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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曼·布施
玻利维亚总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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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赫爾曼·布施·貝塞拉（西班牙語：Víctor Germán Busch Becerra，1903年3月23日—1939年8月23日），玻利維亞政要、軍事將領，曾於1937年至1939年擔任玻利維亞第36任總統。在擔任總統之前，他曾參加廈谷戰爭，並在戰後創立退伍軍人軍團最高領袖，以及玻利維亞軍隊總參謀長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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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出生於埃爾卡門德伊泰內斯或聖哈維爾，並在千里達長大。早年就讀於陸軍軍事學院，在廈谷戰爭中，因作戰勇猛，他在軍中聲名鵲起，並兩度參與軍事政變，分別於1934年、1936年推翻了丹尼爾·薩拉曼卡以及荷西·路易斯·特哈達·索爾薩諾所領導的文人政府。在其導師大衛·托羅上校於1936年成為軍政府領袖後，布施成為托羅領導的軍政府成員之一。1937年7月13日，布施再度發動政變，迫使前者辭職，隨即成為軍政府領袖。
作為一名戰爭英雄，布施受到當時改革派社會運動的影響，繼承發展了托羅的軍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並召開了1938年國民大會，選舉他成為合法總統，並頒布了1938年憲法，這部憲法被譽為「社會憲法」，因為它確立了政府對國家自然資源財產的管理權，暗示了財產的社會功能，並承認了原住民的公有土地。然而，缺乏政治經驗以及習慣了嚴格的軍事管理體制，削弱了其領導左翼政黨的能力，並最終導致他在1939年解散國會，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在此期間，他頒布了大量行政法令，包括新的勞動和學校法規以及礦業貨幣法，其中後者令玻國政府獲益匪淺，但也得罪了國內強大的礦業寡頭勢力。
1939年，受到保守黨派強大壓力、政府內部腐敗醜聞以及日益加深的個人抑鬱症的影響，布施於當年8月23日自殺身亡，結束了玻利維亞的軍事社會主義時代。其一生被傳奇和爭議所籠罩，其出生地以及意外身亡的死因，至今仍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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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赫爾曼·布施出生於1903年3月23日，是家中六個孩子中的第五個，其父母分別是巴布羅·布施·維森內爾（Pablo Busch Wiesener）和拉克爾·貝塞拉·比亞維森西奧（Raquel Becerra Villavicencio）。父親巴布羅·布施是祖籍德國明斯特的醫師，後移民至玻利維亞；而母親拉克爾·貝塞拉則為千里達的義大利裔[3][4]。由於一家人經常旅行，他們的孩子也出生在該國的不同地區[5]，這使得布施的確切出生地成為歷史爭議的根源。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布施的出生地是聖克魯斯省的聖哈維爾，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的出生地是貝尼省北部的埃爾卡門[6]。
