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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利米爾·赫列勃尼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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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弗拉基米羅維奇·赫列勃尼科夫(俄語: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Хлебников;;1885年11月9日—1922年6月28日),以筆名維利米爾·赫列勃尼科夫(俄語:Велими́р Хле́бников)著稱,俄國白銀時代詩人、劇作家,俄羅斯未來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文學理論家羅曼·雅各布森評價他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世界詩人」[2]。
1895年,赫列勃尼科夫生於阿斯特拉罕省的知識分子家庭。受父母影響,其自幼便對歷史與自然感興趣。1903年,赫氏考入喀山大學,就讀期間曾因參與學生運動被捕。1908年,他轉入聖彼得堡大學學習,並首次發表詩歌《對罪人的誘惑》。此後,他成為俄羅斯未來主義流派的主要開創者,並在1912年與布爾柳克、馬雅可夫斯基等人共同創作了《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宣告了立體未來主義的誕生[3]。1916年,赫氏應徵入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後,赫氏持歡迎態度,並留在蘇俄居住,繼續寫詩,直到1922年逝世。[4][5][6]
與其他未來主義者不同,赫氏具有神秘主義傾向,但這種傾向更側重於具體的事物與言詞。在革新詩歌語言與形式方面,他進行了大膽的探索,甚至發明了「超理性」的無意義語,因而被評為「實驗詩人」。作為文化上的斯拉夫派,他偏好從民間文學搜尋素材,並藉助古斯拉夫語進行文學革新,赫氏代表作《笑的咒語》便由舊詞形、新詞形與自創詞組成。儘管赫氏的寫作風格過於新奇,對普通讀者而言難以理解,但他仍舊享有「詩人的詩人」美譽,並影響了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施塔姆等蘇聯文學家。[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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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85年11月9日,維克多·弗拉基米羅維奇·赫列勃尼科夫出生於俄國卡爾梅克北部的小傑爾別特。其父弗拉基米爾·阿列克謝耶維奇·赫列勃尼科夫出身於亞美尼亞裔家庭,為當地的督察官,也是研究鳥類的博物學家;其母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韋爾比茨卡婭出身於扎波羅熱哥薩克裔家庭,具有史學教育背景。他在父母的五個孩子中排名第三,下面還有一個排名最小的妹妹維拉·赫列勃尼科娃,她後來成為前衛藝術家。[8][9]
由於父親的工作調動,童年時期的赫氏經常搬家:1891年,赫氏隨家人搬到沃利尼亞省的皮德盧日內(今屬烏克蘭);1892年後,他隨母親及同胞來到聖彼得堡的娘家居住一段時間,期間愛上了繪畫。1895年,赫氏隨家人搬到辛比爾斯克省的波馬耶沃,並在兩年後寫了處女作《籠中的鳥》。1897年,赫氏考入辛比爾斯克古典文理中學,成為中學三年級學生;次年,他隨家人搬到喀山,轉入喀山第三中學(Третья Казанская гимназия)學習。1903年秋,赫氏考入喀山大學數理系,攻讀數學專業。不久,喀大學生、社革黨人謝·列·西蒙諾夫死於獄中,喀大學生發起示威,抗議帝俄當局的政治迫害;11月,赫氏因參與示威,被帝俄當局監禁一個月。[10]
