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槍炮、病菌與鋼鐵
1997年书籍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英語：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是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德·戴蒙於1997年出版的一部跨學科研究類著作。該書試圖解釋為何歐亞大陸和北非地區的文明得以生存並征服其他文明，同時駁斥將歐亞大陸霸權歸因於歐亞人在智商遺傳性、道德或遺傳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的觀點。戴蒙德認為，人類社會之間權力與技術差距的根源主要在於環境差異，這些差異通過各種正回饋循環被放大。例如，地理環境促成了農業和動物馴化的發展，進而支持了複雜社會結構的形成。當文化或基因差異為歐亞人帶來優勢（如書面語言或對地方性流行病的抗性）時，戴蒙德強調，這些優勢源於地理環境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如促進不同文化間的商業與貿易），而非歐亞人基因組的固有優越性。 本書於1998年榮獲普利茲非小說獎和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獎。隨後，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將其改編為一部三集紀錄片，並於2005年7月11日、18日和25日在PBS播出[1]。
Remove ads
簡介
該書的序言以作者戴蒙德與巴布亞紐幾內亞政治家亞里的對話開篇。二人談論了巴布亞紐幾內亞人與在該地區統治了兩個世紀的歐洲人之間權力與技術的差距，而他們二人都不認為這種差異源自歐洲人相對於巴布亞紐幾內亞人而言的基因優越性。亞里使用當地稱呼發明和工業製成品的詞語「cargo」向作者提問道：「為什麼你們白人能夠製造這麼多的『cargo』，並將它們帶到新幾內亞，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cargo』呢？」[2]:14
戴蒙德意識到，亞里提出的這個問題似乎在其他地方同樣適用：「歐亞血統的人……在財富和權力上主宰著……世界。」其他民族在擺脫殖民統治之後，其擁有的財富和權力仍然落後於歐亞地區的人類社會。還有一些民族，他指出：「曾被歐洲殖民者大量屠殺和征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徹底滅絕。」[2]:15
其他民族（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美洲原住民、澳洲土著、巴布亞人，以及最初居住在東南亞熱帶地區的原住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歐亞人、班圖人等所構建的農耕社會所征服或取代，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如南非土著科伊桑人，甚至幾乎被徹底取代或消亡。作者認為，這種現象源於這些農耕社會在技術和疾病免疫力上所具有的優勢，而這些優勢又源自末次冰期結束後農業的初期發展[2]。
Remove ads
本書的標題揭示了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如何憑藉『槍炮、病菌與鋼鐵』征服其他社會並維持統治，即使人口較少，也能實現帝國式的擴張[2]。
作者認為，地理、氣候和環境特徵若有利於穩定農業社會的早期發展，就最終會使人類對農業動物所攜帶的地方性疾病產生免疫，並促成強大且有組織的國家的形成，從而具備支配他人的能力[2]。
作者認為，歐亞大陸的文明並非主要源於聰慧的才智，而是機遇與必然性的產物。換句話說，文明的形成並不是因為智力上的優越，而是由於一連串的發展過程，而這些發展過程的出現依賴於特定的前提條件[2]。
