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涉嫌抄襲事件

汪暉涉嫌抄襲事件，又稱汪暉抄襲門、汪暉事件，是發生於2010年關於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著作《反抗絕望》和《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被指存在抄襲的一宗社會事件。^[1]

經過

指控

2010年3月10日，王彬彬在《文藝研究》發表《汪暉的學風問題——以〈反抗絕望〉為例》^[2]一文，認為汪暉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存在多處抄襲，抄襲對象至少包括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列文森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等五部中外專著，抄襲手法包括「攪拌式、組裝式、掩耳盜鈴式、老老實實式」等。^[3][4][5]

3月24日，汪暉表示「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5]

3月25日，《南方周末》全文轉載《汪暉的學風問題———以〈反抗絕望〉為例》。^[6]

4月2日，熊丙奇在《東方早報》撰文：「應該立即啟動調查程序，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通過調查、聽證」，如果抄襲屬實，「學位委員會當作出取消博士學位的處理。」^[7][8]

4月12日，王彬彬接受《中國青年報》的訪問，在回應「為何要選擇汪暉的《反抗絕望》而不是其他人的書」時，他說^[9]：

這是因為我考慮到了一個因素，就是汪暉這本書影響特別大，20多年來，這本書成了一個神話，成了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一個楷模……汪暉之所以成為汪暉，主要靠這本書奠定了地位。沒有這篇博士論文獲得的巨大聲譽，怎麼可能有後來的汪暉，怎麼可能當《讀書》雜誌主編10年，怎麼會有今天這麼高的學術地位？

4月29日，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發表文章，指汪暉的另一本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也涉嫌抄襲^[10]。

5月21日，林毓生在北京大學演講後就關於汪暉涉嫌抄襲一事接受《新京報》採訪，提出應立即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說如果不處理，清華大學校長應請辭，並提到最近有人發現汪暉的近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也有涉嫌抄襲的段落。余英時對林的意見表示贊同。^[11]

對指控的質疑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認為該書確實存在引文不夠規範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不認為是「惡意剽竊」，又指《反抗絕望》寫於1980年代，90年代以後學術界才開始嚴格地講究學術規範。錢理群認為，使用引文不夠規範和剽竊是兩個概念，而且需要考慮當時語境，他說：「在當時看來，只要大致標註出你引用了哪些資料就可以，不像現在，每引用一句話都得加引號。」而趙京華則對王彬彬的「動機」才出質疑：「王彬彬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負責任的。王彬彬在文中大談文風，我恰恰對他的文風很反感。你看他在文中那種冷嘲熱諷、那種洋洋得意，讓人不舒服，這不利於善意的批評。另外，作為國家核心期刊的《文藝研究》怎麼也會發這種格調不高的文章？」^[12][13]

王彬彬上述評論作出回應^[12]：

30年代有人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還引起軒然大波呢，80年代就不要學術規範？只要你引用別人的東西不註釋、不說明，那就是剽竊，這不是規範不規範的問題。你引用人家4段文字只說明了其中3段，另一段都應該算剽竊。而且，你要說80年代不如現在規範，這本書多次再版，最近一次是2008年，這些問題你也沒改啊……因為這些事，我給自己樹敵還少嗎？我吃的虧還少嗎？不過我不在乎。有人把一個小偷扭送到派出所，你不去審小偷，反而問我扭送的動機，這叫什麼道理？

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教授、《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嚴家炎說，這類問題對於純潔和改善學界的學風有好處和有必要，多年前汪暉給他留下的印像是他的博士論文是^[14]：

有學術深度的，是紮實的。論文的主體部分屬於汪暉的原創。那時的答辯還是很嚴肅的，很認真的，這篇論文的主體至今看來還是立得住的，確實屬於他自己的，不是抄別人的。……（王彬彬）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如果是那樣，當然可以說是『抄襲』。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說得好像過分了一點……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汪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註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這類地方對汪暉的批評，我覺得是能夠成立的。