布施的侄孫歷史學家羅蘭多·羅達·布施（Rolando Roda Busch）則透過兩份歷史文獻指出布施出生於聖克魯斯省的聖哈維爾，第一份是布施於1903年8月25日在聖哈維爾受洗的證明；第二份文件是其父巴布羅·布施的遺囑，這張遺囑在公證人和七名證人的見證下寫成，巴布羅·布施也在其中列出了他子嗣的名字以及他們相應的出生地[4]。但是，歷史學家羅伯特·布羅克曼（Robert Brockmann）認為這份遺囑的內容是錯誤的，並非因為巴布羅·布施有意為之，而是因為這份遺囑是在他逝世前寫下的。布羅克曼引用了布施母親拉克爾·貝塞拉的說法，並引用了歷史學家羅赫爾斯·貝塞拉（Rógers Becerra）和阿納爾多·利赫龍（Arnaldo Lijerón）收集的證詞。根據這份證詞，布施出生在貝尼省埃爾卡門（El Carmen）的拉潘皮塔農場（La Pampita），當時他們一家正在乘船穿越白河前往聖哈維爾，併到達烏魯比查，然後乘馬車前往亞森欣德瓜拉約斯，再到聖哈維爾，赫爾曼·布施也在那裡接受了洗禮。工程師兼歷史學家羅道夫·平托·帕拉達（Rodolfo Pinto Parada）還計算出這條路線解釋了布施3月份出生和8月份受洗之間的時間出入[7]。
儘管學者們對布施的出生地存在分歧，但兩種說法都一致認為布施的出生年份是1903年，而先前的史學家則認為布施的出生日期定為1904年3月23日[8]。布施出生幾周後，其父巴布羅·布施拋棄家人返回德國，而拉克爾·貝塞拉帶著孩子搬到了家鄉千里達，布施在那裡度過了他的童年時光。逐漸長大後，布施曾就讀於國立八月六日學校（Colegio Centenario Nacional 6 de Agosto），在16歲時，他與一位女同學的戀情引發校方不滿，他還因此與校長阿古斯丁·里維羅（Agustín Rivero）發生了肢體衝突，最終遭到學校開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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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軍營
布施被國立八月六日學校開除後，他的家人考慮到其志願及體能，決定讓他去首都拉巴斯的陸軍軍事學院學習，他的姐夫山繆·阿維拉·阿爾瓦拉多（Samuel Ávila Alvarado）為他獲得了進入軍校必須的良好行為證明。為了前往拉巴斯，布施參加了洛馬蘇亞雷斯的游泳比賽，贏得了第一名，並用獎金為自己和他的三個朋友塞費里諾·里奧哈·阿蓬特（Ceferino Rioja Aponte）、埃內斯托·溫德·卡馬戈（Ernesto Wende Camargo）和塞爾希奧·里貝拉（Sergio Ribera）購買了蒸汽船的船票。他們一行人沿河航行到托多斯桑托斯（Todos Santos），然後騎著騾子穿過科恰班巴，並於1921年12月抵達拉巴斯。1922年1月16日，18歲的布施進入了陸軍軍事學院就讀[10]。
布施進入軍校後，雖然在體育鍛鍊和訓練方面表現出色，但他也面臨著校紀和專心學習方面的挑戰。同為軍校學員的阿方索·阿拉納·甘達里亞斯（Alfonso Arana Gandarias）將布施描述為「一個脾氣暴躁、暴力的人，容易從多愁善感的狀態轉變為憤怒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最終體現在他一生的自殺傾向中。在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布施曾兩次試圖自殺。第一次發生在一個學期，當時他有兩、三門科目不及格，導致他試圖用步槍自殺，阿維拉表示，「同學們好不容易才阻止了他」。第二次發生在一名學生的聚會上，當時布施與一位名叫吉列爾莫·埃斯特拉達（Guillermo Estrada）的學員幾乎要打了起來。在彼此分開的時候，布施設法拔出左輪手槍，但不是指向埃斯特拉達，而是指向自己的太陽穴，但最後被其他與會的客人阻止了[11]。
1927年1月4日，布施以少尉軍階從軍事學院畢業，並被分配到坎佩羅步兵團，但他對指揮重機槍不感興趣，而且喜歡與其他軍官爭吵，因此，他在六周後被上級重新分配到科帕卡巴納的憲兵隊。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大衛·托羅上尉，兩人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托羅還要求將布施調到他指揮的比亞查的因加維騎兵團，以方便將布施培養成自己的門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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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就讀的軍事學院位於委內瑞拉女子中學附近，由於兩者相鄰，不少軍校生會與女學生相戀。