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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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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獵首」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獵頭」。獵首（英語：headhunting），又稱獵頭，中國古籍作
在人類學界，獵首行為在社會中的角色一直是一個討論的熱點課題。當代學者普遍認為，獵首行為是曾經在社會群體和個人的等級制度的形成、強化和維持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一種儀式。一些人類學家提出的理論認為，獵首行為源於宗教觀念中「靈魂棲於頭顱中」的看法，而獵首則是為了帶回並最終征服敵人的靈魂。在人類學著作中，獵首行為出現的直接原因包括羞辱對手、炫耀個人勇猛和戰功、完成某些成年儀式、宗教信仰（比如維持星象平衡）、展現男性氣質、嗜血和建立社交威信等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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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文化中的獵首行為
據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載，商代時中國便有獵首的風俗。殷商人把俘獲的異族的酋長當作人牲斬首，祭祖之後，用其頭蓋骨刻上文字以記事，作為戰勝的紀念，稱為「人頭骨刻辭」[2]。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獵首行為在中國大規模興起。司馬遷《史記》記載，春秋時，晉國趙襄子攻殺知襄子之後，將知襄子的首級割下，雕刻上漆，當飲酒之骷髏杯。南方楚國，在屈原《楚辭》中的《國殤》、《禮魂》篇中都有民間獵首習俗的記載[3]。秦國在商鞅變法後規定，士兵的軍功一律以斬獲並帶回的敵人首級多少來計算，計算功勞也非常公平。這一規定使得秦軍的士氣大為增強，其兇殘程度也令各國士兵聞之而膽寒。有觀點認為，獵首行為在秦滅六國的戰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於首級攜帶不易，除了重要敵將外，其餘都簡化為割耳或割鼻以替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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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日本的戰爭中，往往都是由武士進行一對一的單挑。在作戰前，雙方互相通報姓名，然後進行決鬥。當殺死對方後，武士將其首級砍下來，送往軍中驗看。然後按其斬殺的敵人地位的高低來論戰功行賞。這被日本人稱為首實檢。
在《雍州府志·十·陵墓》中，有關於日本首實檢的記載：「凡本朝軍士，得敵首謂取首。或謂高名，依忠功高得武名之謂也。敵之所隨身物或冑或刀等物，添首取之來，謂分取高名。倭俗，一種謂一分。依之一種分來，故稱分取。敵首攜歸入主君之一覽，是謂實檢，蓋檢軍實之義乎。記首多少之書，謂首帖。」
獵首行為曾經在台灣原住民中非常普遍，除隔絕於台灣東南外海的蘭嶼達悟族（舊稱雅美族）外，其他原住民族群都流行獵首。原住民會因為報仇而獵人頭，但是也可以為了祈福而獵人頭，或者是為了表現自己的英勇而獵人頭，甚至是無目的性，純粹為了獵人頭而獵人頭[5]，大部分被害者是與獵首原住民毫無讎隙的第三者——其他部落或平地人[6]。
漢人移民到台灣的早期，也常常成為原住民獵首的對象。而某些地區的漢人也會進行報復性捕殺，並把原住民的人肉及臟器食餘的人骨熬製成謠傳可治寒熱病、腳風和創傷的藥膏。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嚴禁出草，是世界首個真正嚴禁「出草」的官府。日本人反對出草的出發點與漢人相同，視為非常野蠻的殺人惡行，以刑事犯罪處理。一些原住民堅持出草是傳統信仰，抵制政府的禁令，雖然日本政府使用了包括連坐等許多高壓政策來遏制出草，但出草的行為仍舊持續，直到霧社事件後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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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東南亞和美拉尼西亞的許多南島民族中都有獵首的傳統。人類學文獻中對近代菲律賓易隆高族、砂拉越的伊班族和巴拉灣族、加里曼丹島（婆羅洲）的達雅族、美拉尼西亞的瓦納族、蘇拉威西島西南部的馬普倫多族等部族的獵首習俗有較詳細的記載。在這些部族中，獵取敵方首級多數為一種宗教儀式，而非戰爭行為。獵首通常標誌著部族成員對己方戰死者哀悼的結束。參與獵首行為可作為部族男性成員成年的標誌，部族首領會依據獵取首級的多少對部族成員進行獎賞。
肯尼思·喬治（Kenneth George）在對馬普倫多族的考察中發現：他們的一年一度的「獵首」行為已經演化成以椰子代替真實頭顱的一種純宗教儀式，稱為「pangngae」[7]。該儀式在每年水稻收穫的時節舉行，其目的包括展現不同部族文化間的分歧和辯論，顯示男性的陽剛之美，分發公共物資，以及抵制外來文明對馬普倫多族文明的同化等等。