出獄後,赫氏的性格變得孤僻內向[11],他於1904年初從喀大退學,並隨獄友[10]前往雅羅斯拉夫爾省的布爾馬基諾居住;不過在同年秋天,他再度進入喀大數理系,攻讀博物學專業。次年,受1905年俄國革命影響,喀大關停一年,赫氏則接受喀大博物學家協會的贊助,到烏拉爾地區進行五個多月的鳥類學考察。1906年末,赫氏在喀大博物學家協會上作了考察報告,並稱其發現了杜鵑屬的新種。由此,在阿列克謝·奧斯特羅烏莫夫的提議下,他成為博物學家協會的會員。1906年後,赫氏開始將學習的精力投入到文學創作中[12]。1908年夏天,他與家人前往蘇達克度假,結識了詩人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和畫家鮑里斯·格里戈里耶夫;同年秋天,由於年初的申請,赫氏轉入聖彼得堡大學的自然科學系,成為三年級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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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秋,赫氏與周刊《春》的編輯瓦西里·卡緬斯基結識,而後赫氏在《春》上發表《對罪人的誘惑》[13];這是他首次公開發表的詩作。1909年夏,赫氏隨家人在基輔附近的斯維亞托申避暑,並與表親瑪魯夏·利亞布切夫斯卡婭戀愛;同年秋天,赫氏經申請,轉入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一年級,攻讀梵語專業。由於赫氏認為同著名作家交往比課堂學習有益,因而他開始結識尼古拉·古米廖夫、阿·托爾斯泰等詩人。其中,赫氏與米·阿·庫茲明交往甚密,甚至將庫茲明看做自己的導師。此外,赫氏還加入了老友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組織的星期三聚會與詩歌學園。[14][15]:379
1910年初,赫氏住在聖彼得堡的沃爾科沃,給商人房東的女兒當了近兩個月的家教老師。同時,他逐漸脫離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的文學團體,並在老友瓦西里·卡緬斯基的帶領下結識了米哈伊爾·馬秋申與葉連娜·古羅夫婦,而赫氏在馬秋申的家中結識了大衛·布爾柳克。上述人物關係密切,後來又結成新的文藝團體,成為俄羅斯未來主義的主要人物[11]。同年初春,布爾柳克將赫氏接到他的大房子居住,當布爾柳克進入沃爾科沃的住所接人,而後準備離開時,他在門邊的地板發現一張紙片,上面寫有詩歌《笑的咒語》,該詩後來成為赫氏的代表作[16]。[17]
儘管布爾柳克、卡緬斯基、馬秋申與赫氏等人參與過尼古拉·庫爾賓的文藝活動,並為《印象主義者工作室》文集供稿,但他們對庫爾賓的文藝活動並不滿意。於是,他們在1910年結成新的文藝團體,這個團體被赫氏稱作「未來人」。同年4月,他們出版了俄羅斯未來主義的首部文集《鑑賞家的陷阱》(標題是赫氏起的)。赫氏作為文集的首要貢獻者,很快便被推為俄羅斯未來主義的領軍人物。[18][11][19]
1910年夏,赫氏前往喬爾尼夫卡拜訪布爾柳克一家,這次拜訪也被認為是「希列亞」小組的成立之始[19]。同年年末,赫氏萌生了退學的想法,至1911年夏,赫氏因未繳學費而被聖彼得堡大學開除,他的父親也因此斷絕了經濟支持[20]。大學肄業後的赫氏開始過上顛沛流離、經濟困頓的生活,但四處顛簸的他並未感到絕望,反而對文學創作更為熱衷[11]。自1912年開始,赫氏成為流浪狗咖啡館的常客。[17]
Крылышкуя золотописьмом(輕翅微振,翅脈纖纖)
Тончайших жил,(鑄金句玉章,)
Кузнечик в кузов пуза уложил(螞蚱將沿岸水草與信仰)
Прибрежных много трав и вер.(大批納入腹中簍筐。)
«Пинь, пинь, пинь!» — (「嗙嗙,嗙嗙,嗙嗙!」——)
тарарахнул зинзивер.(嘩啦咔嗒,山雀炸響。)
О, лебедиво!(嚄,艷若天鵝!)
О, озари!(嚄,聖光輝耀!)
Тончайших жил,(鑄金句玉章,)
Кузнечик в кузов пуза уложил(螞蚱將沿岸水草與信仰)
Прибрежных много трав и вер.(大批納入腹中簍筐。)
«Пинь, пинь, пинь!» — (「嗙嗙,嗙嗙,嗙嗙!」——)
тарарахнул зинзивер.(嘩啦咔嗒,山雀炸響。)
О, лебедиво!(嚄,艷若天鵝!)
О, озари!(嚄,聖光輝耀!)
