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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運動
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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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又稱四清運動（簡稱四清），是1962年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的一場政治運動，自1963年春夏起正式展開，意圖「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1][2][3]。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2][4]。與此同時，1963年初，中共高層在城市地區第二次發動了「五反運動」，與農村的四清運動並行[5][6]。
四清運動期間，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澤東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發生了嚴重分歧，使得毛澤東下決心要在政治上把劉少奇打倒[7][8][9][10]。四清運動於1965年基本結束，與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緊密，常被視為文革的預演[2][6][11][12]。四清運動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城鄉地區，在兩三年內造成了大量人員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害身亡和自殺等，部分區縣的死亡人達數百人甚至數千人[2][13][14][15]。據相關研究人員，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總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產生了大量了冤假錯案[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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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1957年7月「反右運動」開始不久，毛澤東發表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表示「我贊成迅即由（中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17]。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8]。
1959年夏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因對「大躍進」提出異議而被毛澤東打倒，毛澤東隨即發動「反右傾鬥爭」，歷時約半年，超過300萬名共產黨黨員和幹部受到批判[19][20]。1960年起，中央先後在農村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21]。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又一次發出《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8][22]。對於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農村基層幹部的表現，毛澤東也意識到問題不是局部的，毛在一個批示中寫：「有大信陽事件，必有小信陽事件，只是程度不同。」[23] 劉少奇後來認為：大躍進產生的問題與基層幹部的問題相關，他認為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村基層政權和許多城市企業的領導權已成為的反革命的兩面政權[24]。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三面紅旗」的指導地位下降、「八字方針」地位上升[25][26][27]，毛澤東一度退居二線[28][29][30]。但毛澤東、林彪與劉少奇等中央高層對大躍進的錯誤存在分歧[31][32][33][34]，而後劉少奇、鄧子恢等人支持「三自一包」改革，遭到毛澤東的反對[9][35]。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認為階級鬥爭應「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 ，並再次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4][36][37]。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從「反修防修」之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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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歷程
1962年底和1963年初，毛澤東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邯鄲等地分別找來一些省委負責人談話，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彙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情況[18][38]:10。毛澤東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問題並沒有引起各地負責人之高度重視，感到不滿，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一下[18][38]:10。中央工作會議於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和「五反」運動，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反對投機倒把、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38]:10。但該指示只在縣級以上單位實施[39]。中央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在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講話時插話指出：「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菸，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議後，各地紛紛把農村社教運動當做一件大事來做，並且初步總結經驗，上報中央，毛澤東對這些經驗報告極為重視，選其重要者，及時批轉各地，催促參照實行[18][38]:12。會後毛澤東便著重研究農村如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18]。
1963年4月間，毛澤東又先後收到幾個報告，包括東北局宋任窮的材料、河北省委的材料、河南省委的材料，具體講述了當地社會主義教育經驗，包括「正面教育」、「群眾自我教育等」[18][註 1]。4月4日保定地委關於「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報告第一次提出「四清」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分工、清理財務」[18][38]:12-13。毛澤東到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討論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之覆信稿時，特地提請他們注意報告；但當時大家心思都不在這裡，沒有怎麼討論[38]:13。毛澤東覺得重要問題沒有引起注意，實在有必要強調；便找彭真來幫助起草轉發報告批語[38]:13。毛澤東指定彭真（後加陳伯達）具體主持決定之起草工作，決定後來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38]:14。從5月2日至5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和修改決定草案稿，參加會議有彭真、陳伯達、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參加會議[38]:14。毛澤東特別看重幹部要和群眾一道參加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但就總體而言，是建立在對階級鬥爭形勢之過分估計上，因而對幹部思想，及對實際工作之指導，都產生「左」之影響[38]:21。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目前在農村工作中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1963年5月杭州會議，毛澤東把各中央局書記召集到杭州，舉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員參加的小型會議。