通向文明的第一步，是從游牧式的狩獵採集社會轉變為定居式的農耕社會。要實現這種轉變，需要滿足若干條件：包括能夠獲取可長期儲存的高碳水化合物植物；有利於儲存的乾燥氣候；以及能夠被馴化、並能在圈養環境下生存的溫順動物。對農作物和家畜的控制帶來了糧食的剩餘。糧食剩餘使人們得以專注於維持生存以外的活動，並支撐人口增長。專業分工與人口增長的結合，促使社會與技術創新不斷積累、相互疊加。隨著社會規模擴大，統治階級與配套的官僚體制逐漸形成，最終推動民族國家與帝國的組織化[2]。
儘管農業在世界多個地區曾獨立興起，但由於歐亞大陸擁有更豐富的可馴化動植物資源，歐亞社會在農耕文明早期階段便獲得了相對優勢。歐亞大陸尤其擁有可供食用的穀物——大麥、兩種小麥，以及三類富含蛋白質的豆科作物；用於紡織的亞麻；以及山羊、綿羊和牛等家畜。與美洲的玉米或熱帶香蕉相比，歐亞大陸穀物里的蛋白質含量更高，更易播種與儲存[2]。
隨著西亞早期文明之間開始建立起了貿易關係，這些文明在交流過程中逐漸接觸並利用了鄰近地區的額外有用動物，例如用於運輸的馬和驢。作者指出，歐亞大陸共馴化了13種體重超過100磅（45公斤）的大型動物，而南美洲僅有一種（其中大羊駝和羊駝被視作同一物種的不同品種）；而澳洲、北美洲及其他地區則完全沒有。澳洲和北美洲由於更新世末期不久發生的一次大型動物滅絕事件（這次動物滅絕事件可能由人類狩獵造成），因而缺乏有用的動物；而新幾內亞島唯一被人類馴化的動物是豬，它約在4000–5000年前由南島民族在定居時自東亞大陸帶入。包括斑馬和亞洲野驢在內的馬的近親被證明無法被真正馴化；非洲象雖然可以被人類訓練使用，但卻極難在人工飼養的環境下繁殖[2][3]。作者將被馴化物種數量極少（在148種「候選」中僅14種成功馴化）的現象視為安娜·卡列尼娜原理的體現，即許多看似有前景的物種往往存在某一關鍵障礙，因而無法被馴化。他進一步指出，所有可被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如今都已經被馴化[2]:168–174。
歐亞大陸的人們馴化山羊和綿羊以獲取皮革、衣物和奶酪，馴化牛以獲取牛奶，並使用閹公牛進行耕作和運輸，同時還飼養溫順的動物，如豬和雞。包括馬和駱駝在內的運輸型大型家畜則在機動運輸方面提供了顯著的軍事和經濟優勢[2]。
歐亞大陸幅員遼闊，東西跨度極大，這進一步增強了其地理優勢。遼闊的土地為人類提供了更多適合馴化的動植物物種。更重要的是，歐亞大陸呈東西走向，使得人口遷徙和帝國擴張大多保持在相近的緯度範圍內。相似的氣候和季節循環使人們能夠維持相同的「食物生產體系」——也就是說，從蘇格蘭到西伯利亞，人們都能種植相同的作物並飼養相同的動物。因此，在歷史進程中，這種格侷促進了各種創新、語言和疾病在整個大陸的傳播[2]。
相比之下，美洲和非洲的南北走向給當地文明的發展帶來了諸多障礙：一種作物在某一緯度被馴化後，往往難以適應其他緯度的環境。在北美，這種情況還因洛磯山脈兩側截然不同的自然條件而更加複雜。類似地，非洲自北向南的極端氣候差異造成了破碎化：在某一地區能夠繁盛生長的作物和動物，往往難以跨越中間地帶的氣候屏障，因此無法傳播到其他潛在適宜的地區。因此，真正受益於歐亞大陸東西走向的則是歐洲：在前1千紀，歐洲的地中海地區率先採用了西亞的動植物和農業技術；到了1千紀，歐洲其他地區也相繼效仿[2][3]。
充足的食物供應及其所支撐的人口稠密化，使得分工成為可能。以工匠和抄書吏為代表的非農業專職人員因此出現，並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這些經濟與技術優勢最終使歐洲人在近幾個世紀能夠憑藉「槍炮與鋼鐵」征服其他大陸的民族，尤其是在當地人口因外來病菌所致的瘟疫而大規模死亡之後[2]。
歐亞大陸人口稠密、貿易頻繁，加之人畜近距離共居，導致疾病廣泛傳播，尤其是人畜共患病。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流行，源於人類與大量家畜的長期接觸。多數歐亞人通過自然選擇逐漸獲得了降低對某些疾病敏感性的基因變異，同時，疾病的持續流行也使成年個體往往對多種病原體具備免疫力。當歐洲人與美洲人接觸時，歐洲人所攜帶的疾病因美洲原住民毫無免疫力而大規模摧毀了當地人口。在非洲和南亞，疾病的「交換」則相對更為平衡：當地流行的瘧疾和黃熱病同樣對歐洲人構成嚴重威脅，使這些地區臭名昭著，被稱為「白人的墳墓」[4]。
