊成立。所有16至50歲適合服兵役的德國裔成員都將由黨衛隊特別行動黨登記，最初作為當地武裝部隊部署在封閉的定居點地區。根據1945年1月的一份名單，鄉土黨衛隊共有8,116名成員。[11]:165-166
在起義軍控制的解放區發生了許多針對德國少數民族的罪行。[5]:186-189直到今天，在斯洛伐克遇害的德國裔人數仍無法準確確定。據推測，游擊隊和起義軍在針對平民的行動中殺害了1000人[11]:169至1500人[5]:190，其中絕大多數是德國籍。針對德國人的大多數罪行都是在斯洛伐克中部豪爾蘭地區爆發起義後不久犯下的。在這個地區，起義軍和游擊隊控制了一個多月，主要針對德國平民。1944年8月28日，軍事總部發布命令，宣布起義後，所有當地德國人及其家屬將立即被關押在軍營中，如果他們反抗，將被清算。1944年夏末，在斯洛伐克中部的幾個地方，德國人（德意志裔人）被殺死，部分原因是他們致力於帝國的利益，但也僅僅是因為他們屬於德國少數民族。[11]:169-170
9月21日，斯克雷納村（德語：Glaserhau）附近發生了最大規模的槍擊事件。9月17日晚，這個幾乎90%的人口自稱德國人的村莊被「約瑟夫·W·史達林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游擊隊」[註 4]的約250名游擊隊員占領。9月21日晚，這些游擊隊員進行了房屋搜查，約有300名16至60歲的男子在當地學校排隊。從那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帶到火車站，在那裡他們不得不登上火車。火車行駛了大約兩公里後停了下來。囚犯們不得不下車，然後被游擊隊槍決。共有187名男子以這種方式被謀殺，另有62人被帶到斯洛文斯卡盧普察的拘留營。游擊隊和起義軍在漢德洛瓦（德語：Kickerhau）進一步槍殺德國人，約80人被謀殺[5]:186，豪爾蘭地區的其他地方也發生了槍擊事件。[11]:170-171
1944年秋天，由於預計到紅軍的推進，德國領導層開始準備從斯洛伐克全面撤離德國人。撤離的德國人的確切人數尚未確定；撤離人數在7萬至12萬之間。總體而言，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國人中有三分之二可能受到疏散的影響。戰爭結束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斯洛伐克，但在1946年，作為重新安置運動的一部分，他們與留下的人一起再次被驅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在1950年進行的人口普查中，斯洛伐克只有5,179名居民自稱德國人。在這方面，存在了六年的第三帝國和斯洛伐克國實際上意味著自中世紀以來德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該地區共存的結束。[11]:163-164
1944年8月起義爆發時，估計仍有多達25,000名猶太人生活在斯洛伐克領土上。大多數人持有斯洛伐克某部委頒發的工作許可證，作為基本工人，而1939年3月14日之前受洗的猶太人（約3,200人）和混血猶太人（約1,000人）大多持有總統頒發的特殊許可證。然而，一些人也住在斯洛伐克，沒有登記。[17]:172
猶太人作為起義軍的士兵和軍官，以及各條戰線上的游擊隊成員作戰。參與戰鬥的一支部隊完全由猶太人組成，他們是從諾瓦基集中營的250名前戰鬥準備就緒的被拘留者中招募來的。他們的游擊隊（「諾瓦基集團」）成為起義軍第四戰術集團的一部分。[18]:169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空降到起義區的英國軍事使團的四名成員在參加斯洛伐克起義的猶太戰士中占據了特殊地位。他們所有人以前都住在當時的巴勒斯坦，並完成了降落傘課程。起義爆發後，四人立即自願加入英國最高司令部打算派往斯洛伐克的軍事委員會。特派團的任務是在英國陸軍司令部和起義的斯洛伐克最高司令部之間進行協調。德國軍隊占領起義中心後，巴勒斯坦猶太傘兵撤退到山區。四名士兵中有三人死於起義。[18]:171-172
大多數猶太游擊隊在不同的游擊隊中作戰——在46個較大的游擊隊單位中，有32個單位有猶太人的名字。迄今為止，已確定的猶太參與者總數為1,566人，其中1,397人為男性，169人為女性。這意味著在總共約16,000名游擊隊員中，約10%是猶太人，留在斯洛伐克的猶太人中有6.4%參加了起義（由於之前的驅逐，當時斯洛伐克的大多數猶太人都是老年人）。這意味著決定支持起義的猶太人比例高於斯洛伐克戰士在總人口中的比例。269名猶太游擊隊員戰死，占所有參戰猶太人的17%。166名參加起義的猶太參與者被授予民族起義I級和II級勳章。這使得猶太人參與斯洛伐克的反法西斯鬥爭處於猶太人參與歐洲抵抗運動的前沿，不僅在人數上，而且在參與強度上。[18]:175-176
結果
起義開始後，蒂索政權最終失去了本國的支持，完全依賴第三帝國。在接下來的時期里，黨衛軍部隊與斯洛伐克部隊和從斯洛伐克德國人中招募的「鄉土衛隊」一起，對游擊隊和平民採取了殘酷的行動。起義結束後，對被俘起義者的報復措施和對前起義地區平民的「懲罰措施」導致受害者人數增加。[19]:249公開處決、大規模槍擊、驅逐到滅絕營和集中營以及焚燒社區和村莊現在是斯洛伐克日常的一部分。大多數行動是由H別動隊組織的，該行動在起義爆發後不久被派往斯洛伐克，並且經常在當地人的幫助下進行燒殺。受害者主要是猶太人，但許多羅姆人、被捕的游擊隊和起義者及其支持者也未能倖免。[11]:105-106總共約有30,000名斯洛伐克公民被驅逐到德國監獄、勞改營、拘留所和集中營（約三分之二被驅逐到監獄和勞改營）。[5]:170
大規模襲擊事件最多的地方是克雷姆尼察（743名受害者，其中包括280名婦女和99名兒童）和涅梅茨卡（至少400名受害者），槍擊事件是由H別動隊第14特別行動組在赫伯特·德夫納上尉的領導下組織的，並在赫林卡衛隊應急單位的一支部隊的合作下進行的。[11]:114-118H別動隊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逮捕起義的軍事領導人，即韋斯特將軍和戈利安將軍。10月27日占領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後，他們撤退到多諾瓦利山口，到達波赫龍斯基布科韋茨村，11月3日在那裡被別動隊第14組逮捕。兩位將軍在布拉提斯拉瓦接受審問，然後於11月9日被帶到柏林。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將軍們的命運，但根據歷史學家欣德拉若娃的說法，一切都表明他們於1945年2月在弗洛森比格集中營被槍殺。[11]:78-79