會中指出「要點就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勞動這一套。」5月2日，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右派和中農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這『三自一包』上面。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農村搞「四清」，就是挖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挖資本主義的根子，挖修正主義的根子。」[21][40] 5月10日和5月11日，毛澤東集中兩天時間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先後修改四稿，決定草案共10個問題[38]:21。在5月11日晚的講話中，毛澤東著重強調「不要性急，要搞穩一點，不要傷人太多」；12日凌晨，毛澤東又找到各大區的書記，再次強調。5月1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發，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指導文件[38]:27，後來被稱為「前十條」。在前十條中，關於四清的定義是：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顯然，這時的四清運動大體上是，一個矛頭指向農村基層幹部經濟清查運動。杭州會議後，「四清運動」初步展開。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
1963年，各地立即展開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試點，多數單位情況不錯，但在試點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當年下發的《中央關於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嚴禁打人的通知》就指出「根據許多地區的材料反映，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有些地方發生打人和亂搞鬥爭等違法亂紀現象」，例如：在湖北麻城縣，共鬥爭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同年3月15日，帥孟奇在《關於湖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中》提到，二月底湖南省因為鬥爭自殺76人。
中共中央視察組在八省視察工作後，向黨中央的報告中寫到：要防止急躁情緒；對於上中農、工作人員中的地富和資本家子女、犯錯誤的幹部，要正確對待，防止出差錯；對於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要在不損害嚴肅性的原則下，儘可能從寬處理；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
到1963年9月，中央機關之「五反」運動基本結束[38]:27。9月6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議程之一就是討論《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38]:28。10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印發和宣傳〈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草案）〉的通知》，先後由鄧小平和劉少奇修改，並將題目改為《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由毛澤東批准發出，後被稱為「後十條」。在這一文件中明確規定運動的要點是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組織貧下中農隊伍、四清、幹部參加集體勞動。雖然與前十條相比，沒有太多新意，但是意識形態內容明顯更加突出了。後十條與前十條相銜接，主要是對前十條中「團結95%以上的幹部、群眾做了許多政策規定。最主要的是強調「運動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工作隊不應包辦替代。其次文件強調：第一：必須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並且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第二：必須團結中農，正確對待上中農。第三：正確對待地富反壞分子問題。第四，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為了達到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許多政策界限。另外後十條還提出要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
然而後十條的效果並不理想。湖北省第一批試點鋪開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1963年11月末，劉少奇之妻王光美帶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試點，總結出桃園經驗進行推廣[8][41]。其中，「燕飛」的體罰方式演變成了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批鬥方式——「噴氣式」[8][41]。12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之後，各工業部門從機關到企業紛紛設立政治部，迅速擴大到所有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大加強；事實證明，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普遍設立政治部，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經驗[38]: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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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全面展開後，中央大大增加對防止修正主義範圍，之後的階段爭議較大。1964年6月2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中，提出「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不再強調依靠基層幹部。在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依靠基層。[42] 6月8日，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防止修正主義的問題時說：「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裡，白銀廠、小站就是搞修正主義。」關於「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估計，影響了運動之後的發展走向。6月17日，由譚震林主持修改「後十條」；後根據陳伯達的提議，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7月，劉少奇在各地多次講話中強調：後十條中團結95%以上的幹部規定不恰當，要改；二是要擴大四清的範圍，不止是經濟，經濟、政治、思想、組織四個方面的問題統統要搞清；三是要在運動中集中精力打殲滅戰。他還表示，要「放手發動群眾，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注意不要燒過頭。燒到多少度了，就要勸群眾、積極分子：不要繼續搞了，要實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眾運動過火時，是有些徵象的。群眾運動過了頭，群眾中有些就不贊成，但不敢講話；因為空氣是那樣，怕說了右傾，是庇護地主、富農，庇護四不清幹部。講的話都是一樣的。[43]」
1964年6-8月，劉少奇帶王光美從北方到南方，在十四個省市作巡迴視察、報告。劉少奇返回北京後，1964年8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劉少奇在大會上說：搞運動，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不蹲點，就不能做領導工作；現在敵人利用這個《後十條》來頂工作隊，第二個十條對於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寫得不夠，「以後不要強調了」。[44]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李新的回憶，在劉沒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45]8月4日，預定隨同劉前往廣州修改《後十條》的田家英向毛請示對修改《後十條》還有甚麼意見時，毛提到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44]8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又決定，由劉少奇負責《後十條》的修改工作。8月16日，劉在廣州給毛寫信稱，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見，中南局也贊成他的建議，並準備在中南五省推行，這就是改變原來「四清」以縣委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力量先搞一個縣，此即以後在全國各地推廣的以「四清工作總團」、「四清工作分總團」取代地委和縣委的方法。[44]8月19日，劉又給毛寫信說陳伯達「極力主張」把王光美的報告下發各地，劉要求批轉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劉在為中央代擬的批語中寫道：王光美的報告是有「普遍意義的」。[44]8月27日，毛就下發王光美的報告批示：「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46]9月1日，中央批轉王光美報告。而劉少奇在各地視察時的講話早已在各省市傳達，並在全國各地貫徹落實。北京市委抽調11695名工作隊員，「集中力量到通縣打殲滅戰」。
