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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橋
中国经济学家（1904—200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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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橋（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初名與齡，後改雨林，江蘇無錫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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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橋生於無錫縣禮社鎮。父親是當地鄉紳。1910年，在家塾上學，之後轉到群智小學，最後到東林小學讀書。1918年，考入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1924年，父親上吊自殺。因家中喪失經濟支柱輟學到杭州車站考鐵路練習生，學會計。後被派到新龍華站、筧橋站做站長助理，經歷江浙戰爭和北伐。[4][5]1926年底，經陳志一介紹進入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組織工人支持北伐。1927年2月17日，北伐軍進入杭州，和胡公冕、陳志一、沈干城等人一起籌組滬杭甬鐵路工會。3月1日，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29日，沈干城任工會委員長，薛暮橋任工會組織部長，丁繼增任宣傳部長。4月11日，杭州清黨。6月，被捕入獄。
1930年12月3日，保釋出獄。遇到了經濟學家陳翰笙。陳翰笙注重田野調查[6]。1930年代初，薛暮橋參加了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調查[3]。經一個月調查，薛暮橋發表了首篇經濟學調查報告《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以家鄉禮社鎮的薛姓家族經濟狀況演變為線索，研究中國農村封建經濟問題；不久，此文被翻譯到日本[6]。
1931年之後，薛暮橋歷任南京民眾教育館《民眾周報》編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理事、《中國農村》月刊第一任主編[1][2][3]。《中國農村》月刊刊登了大量調查報告及論文，批評了農村改良主義，論證土地制度變革的必要性[6]。1935年5月5日，薛暮橋和羅瓊在上海結婚。1935年9月，參加籌辦新知書店。1935年秋冬之際，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精神，在《中國農村》月刊上發文號召全中國的鄉村工作者共赴國難。1935年12月，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中國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10月後，歷任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訓練處處長、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華中總分校訓練部部長，山東省參議會參議員，山東省抗日政府工商局局長、山東省抗日政府秘書長兼實業廳廳長。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1][2][3]。
1949年後，薛暮橋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中紀委委員。1952年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1952年8月至1958年11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1975年後，任國家計委顧問兼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名譽總幹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中國計劃學會會長，中國統計學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物價學會名譽會長[1][2][3]。他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7][2]。
1979年，薛暮橋發表了系統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經驗的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針對城鄉大批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的問題，薛暮橋提出社會主義勞動力仍歸勞動者自己所有的觀點。1980年6月，薛暮橋率先提出，從改革流通制度入手，比從改革分配制度入手更重要。1980年代末，薛暮橋提出中國各地區發展戰略應當以全國戰略規劃為基礎，沿海外向型地區的發展戰略應與腹地發展戰略配合起來研究。1991年，薛暮橋指出應當逐步改用利率政策，儘快學會使用經濟手段，運用財政、稅收、銀行信貸等經濟槓桿加強宏觀調控，加快建立和完善間接調控體系[3][1]。
薛暮橋與孫冶方、于光遠、馬洪等經濟學家共同主張市場經濟改革，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2005年3月，薛暮橋獲第一屆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8]。
言論
大躍進時期，曾有一些省的統計局長被省委要求做假帳，不服從就要處分，徵詢薛暮橋意見，薛暮橋回應：「現在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字，你們仍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實際數字拿出來。」[9]
著作
相關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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