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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空軍傘降救援隊員

美國空軍特戰士兵職業領域下屬的一個職業,空軍專業代碼為1Z1X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美国空军伞降救援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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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空軍傘降救援隊員(英語:Pararescue ,簡稱PJAFSC英語Air Force Specialty Code 1Z1X1),是美國空軍特戰部隊下屬的特戰部隊士兵職業之一,負責執行全方位人員營救行動英語Personnel recovery,包括常規和非常規的戰鬥救援行動英語Combat search and rescue,可以隨時在全球範圍內執行最危險、最苛刻、最極端的救援任務。美國空軍目前有800多名傘降救援隊員,大部分被分配到空軍常規部隊的守護天使部隊。還有一小部分傘降救援隊員被分配到空軍特種作戰司令部下屬的特種戰術部隊,他們是領導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人員營救行動的特種戰術隊的重要成員。[1][2]

快速預覽 傘降救援隊員 Pararescue, 存在時期 ...

反恐戰爭以來,傘降救援隊員已經執行了超過12,000次救生、戰鬥救援任務。在執行這些任務期間,他們還殲滅、俘虜了許多敵方戰鬥人員。此外,由於具備高水平的救援能力,傘降救援隊員還參與了許多民事救援行動,如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2010年海地地震等大規模自然災害救災行動。在這些行動中,他們拯救了全球5000多名平民。[1]

傘降救援隊員職業是美國空軍全部士兵職業英語Air Force Specialty Code中獲得榮譽最多的職業,他們的榮譽包括1枚榮譽勳章、12枚空軍十字勳章和105枚銀星勳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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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早在1922年,人們就已認識到有必要派遣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前往偏遠地區救援機組人員。陸軍醫療部隊軍醫阿爾伯特·E·特魯比上校預言,未來將使用「空中救護飛機」將醫護人員運送至墜機現場,並將傷員轉送至醫療機構進行治療。

然而,直到二十年後,隨著技術的發展與實際需求的增長,才促成了後來被稱為空軍傘降救援隊的誕生。

儘管如此,一些關鍵技術在當時已開始發展。1940年,美國森林服務局的兩位空降消防員厄爾·庫利與魯弗斯·魯濱遜,展示了使用新發明的「可操控降落傘(steerable parachute)」能夠將跳傘員精準降落至指定區域。這類降落傘及消防員所採用的技術,與當時陸軍空降部隊使用的完全不同。同年,利奧·P·馬丁醫生成為首位接受美國林務局空降消防員降落傘訓練中心培訓的「傘降醫生」(para-doctor),該中心位於蒙大拿州西利湖。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美國參戰的最初幾個月里,對空降救援的需求非常有限。然而,隨著戰爭的推進,美國開始發動戰略轟炸行動,此時空降救援逐漸開始發揮關鍵作用。

傘降救援隊開始在各戰區組建,並由各單位指揮官指揮。儘管訓練方式、技術手段與裝備各不相同,但始終遵循一項不變的原則:

「在有確鑿證據表明無人生還之前,救援部隊必須始終假設每次墜機事件中有人倖存。」

在美國當地,對墜毀飛行員的搜救任務主要由隸屬於陸軍航空隊指揮的民間航空巡邏隊負責。巡邏隊通常在發現墜機現場後派遣地面救援人員前往,但有時也會使用小型飛機降落進行救援,並曾進行過傘降救援小組的試驗性探索。

隨著加拿大於1939年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加拿大戰鬥機王牌飛行員沃普·梅被任命負責培訓工作,並接管位於亞伯達省愛蒙頓的第2航空觀察員學校。愛蒙頓是當時A-20「波士頓」B-26「掠奪者」,尤其是B-25「米切爾」轟炸機作為租借法案飛往蘇聯途中常見的中轉站。這些飛機因機械或導航故障而墜毀時,機組人員常常能在初期倖存,卻最終因無法脫困而在荒野中喪生。當這些事故發生時,梅的學校經常被請求提供飛機協助搜尋墜機地點,但即便發現了失事地點,往往也無能為力提供進一步救援。對此,梅決定主動解決這個問題。