——Кузнечик(蚱蜢),選自《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
1912年夏,赫氏作品《老師與學生》(Учитель и ученик)於赫爾松出版,這是他首部出版的個人作品[21]。之後,赫氏與阿列克謝·克魯喬內赫結識,一同合著《地獄的遊戲》與《塵世盡頭》,這些作品均在莫斯科出版。同年冬,赫氏在青年聯盟的辯論會上結識了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而後赫氏與布爾柳克、克魯喬內赫、馬雅可夫斯基一同創作並發表《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宣告了立體未來主義的誕生[3]。[22]
1913年初,赫氏被選為詩人行會成員,並參與了「希列亞」小組與青年聯盟的聯合。同年3月,赫氏與布爾柳克、馬雅可夫斯基的合著詩集《三人聖禮書》出版。1913年7月,「第一屆全俄未來主義者代表大會」在烏西基爾科召開,克魯喬內赫、馬秋申與馬列維奇出席會議,住在阿斯特拉罕的赫氏曾向馬秋申寫信,請求他寄錢資助自己參會,然而他卻不慎弄丟了馬秋申寄來的路費,最終未能成行。同年秋,赫氏與克魯喬內赫合著的《像這樣的詞語》出版,首次提及「無意義語」的概念[23]。同年12月,未來主義歌劇《戰勝太陽》在聖彼得堡月神公園上演,赫氏為這部歌劇撰寫了序幕。[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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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赫氏結識了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二人互相贈書,並一同在流浪狗咖啡館度過舊曆新年[24]。其後,未來主義創始人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蒂訪問俄國,開始巡迴演講。但赫氏不同意馬里內蒂的政治觀點與美學觀點,反對將俄羅斯未來主義視作義大利未來主義的附庸。2月,馬里內蒂到聖彼得堡進行演講後,赫氏進入演講廳,並與貝內迪克特·利夫希茨散布他們共同起草的傳單《如今的一些當地人……》,企圖擾亂現場。然而,憤怒的尼古拉·庫爾賓突然衝向二人,將整疊傳單撕成碎片,赫氏的計劃未能得逞。此次事件激化了赫氏與庫爾賓、布爾柳克、馬秋申等人的分歧,赫氏甚至一度向庫爾賓提出決鬥。請求遭拒後,憤怒的赫氏公開宣稱,他與希列亞小組的成員從此沒有任何共同點,並且不再是「所謂的未來主義者」。對於赫氏的狀態,他的弟弟亞歷山大於十月向父親致信稱:「他(赫氏)將未來主義思想視為唯一的生活支柱。而現在,當這種思想愈發黯淡、瀕臨破裂時,他的心裡必定不好受。」[26][27][15]:382-383
而在同一年,赫氏的首部作品集公開出版。他還與季娜伊達·謝苗諾夫娜、娜傑日達·尼古拉耶娃交往,頻繁寫信,甚至向季娜伊達求過婚。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赫氏作為二等後備軍人與未婚人士,沒有參與受訓,因此獲得兩年的兵役豁免。避戰期間,赫氏繼續研究數秘術(詳見「數字神秘主義」一章),意圖搜尋「時間法則」,並於11月發表《1915-1917 年之戰:新的戰爭學說》一書。[28][27]

1916年1月2日,赫氏與朋友聚會,宣告「時間之國」成立,他則被奧西普·布里克等友人推舉為「時間之王」(詳見「時間之國與地球主席」一章)[29]。3月初,赫氏在格奧爾基·佐洛圖欣的公寓裡成立「地球主席聯盟」,通過簽名同意成為「地球主席」的人包括馬雅可夫斯基、庫茲明、馬列維奇、帕斯捷爾納克、普羅科菲耶夫、布爾柳克、卡緬斯基、維·伊萬諾夫等名流[30]。4月21日,赫氏應徵入伍,被派駐至察里津服役;5月底,赫氏前往喀山軍醫院接受體檢。為了逃脫兵役,赫氏向轉任軍醫的尼古拉·庫爾賓寫信求助。7月,庫爾賓給赫氏寫信,附上「精神狀況絕不正常」的鑑定意見,而在庫爾賓的幫助下,赫氏得到了暫時的休假。1916年末,赫氏被派駐到薩拉托夫,而後成為第90後備步兵團第7連第1排的列兵。[31][32]。