關於梅毒的起源，大衛·基斯等學者認為，早在希波克拉底時期的醫學文獻中就已有相關描述[5]，而以黛博拉·麥肯齊為代表的另一些人則認為，梅毒是由克里斯多福·哥倫布及其隨行者從美洲帶回的[6]。來自歐洲的病原體使美洲原住民人口急劇減少，從而使得相對少量的歐洲人能夠維持統治[2][3]。
作者提出了地理學上的解釋，說明為荷西歐人類社會成為世界主要殖民者，而非歐亞大陸其他強權（如中國）[2][7]。他指出，歐洲的地理條件有利於「巴爾幹化」，即分裂為較小、彼此接近的民族國家，以山脈、河流和海岸線等天然屏障為界。這種碎片化格侷促成了多樣化的競爭環境，而中國、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因缺乏此類屏障，更易被征服並形成龐大帝國。這些帝國憑藉統一的管理，在製造業、貿易和知識上繁榮數千年，但其發展路徑與西歐的競爭模式截然不同[2]。
在發展的後期階段，西歐的碎片化政治結構逐漸轉化為優勢。鄰國間的軍事、經濟和技術競爭迫使各國持續創新，否則將面臨被超越或征服的風險。相比之下，以中國為代表的大型帝國因統一的集權體制，容易長期延續低效政策而不迅速承擔後果。例如，中國的皇帝能夠下令禁絕造船，從而終結中國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但歐洲的教皇卻無法阻止伽利略所著的《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在新教國家重印，也無法阻止克卜勒和牛頓繼續推動科學進步。這些科學和技術突破使歐洲的商船和海軍掌握先進的航海能力，從而航行全球。此外，西歐還受益於相對溫和的氣候，而西南亞的強烈農業活動則導致沙漠化和土壤肥力下降，進一步削弱其競爭力[2]。
Remove ads
《槍炮、病菌與鋼鐵》認為，城市的發展需要充足的食物供應，因此城市化依賴於農業。農民負責提供食物，而分工則使其他人能夠承擔諸如採礦、文字記錄等其他職能[2]。
農業發展的關鍵瓶頸在於適合馴化的野生可食植物是否容易獲取。農業最早在新月沃土地區興起，因為該地區擁有豐富的野生小麥和豆類物種，這些植物營養豐富且易於馴化。相比之下，美洲的農民需要經過漫長的努力，才能把野生玉蜀黍培育成可用的食物作物[2]。
存在大型可馴化動物是人類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到定居農業社會的另一關鍵因素，這些動物在人類社會中承擔了提供肉食、勞作和長途運輸的功能。作者指出，目前全球僅有14種大型哺乳動物成功被人類馴化。其中最有用的五種（即牛、馬、綿羊、山羊和豬）均為歐亞大陸的特有物種。其餘九種中，只有兩種（南美洲的大羊駝和羊駝）來自歐亞大陸溫帶以外的地區[2]。
由於安娜·卡列尼娜原理的影響，使得能夠被人類馴化的動物出乎意料地少。戴蒙德提出了六項動物能否被馴化的標準，包括動物需足夠溫順、具備群居性和社會等級結構，以及願意在圈養的環境中繁殖。因此，非洲的許多哺乳動物——如斑馬、羚羊、非洲水牛和非洲象——始終未被馴化，儘管其中部分物種可以被馴養，但其在圈養條件下卻難以繁殖。此外，全新世滅絕事件也消滅了許多巨型動物群，如果這些動物倖存下來，或許會成為潛在的馴化候選；作者認為，這種滅絕現象在美洲和澳洲等大陸表現得尤為嚴重，其原因在於當地動物此前從未接觸過人類，而人類此時已具備先進的狩獵技術[2]。
相較之下，較小的可馴化動物（如狗、貓、雞和豚鼠）雖然對農業社會有一定價值，但仍然難以支撐大規模農耕的運作。一個關鍵的例子是，像牛和馬這樣的大型動物能夠耕作土地，這不僅顯著提高了作物產量，還使農業得以擴展到單憑人力難以開墾的土地和土壤類型。同時，大型家畜在運輸貨物和人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得擁有這些動物的人類社群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具備顯著優勢[2]。