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德國國防軍部隊和別動隊還發動了大規模的搶劫行動，而沒有顧慮斯洛伐克國人為維護的偽主權。儘管斯洛伐克當局提出抗議，但這些活動也擴展到了斯洛伐克的非起義地區。1944年12月底，德國任命了一名「經濟專員」，根據該專員的說法，所有原材料和糧食儲備都轉移到了德國，在勞動力轉移後，工業廠房也完全由帝國當局控制。亨施（1994）評論說：「民族起義後，斯洛伐克僅出於偽裝的原因保留了其「主權」外觀，並已被視為「帝國內部問題」。」[6]:278-279
1944年8月底爆發的起義被德國領導人視為完成斯洛伐克猶太人口滅絕的機會。與1942年的驅逐不同，這次行動從一開始就幾乎完全由德國機構組織和執行。保護函不再被認可。一個事實是斯洛伐克最高機構不打算繼續驅逐猶太人，他們甚至試圖保護他們。但當時他們的行為仍然是反猶太的，因為他們不想把起義的真正原因作為對政權的普遍和公開的拒絕表達。關於起義的起因以及猶太人在起義的準備、爆發和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斯洛伐克和德國政府界意見一致。[17]:173
在現在宣布的「猶太問題」的激進解決方案中，約瑟夫·威蒂斯卡指揮的H別動隊無疑發揮了主要作用。其活動實際上意味著逮捕猶太人，隨後將其驅逐出斯洛伐克，或在斯洛伐克境內謀殺他們。行動在H別動隊及其13和14特別行動組抵達後立即開始。9月的頭幾天，發生了大規模的襲擊，逮捕了許多猶太人，特別是在托波爾恰尼和特倫欽；1944年9月底，斯洛伐克首都對猶太人進行了最大規模的突襲，1,600名猶太人被捕。逮捕行動通常由H別動隊成員執行，通常在斯洛伐克人或德意志人的協助下進行。隨後，被捕者被轉移到最近的監獄，在那裡他們被登記，在某些情況下被審問（使用酷刑），以便從他們那裡了解其他隱藏的猶太人的下落。[11]:93-98
大多數被捕的猶太人隨後被轉移到塞雷德集中營。特爾納瓦附近的遺址在1942年驅逐期間已經是一個集中營，在1942年9月完工後，一直是多達1,200名猶太人的勞改營，直到1944年8月底，並在9月初被德國當局接管（德國入侵後不久，除15名猶太人外，其餘猶太人都逃離了營地）。黨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阿洛伊斯·布魯納是阿道夫·艾希曼在實現斯洛伐克猶太人種族滅絕方面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他被命令前往斯洛伐克組織隨後將猶太人從塞雷德運送到滅絕營。他抵達塞雷德後，斯洛伐克立即恢復驅逐，並將在接下來的六個月內繼續驅逐，直到1945年3月底。到戰爭結束時，14,000多名猶太人（除了1942年約58000名被驅逐者外）在斯洛伐克領土上被驅逐或謀殺。[11]:93-98
然而，在斯洛伐克同胞的幫助下，即使在第二階段，也有大約1萬名猶太人獲救，其中一些人參加了武裝起義。就人數而言，斯洛伐克人是以色列為營救猶太人而頒發的以色列國際義人的最頻繁獲得者之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導致種族滅絕的「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實際上引發了斯洛伐克封閉的猶太社區的解體。1945年、1948年和1968年的移民潮宣告猶太社區在斯洛伐克的終結。[17]:173[20]:85
據估計，從起義開始到解放期間，被殺害的起義士兵和游擊隊員總數，以及陣亡的德國士兵人數，目前估計約為7500名士兵和2500名游擊隊員，其中斯洛伐克起義者在民族起義期間損失了約3000人（主要是士兵，但也有游擊隊員），另有約1000人在被俘期間死亡。通過斯洛伐克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迄今為止可以確定約1500名受害者。[10]:408[19]:249歷史學家馬丁·拉茨科（2008）表示，直到今天，在起義的小規模衝突中喪生的德國士兵人數才得以客觀量化。[5]:196在1985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一本關於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歷史的選集中，作者指出德國的損失如下：4200名陣亡士兵，5000名受傷人員和300名囚犯。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中陣亡的德國士兵人數沒有提及。[21]
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納粹占領斯洛伐克政策造成的傷亡數據大多在4000至5000人之間，其中約2000人是猶太人。[17]:224[5]:201[19]:249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博物館（Múzeum SNP）在其2009年的出版物中估計，從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底，共有5305人被謀殺並埋葬在211個亂葬坑中。102個村莊和社區被完全或部分夷為平地。[2]:163
此外，德國占領軍摧毀或沒收了800輛機動車輛和267架飛機。戰爭結束後，起義和前線通道在斯洛伐克造成的總損失估計約為1140億克朗。道路、橋梁和鐵路被毀。原來的近700台機車中只剩下22台。大部分隧道和鐵路橋梁被掩埋或毀壞，道路交通也同樣遭到破壞，約1500座橋梁被毀，500座橋梁受損。[20]:163