1926年，布施在這裡遇到了瑪蒂爾德·卡莫納·羅多（Matilde Carmona Rodó），一位出身波托西沒落礦山主家庭的女子。當時，布施的外表和名聲讓他在女學生中很受歡迎，包括卡莫納在內，有不少學生戀慕布施；而布施則是學生報紙《理想女性》（Ideal Femenino）的忠實讀者，亦對身為報紙出版者的卡莫納頗有好感，兩人隨即墜入愛河。畢業後，布施調離拉巴斯，但兩人繼續保持聯繫，他一有機會就會去拉巴斯看望卡莫納。1928年初，布施回到拉巴斯，並向卡莫納的家人求婚，但當時的軍法禁止上尉軍階以下的軍官結婚，布施為此向軍方報請專案處理，並得到了總參謀長基羅斯將軍的首肯，最終，布施與卡莫納得以於1928年2月18日結婚[13]。
婚後，布施被軍方派往科恰班巴郊區服役，在科市任職期間，身為少尉的他只有微薄的薪水，再加上夫妻二人的兒子胡安·赫爾曼（Juan Germán）、奧蘭多（Orlando）先後於1928年12月、1929年11月相繼出生，撫育子女的開銷增加，導致全家一度陷入經濟困境，只能依靠朋友安赫爾·霍爾丹（Ángel Jordán）的接濟度日[14]。
1929年，布施攜家人返回拉巴斯。經大衛·托羅親自推薦，總參謀長漢斯·昆特將軍任命布施為其私人副官[15][16]，然而，布施和昆特的關係很快就惡化了。布施在寫給卡洛斯·蒙特內格羅的信中表示，擔任昆特助手期間，他感到「權力縮水，在層級結構中落後[17]」。
布施進入總參謀部時，正值赫爾南多·西萊斯總統憲法任期的末期。為了在維護自身政權合法性的同時擴大權力，西萊斯於1930年5月下旬辭職，轉而支持他的部長會議，並委託部長會議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修改憲法，使他能夠史無前例地尋求連任[18]，但其延長任期的計劃適得其反，國內爆發了學生抗議活動，同年6月25日，陸軍軍事學院也發生起義，但總參謀長昆特選擇了保持沉默[19]。
與此同時，布施收到妻子的消息，宣稱她的兄弟埃利奧多羅·卡莫納（Eliodoro Carmona）和姐夫里卡多·戈伊蒂亞（Ricardo Goitia）以及其他軍官被佩雷斯率領的叛軍拘禁[20]。6月25日上午，布施未經昆特授權，在十四到十七名士兵的護送下，前往米拉弗洛雷斯的軍團總部，釋放了被捕的軍官。第二天凌晨4點，布什率領18名士兵奪回了軍事學院，當時該學院由兩名士官和18名年輕的學員守衛，其中最小的學員只有12歲[21]。
布施隨後將目光轉向埃爾阿爾托的空軍學校，該校的起義軍官們一度控制了拉巴斯一帶的領空，但托羅下令布施撤退，同年6月28日，軍事起義成功推翻政府，布施返回家中，並向妻子抱怨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現在一切都因昆特將軍的無能而化為烏有。」 作為對布施支持西萊斯政府的懲罰，卡洛斯·布蘭科·加林多臨時政權將他調往羅沃雷的偏遠軍事哨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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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布施晉升為中尉，受總統丹尼爾·薩拉曼卡委任，率領一支由30人組成的軍事特遣隊，負責尋找耶穌會位於大廈谷地區聖伊格納西奧·德·薩穆科斯的傳教站遺址[23]。玻國政府希望藉由是次考察，為其對廈谷地區北端的主權聲索提供法律依據[24]。第一次探險始於3月25日，結束於5月23日之後的某個日期，布施在那天記錄了一輛滿載補給品的馬車被送到了那些憔悴的士兵手中。第二次探險在當年8月，由中校安赫爾·阿約羅阿（Ángel Ayoroa）率領，布施也參加了。同年9月，拉巴斯政府認為發現陶器和水力發掘設施足以證明聖伊格納西奧·德·薩穆科斯教堂的存在，並召回了阿約羅阿探險隊。擔後來的考古結果表明，廈谷地區用於建造該教堂的材料不足，因此考察人員最終也沒有發現任何遺跡[25]。儘管如此，這些探險隊員還是在10月26日被當局授予安地斯禿鷹勳章大官勳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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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谷戰爭