1942年初,沃普·梅(Wop May)從他負責的民用工作人員中徵募志願者,大約有十人響應加入。起初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裝備,訓練內容基本只有「跳傘並拉開傘繩」,而風向估算則是通過從飛機門口丟下一本伊頓百貨目錄來判斷。最初的跳傘作業顯得相當滑稽。到了1943年初,梅派出兩名志願者——歐文·哈格里夫斯和斯科蒂·湯普森,前往蒙大拿州米蘇拉市的美國林務局空降消防員學校接受專業訓練。六周後,兩人帶著借用的可操控降落傘裝備返回,並開始訓練另外兩位志願者—威爾弗雷德·里維特與勞里·波爾森。不久後,這支小組便開始執行實際跳傘救援任務。到了1944年,梅的堅持終獲成果,一項正式的傘降救援培訓計劃得以啟動。因其開創性工作,梅於1947年被美國陸軍航空軍授予銅棕櫚自由勳章。[3][4]

歐洲戰區,地面救援的機會非常有限。大多數飛行任務都在敵占區上空執行,一旦迫降,機組人員幾乎會立即被俘。在英國地區,英國軍方當時正在組建自己的皇家空軍山地救援隊,該部隊主要借鑑了民間山地救援的經驗與理念。皇家空軍飛行救援隊曾多次從美國陸軍航空隊墜機事故中救出美軍機組人員,或協助回收遺體。由於海上飛行任務中的墜機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美國陸軍第八航空隊於1943年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小組」。從該組織創建起至戰爭結束,海上墜落飛行員的救援成功率從不到5%提高至40%以上。

在廣闊的太平洋戰區,飛機墜毀幾乎意味著機組人員將因暴露在惡劣環境中而喪命。為此,美軍在戰區內組建了數個專門用於協助和救援墜機飛行員的中隊,無論是在海上還是島嶼上執行任務,都取得了顯著成效。

中國-緬甸-印度戰區(CBI)被認為是後來空軍戰鬥救護隊的發源地。該地區的作戰環境獨特:飛機通常需進行長距離的陸上飛行,穿越敵人控制鬆散但又充滿危險的區域,機組人員在墜機後生還的可能性相對較高。CBI戰區最具代表性的航線是著名的「駝峰航線」——運輸機每天從印度出發,攜帶數千公噸至關重要的戰爭物資,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脊梁,運往中國。每天都有數千名飛行員與乘客乘坐C-46C-47運輸機,冒著生命危險完成這一航線。然而,由於機械故障、惡劣天氣或人為失誤,許多飛機從未抵達目的地。在這些墜機事件中,被迫跳傘或緊急迫降的機組人員往往需要數周時間穿越荒野、尋找回到文明世界的道路。他們必須忍受惡劣天氣、極度缺乏食物,以及在墜機中受傷後的痛苦掙扎。

前特技飛行員約翰·L·「布萊基」·波特上尉,被認為是該戰區首支有組織空中救援部隊的指揮官。這支被稱為「布萊基小隊的部隊最初配備了兩架C-47運輸機,駐紮於印度查布阿地區。他們最早的一次救援行動發生在1943年8月,任務是營救一架失事的C-46運輸機中跳傘的20名人員,地點在緬甸那加地區,那裡不僅有日軍部隊,還有食人部落的存在。這20人中包括著名的CBS記者埃里克·塞瓦瑞德。機組人員成功發現了失蹤人員,並向他們投放了補給物資。隨後,聯隊飛行軍醫唐·弗里金格中校與兩名戰鬥外科技術員理察·S·帕西中士[5]和威廉·G·麥肯齊下士,從搜索飛機上傘降至地面,為傷員提供協助與醫療照護。[6]與此同時,一支地面救援小組也向遇險地點推進,最終全部20人徒步走出危險區域,成功獲救。儘管當時傘降救援尚未獲得官方授權,但這次行動被美國空軍戰鬥救護隊員(PJ)視為空軍傘降救援的起源。