1917年3月,赫氏獲得五個月的休假,並在俄國二月革命後創作詩歌《人民舉起至高的權杖……》。4月末,赫氏在哈爾科夫收到部隊傳票,前往薩布羅娃別墅(當地的精神病院)進行為期十日的體檢,又獲得5個月的休假。5月25日,赫氏準備乘火車前往聖彼得堡,結果卻因為「逃脫兵役」而在特維爾站被捕,送往軍隊拘留所[33]。沒多久,由於赫氏持有五個月休假的證明文件,他最終被釋放,並前往聖彼得堡,參與藝術工作者聯盟文學部的工作。11月,赫氏發表《致馬林斯基宮的信》,以「地球政府」的名義否定俄國臨時政府的法理。十月革命爆發後,赫氏先後抵達莫斯科、阿斯特拉罕,觀望革命進展。期間,他曾與馬雅科夫斯基一同居住在達維多夫的公寓,也曾在《下諾夫哥羅德工農報》發表詩歌。1918年9月,赫氏與留·伊夫涅夫隨考察隊前往伏爾加三角洲,勘察保護區的選址,期間曾向伊夫涅夫口述「印俄聯盟」與「泛亞聯盟」的政治構想。同年,他任職於軍隊報紙《紅色戰士》,並成為阿斯特拉罕人民大學的學術委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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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赫氏進入蘇俄第十一軍政治部信息司,領導部隊的文學委員會。工作約一個月後,他離開阿斯特拉罕,前往莫斯科商討文集的出版事宜。4月10日,赫氏出席教育人民委員部藝術司國際處的會議,提議「藉助無線電處理藝術事宜」。一段時間後,赫氏前往哈爾科夫旅行,但鄧尼金的南俄白軍於6月25日攻占此地。為了逃過白軍的徵兵,他再次避居薩布羅娃別墅(當地的精神病院)。期間,該院醫生弗·雅·安菲莫夫曾研究赫氏的「創造性幻想規律」。紅軍反攻後不久,赫氏離開醫院,正式移居此地,並參與「未來」文學工作室的活動。1920年2月,他開始染上斑疹傷寒,健康情況變差。4月,他與意象派詩人葉賽寧、馬里延戈夫的文集《曙光飯店》在哈爾科夫出版。9月初,赫氏出席巴庫的第一屆東方人民大會,而後又在阿爾馬維爾出席「第一屆高加索-頓涅茨克無產文化組織大會」。會後,他前往達吉斯坦旅遊,並於10月受邀為《高加索公社》撰稿,任職於巴庫的俄羅斯電訊社。1920年10月底至1921年1月,赫氏被伏爾加-裏海區艦隊的文教部門招募為編外講師。就職期間,赫氏於巴庫的紅星水手大學作過數次報告,宣揚他的數字神秘主義理論。[35][36]
1921年4月14日,赫氏搭乘「庫爾斯克」號運輸船,隨紅軍前往吉蘭蘇維埃共和國。此後,他在塔雷什汗王家中擔任家庭教師,於當地報刊上發表詩文,並曾在拉什特駐兵俱樂部中作過數次報告。然而,伊朗崇高國的保王派部隊逐漸擊潰了吉蘭的森林軍,赫氏也於1921年7月末趕上「經驗」號運輸船,隨紅軍撤退。同年秋,赫氏離開巴庫,前去皮亞季戈爾斯克,途中不幸遭劫,甚至被人扔出車廂。到達目的地後,赫氏再度進入俄羅斯電訊社,成為一名守夜人。12月,已被解職的他來到莫斯科,與馬雅可夫斯基共同生活一段時間。[37][38]
1922年1月,赫氏寫完了詩劇《冉格齊》(出版於同年7月);2月,赫氏出版了小冊子《展望1923年》,結識了出版人兼畫家彼得·米圖里奇。5月14日,米圖里奇將患上壞疽的赫氏帶到自家妻小的住處,亦即桑塔羅沃村(今屬克列斯齊區管轄)療養。不料在5月16日,剛抵達桑塔羅沃村的赫氏開始發高燒。5月20日後,赫氏雙腿無力,行動日漸困難,但仍舊堅持伏案創作。5月26日,赫氏病情惡化,米圖里奇等人派車去克列斯齊找醫生,但醫生不願前往鄉村出診。直到5月28日,赫氏才順利地被送往克列斯齊鎮醫院治療。5月末,米圖里奇決定向赫氏的友人告知病情,但赫氏拒絕向馬雅可夫斯基與克魯喬內赫告知病情。6月過後,赫氏的壞疽惡化,精神情況亦陷入絕望。至6月22日,救治無望的赫氏被安置在桑塔羅沃村的一間澡堂更衣室,等候死亡的來臨。儘管阿克梅派詩人尼古拉·普寧接到米圖里奇的來信後,為赫氏寄送藥物,甚至幫他在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醫院尋床位,但赫氏的病情已經無力回天。[38]
1922年6月28日上午9時,維利米爾·赫列勃尼科夫病逝,享年36歲。據米圖里奇回憶,當赫氏前往桑塔羅沃村時,他曾經表示「負有同我一樣使命的人,都是在三十七歲時死去的」[11]。而赫氏的逝世日期距離其37歲生日僅差數月之遙。次日,赫氏的友人向米圖里奇寫信,表示他們仍在幫忙,但赫氏的屍體已被安葬在魯奇村附近的墓地。7月1日,伊薩科夫帶著醫生趕到桑塔羅沃村,確定了赫氏的死訊。[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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軼事