方舟子表示，汪暉抄襲證據確鑿，「小學生」都看得出來，而且汪暉也持迴避態度，「不敢說什麼」，那些積極為汪暉開脫的「著名學者」更可氣。^[15]

公開信

7月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包括汪丁丁、鄭也夫、張鳴、陳明、鄧曉芒、徐賁、薛涌、董健、馮崇義、郭於華、張隆溪等在內的63位國內外學者的《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呼籲汪暉的博士授予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汪暉就職單位清華大學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7]

反指控

7月9日，哥倫比亞大學劉禾教授向鳳凰網公開了由近百位國際學者聯合署名致清華大學校長的一封信，信中聲稱支持汪暉，聯署者多為美國人。信中否定剽竊的主要根據如下^[16]：

1. 這個指控已經在鐘彪、舒煒、魏行和其他學者的嚴謹分析文章中被辯駁。
2. 在這封信上簽字的也有汪暉教授著作的譯者，他們無疑是最熟悉汪暉教授的寫作的。每位譯者都檢查並且複查了汪教授在過去三十年中著作所採用大量參考書目的註釋，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
3. 2010年春天，他被亞洲研究協會邀請在年會上做基調演講，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來自中國的亞洲研究學者。

對反指控的質疑

據悉，王彬彬2006年曾在《文藝研究》上發表對劉禾進行學術批評的文章《花拳繡腿的實踐》和《以偽亂真和化真為偽》。董健接受《時代周報》採訪表示，不能用派別之分來掩蓋學風問題。^[17]同濟大學歷史學博士王曉漁質疑聯名擔保的那些外國學者是否真的對照著看過汪暉的那本書。他表示雖與王彬彬素未謀面，但就事論事，他認為王彬彬做得對^[18]。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說，那封80人的聯名信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干擾國內63名教授致信清華大學和社科院要求審理汪暉案件的提議，質疑判斷是否屬於剽竊為何不是由被告所在的學術機構來判定。他亦認為那80餘名學者否定剽竊的方式「滑稽之極」，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不懂中文，另外他也對信中的根據作出質疑^[19]：

1. 「爭論還在進行中，有三名學者（指鐘彪、舒煒和魏行）也都遭到了批駁，難道他們三位可以代替學術機構的裁判？」
2. 「幾個人通讀之後未能證偽，就是無抄襲的鐵證？說這話的人完全不像是西方學術背景的人。……三個人的讀後感，一下子演成80餘人的簽名，這是什麼邏輯關係？」
3. 「倘若學術高下與剽竊與否無涉，說它作甚（指信中提到汪暉被亞洲研究協會邀請在年會上做基調演講一事）？」

鄭也夫表示，他從中國兩名學者處獲悉，他們和三名簽名者有過溝通，當中兩名表示他們自己「自願簽名；沒讀過汪暉的書；簽名是基於對譯者的相信；簽名是基於相信發生了政治迫害」。另一名簽名人曾表示要先等汪暉本人的聲明，但聲明沒聽到，那封信件就網上公布了，他表示如果他知道如此他會退出簽名^[19]。

湖南《湘聲報》資深編輯、文史學者向繼東在接受《時代週報》時對劉禾的聯署簽名信作出評論，他說那些支持者可能大部分都是被授意簽名的，因為當中不少中國以外的學者不一定都懂中文，質疑他們如何辨別汪暉的文章是否抄襲。他又說那封80人的聯名信只能使汪暉陷入更難堪的境地，而且清華大學有可能做出的反應是：「汪暉抄襲事件在學界還有爭議，學校不會介入」。他不認為汪暉事件屬於「媒體攻擊」，認為是「媒體的良心發現，也是媒體人的良知」，他亦說「發表文章批評汪暉的王彬彬、項義華都是學者，也不是媒體人，媒體只不過是一個平台，也發表了很多為汪暉辯護的文章。」^[20]