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重要性不在於軍事層面，而在於政治和道德層面。[11]:74由於起義的失敗，起義政治家的政治期望只得到了部分滿足。隨著起義的實現，他們能夠將斯洛伐克從之前與第三帝國合作的負擔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他們的政治觀點必須在倫敦和莫斯科得到注意。但他們完全依賴外部力量進行解放，這大大惡化了他們在戰後的地位。在紅軍逐步移交給民政管理的解放的斯洛伐克領土上，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仍然能夠保持事實上的權力壟斷。直到1945年至1948年或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在布拉格全面成立後，斯洛伐克人通過起義贏得捷克政治的民族自治的所有要素逐漸瓦解。戰後時期，參與起義的公民民主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政治目標沒有得到考慮。直到1948年2月，民主黨人才設法保護斯洛伐克免受共產主義政權的侵害。斯洛伐克共產黨人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作為20世紀50年代黨內清洗的一部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送進了監獄。儘管如此，起義及其對政治自由和民族自治的鬥爭，給了斯洛伐克當時自豪地宣稱的理想，並延續到了1989年以後。[2]:131-132
斯洛伐克國存在了六年後滅亡，但在重新建立的共和國的頭幾年，有些地區完全屬於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斯洛伐克自治政府的立法機構，因此被剝奪了布拉格中央政府的決策權。其中一個領域是起訴1938年以來犯下的罪行。這是基於戰爭期間或戰後不久達成的相關盟軍協議。該法令由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倫敦制定，其中載有起訴納粹和戰爭罪犯的規定，但被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拒絕，結果捷克斯洛伐克最終根據兩套不同的標準在這一領域開展工作。在共和國西部，基本規範是1945年6月19日所謂的《大報復法令》；在斯洛伐克，一個月前已經生效的是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第33/1945號法令。[11]:224-225
關於捷克歷史學家蓮卡·欣德拉若娃的研究中審查的100名H別動隊領導人，出現了以下情況：共有5名黨衛隊領導人被捷克人民法院定罪，並具有最終效力。然而，這些人都沒有對在斯洛伐克犯下的罪行負責——他們都必須為之前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的活動負責。三人被判處死刑，兩人分別被判處五年和十二年監禁。[11]:233在100名黨衛隊領導人中，只有一人在斯洛伐克接受審判。其他人也接受了調查，但結果不足以將被告繩之以法。[11]:248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沒有一名H別動隊黨衛隊領導人因在斯洛伐克的活動而被定罪。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得不為戰爭期間的行為向德國聯邦法院負責，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不得不服刑。共有10名H別動隊黨衛隊領導人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因在斯洛伐克境外犯下殺人罪而被定罪。[11]:289除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外，H別動隊成員在其他國家也被追究責任，在某些情況下被最終定罪。四名突擊隊領導人被判處死刑，隨後被處決。[11]:299
然而，斯洛伐克人民法院對其他人的定罪具有最終效力，這些人或多或少與H別動隊的活動有關[11]:248。例如，1947年12月3日，布拉提斯拉瓦國家法院判處前德國駐布拉提斯拉瓦特使漢斯·埃拉德·盧丁和德國駐斯洛伐克指揮官赫爾曼·赫夫勒絞刑。兩人共被判27項罪名成立，他們的罪行主要包括參與「對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治、經濟和其他壓迫」。赫夫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境內率德國軍隊作戰，對抗紅軍、盟軍其他軍隊、斯洛伐克民族起義者和斯洛伐克游擊隊；兩人都為納粹德國服務，下令並參與將斯洛伐克公民驅逐出境。」死刑於1947年12月9日執行。[11]:2481948年2月27日，斯洛伐克「猶太事務專員」迪特爾·維斯利策尼也在布拉提斯拉瓦被處決。另一方面，第一位德國指揮官戈特洛布·貝格爾未能被捷克斯洛伐克機關扣押。[11]:248
布拉提斯拉瓦國家法院的另一項審判，即對斯洛伐克前總統約瑟夫·蒂索的審判，引起了更大的轟動。斯洛伐克前內政部長亞歷山大·馬赫和前內政和外交部長費迪南德·尤昌斯基與他一起受審。有爭議的判決於1947年4月15日作出。蒂索被判處絞刑，三天後執行了死刑。法院還對缺席的尤昌斯基判處死刑。另一方面，馬赫被判處30年監禁，儘管後來刑期減至25年，由於大赦，馬赫最終於1968年初獲釋。在1947年11月11日國家法院的另一次審判中，1944年9月5日上任的其他部長也被判有罪，如國防部長斯特凡·哈什希克缺席被行刑隊判處死刑。其他人則因監禁被判處不同的刑罰，例如前總理兼外交部長斯特凡·蒂索（30年）、財政部長米古拉什·普魯任斯基（6年）、經濟部長蓋扎·梅德日茨基（7年）、教育和國家啟蒙部長阿拉達爾·科奇什（6年）和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長烏多維特·雷德納爾（4年）。此外，1946年8月，國家法院判處赫林卡衛隊參謀長兼安全國務秘書奧托馬爾·庫巴拉死刑，隨後槍決。[11]:248-249
反響
1944年9月和10月，斯洛伐克合作政權的代表將起義稱為規模小、毫無準備、毫無意義和外國策動的——這是「非斯洛伐克元素」的工作：所謂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捷克人、猶太人、俄羅斯傘兵和國內叛徒。對於蒂索總統和人民黨（赫林卡）的領導層來說，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是一場純粹的共產主義陰謀，一小部分斯洛伐克人以虛假事實為藉口，任由起義概念被濫用。他們認為國家的崩潰是一種歷史誤解，他們認為這是由於外國勢力的干預和從莫斯科和倫敦引進的外國意志造成的。執政黨人民黨及其意識形態繼任者的同情者認為，這是一場犯罪、反民族、親捷克、親布爾什維克和反基督教或者是路德宗的陰謀，是對國家主權的恐怖主義和自相殘殺的內戰。[15]:302[16]:202鎮壓起義後，德國贊助人宣布偉大勝利的需要占了上風——因此，斯洛伐克官方媒體也將「政變」重新歸類為「起義」。[16]:202