1913年12月,赫氏在流浪狗咖啡館吟誦了一首具有反猶色彩的詩歌,內容包括血祭誹謗與貝利斯案。阿克梅派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聽後,憤怒地說道:「作為一位猶太人和俄國人,我深感受辱,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我要向你提出決鬥!」隨後,二人讓什克洛夫斯基擔任決鬥證人,而什克洛夫斯基又找到帕維爾·菲洛諾夫擔任第二位決鬥證人。菲洛諾夫得知此事後,便對赫氏說道:「我會把你們倆都揍一頓,直到你們和解為止。我不容許普希金再次被殺,而且你們所說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什克洛夫斯基也援引普希金與萊蒙托夫的死亡,表明了反對態度。最終,在兩位決鬥證人的努力下,這場決鬥並未發生[39]。
1920年4月19日,意象派詩人們在哈爾科夫市劇院舉辦晚會,以戲謔的方式「加冕」赫氏為世界主席[36]。據馬里延戈夫回憶:赫氏身披麻布長袍,赤足而立,聆聽由葉賽寧與馬里延戈夫吟誦的讚美詩。當赫氏宣誓稱「我信」時,葉賽寧不滿地肘他,叫他說大聲點,然而內向的赫氏感到迷茫,說話聲也變得更輕。隨後,二人從鮑里斯·格盧博科夫斯基手上借來戒指,將其作為「權戒」給赫氏戴上。晚會結束後,格盧博科夫斯基前來討還戒指,赫氏卻驚恐地將手藏在身後,弱弱地說「這…這…這是地…地球的象徵啊…而我…現在…他們…葉賽寧和馬里恩戈夫把我封為主席了……」最終,失去耐心的格盧博科夫斯基粗暴地將戒指扯下,葉賽寧則大笑不止。[40]
思想
對馬海戰後,赫氏為俄軍的慘敗所震撼,此後他便開始探索神秘數字,意圖找到歷史的規律。據拉達·帕諾娃研究,赫氏的神秘數字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統治世界者,另一類則是前者的臣民。起初,赫氏將「統治世界」的數字設為「365」(一年的天數),而後他又從365減去48(陰曆中一年的週數),得到了他發現的神聖數字「317」。赫氏十分痴迷「317」這個數字,他不僅將其列為「地球主席」的數量,還將其視作大規模戰亂的間隔數。赫氏還使365加上48,得出國家興替的周期「413」;他又對「28」進行考察,將其視作世代交替與「星球字母」的周期。[41][42]
1920年後,赫氏的探索轉向「2」和「3」。他在《命運的版報》中提出:「2」是象徵自由的吉祥數字,為事件正向發展的基礎;「3」則是不吉祥的負面數字,為事件反向發展的基礎。為了說明這點,他在1922年寫了詩歌,運用俄文輔音「Д」與「Т」開頭的「星球字母」進行說明:[41][42]
“ |
Трата и труд, и трение,(消耗与劳动,以及磨擦,) |
” |
赫氏將「統治世界」的神秘數字視為一種周期規律,將其投射到真實的歷史事件日期,即「統治世界者的臣民」中。通過演算,赫氏提出了「鐘擺」式的歷史哲學,認為在特定的時間間隔下,「事變」與「反事變」會循環往復地出現,而「振動波」的擾動則會影響歷史進程,使其具有複雜性。實踐上,赫氏於1912年在《老師與學生》中指出,他在庫帕拉節當天找到了「國家崩潰的法則」,這一法則基於一個帶有365的方程,而他則依據該法則,從534年汪達爾王國滅亡開始演算,提出1917年將會出現國家崩潰的情況,不經意間預言了1917年俄國革命的爆發。[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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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氏看來,時間是可逆的,歷史周期律也完全可以克服。而在1916年,他開始計劃籌建烏托邦式的「時間之國」。在赫氏的設想下,「時間之國」的領袖是「地球主席」,該職務由世界上最優秀的317個人擔任,這317位「地球主席」可以通過和善的意志,號令相對低級的存在、日常生活的範疇 --「地球政府」。赫氏將「時間之國」的居民分為兩類,一類是無私奉獻的發明家,一類是坐享其成的食利者,而在「時間之國」,發明家將撇開食利者的干擾,維繫國家的發展。[11]