獲救的記者埃里克·塞瓦瑞德在談及他的救援者時說道:「Gallant(英勇)是一個珍貴的詞:他們當之無愧。」

然而,僅僅幾個月後,在一次救援任務中波特上尉與其駕駛的B-25戰機被擊落,波特上尉在此次行動中犧牲。

1944年,威廉·H·特納將軍接管了中緬印戰區的空運司令部。他認為當時的救援行動是一種「冒險性行動」,於是任命唐納德·C·普賴瑟少校為第1352陸軍航空隊基地部隊指揮官,並為其分配了多架用於救援任務的飛機。除了固定翼飛機外,當時還首次向戰區部署了早期型直昇機用於救援任務,這也標誌著旋翼機與空中救援之間長期關係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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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鑑於對統一搜救行動的需求不斷增長,陸軍航空隊於1946年5月29日成立了空中救援隊。任務是營救在遠離基地發生的飛行事故、墜機、迫降、迫降海面或跳傘棄機中的機組人員,並具備全球部署能力,以支援遍布世界各地的空中行動。

在空軍基地周邊區域,搜救任務通常由基地指揮官負責,調動配屬的救援直昇機部隊進行行動。但由於當時飛機在航程和載重上的限制,這些部隊的搜救範圍最多只能覆蓋基地方圓135英里(約217公里)。為了突破這一局限,美國空軍於1947年7月1日正式組建傘降救護隊,並在當年11月部署了首批救援小隊。每支小隊由一名傘降醫生和四名接受專業訓練的傘降救護技術員組成,隊不僅具備醫療急救能力,還掌握野外生存、戰術行動與救援技術。傘降救護隊的主要任務是營救在遠程轟炸與運輸任務中失事的機組人員,並在接到請求時,為其他單位提供空中搜救支援。這一力量的建立,為美軍日後在全球範圍內執行高風險搜救任務奠定了基礎。

1947年,一次成功的救援任務成為推動正式組建空軍傘降救護隊的關鍵契機。

當年5月,波普·B·霍樂迪上尉從一架OA-10「卡特琳娜」水上飛機跳傘進入尼加拉瓜的叢林深處,為一名從失事的B-17「飛行堡壘」轟炸機跳傘逃生的機組成員提供緊急醫療救助。憑藉這次無畏的行動,霍樂迪醫生獲得了銅星勳章,並被尊為傘降救護隊歷史上的早期傳奇人物之一。

在傘降救護隊剛成立後不久,第五救援中隊就在佛羅里達州的麥克迪爾空軍基地開辦了第一期傘降救援與生存訓練學校。這所學校的教官來自各個軍種,都是經驗豐富、實戰背景強的軍官和士兵。

第一任校長是佩里·C·埃蒙斯中尉,他在二戰期間曾被派往戰略情報局執行任務。戰爭結束時,埃蒙斯帶領六名部下從泰國救出了多名戰俘,這支小隊因此獲得了「佩里與海盜」的綽號,靈感來自當時著名的連環漫畫《特里與海盜》。

戰後,埃蒙斯還前往喬治亞州本寧堡空降學校接受跳傘訓練,成為美國空軍歷史上第二位具備跳傘資格的飛行員。他的經歷,既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冒險精神,也為傘降救援隊的專業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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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擊火雞號事件

1947年末,編號為「重擊火雞」的B-29轟炸機在阿拉斯加墜毀,這起事件深刻凸顯了建立專業、訓練有素的傘降救援隊的重要性。

12月21日,這架B-29撞山失事,直到27日,殘骸才被發現。當時,醫療軍官艾伯特·C·金尼中尉、一級軍士長桑塞爾·A·倫敦,以及空軍寒區生存專家、五級技術士官列昂·J·凱西三人自願跳傘前往距離諾姆以北約95英里(約153公里)的墜機現場。然而,他們三人都沒有受過傘降救援相關訓練。任務環境極其惡劣,現場能見度低、氣溫極寒且風力強勁,三人不幸全部罹難。凱西的遺體在距離墜機地點約7英里(11公里)處被發現,顯然是被地面強風吹離了原地。與此同時,機組中另外兩名試圖步行求援的人員也在距殘骸不遠處死亡。兩天後,民間飛行員威廉·芒茨和弗蘭克·惠利終於抵達現場,發現留在飛機殘骸旁的其餘六名機組人員全部倖存。而金尼中尉的遺體直到翌年7月才被找到。這場悲劇進一步證明,僅靠勇氣遠遠不夠,必須建立能夠應對極端環境的、具備專業能力的傘降救護部隊。