砂拉越地區的獵首行為1830年代被拉者詹姆斯·布魯克勒令禁止，而呂宋易隆高族的獵首傳統則在1930年代被當時管轄菲律賓的美國屬地當局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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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古印度土著文化，少部份印度教性力派信徒會有以人體、人血或首級為祭品，奉獻給時母、難近母等女神的現象。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少數信徒仍然有這種行為，在英國殖民當局全力禁止下才逐漸消失。
印度東北部的那加族也以獵首聞名。
紐西蘭的土著毛利人在部族衝突中一般會挖去頭蓋骨然後用煙燻的方式保存敵人的頭顱。如今不少毛利人部族正試圖追索流散於世界其他地方博物館的他們祖先的頭顱。
居住在今天厄瓜多、秘魯和亞馬遜平原地區的舒阿爾族有獵取人頭後脫水作為祭品的習俗。今天舒阿爾人出售給遊客的紀念品中就包括這些祭物的仿製品。而在一些邊遠地區的舒阿爾部落中，獵首現象仍未絕跡。
古代歐洲凱爾特人的獵首行為也與宗教相關，但具體目的至今不明。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均有關於凱爾特人將私敵的首級用釘子釘於自家牆上或懸掛於馬脖子下的的習俗[8]。蘇格蘭的蓋爾人將這一習俗延續了很長的時間，可能在皈依基督教後才被擯棄。在日耳曼人和伊比利亞人部族中亦有獵首習俗，但原因至今仍未能查明。
現代獵首行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曾大肆屠殺被俘虜和掃蕩的中華民國士兵和平民，並在堆積的人頭邊照相留念。這種戰爭罪行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達到高潮，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比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軍（主要是美軍）士兵曾大量收集日軍陣亡士兵的頭蓋骨作為戰利品或饋贈親友的紀念品（但在歐洲戰場上的盟軍卻無此行為）。美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曾於1942年9月嚴令禁止上述行為，但未取得顯著效果。1944年5月22日的《生活》雜誌曾刊登一幅年輕女子以她男友（海軍士兵）寄給她的日軍頭蓋骨為背景的照片[9][10]，當時曾在美國引起公憤。
在馬來亞危機（1948～1960）期間，英軍和大英國協軍隊僱傭了婆羅洲的伊班人組成處決小隊四處獵首被懷疑是馬來亞共產黨成員和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游擊隊的平民（其中主要是馬來華人），對外宣稱收集人頭是為了「鑑定」敵方身份 [11]。這些伊班獵首者被允許保留死者的頭皮作為戰利品收藏[12][11]。殖民地部私下承認「在國際法下，類似戰時事件毫無懸念是戰爭罪行[13][14][15]。」後來在英國的一個團紀念館中還發現了被展示的頭骨戰利品碎片[11]。
1952年4月，大不列顛共產黨官方的《工人日報》（現今的《晨星報》）發表了一張駐紮在馬來亞的皇家海軍陸戰隊士兵公開展示人頭的照片[11][16]，在當時是唯一敢於發表此類照片的媒體——其餘的英國媒體對此類報告全部選擇性失明[15]。起初英國海軍部和殖民地部的政府發言人否認報社的指控並堅持宣稱照片作假[15]，但《工人日報》隨即發表了其他英國士兵展示人頭的照片，最終迫使殖民地事務大臣——第一代錢多斯子爵奧利佛·利特爾頓（Oliver Lyttelton，1893～1972）在英國下議院面前承認照片屬實[17]。因為擔心日後類似照片會被共產主義宣傳利用，當時的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下令從此禁止獵首[11][18]。
在越南戰爭期間，因為美國的目標並非征服北越，而是保障南越政權的存活，很難衡量戰場上的進展情況，因為被越共游擊隊滲透攻擊的戰區從理論上來說都是被南越「實控」的區域。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決定使用「量化」的指標來評估戰況，美國陸軍就開始用殺死越南人的「屍體量」（body count）作為績效指標來證明美國正在贏得越戰[19]，因為越共和越南人民軍會因為消耗戰而被打敗，這其中數據充斥了大量偽報和誇大。
歷史學家克里斯蒂安·阿皮（Christian Appy）認為當時美軍消耗戰略中「搜索與殲滅是核心戰術；敵軍死屍數是進度的主要測量」，而且美軍指揮官誇大數量的程度很可能達到了100％[20]。而且這種績效方式有兩個問題，一是殺良冒功將沒有武裝的平民當做「自由開火區」的敵軍作戰人員[21]；二是誇大戰果[22][23]並在戰後報告中偽造殺敵數量[24][25]。 歷史學家岡特·路易（Guenter Lewy）估計約有美軍和南越軍三分之一的「殺敵數」其實是平民，約有22萬平民被殺死後記錄成「斃敵數」[26]。澳大利亞作家亞歷克斯·貝拉米（Alex J. Bellamy）寫到1968年底到1969年中針對湄公河三角洲的「快遞行動」中官方宣稱「斃敵萬人」相對應繳獲的武器卻只有748件，而美國陸軍監察長辦公室估測造成的平民傷亡則在5000到7000人[27]。同樣，美萊村屠殺和其他幾個針對婦女兒童的殺戮也被報為「敵軍作戰人員」，英國攝影記者托尼·斯溫德爾（Tony Swindell）則聲稱在美萊村慘案被曝光之前主動出擊殺良冒功就是涉案的美國陸軍第23步兵師第11旅的標準作業程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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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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