流亡總統貝奈斯希望將斯洛伐克民族起義視為他對戰前捷克斯洛伐克忠誠的確認。然而，他在倫敦的流亡政府也不得不接受斯洛伐克國家機構的自信行為，1945年後，事實證明很難回到戰前的中央集權。大多數斯洛伐克非共產主義組織者和參與者希望在平等權利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斯洛伐克和捷克聯合民主國家。[16]:202
1945年8月29日，在慶祝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一周年之際，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參加了起義受害者紀念碑的奠基儀式。慶祝活動旨在動員人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框架內重建飽受戰爭蹂躪的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是，傳遞一個信息：這場戰爭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應對所有暴行和罪行負責。接下來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周年紀念反映了斯洛伐克國家機構的權威被布拉格機構所取代。起義者關於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化的想法沒有得到實施——這不僅是因為捷克方面的拒絕，還因為斯洛伐克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的政治衝突，後者成為了中心主義復興的工具。[16]:204-205
总结
视角
1948年2月上台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獲得了管理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歷史遺產」的專有權。1948年二月事件後，曾經是1944年起義最高機構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本已微不足道的職權被削減為最低限度的代表職能。接下來，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的將軍們，只要他們是斯洛伐克人和起義的前重要成員，都被解僱並監禁。所有非共產主義者的起義領袖都受到譴責、迫害，並被排除在任何榮譽之外（如約瑟夫·萊特里希、揚·烏爾西尼、維利亞姆·琴戈爾和馬泰伊·約斯科）。這一過程在1949年已經完成。[4]:308在1949年的五周年紀念日，宣布共產黨是「起義的唯一領導和組織力量」，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親自從莫斯科和基輔策划起義」，並從那裡領導起義。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加強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一個統一和不可分割的國家中的兄弟情誼」。[16]:209
根據斯洛伐克歷史學家埃萊娜·曼諾娃（2011）的說法，對1949年至1964年共產主義捷克斯洛伐克起義的評估的特點是剝奪了對民族起義的記憶：
『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建設開始了，他們愉快地與蘇聯並肩建設社會主義。那些已經有過反對不民主政權經驗的人的倡議是不受歡迎的。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清洗、恐嚇和政治審判也影響了許多前起義者，通常不允許公開表達對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不同解釋。[16]:208
歷史宣傳將這一事件定義為「共產主義（起義）」，黨內競爭對手被貼上「假共產主義者」的標籤，並被定為叛徒。斯洛伐克和捷克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是所有多民族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反對所謂公民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種變體。南斯拉夫與蘇聯決裂後，幾名斯洛伐克共產黨領袖被指控（據稱）是反捷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在民族起義期間提出的建立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組織的呼籲被視為未來分裂的第一步。[16]:210-211
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1944年的共產黨起義領導人隨後被指控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1951年4月18日，胡薩克和諾沃梅斯基在捷共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被指控準備在起義期間轉向階級敵人的立場。諾沃梅斯基和胡薩克被審判，1952年12月，1944年斯洛伐克國民議會前主席、前共產主義者卡羅爾·什米德克在不明原因的情況下去世。[4]:308-309德國歷史學家沃爾夫岡·費諾爾（1992）寫道：
後來很明顯，1944年斯洛伐克起義的事實和遺產與哥特瓦爾德領導下的捷克史達林主義共產黨人一樣不匹配貝奈斯領導下的捷克民間力量。在布拉格，人們很快意識到起義的意義遠遠不止於歷史意義，如果其傳統不能儘快得到控制並在理想的意義上變形，它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斯洛伐克所有解放和平等願望的素材。[…]1954年起義十周年之際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圖書市場上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最原始的歷史捏造[…]。[4]:309