7月14日，易中天接受《揚子晚報》採訪表示，（汪暉）「可以不當教授，豈能不是男人」。^[21]

7月底，薛湧為《亞洲周刊》撰文稱：「中國學術界缺少應對抄襲的機制，沒有網絡和媒體，汪暉事件很快就會成為小圈子裏的遊戲。」^[22]

汪暉本人回應

7月中旬，汪暉接受《中國評論月刊》的專訪，汪輝說，該期《文藝研究》出版前他已獲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發表。他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托人找《文藝研究》主編要求看文章並同時作出回應，遭到了拒絕。他強調《南方周末》在3月25日與4月8日兩次大版面地報道「抄襲門」的過程中完全沒有聯繫他。支持汪暉的舒煒的8000多字長文最初投遞給《南方周末》，但被告知最早兩周後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刪節。舒煒最後將稿件轉投《北京青年報》^[23]。

汪暉表示，在4月13日，《南方周末》的編輯劉小磊電郵汪暉，說「王彬彬文章確有不夠穩妥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汪暉認為，如果明知王彬彬的文章有問題，那麼媒體就應該為之前的嚴重指控，包括編者按語和小標題公開道歉。4月14日，在汪暉準備回覆的同時，他被告知劉小磊群發郵件附清華大學公示獲政府特殊津貼名單，汪暉認為這是向清華大學施壓質疑他入列，他也對《南方周末》的公正性與動機產生了懷疑，後來也沒有回覆劉小磊。^[23]

他也指出批評王彬彬的鐘彪和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的文章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說，在2010年3月下旬，他對要求採訪的《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在回到中國後才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面的回應，但媒體不願意等待。汪輝在4月11日回國後，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方面進行核查。他認為「只有通過對相關規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細致的查證，才能說明問題」^[23]。

8月1日，汪暉接受《聯合早報》採訪回應涉嫌抄襲事件，稱其博士論文中出現的「疏失」並非「抄襲」「剽竊」。他指責《文藝研究》和《南方周末》沒搞清狀況前就發表指責他抄襲的文章。汪說，林毓生對他抄襲的批評「近乎無的放矢」。^[24][25]

8月3日，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黃應全撰文，稱汪暉在享受了多年「傑出學者」待遇之後，如今被打回原形是歷史的懲罰。^[26]他又分析汪暉的博士論文導師唐弢等人為何被汪暉蒙蔽^[26]：

（汪暉）是通過搬弄一些導師和同行不太懂的東西欺騙了現代文學研究界……唐弢可能由於年齡大了，對新的著作和譯著了解不夠，再加上太相信汪暉的「為人」，所以沒有看出破綻來。其他同行如錢理群等人，可能也是如此。我覺得，汪暉的特點就是把他讀到的各種東西一股腦兒地塞進他的「著作」里。這種做法對那些比較局限於某一行當的人容易產生迷惑作用，覺得作者比自己淵博得多，從而產生不敢妄加評判的感覺。於是，汪暉的那種「大雜燴」著作就被誤解成了大師級著作，學術騙子就成了學術天才。

訴諸法律

8月5日，汪暉委託律師所向王彬彬發出律師函，稱「您（王彬彬）的系列文章中關於汪教授存在『抄襲』與『剽竊』的指責失實，可能構成對汪教授的名譽侵權」。^[27]接到律師函後，王隨即開始寫《再說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剽襲問題》，稱如果說《反抗絕望》還有一些原創內容，那麼《現代思想的興起》「套用張愛玲的一句話，可以說在華美的外衣下，爬滿了虱子。」^[28]

8月9日，鄭也夫在《中國青年報》刊文，針對汪暉所稱「缺點、疏漏、疏失」，提供「汪暉抄襲不是疏漏的兩條證據」。^[29][30]

不了了之

針對汪暉的律師函，8月29日，王彬彬以在《羊城晚報》發表《再說汪暉的剽襲問題》作為回答。但汪暉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也對記者多次聯繫採訪要求不予回應。汪暉所在單位清華大學以及授予他博士學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都對此持沉默態度。^[31]