1949年,由於當時軍醫資源短缺,傘降救護隊中的空降醫護兵開始由醫療勤務軍官替代。這些軍官接受了與傘降救援隊員相同的訓練,以勝任任務需求。而就在這段時間,空軍在阿拉巴馬州岡特空軍基地的航空醫學學校設立了空降救援專家課程。該課程旨在教授傘降救援隊員判斷傷情、評估傷勢嚴重程度並實施急救治療的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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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

隨著傘降救援隊的發展,PJ小組被編入每一個傘降救援中隊,以實現全球範圍的任務區域覆蓋。到1950年,原本各自獨立運作的傘降救援中隊全部整合至空中救援部隊體系之下統一指揮。

1950年,北韓越過三八線發動進攻,韓戰隨之爆發。這場衝突成為傘降救援部隊將訓練付諸實戰、並將理論轉化為行動方針的重要契機。

其中一個關鍵的新概念是在敵後營救受困人員。與此同時,從靠近前線的救護站後送重傷員也成為救援隊的核心任務之一。這兩項任務構成了救援隊在韓戰中的主要職責。

在這些任務中,傘降救援隊員是空中救援機組的常規組成部分。他們具備的醫療和戰術技能,使他們在此類撤離與營救任務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傘降救援隊員在執行任務時,經常需要離開搭載他們的直昇機,深入現場協助待救人員。這類任務往往意味著他們必須長時間滯留在敵後區域,並在陸地上徒步行進數英里。其中最長的一次這類「孤狼任務」持續了整整72小時。

到1953年戰爭結束時,空中救援部隊共後送了八千多名重傷員,並從敵後成功營救了近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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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對傘降救援隊來說是一場具有轉折意義的衝突。隨著美國空軍作戰規模的擴大,對傘降救援隊的需求也隨之增加。直昇機的使用引入了新的戰術,利用其速度、航程和支援能力來執行救援任務。

為了提升救援效率,美軍組建了包括前線空中管制員、地面救援掩護(如AH-1「眼鏡蛇」A-1「桑迪」)、戰鬥空中巡邏、用於協調任務和為空中加油的HC-130「大力神」,以及用於快速營救被擊落飛行員的HH-3、HH-43「哈士奇」HH-53「超級快樂綠巨人」等直昇機在內的救援作戰編隊。

由美國空軍精英消防員,空降救護員/消防員組成的空降救援部隊也參與了這些行動。傘降救援隊是這類救援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負責為受傷飛行員提供醫療援助,也具備尋找昏迷或死亡失蹤人員的能力。傘降救援隊員會被投送至地面,執行有限地面作戰搜索任務,而護航部隊則保持威懾巡邏,以便隨時提供支援。有時,他們還會被派遣去搜尋正在逃避敵軍追捕的人員,這類任務可能會持續數日之久。

在衝突期間,傘降救護隊建立了極為出色的戰績:

美國空軍僅有19名飛行員獲得了空軍十字勳章,其中有10枚獲得者為傘降救援隊員,充分體現了他們在戰鬥與救援中的英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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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

反恐戰爭期間以及之後,美國空軍傘降救援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持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經常與其他特種部隊隨隊部署協同作戰,在戰場上奮勇作戰並拯救生命。[7][8][9]

所屬單位及駐地

傘降救援隊員的所屬單位包括空軍常規部隊的守護天使部隊(Guardian Angel)和空軍特種作戰司令部下屬的特種戰術部隊(Special Tactics)。[10]

守護天使部隊

單位名稱後帶有縮寫的為守護天使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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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戰術部隊

單位名稱後帶有縮寫的為特種戰術部隊;駐地省略表示該單位和上級單位駐紮同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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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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