沃爾夫岡·費諾爾將「對起義的新權威解釋」總結為以下六點：
- 起義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體斯洛伐克人民的事業。
- 這場起義僅被視為捷克斯洛伐克整體抵抗運動的一部分。
- 起義是由莫斯科的共產黨哥特瓦爾德集團準備和組織的。
- 從軍事角度來看，起義是由游擊隊而不是斯洛伐克軍隊發動的。
- 如果沒有蘇聯的積極支持，起義是不可能發生的。
- 由於斯洛伐克軍官的無能和貝奈斯集團在倫敦的陰謀，起義最終失敗了。[4]:309-319
古斯塔夫·胡薩克和他的同志於1960年從監獄獲釋，但直到1963年底才在道德上得到平反，因為他們擔心在「斯洛伐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平反後，他們從民族起義時代開始的政治綱領可能會被延續。[16]:2111960年的新憲法完全降級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並將行政部門直接從屬於布拉格。[16]:215此外，斯洛伐克的雙十字架被克里萬山上的火所取代，這是為了象徵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ČSSR）的國徽。[22]
在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對起義記憶的國家化再也無法停止。1968年，媒體自由討論了之前保密的起義的各個方面。自1948年以來，民主抵抗運動的代表首次出現在當地周年慶典的看台上。蘇聯的占領和隨後所謂的正常化結束了多元記憶。1969年後，歷史學家對起義唯一有約束力的官方解釋是古斯塔夫·胡薩克在1964年的回憶錄中提出的「民族共產主義」解釋。
总结
视角
共產黨權力的垮台結束了神聖記憶，催生了自由討論的可能。1991年4月，在斯洛伐克歷史學會第10次會議上，專家們提出了如何評估起義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大多數人接受了持不同政見者和歷史學家約瑟夫·雅布洛尼茨基的概念，他在1990年以《沒有傳說的起義》一書的形式提出了這一概念。其目的是強調非共產主義公民抵抗的重要性和軍隊的作用，同時不否認共產黨和游擊隊運動的重要性。[23]:425-4261989年和1993年後的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起義為國家傳統。1994年8月，六位總統參加了起義50周年紀念活動。1993年1月成立的斯洛伐克軍隊承認了這一傳統。[16]:218直到2005年，民族起義的周年慶典每五年才舉行一次，但自2006年以來，紀念活動每年舉行一次。[24]從那時起，外國參與者的興趣也有所增加：2006年有15個外國大使館參加了慶祝活動，到2013年已經有27個了。[25]
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有人試圖建立將1939年至1945年的斯洛伐克國視為當今斯洛伐克的前身和參照點的解釋。這些觀點首先以新人民黨（盧達克）史學（斯洛伐克流亡歷史學家和斯洛伐克文史學會的一些歷史學家）為代表，認為抵抗運動是「反民族的」，起義開始的那一天是「災難」和「難以置信的陰謀」。它們引發了激烈的爭議，但被大多數歷史學家拒絕。[註 5]斯洛伐克歷史學家伊萬·卡梅內茨在民族起義爆發70周年之際接受採訪時解釋了斯洛伐克民族起義與斯洛伐克民族問題之間的關係：
起義並沒有否定斯洛伐克的國家地位，只是否定1939年後存在的國家形式——也就是說，由於納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國的壓力下建立了一個不民主的政權。當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爆發時，它宣布了自己的目標，其中之一是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但不是慕尼黑（協定）之前或1920年憲法之後存在的形式，該憲法提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明確要求斯洛伐克在新共和國中享有平等地位。[26]
斯洛伐克歷史學家馬丁·拉茨科（2008）還指出，關於民族起義，軍事起義源於當地，主要由當地人（經濟學家、將軍、軍官）準備，因此主要是斯洛伐克的事情。自1944年10月以來出現的認為這是「捷克人」或「猶太人」行動的觀點是錯誤的，與事實完全不符。然而，這場起義很難被理解為字面意義上的民族事業，因為在當時260萬斯洛伐克公民中，只有不到8萬人武裝並積極參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動員的一部分。全國大多數人「沒有參加起義，也沒有表現出真正的興趣」。人們可以從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政治和道德意義來談論它的整體民族方面。[5]:197
斯洛伐克政治話語中總是隱含著對民族起義的象徵性提及。起義的主題引發了政治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仍是斯洛伐克人集體記憶和兩種相互競爭的歷史文化的特徵。斯洛伐克歷史學家埃萊娜·曼諾娃（2011）寫道：
非常簡單地說，1939年至1945年斯洛伐克民族起義與斯洛伐克國之間的關係可以被視為關於政府形式的爭端（獨裁與民主），或關於憲法秩序的爭端（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與中央集權的捷克斯洛伐克主義）。[…]作為一場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解放鬥爭，民族起義在20世紀60年代和90年代尋求民族和國家認同的過程中被證明是一個『有用的過去』（雅克·魯普尼克）。當起義被置於其歷史背景下時，問題就開始了，與前一時期的斯洛伐克國有關。許多人將民族起義的意識形態信息歸結為反對德國納粹主義，但並不覺得需要對斯洛伐克國的獨裁法西斯政權進行批判性審查。[16]:236-237