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修正草案》。此文件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提出了有的地區還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改變了原《後十條》草案中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首先要解決幹部中的問題，並規定整個運動由工作隊領導。「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被正式使用於《後十條修正草案》。在《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後，一時全國各地都在查找「小台灣」，甚至連武漢大學哲學系這個小小的單位，也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兩面政權」。[47]
以後的運動中，工作組的人數和權力都被大大增強。中央工業、交通戰線的16個部共抽出3901人，占幹部26%。桃園經驗在全國宣傳，後十條的修正案中提出「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於此同時，一樣在全國宣傳的還有陳伯達負責的天津小站奪權的「經驗」。從此，不被團結的幹部越來越多。青海省一個公社，工作組認為需要撤職處分的幹部占總數的47%。暴力事件發生頻率又一次提高。在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多人，有110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70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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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該會議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年1月14日[8][9][48][49]。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7][8][9][48][49]。關於四清運動中主要矛盾的性質，毛澤東認為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敵我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而劉少奇則認為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好，不要什麼都上升為敵我矛盾，劉還提到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交叉[8][9][48][50]。有學者指出，毛澤東所批判的這些劉少奇的觀點和方法，毛本人先前批示過同意並大力提倡[8]。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自己的生日宴會上，因「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嚴厲斥責了有關中央領導[7][50][51]。12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十七條》），該文件規定，今後城市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50]。12月28日，毛澤東曾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在會場大發雷霆，「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8][9][48] 1964年底，毛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曾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7][8][48][51][52]
1965年1月3日，第三屆全國人大再度選舉劉少奇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當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四清運動的情況匯報[48]。會上他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的「扎根串聯，搞神秘化」、「煩瑣哲學，人海戰術」，說道「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48][50] 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對劉少奇進行不點名地批評[10]。同日，宋任窮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講到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的時候，毛澤東則插話說「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10] 1月13日下午，在朱德等中共高層的勸解下，劉少奇召開了一個黨內生活會，當著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等十餘位中央和地方大員的面，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8][10][48]。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 但毛澤東表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7][8][10][48]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會議將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整理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由此前的《十七條》變為《二十三條》，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正式將《二十三條》下發全黨[7][8][10][53]。該文件還規定，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為「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10]。後來到了文革期間，1970年12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問毛澤東什麼時候覺得必須把劉少奇在政治上打倒，毛澤東答「就是發布二十三條的時候。」[7][8][9][48][49] 據李新稱，當時搞四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多數人認爲，《二十三條》的許多新精神，與桃園經驗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連等神秘化做法[54]。
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已有649個縣結束了四清運動，占總數的32%[49]。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認為這場運動連同文化戰線的批判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而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49]。文革開始不久以後，各地的四清運動也就慢慢退出了歷史舞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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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 “ | 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 ” |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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