Remove ads
戴蒙德認為，地理在塑造人口遷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不僅體現在旅行難度的增加（尤其是跨緯度的移動），也體現在氣候條件對可馴化動物分布和作物在不同日照條件下的適宜生長區的決定作用上。人類單地起源說認為，現代人類最早起源於非洲大陸的東非大裂谷的東側。撒哈拉沙漠長期阻擋了人類北上的腳步，直到後來尼羅河流域環境逐漸改善，人們才得以在那裡定居。本書作者進一步描述了人類邁向現代化的歷程，包括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對全球狩獵採集文化造成的深遠影響[2]。
此外，作者在書中還探討了過去500年裡為荷西歐而非東亞成為了人類社會主導性強權的集中地區。他指出，亞洲的大型文明往往形成於地理條件有利於建立龐大、穩定且相對孤立的帝國的地區，這種地理格局缺乏外部壓力，因而容易導致停滯。而歐洲則由於擁有多樣的自然屏障而孕育出了多個相互競爭的民族國家。這種競爭迫使各國不斷推動創新，從而避免了長期的技術停滯[2]。
Remove ads
在隨後的歐洲殖民美洲的過程中，據估計多達95%的美洲原住民死於歐洲人帶來的傳染病，其中包括天花、麻疹等疾病。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澳洲和南非等地區，當地的澳洲原住民和科伊人同樣因天花、麻疹、流感及其他疾病而遭受重創[8][9]。
戴蒙德質疑，為什麼美洲本土的疾病沒有像歐洲疾病那樣對歐洲人造成大規模死亡。他認為，大多數流行病只能在村落和城市等人口稠密的環境中產生並持續存在，而美洲在這方面相對缺乏。他還指出，多數流行病源自家養動物的疾病。農業的發展導致人口密度增加，加上人類與家畜的密切接觸，使這些動物病原體更容易傳染給人類。二者的結合使歐洲社會積累了更多危險病原體，而歐洲人在較長歷史時期內通過自然選擇逐漸獲得了對這些病原體的免疫力（譬如對黑死病及其他流行病）。相比之下，美洲的狩獵採集群體和農民在這方面的免疫力則相對有限[2]。
他提到的一個例外是熱帶疾病，尤其是瘧疾，它限制了歐洲人在非洲的滲透。類似的地方性傳染病也成為歐洲殖民東南亞和新幾內亞的障礙[2]。
Remove ads
思想背景
1930年代，以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為代表的法國年鑑學派學者通過綜合地理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方法，研究了地理、氣候和土地利用對長期歷史結構的影響。儘管1960年代後，地理學在美國學術體系中逐漸邊緣化，但直到1990年代仍有基於地理學的歷史理論著作出版。1991年，本書作者在其著作《第三種黑猩猩：人類動物的進化與未來》的第四部分里探討了「為何歐亞人最終支配了其他文化？」這一問題，延續了地理與歷史交互的研究視角[10]。
反響
學界評價指出，由於本書覆蓋範圍廣泛，難免存在一些過度簡化的地方，但總體上是一部博學且成功整合多學科內容的著作。美國生態學家保羅·R·埃利希和E. O. 威爾遜均對本書表示讚賞[11]。
西北大學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將戴蒙德視為地理決定論者，但同時強調，戴蒙德絕不能像許多決定論者那樣被稱作「粗糙的」。他認為，戴蒙德關於歐亞文明成功主要源於其擁有獨特的大量可馴化植物的論點存在缺陷，因為其他地區的植物同樣可以通過作物改良和選擇獲得理想性狀，例如北美本土植物假豚草的缺點本可藉助自然選擇和一定的運氣因素去除，因為所有被馴化的植物最初都具有不適合人類使用的特性。戴蒙德關於「受多基因控制的性狀難以固定，因此地理受限的社會往往落後」的理論在他看來缺乏說服力；此外，戴蒙德在將經濟史視為主要受環境因素支配時，也低估了「遷徙到更優越和更靈伍迪區」的可能性，並推測人類智慧和技術的許多來源恰恰來自環境不優越的地區。