社會學研究表明，對於許多公民來說，不相容的過去不會帶來任何困難——一些受訪者對民族起義和蒂索政權都持積極態度。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社會因「民族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之間的衝突而嚴重兩極分化時，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主要被積極看待。在2003年進行的一項代表性調查中，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在1918年後的積極歷史事件中排名第四。評價最負面的事件是斯洛伐克驅逐猶太人。在最受歡迎的節日中，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也排在第四位。51%的人認為塔特拉山脈是最強烈的象徵，其次是基督教十字架（25%）、德溫城堡（23%）、斯洛伐克雙十字架（21%）——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紀念碑（12%）是當代歷史的唯一象徵。[16]:236-237在Focus民意研究所2016年對斯洛伐克民族起義進行的一項代表性調查中，共有82%的斯洛伐克人表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我們應該感到自豪」的事件。10%的斯洛伐克人強烈反對，認為起義是他們不應該為之驕傲的事件。[27]
在今天的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尤其受到極右翼人民黨-我們的斯洛伐克的批評，該黨稱讚與第三帝國合作的斯洛伐克國領導人是民族英雄。2015年8月29日，在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周年紀念日，該黨領袖馬里安·科特萊巴作為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地區主席在市政辦公室升起了黑旗。[28]:217
國際反響
总结
视角
斯洛伐克歷史學家斯坦尼斯拉夫·米切夫（Stanislav Mičev）是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博物館的館長，他在2014年70周年之際哀嘆道，儘管它幾乎與華沙起義同時發生，雙方出動了更多的部隊，戰區也更大，但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是一場「基本上被遺忘的起義」。[29]
在德國史學中，1944年秋季的斯洛伐克起義——就這一事件所受到的關注而言——本質上被描述為一場反對德國「保護力量」和教權獨裁蒂索政權的民族抵抗鬥爭。克勞斯·舍恩赫爾認為，這種方法原則上公正地對待了事件，但在他看來，這種方法忽略了將事件置於中東歐和東南歐整體軍事局勢的背景下。這是因為——根據舍恩赫爾的評估，這場起義，再加上幾天後開始的紅軍對貝斯基德山前線的襲擊，可能會對第三帝國在東南歐的軍事和政治地位構成重大威脅。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行動仍處於恢復階段，只能從這個角度來解釋。紅軍既不想也不能錯過與起義軍聯合在烏克蘭北部和南部集團軍後方形成超大橋頭堡的機會。[7]:60
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屈克特（2013）指出，1944年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與華沙起義一樣，是「中歐東部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統治體系及其盟友的最大起義」。[19]:243捷克歷史學家蓮卡·欣德拉若娃（2013）表示，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也是「歐洲武裝抵抗國家社會主義和合作政權歷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11]:60
德國記者和歷史學家羅蘭德·舍恩菲爾德（2000）對1939年至1945年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重要性和斯洛伐克國家地位的困境進行了如下評估：
斯洛伐克在沒有放棄的情況下無法擺脫其保護力量德國的懷抱。其政府和部分人口曾與一個外國、不道德和犯罪的國家合作。起義向戰勝國證明，大部分斯洛伐克人民不同意這一惡魔般的協議，並準備冒著生命危險將他們的祖國從外國的『法西斯』統治中解放出來。斯洛伐克人能夠進入戰後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作為一個為盟軍對抗文明世界敵人的鬥爭做出貢獻的民族。[12]:141
德國歷史學家沃爾夫岡·費諾爾（1992）強調：
從平面的歷史意義上講，斯洛伐克人在蒂索統治下的生活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好，無論是物質上還是文化上。更令人欽佩和難忘的是，正是斯洛伐克人在1944年的大膽起義中重建了捷克斯洛伐克，從而是在南斯拉夫之後的非法抵抗法西斯主義中取得了最大的政治和軍事成就。因為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芬蘭人只是在蘇聯軍隊深入（他們領土的）森林時才將武器轉向德國人，而斯洛伐克人在蘇聯坦克駛過他們家園的山谷和村莊之前就站了起來。[4]:312-313
此外，歷史學家安娜·約斯科在維克托·馬馬泰和拉多米爾·盧扎於1980年出版的捷克斯洛伐克歷史國際卷中寫到了斯洛伐克民族起義：
法蘭提塞克·帕拉茲基在他的《捷克人民史》中聲稱，各國用鮮血將自己的名字銘刻在歷史上。通過抵抗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和斯洛伐克起源的法西斯主義，以及通過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斯洛伐克人民用鮮血和火焰書寫了他們歷史的新篇章。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是斯洛伐克抵抗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高潮的一次起義，成為現代斯洛伐克歷史和捷克斯洛伐克歷史的高潮。與華沙起義一起，這是歐洲抵抗運動中最傑出的行為。[10]:408