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因北廈谷地區歸屬爭議，緊張局勢不斷升級，這最終導致兩國於1932年9月9日爆發戰爭。而參加了聖伊格納西奧·德·薩穆科斯探險的布施暫時擺脫了在羅沃雷的半流放狀態，並被當局調至科恰班巴的第六騎兵團[26]。布施對戰爭消息感到欣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睡得很好。我們要去博克龍的消息傳開了，我想我終於要知道我們一直期盼的是什麼了：戰爭！」[27]
廈谷戰爭爆發的9月9日，第六騎兵團抵達穆尼奧斯[28]。這支部隊增援了通往博克龍道路上尤克拉的防禦，擊退了巴拉圭「庫魯帕伊蒂」（Curupayty）團和「科拉萊斯」團（Corrales）的多次攻擊[29]。然而，巴拉圭軍隊多次試圖從尤伊拉的堅固陣地突破博克龍的圍攻，但都以失敗告終。9月21日至22日夜間，赫爾曼·布施中尉和阿圖羅·蒙特斯（Arturo Montes）中尉率領15名第六騎兵團士兵經博克龍-尤伊拉撤退。這場戰鬥最終以玻利維亞軍隊的失敗和巴拉圭軍隊奪回博克龍堡而告終[30].儘管如此，由於布施率領增援部隊進入博克龍，並突破圍城率領主力撤退，他也因此戰晉升為上尉[31]。關於玻軍的撤退，布施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穿過槍林彈雨...開始撤退。屠殺仍在繼續。死亡人數危險地增加...我們最終設法穿過了敵軍所在的整個區域，到達了指揮部，並要求麵包和水。我們不再是離開奧魯羅時那些熱情而堅強的男孩，我們只是想離開了，我們只是他們的幽靈。」[30]
1932年11月，在巴拉圭防線後方的一系列突擊行動中，布施率領部隊襲擊了三、四輛巴拉圭軍車，擊斃了三十七名巴拉圭士兵和三名軍官，陣亡的軍官包括埃爾曼·貝利利亞（Hermán Velilla）中尉，他出身亞松森一個顯赫的自由黨政治世家，這一壯舉使布施在敵方中聲名狼藉[32]。1933年3月11日，他的部隊攻佔了阿利瓦塔堡，並繳獲了大量戰爭物資。為了表彰他的英勇，他被當局升職為「蘭薩」第六騎兵團的指揮官[33]。當月，該團參與了三次成功的攻勢，其中一次攻佔了費南德茲堡[34]。
1933年下半年，在坎波維亞之圍中，玻利維亞有9,000名士兵陣亡或被俘，薩拉曼卡總統因此解除了昆特的總參謀長職務，並任命恩里克·佩尼亞蘭達為新任武裝部隊總司令。佩尼亞蘭達的總參謀部由大衛·托羅、安赫爾·羅德里格斯、奧斯卡·莫斯科索和赫爾曼·布施組成。布施被任命為第一軍參謀長。布施最初拒絕了這一職位，但在托羅的勸說下，他加入了玻利維亞最高指揮部，並於1933年12月30日晉升為少校[35]。布施利用他的新指揮權，主張更多地進行遊擊行動、戰術撤退和突襲，而不是長期防禦和大規模攻擊，他認為後者會消耗兵力和物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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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谷戰爭中後期，玻利維亞軍隊居於劣勢、每況愈下。與此同時，在1934年11月，薩拉曼卡總統與武裝部隊總司令恩里克·佩尼亞蘭達之間的衝突達到臨界點。同年11月26日，薩拉曼卡解除了佩尼亞蘭達的職務，並任命荷西·萊昂納多·蘭薩將軍（José Leonardo Lanza）為總司令。第二天，薩拉曼卡親自前往塔里哈省比亞蒙特斯前線的軍事總部，宣布解除佩尼亞蘭達的職位。當天，效忠佩尼亞蘭達的軍人，包括大衛·托羅上校、奧斯卡·莫斯科索和赫爾曼·布施，決定抵制這一命令，並策劃了一場反總統的陰謀[37]。玻利維亞的部隊直接從僅十二公里外的前線撤出。在布施親自指揮下，手持步槍和機關槍的士兵包圍了薩拉曼卡總統居住的小屋，並用大砲對準了小屋。薩拉曼卡也被布施的部隊逮捕，軍方首領隨後迫使他辭職，這場被稱為「比亞蒙特斯鎮壓」的事件就此結束。為了維護民主的面子，軍方允許副總統荷西·路易斯·特哈達·索爾薩諾就任總統，以監督兩國最終停火[37][38]。
