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公共居留地

煙臺公共居留地 （英語：Chefoo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是近代煙臺的外洋居留地。對於其是否可以稱之為租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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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臺租界問題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法國軍隊占領煙臺山，並宣稱煙臺山下的部分土地為法國永久性專管租界。戰後，根據《天津條約》，新開放包括煙臺在內的10個沿海沿江港口城市為外洋通商口岸。從1861年起，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等共計15個國家在煙臺開設領事館。煙臺區域內來人口的迅速增多，經濟的快速發展，外國人保障其權益的訴求逐漸上漲。

1877年，清政府與英國領事劃定了煙臺租界的範圍，但並未同意英國領事在煙臺設立工部局的訴求。在此之後，英國人在1895年未經清政府允許的情況之下設立工部局，煙臺租界以非法形式成立。

1910年，在經過了很長時間的中外協商後，在煙臺設立華洋工部局，煙臺租界以中外共管的形式正式成立，中外人士均可入內。不同於英國擁有香港的主權，煙臺租界主權屬於中國。

1922年12月10日，青島回歸中國。在此基礎上中國掀起了收回租界的運動。1930年1月1日，煙臺華洋工部局解散，煙臺租界時期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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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歷史

煙臺的租界歷史，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開埠時期，英國非法租界時期和華洋共管租界時期。

煙臺開埠時期

1860年6月8日，3000餘名法國士兵武裝占領煙臺山周圍，並宣稱煙臺山以南200畝地為法國永久性專管租界。

1861年6月10日，英國駐煙領事馬禮遜向青州府知府董部雲提出將煙臺山和威海衛路之間（南北長約3000英尺，東西寬約2400英尺）的範圍租用。但此提議與法國利益衝突。

對此，大清總理衙門認為此事應當由東海關監督斟酌決定。

1866年，登萊青道潘霨提出只「准許各國公共租用煙臺山地區（炮台除外），允許各國租地，但不可劃為任何一國的專管租界。

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簽訂，其承認了已劃定所有租界的合法性，並明確了對於未定租界，其他國家領事需要同英國領事館官員及當地官員協商決定。

煙臺非法英租界時期

1877年，東海關道張蔭桓與英國領事會正式劃定煙臺租界範圍。但對於英國提出的設置租界工部局，張並未答應。

劃定的煙臺租界總面積為308 畝 7 厘7 毫，範圍為東到沙河西岸小屋東牆外為界；東南吉祥街東口木柵欄；西至煙臺山下西邊海岸走路為界；西南和記洋行棧房；正南洋藥局北方木柵門；正北煙臺山下走路。煙臺租界正北、正東、正西以及東北、西北各處以街道為界。路外即海，岸外海水屬中國土地。^[1]

1890年，英國與其他各國駐煙臺領事單方面共同設立修路局。該部門負責修葺和擴建外國人居住區。

1893年，煙臺書信館（CHEFOO LOCAL POST）由外國僑民設立，其印製商埠郵票出售獲取利潤。^[2]

1894年，駐煙臺各國領事單方面設立煙臺工部局（Chefoo General Purposes Committee）。其由書信館和修路局合併而成，專管煙臺外國人居住區的市政。

1895年5月8日，中日《馬關條約》換約位於煙臺英租界內的利順德大飯店(Astro House Hotel) 中進行。^[3]

1897年，大清郵政局設立。其影響了工部局的郵政業務，因此工部局開徵房產捐和人丁捐。煙臺工部局掌握了租界內的徵稅權。^[4]

由於煙臺修路局，煙臺書信館和煙臺工部局包括徵稅行為的合法性均未獲得中國政府的承認，因此中國判定煙臺租界為非法租界。

在1899年，1906年，1908年，各國領事多次要求清政府承認租界的合法性，但由於民間的抗議以及官員的反對而未達成。

1907年5月12日，東海關道何彥升於在煙臺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工程。由於擔心中國政局不穩定對洋人區的衝擊，因此主要的建設範圍位於煙臺東河以東(今天解放路以東區域)。

1909年，繼任東海關道徐撫辰將煙臺工部局巡捕與煙臺巡警合併。12月31日駐煙各國領事於東海關何彥升共同簽署《華洋合辦煙臺第六區工程董事章程》。

煙臺華洋共管公共租界時期

1910年，設立煙臺華洋工部局Chefoo International Committee。第六區內事務由洋人和華人董事共同管理。其下設道路橋梁、收捐領牌和滌淨燃燈三個委員會。第六區正式成為了中外共管租界，並允許中國人自由活動。