根據以色列歷史學家耶沙亞胡·耶利內克（1976）的說法，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也「挽救了國家的榮譽」，根據其統治者的意願，國家注定是德意志帝國的最後一個盟友。[30]:126
沃爾夫岡·費諾爾在回答1944年的斯洛伐克起義是否能真正算得上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時候表示：
從1943年夏天到1944年夏天的陰謀實際上只是由二十多人組成的一小群斯洛伐克精英的事情，其中大多數是軍官。起義本身是由4萬到5萬名士兵進行的；不算多。但是，斯洛伐克這個小國擁有革命人格的驚人經歷，從自己的子宮裡誕生了一支英勇戰鬥的軍隊，這一切都是在幾乎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通過自己的努力，使1944年秋天的事件成為一個「民族」事件。[4]:313-314
捷克歷史學家揚·里赫利克（2012）指出，儘管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當然有留在斯洛伐克的其他猶太人、捷克人和其他國家的成員（總共30個不同的國家）加入，但起義實際上是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士兵和游擊隊的數量證明了這一點。[31]:251此外，里赫利克還評論了起義與斯洛伐克國家地位之間關係的主題，這在斯洛伐克史學中經常被討論。里赫利克強調，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並沒有摧毀斯洛伐克國，因為大國已經決定解散它。雖然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確實宣布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復興，但這並不意味著放棄斯洛伐克國家地位，相反，斯洛伐克的國家地位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框架內得到維護和進一步發展。[31]:268
美國歷史學家約翰·賴德（2014）調查了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是否可以被視為斯洛伐克內戰的問題。賴德的方法基於美國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里伯對內戰的定義，他將「內戰」描述為「兩支相對勢均力敵的軍隊之間的鬥爭，由兩個聲稱對同一領土擁有權力的敵對政府領導。外交政策僅限於人力和裝備，這場衝突不會演變為國際衝突。」[32]:424根據這一定義，賴德認為斯洛伐克內戰是沒有依據的。誠然，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和斯洛伐克政府都聲稱在國家內部擁有合法權力，並投入了大量軍隊參與戰鬥。然而，德國國防軍作為對抗起義軍的主力部隊的作用是有問題的，因為只有少數斯洛伐克人（鄉土衛隊、赫林卡衛隊）與起義者作戰，如果沒有德國的干預，內部衝突就不會達到頂峰。此外，德國軍隊顯然不是為了維護人民黨政權而戰，而是斯洛伐克被一支外國軍隊占領，這支外國軍隊只想消滅自己戰線後面的危險敵人。[32]:427
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屈克特（2014）再次專注於斯洛伐克游擊隊運動的作用。屈克特指出，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起義的領導層和蘇聯游擊隊工作人員最終都計劃將他們納入軍事組織，但這一轉變沒有成功，因為游擊隊既不能融入常規作戰結構，起義軍及其士兵也不能永久轉變為游擊戰。[33]:413
研究
雖然從德國的角度對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和隨後的蘇德戰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1944年秋季的斯洛伐克起義和同期北烏克蘭集團軍對喀爾巴阡山口的防禦卻很少受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學家的關注。[7]:39克勞斯·舍恩赫爾用德語詳細描述了斯洛伐克起義中的戰鬥和各個單位。在1944年Herbst出版的《Die Niederschlagung des Slowakischen Nationalaufstands im Kontext der deutschen militärischen Operationen（在德國軍事行動背景下鎮壓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一書中，他還對沃爾夫岡·費諾爾的研究進行了批判性審視，該研究長期以來被視為德國歷史研究的標準著作，他在指出了費諾爾的許多事實錯誤。在另一篇文章中，舍恩赫爾分析了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如何影響維斯瓦河和南喀爾巴阡山之間的德國-匈牙利防禦戰線的軍事形勢。[11]:17[23]:194
費諾爾的出版物於1969年出版，標題為《捷克斯洛伐克起義——1944年開始斯洛伐克自由戰爭》，1983年改成《塔特拉山的起義——1939-1944年斯洛伐克戰役》被塔季揚娜·滕斯邁耶拒絕，稱其為「德國國防軍的正當理由」。[11]:172013年，蓮卡·欣德拉若娃的論文《破壞的結局》發表，作者在論文中論述了1944年夏末來到斯洛伐克打擊抵抗運動的H別動隊，作為納粹浩劫後期所犯罪行的代表。這本書以德語和英語出版。2017年，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屈克特、尤爾根·扎盧斯基和福爾克爾·齊默曼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游擊隊——歐洲抵抗運動背景下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這本書一方面論述了1939年至1945年間斯洛伐克和其他歐洲國家游擊隊運動的出現和組織，另一方面也論述了游擊隊團體的一般政治和社會背景以及各自的紀念文化。