疑似抄襲文本

《反抗絕望》疑似抄襲和「換頭」文本的對比^{[32][26][33][29][34]}

汪暉《反抗絕望》	其他著作
魯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結構、價值和精神狀態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	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梁啟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結構、價值和精神狀態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
對於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來說，歷史與價值的這種內在統一性被無情地撕裂：由於看到其他國度的價值，在理智上疏遠了本國的文化傳統；由於受歷史制約，在感情上仍然與本國傳統相聯繫。	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梁啓超（1873—1929）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作為這樣一個人登上文壇：由於看到其他國度的價值，在理智上疏遠了本國的文化傳統；由於受歷史制約，在感情上仍然與本國傳統相聯繫。
那麼，康、梁、譚、嚴等後期改良派開始產生了一整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觀點作為變法思想的鞏固的理論基礎，顯示了對「傳統」的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對西方社會文化的更為徹底的肯定。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應該充分估計到，開始產生了一整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觀點作為變法思想的鞏固的理論基礎，是這一階段改良思想最重要的發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由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到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由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進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來保證它的發展，這種思維的邏輯發展的必然過程正反映著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藉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①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由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到認識和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由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進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來保證它的發展，這種思維的邏輯發展的必然過程正反映著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藉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這正如伽達默爾指出的，歷史性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無論是理解者還是文本，都內在地嵌於歷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歷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確地評價和適應這一歷史性。我們總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會的視界，有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先於我們存在的語言，這一切構成了我們無法擺脫的傳統，我們必然要在傳統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理解的歷史性具體體現為傳統對理解的決定作用。	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方釋義學》 ：伽達默爾強調指出，歷史性正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無論是理解者還是文本，都內在地嵌於歷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歷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確地評價和適應這一歷史性。我們總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會的視界，有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先於我們存在的語言，這一切構成了我們無法擺脫的傳統，我們必然要在傳統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理解在歷史性具體體現為傳統對理解的制約作用。