華洋工程局由「華洋兩商內各選董事六員在該處照章辦事」。「該處即華官所指為第六區（筆者註：上世紀20年代初改為第一區）者」。工程局負責區內「如修築及疏通街道、橋梁、溝渠等公眾之道，並一切關於衛生之滌淨灑水、疏通溝渠及燃燈等事」。但「區內巡警事宜，董事不得干涉」。
第六區內，「一切工程費用均向區內各商家或業主及洋人之居於區外者勸集，歸董事等經理收支所有」。另外，「區內一切道路仿照舊日西會章程辦理，既由區內籌款修築，則區內來往東洋車應即續行納捐，以資接濟董事等。」
第一屆華洋工程局董事人員，西人董事包括賴門（煙臺美孚石油經理）、顧里巴（德國捷成洋行經理），加特時（英國盛記洋行老闆），弼德（英國太古洋行煙臺分公司經理），司徒克（英國內地會安歇樓負責人）和稽爾思（美國長老會派到煙臺籌建長老會醫院的醫生）。華人董事包括張成卿（張裕釀酒公司首任總經理）、萬坤山（謙益豐銀號經理），李載之（招商局煙臺分局總辦）、李堯仙（成生號經理）、劉雲第（洪泰號經理）和孫文山（恆興德經理）。
華洋工程局下設道路橋梁、收捐領牌和滌淨燃燈三個委員會。負責道路橋梁委員有加特時、司徒克、萬坤山、李載之；負責收捐領牌委員有伯脫、顧里巴、孫文山、張成卿；負責滌淨燃燈委員有稽爾思、賴門、李堯仙、劉雲第。

1911年11月12日，為響應辛亥革命，煙臺公共租界海防營起義成功，13日成立山東軍政府，成為山東最早起義的地區。^[5]

1914年5月1日，煙臺發電廠建成，煙臺公共租界區域內通電，電壓為110V。

1920年，煙臺港海壩在荷蘭領事的投資下建成。

1930年1月1日，煙臺市政府成立，煙臺華洋工部局權力移交煙臺市政府。煙臺租界時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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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與居留地的區別

煙臺租界與傳統意義的租界

對於租界和居留地，國內學者將兩者大致界定為租界需要中國政府正式同意劃定區域於外國僑民，並由外國掌握行政權。居留地則是劃定外國僑民居住區域，並由中國政府掌握行政權。

基於二者定義上的差別，判斷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居留地是否為租界，大致需要滿足4個條件：

1. 外國政府與清政府的租地協議，包含部分主權轉讓

2. 是否有比較明確的區域界定

3. 劃定區域內是否存在外國人自行建立的工部局之類的市政管理機構

4. 劃定區域內外國人是否擁有領事裁判權

對於煙臺存在傳統意義上的租界的證據：

1932年出版的《煙臺歷史一瞥》（C.W. Schnmidt《Glimpses of the history of Chefoo》）中提及煙臺居留地最早有3名巡捕，屬於英國領事館的武官統領，經費由登萊青道道署提供。^[7]
英國和美國曾在煙臺設立了領事法庭，1881年8月13日，英國領事法庭審理了「英國人禮也訴太古洋行」案件。
第六區的行政管理權直到1930年，才由煙臺市警察局接收。

由此，煙臺租界距離傳統意義上的租界的距離僅僅只有租地協議一紙公文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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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臺華洋租界的特殊性

同時，由於1909年煙臺華洋工部局（也稱為煙臺中外聯合自治會）的設立。總共12人的委員會中，中外各占6人，因此煙臺租界被部分學者稱為中外共管的租界。

「煙臺山上各國領事署林立，煙臺山下，各國商店林立。然站段警察，悉中國官廳所派出。其餘教堂醫院所在之地，可想而知。余在此處當三月尋芳，或六月納涼之時，每日必往該山上下。遊覽一周，見山上所置之石磴石椅，中外人更番休憩，並無如上海之花園，狗與人不許進去。漢口之江沿，只准外國人行走，不准中國人通過者」—— 匡裕祥，《煙臺筆記》，1912年。

因此，煙臺租界於法律層面上僅僅可被稱為煙臺居留地。但此居留地具備了租界的大部分特點，甚至還具備了「中外共管」這一奇特的性質，故煙臺租界可以被稱為是一個準租界，這大概是近代中國各個通商口岸城市中唯一的個案。

貨幣

煙臺租界時期，對外貿易高速發展，由於東海關是由英國領事管理，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銀元都是煙臺常使用的貨幣。1898年開始，英租威海衛時期，由於和威海衛來往密切，故港幣也較為通用。1904年美軍在煙臺設立海軍軍事基地，每年夏天常來煙臺避暑，美國水兵在煙臺購買物品時也常用美元直接購買^[8]。同時，煙臺本地的洋行和錢莊發行的貨幣也被廣泛使用，如1922年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在煙臺發行的紙幣。在清朝時期，銀本位制度推行，以下是煙臺一兩兌換其他國家貨幣的參考匯率，按含銀量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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