儘管如此，莫基爾仍認為，《槍炮、病菌與鋼鐵》是「對長期經濟史做出最重要貢獻的著作之一，對於任何試圖研究長期全球歷史重大問題的人來說都是必讀之作」，稱讚其「充滿了關於寫作、語言、路徑依賴等方面的巧妙論證，蘊含豐富的知識與洞見。這正是經濟史學家一向喜愛和欽佩的著作」[12]。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史學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稱這本書是「一部完全且徹底的天才之作」[13]。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史蒂芬·M·華特在美國學術雜誌《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中稱該書「令人振奮」，並將其列為每位國際關係專業的學生必讀的十本書之一[14]。塔夫茨大學國際關係學者丹尼爾·德雷納也將本書列入其關於國際經濟史必讀書籍的十本書清單[15]。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者伊弗·B·諾伊曼與奧斯陸大學學者埃納爾·維根將《槍炮、病菌與鋼鐵》作為自己跨學科研究的參照。他們寫道：「當然，實證細節應當準確，但對於這類研究來說，主要衡量標準不能僅僅是對細節的關注。」兩位學者指出，「戴蒙德明確表示，這類規模的問題（即研究問題）必然是多因性的，然後他著手研究其中的一個複雜因素，即生態因素」，並指出戴蒙德「立刻受到了來自他所引用的各個不同領域專家的強烈批評」。然而，諾伊曼和維根也同樣表示：「在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法來解讀並補充戴蒙德的材料、以理解同一宏觀問題之前，他的研究最有力地解釋了為何某些地區因生態優勢而成為農業中心，而其他地區未能如此」[16]。
歷史學家歐陽泰寫道，戴蒙德的書「未必能在所有方面讓專業的歷史學家滿意」，但他「大膽且條理清晰地闡述了舊大陸與新大陸發展差異的原因」[17]。
歷史學家湯姆·湯姆林森認為，這項研究任務規模龐大，使得戴蒙德不可避免地「用概括性的方式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但他仍對本書表示讚許。由於史前史並非湯姆林森的專長，他對戴蒙德關於史前歷史的敘述採取不信任的態度。湯姆林森認為，舊大陸社會和技術占優勢的直接原因在於武器、疾病和交通手段的存在，這一點令人信服；但他對戴蒙德認為某些環境能夠促使更大創造力進而產生更先進技術的觀點提出質疑。他強調，技術傳播推動了軍事征服與經濟變革的擴散，但在戴蒙德的書中，這一方面的人類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歷史的偶然性。他指出，戴蒙德在政治思想史方面涉獵有限，書中僅將資本主義視為促進社會繁榮的眾多可能因素之一，而實際上其作用可能遠超戴蒙德的描述[18]。
湯姆林森還認為，戴蒙德低估了文化特性在解釋歷史過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就戴蒙德「三因素論」中的「病菌」而言，14世紀的黑死病以及19世紀非洲的天花和霍亂，總體上可以與歐亞地區對土著人口的災難相媲美，這些事件都是不同人群相互接觸並引發災難性後果的歷史事件。他對戴蒙德關於人類未來可通過科學精確預測歷史的觀點提出質疑，因為這涉及尋找科學規律，而新的理論方法卻否認了建立這些規律的可能性：「人類歷史不能簡單等同於恐龍、冰川或星雲的歷史，因為這些自然現象不會有意識地製造供我們理解它們的證據。」不過，他將這些缺陷視為是次要的問題，並稱《槍炮、病菌與鋼鐵》「依然是極具想像力與闡述力的傑作」。另一位歷史學家約翰·R·麥克尼爾教授則稱讚本書非常有效地讓國際關係專業學生意識到史前史值得關注，但同樣認為戴蒙德過度強調地理對歷史的解釋作用，而低估了文化的自主性。麥克尼爾認為，本書的成功是當之無愧的，尤其是前十九章（雖有個別段落例外）；而第二十章雖然嘗試深入展開論證，但整體學術高度仍不及前十九章。不過他亦總結道，「儘管我只是順便讚揚了它，並著重指出其缺陷，[...]總體上，我欽佩這本書的雄偉敘事、清晰表達、涵蓋多學科的博學，以及它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讓國際關係的學生相信史前史值得關注。最重要的是，它生動地展現了人類歷史與地球生命這一更大網絡的緊密聯繫。」歐陽泰稱麥克尼爾的評論「或許是職業世界歷史學家對《槍炮、病菌與鋼鐵》觀點最公正、最簡明的總結」[17]。