這種關於人的知識之所以珍貴，不僅由於它使魯迅能夠描繪出那些人的思想內在活動的畫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給了魯迅一個牢固的基礎，能據以全面地研究人的生活，透視人物性格和行為動機、激情和印象的衝突。借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說，看來正是自我觀察使魯迅的觀察力變得無比敏銳，使他學會了以洞察一切的目光來看人，這一點是不會有錯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尼•托爾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戰爭小說》，載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這種關於人的知識之所以珍貴，不僅由於它使托爾斯泰伯爵能夠描繪出那些我們已向讀者提到的，人的思想內在活動的畫面，而且還可能，更多地是因為它給了托爾斯泰伯爵一個牢固的基礎，能據以全面地研究人的生活、透視人物性格和行為動機、激情和印象的衝突。我們說，看來正是自我觀察使托爾斯泰伯爵的觀察力變得無比敏銳，使他學會了以洞察一切的目光來看人，這一點是不會有錯的。
他那種對人類心靈的深刻研究使他的全部作品——不論他寫什麼和怎麼寫——都必然地具有高度的價值。魯迅小說中的確還包含著許多令人驚嘆不已的動人素質——思想深度，藝術構思，性格的有力刻畫，生活習俗的鮮明畫面，這一切日益為人們重視，但是，真正的行家將始終很清楚：認識人的心靈，乃是魯迅藝術才華的最基本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的一個重要來源，如上文所說，來自他對自我的觀察、解剖和體驗。	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尼•托爾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戰爭小說》，載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他那種對人類心靈的深刻研究將使他的作品——不論他寫什麼和怎樣寫——都必然地具有極高度的價值。很可能他會創作出許多作品，能用其他更為動人的素質——如思想深度、構思有趣、性格的有力刻劃、生活習俗的鮮明畫面等——使每個讀者為之驚嘆不已。……但是，真正的行家將始終很清楚——就象現在已經很清楚一樣——認識人的心靈，乃是托爾斯泰伯爵才華的最基本的力量。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疑似抄襲部分的對比^[35][33][36]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	其他著作
自我意識構成了費希特唯心主義的原則。從主觀方面說，這一唯心主義原則認為知識學只從知性的直觀出發發展自己的認識，意識只從它對自身行為的反省出發而進行自己的活動；從客觀方面說，日常生活中的所謂事物和客體以至康德所謂物自體都是理智的功能，從而客觀只為主體而存在，知識的對象就是理性體系……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下卷（羅達仁譯）：唯心主義的原則就是自我意識。就主觀方法而言是在這樣的範圍內：知識學只從知性的直觀出發發展自己的認識，意識又只從意識對它自身行為認識的反省出發伴隨著這知性的直觀而進行自己獨特的活動；就客觀體係而言是在這樣的範圍內：用這種方法揭示出理智的這樣一些功能，憑藉這些功能便產生日常生活中所謂的事物和客體以及在獨斷哲學中所謂的物自體。最後這個概念，即物自體概念，本身是徹底矛盾的概念；就這樣物自體概念被溶解為最後的殘留物。整個存在只能被理解為理智的產物，而哲學知識的對象就是理性體系。
像希臘思想家一樣，文藝復興的思想家們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是一個理智的表現，只不過對希臘思想家來說，這個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對文藝復興思想家來講，它是不同於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創造者和自然的統治者的理智。這個差別是希臘和文藝復興自然科學所有主要差異的關鍵。	柯林武德《自然的觀念》：文藝復興的思想家們也像希臘思想家一樣，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一個理智的表現，只不過對希臘思想家來說，這個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對文藝復興思想家來講，它是不同於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創造者和自然的統治者。這個差別是希臘和文藝復興自然科學所有主要差異的關鍵。
從康有為對「諸天」的持久觀察，到譚嗣同用「以太」對宇宙及其現象命名，直至吳稚暉的自覺的宇宙論構想，自然的觀念始終是被反思的課題，並不斷地獲得新的特徵。以此為基礎的越來越激進的思想活動隨之也被賦予了新的面貌。	柯林武德《自然的觀念》：在歐洲思想史上，宇宙論思想有三個建設性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自然的觀念成為思想的焦點，成為熱烈和持久的被反思的課題，從而獲得了新的特徵。以其為基礎的具體自然科學隨之也被賦予了新的面貌。
一部機器基本上是一個完成了的產品，或說一個封閉系統，當它被製造之時並無機器的功能可言。所以它不可能發展，因為「發展」指的是一個東西致力於成為它還不是的東西（如從嬰兒成長為成人），而機器自身在未完成狀態幹不了任何事情。	柯林武德《自然的觀念》：一部機器基本上是一個完成了的產品，或者說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在它被完成之前不是一部機器，在它被製造的時候，它也不具有一部機器的功能，只有到完成後才有此種功能可言。所以它不可能發展，因為「發展」指的就是一個東西致力於成為它還不是的東西（例如一隻小貓長成一隻大貓）。而一部機器在還沒有完成的狀態時是幹不了任何事情的。
說中國近代的思想發展以自然的觀念為基礎，並不是說自然的觀念是在脫離當時的社會政治及倫理思想的情形下首先產生的，也不是說當一種宇宙論成型之後，人們便在此基礎上建立激進的、反傳統的思想體系；我所指的是一種邏輯關係而非時間關係，而在思想史的過程中，時間關係和邏輯關係常常正好相反。	柯林武德《自然的觀念》：說自然科學的具體研究以自然的觀念為基礎，並非意味著自然的一般觀念，或作為整體的自然觀念，是在脫離對自然事實的具體研究的情形下首先產生的；也不是說當這種抽象的觀念成形後，人們便在此基礎上建立具體自然科學的上層建築。它所指的是一種邏輯關係而不是時間關係。這裡，就像通常發生的，時間關係和邏輯關係剛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