德國歷史學家克勞斯·舍恩赫爾認為，有兩個因素決定了人們對德國史學在貝斯基德山起義和北烏克蘭集團軍的防禦戰中缺乏興趣。首先，由聯邦軍事局（弗萊堡）持有的北烏克蘭集團軍及其下屬部隊以及作戰後方指揮機構的不完整檔案，將使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事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變得更加困難。其次，1944年夏秋在其他戰區（如法國、巴爾幹半島和東線中部和東部）的戰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階段的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斯洛伐克的事件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關注。[7]:39-40
斯洛伐克的抵抗研究非常關注民族起義。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機構是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博物館」（斯洛伐克語：Múzeum slovenského národného povstania）。[19]:251在揚·尤利烏斯·托特、帕沃爾·博薩克和米蘭· 蓋多什的編輯責任下，以高度專業的質量對起義歷史的各個階段進行了軍事科學描述，包括蓋多什關於第三戰術組的作品和博薩克關於起義軍第一戰術組的著作。還應強調威廉· 普雷錢撰寫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文件的獨特數量。[4]:312對斯洛伐克民族起義的歷史編纂學的研究，例如約瑟夫·雅布洛尼茨基的研究，指出了這一事件的工具化，從而證明了這些解釋的政治功能。[33]:411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試圖將抵抗和起義置於歐洲歷史大背景中。最近，批評游擊隊和蘇聯作用的起義報道引起了爭議。[19]:250-251
文化和藝術紀念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和反對其獨裁統治制度的抵抗的記憶在斯洛伐克今天仍然非常重要，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是紀念的中心。許多城市都以它命名街道或廣場[19]:250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茲沃倫的主廣場都是以SNP命名，布拉提斯拉瓦的前市場廣場自1962年以來也以SNP命名。SNP大橋是該市在多瑙河上的第二座橋梁，也位於布拉提斯拉瓦。全長769公里的Cesta hrdinov SNP（SNP英雄之路）從布拉提斯拉瓦的德溫城堡延伸到杜克拉山口，是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主要旅遊路線，與E8歐洲長途步行道的斯洛伐克段基本重合。
早在1989年之前，起義就已經是斯洛伐克電影製作的首要主題，為周年慶典製作了100多部電影（主要是紀錄片和約40部故事片）。導演帕洛·別利克製作了傳奇片《狼洞》（Vlčie diery），它充滿了悲情，從勝利者的角度出發，但也有生動的人物，超越了黑白思維，並使用了直接來自起義的紀錄片。首映式原定於1948年8月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四周年，但由於意識形態上的保留，一些場景不得不重新製作：電影委員會要求強調「本國背叛」和蘇聯解放者所扮演的角色。與公共生活中的任何地方一樣，從1949年到1955年，電影攝影中也有具有約束力的意識形態教條：民族主題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幽靈有關。起義的主題直到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才合法化。在1963年至1970年斯洛伐克電影的黃金時代，這一事件的各種道德方面——包括尤拉伊·雅庫比斯科的《逃兵與朝聖者》（Zbehovia a pútnici，1968）中的游擊隊搶劫——已經可以進行藝術處理和宣傳。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只有忠於國家的反法西斯英雄游擊隊鬥爭的圖像才能進入電影和電視。[16]:228-229
與電影類似，1989年之前，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在紀念場景中也有優先權：1976年斯洛伐克現有的2700多個當代歷史政治紀念碑中，有1333個紀念起義。它們中的大多數是為了紀念周年而豎立的。1989年11月，布拉提斯拉瓦最大的廣場（SNP廣場）成為推翻共產主義政權（天鵝絨革命）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的舞台。[16]:230-2312018年，斯洛伐克記者揚·庫恰克被謀殺後，斯洛伐克自198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再次在SNP廣場開始。[34]
當代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有關的電影有：
- Rozhovor s nepriateľom （與敵人的對話），2006年
- Moje povstanie （我的起義），2014，短集故事片
- [Moje povstanie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hT91FW2qY] （我的起義2），2019，故事片（53分鐘）
備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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