2010年，《衛報》評論員提姆·拉德福德對這本書給予高度評價，稱其「令人振奮」，並特別讚賞書中植物與動物章節的優美結構[19]。
2023年，《經濟學季刊》的一項研究評估了戴蒙德關於地形影響中國統一，並促成歐洲分裂的論斷。研究模型發現，地形是導致亞洲和歐洲不同結果的充分條件，但並非必要條件[20]。
Remove ads
人類學家傑森·安特羅西奧稱《槍炮、病菌與鋼鐵》為「學術噱頭」，批評其對歷史的敘述過於吸引人，卻忽略人的能動性。他指出：「戴蒙德的敘述將歐洲統治的所有因素都歸結為遙遠且偶然的歷史，幾乎沒有考慮人的能動性——即人們做出決策並影響結果的能力。歐洲人成為了無意的、偶然的征服者，而本地人則被動地屈服於命運。」他進一步批評道：「戴蒙德對人類歷史的敘述存在嚴重誤導。他極大地扭曲了馴化和農業在歷史中的作用。不幸的是，他講故事的能力非常吸引人，以至於誘惑了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讀者。」[21]
人類學家兼地理學家詹姆士·莫里斯·布勞特曾批評該書重振了環境決定論，並將戴蒙德描述為支持歐洲中心主義觀點的歷史學家[22]。布勞特批評戴蒙德對「歐亞大陸」和「創新性」這兩個術語使用不夠嚴格，他認為這可能誤導讀者，讓人誤以為西歐在起源於中東和亞洲的技術發明的發展和傳播中扮演了主要角色[23]。
人類學家傅可恩寫道：「雖然探討為何某些國家能夠發展技術而其他國家未能如此的問題既有趣又重要，但我認為這一討論忽略了一個核心問題，即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存在的不平等。」斯沃斯莫爾學院的非洲歷史講師提摩西·伯克也指出：「對非西方社會及西方殖民史感興趣的學者而言，這種全球史的「大圖景式」的解釋可能令人不安，因為它似乎忽略或極度淡化了1500年之後諸多細微差異與選擇的重要性。」[11]
經濟學家達龍·阿傑姆奧盧、西蒙·詹森和詹姆士·A·羅賓遜深入研究了政治制度對前歐洲殖民地經濟和人民福祉的影響。他們發現，在控制制度因素後，國家之間因緯度差異導致的收入差距幾乎消失，從而質疑了戴蒙德關於地理因素決定國家發展的觀點。他們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明確批判了賈德·戴蒙的研究成果[24]。後來，這一批判在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2012年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得到了進一步闡述，強調制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在國家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25]。
Remove ads
《槍炮、病菌與鋼鐵》於1997年獲得斐陶斐科學獎[26]。次年，該書榮獲普利茲通識類非小說獎，以表彰其在多個學科領域的卓越綜合分析。同時，該書還獲得了英國皇家學會頒發的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獎[27][28]。
國家地理學會曾製作了一部以本書為基礎、由作者賈德·戴蒙主演的同名紀錄片，並於2005年7月在美國公共電視台播出[1][29]。
參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