赫氏認為:過去、現今與未來都是統一的有機「時間」整體,是空間的第四維度,能夠決定萬物的命運。而言詞則是具有自在意義的存在,能夠在物化自身的同時將時間串連、物化。由於言詞具有重構世界的力量,故創造言詞的詩人同時也是一名先知,負有改造世界的崇高使命。在這一思想觀念的影響下,赫氏為了讓言詞與時間對應,他時常將同音或同詞根的言詞擺在一起,以表現言詞的循環特徵,令讀者感受言詞之間隱含的規律性節奏。[43]
在中文世界的譯介

(點擊pdf的64頁-70頁,可閱覽赫氏生平相關內容)
早在1936年初,戴望舒便翻譯了本約明·高力里的《蘇聯詩壇逸話》[44],其中有提及赫氏的生平。1949年後,受蘇聯的影響,「非主流」的赫氏在中國大陸長期被忽視,直到1991年,俄語翻譯家鄭體武才首次選譯赫氏的詩作,並撰寫研究文章,分別刊登在當年的期刊《外國文藝》(1月號)與《外國文學研究》(2月號)上[45]。2019年10月,凌越、梁嘉瑩據英譯本轉譯的《遲來的旅行者》出版,成為赫氏詩集的首部中譯本[46][47]。2022年,鄭體武推出了首部由俄文直譯的《赫列勃尼科夫詩選》[48]。
人物評價
被美國現代語言學會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文學與文化理論家之一[49] 」的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曾提出漢堡計分法理論,並舉例稱:「依據漢堡計分法,綏拉菲摩維奇和維列薩耶夫不存在,他們進不了城。而在漢堡,布爾加科夫位於地毯旁,巴別爾屬於輕量級,高爾基難說(常不在狀態),赫列勃尼科夫則拿過冠軍 。」[50]
美籍俄裔文學史專家弗·費·馬爾科夫指出,赫氏雖被蒲寧、格·弗·伊萬諾夫等人視為瘋子,但他並非瘋子,而是與布萊克、荷爾德林、尼采、梵谷相似,因「瘋狂」而傳達深刻思想或創作藝術傑作的「狂人」。馬爾科夫視赫氏為理想詩人,認為其傳奇生平足以讓人想起維永、蘭波或福樓拜。[51]:179
俄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萬·蒲寧對赫氏的印象並不大好,其在回憶錄中稱:他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經常見到赫氏,認為赫氏是「陰鬱的小人物,沉默寡言,經常分不清他是真喝醉了還是裝的」,他的生活也是「既骯髒又邋遢」。蒲寧指出,赫氏的天才在蘇聯境內乃至白俄僑民之間都廣為流傳,但他認為赫氏僅具備「某種充滿野性的藝術才能的基本元素」,實則「不是個正常人……始終扮演著瘋子的角色,拿自己的瘋狂進行投機」。[52]
至上主義創始人、俄國抽象派畫家卡濟米爾·馬列維奇評價稱:赫氏是「人類事件的天文學家」、「數字的沉思者」。他肯定了赫氏的數秘術與語言層面的革新探索,認為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亞於天文學,並稱「相較於宇宙的遙遠星雲,他的貢獻更貼近於我們日常的人類創造。他的事業應當有繼承者,就像天文學不斷迎來新的探索者。他的核心事業在於繪製人類事件的圖樣,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詩人」、「未來主義者」或「造語者」。[53]
人物紀念

1960年,赫氏被移葬至新聖女公墓(8區6排)。但據目擊者回憶,遷葬者僅從魯奇村運出一捧混有骨塊與紐扣的塵土,而赫氏的遺骸仍有部分遺留在魯奇村的原墓地。1986年,在赫氏的魯奇村墓地附近,俄羅斯雕塑家維亞切斯拉夫·克雷科夫為赫氏豎立紀念碑[54]。[55]
1977年8月,蘇聯天文學家尼古拉·切爾尼赫發現了小行星3112,這顆小行星以赫氏的筆名「維利米爾」命名[56]。
在俄羅斯,專門紀念赫氏的博物館包括魯奇村的V. 赫列勃尼科夫紀念館(成立於1986年)[57]與阿斯特拉罕的維利米爾·赫列勃尼科夫故居博物館(Дом-музей Велимира Хлебникова,成立於1993年)[58]。
2005-2006年,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安塞爾姆·基弗展示了一個不規則伸展的複雜裝置藝術,題為《為維利米爾·赫列勃尼科夫而作》。該裝置藝術作品由30幅大小為1.8米×3.3米描繪海景(大都為海戰)的繪畫組成,這些畫分3行5列緊密排在約139平方米的長方形鋼板棚屋裡,集中地展現了赫氏對時間規律的思考與對傳統的攻擊。[59]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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