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鬼無害論

有鬼無害論指認為上演一些含有鬼魂內容的戲劇沒有害處的觀點，引起了中國1960年代的一系列學術爭論和政治批判。由孟超創作崑曲《李慧娘》引出，《有鬼無害論》即是廖沫沙為《李慧娘》辯護文章。

有研究者將這一系列爭論分為三個階段，依次是1961年年中至1963年初的學術批評、1963年年中至年底的學術批判、1964年初至1965年初的政治批判。此後，《李慧娘》與《謝瑤環》、《海瑞罷官》是為1960年代初的中國戲曲界「三株大毒草」^[1]:13。

背景

1951年5月5日政務院發布《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此後一年多，文化部先後明令禁演劇目26齣，其中大多數屬於「鬼戲」。

1953年9、10月，馬健翎根據秦腔《游西湖》改編的新本在西安和蘭州正式演出，新本刪除李蕙娘（馬本如此）的「鬼魂」，代之以「裝鬼」，引發普遍批評^[1]:15。新本《游西湖》與日後引發爭議的《李慧娘》有同一母體《紅梅閣》^[2]:115。

1956年，中央文化部召開全國戲曲劇目會議，不少人認為應該上演「鬼戲」。《新民晚報》辟專欄討論「鬼戲」問題，先後發表爭論文章30多篇。

歷史

1961年，孟超依據《紅梅記》和《紅梅閣》^[2]:115創作的崑曲《李慧娘》發表於《劇本》7、8月合刊。8月，由北方崑劇院首演於北京，受到社會各界一致好評。《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等紛紛刊登正面的評論文章，也有人認為改編劇 「新人不如故」（酈青雲）^[1]:13、14。8月31日，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筆名繁星）於《北京晚報》發表《有鬼無害論》說：「代表自然力量的鬼神，同時代表一種社會力量」，「如果是個好鬼，能鼓舞人們的鬥志，在戲台上多出現幾次，又有什麼妨害呢？」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

5月，《文匯報》發表署名「梁璧輝」的文章《「有鬼無害」論》（一般認為是江青組織寫的）：「繁星同志忽略了鬼神迷信的階級本質，因而也忽略了它對人民的毒害。」此後的批評文章有1963年第9期《戲劇報》發表的李希凡《非常有害的「有鬼無害論」》，1963年第4期《文藝報》發表的《演「鬼戲」沒有害處嗎？》^[3]:39。

12月12日，毛澤東批示說：「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1963年底至1964年初舉行的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大會上，柯慶施講話：「所有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戲劇界、文藝界存在著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這種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本質上就是戲劇、文藝為哪一個階級服務的鬥爭。」1964年6月5日，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開幕式上，陸定一講話認為「鬼戲」是階級鬥爭的反映。7月1日，《紅旗》發文：「前一個時期，有人提倡在戲曲舞台上大演鬼戲，提倡牛鬼蛇神，還提出所謂『有鬼無害論』，為傳播封建迷信的鬼戲做辯護，這是十分有害的，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社會主義進攻在文藝領域中的反映。」11月，廖沫沙被撤銷職務，孟超「停職反省」。

此後批判鋒芒指向《李慧娘》，1964年《文學評論》第六期的鄧紹基《〈李慧娘〉——一株毒草》說：「孟超筆下的李慧娘，就是一個在政治上『備受壓抑』並且要反抗和復仇的人物形象」，「和今天的什麼人的思想一致、從而可以鼓勵他們呢？我們可以斷言：那絕不是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同時，文章將《李慧娘》定性為「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是國內「修正主義」「借用各種歷史或傳說的題材，來發洩他們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攻擊和誹謗社會主義現實生活，放肆地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一個反映」^[4]:19。

1965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廖沫沙文章《我的〈有鬼無害論〉是錯誤的》。3月1日《人民日報》登載齊向群《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編者按說：「孟超同志新編的崑劇《李慧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此文與鄧紹基的《〈李慧娘〉——一株毒草》在日後被認為是「火力最集中、批判力度最大的」文章^[1]:22。4月，中共中央改組文化部。

孟超逝世於1976年5月。1979年10月，舉行了孟超追悼會。1980年《李慧娘》重印發行。

後續

文革結束後，1979年，曲六乙發表文章認為批判有鬼無害論、《李慧娘》的責任在康生、江青身上，他認為「有鬼無害」和「有鬼有害」都有片面性。^[5]後來，穆欣發表文章描述了康生在鬼戲問題上的出爾反爾。^[6][7] 陸沅則發表文章說：「正在田漢、王蒙、鄧拓、楊獻珍、李銳、孟超等蒙冤受屈時，劉少奇理解和同情他們，曾盡力為他們主持公道。」^[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