在政變後的1935年1月，布施被授予大十字軍功章，並於7月晉升為中校[39]。同年6月，與巴拉圭停戰幾週後，總統索爾薩諾邀請布施加入內閣，在國防部任職，但遭到軍方領導層的拒絕，後者提議由路易斯·阿涅斯（Luis Añez）中校加入國防部[40]。10月5日，第一批復員部隊和武裝部隊高級指揮部抵達拉巴斯。幾週後，軍方領導層返回廈谷地區指揮部隊復員和遣返戰俘，布施則暫時擔任駐拉巴斯衛戍部隊的總參謀長。隨後，他組建了一支由廈谷騎兵團三個團組成的旅級軍營[41]。從本質上講，這個職位使布施能夠控制國家行政中心內的所有軍事行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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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崛起
1935年6月，玻利維亞在廈谷戰爭中敗於巴拉圭，玻國也陷入政局動盪，舊政治秩序失去了大多數民眾支持。儘管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政治運動開始在全國興起，但軍方卻發現自己正深陷內部權力鬥爭之中。儘管許多人將廈谷戰爭的失敗歸咎於寡頭統治的傳統政黨，但軍隊的高級軍官團也因其失敗的策略而名譽掃地[43]。
在內部權力鬥爭中，年輕的軍官團以驚人的速度晉升，沒多久就迫使軍方的舊勢力為他們讓路。這些同情國內左翼運動的年輕軍官，很快就團結在赫爾曼·布施中校周圍，布施亦於1935年9月13日組建了退伍軍人軍團，該軍團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和軍事組織[44]。然而，布施雖然堅信社會變革的必要性，卻缺乏政治頭腦，無法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意識到了這一點的布施和他身邊的年輕軍官們，最終選擇了政治上更精通、但革命性稍遜的大衛·托羅上校來領導他們的運動[45]。
在玻利維亞其他地區，工會在通貨膨脹迅速上升的情況下宣布罷工，並要求當局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46]。包括布施在內的軍方都認為總統荷西·路易斯·特哈達·索爾薩諾是舊政治精英之一，並認為他不負責任地將人民帶入戰爭，卻沒有提供他們足夠的裝備來贏得戰爭，因此導致了玻利維亞的敗北，因此，政府下令軍方干預罷工卻無人理會也就不足為奇了。當時，勞工工人聯合會領導人瓦爾多·阿爾瓦雷斯（Waldó Álvarez）與布施、托羅會面，而後者承諾軍隊不會對抗議者採取鎮壓行動[46][47]。1936年5月，玻利維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運動爆發，罷工活動在5月17日達到高潮。此前一天的晚上，軍方已經佔領了拉巴斯的多座建築，隨後布施領導的軍方也成功迫使特哈達·索爾薩諾辭職。一個由文職和軍方組成的軍政府很快就成立，布施被任命為臨時總統。不流血政變後的當天下午，布施和阿爾瓦雷斯開始談判，工會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滿足[48]。隨後，布施擔任臨時總統，當時，其導師大衛·托羅正在廈谷監督解除武裝的部隊返鄉，托羅於5月20日返回玻利維亞，隨後於5月22日接替布施出任總統，布施則以新成立的軍政府領導人之一加入政府領導階層[49]。
就任總統後，大衛·托羅主持了一項名為「軍事社會主義」的改革實驗，該改革實驗由布施倡導，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軍事政府與勞工、左翼運動聯合起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布施和他身邊的年輕軍官開始對左翼聯盟的政治手腕感到不安。他們尤其對恩里克·巴爾迪維索領導的統一社會主義黨中的溫和社會主義者與前總統包蒂斯塔·薩韋德拉領導的社會共和黨之間持續的傾軋感到不滿[50]。薩韋德拉前總統是一位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他既維護戰前幾代政治人物的既得利益，又透過採用社會主義語言來吸引戰後一代人，從而使他的政黨在自由主義時代的舊體制與戰後時代的新社會主義之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他領導的社會共和黨曾是與特哈達·索爾薩諾政府結盟的三大傳統政黨之一，但在特哈達·索爾薩諾政府似乎失去生存能力時，該黨卻倒戈，加入了聯合社會主義者陣營，反對索爾薩諾[51]。
由於巴爾迪維索領導的社會主義者不信任社會主義黨中的「右翼分子」，而薩韋德拉則反過來批判政府中有「共產黨員」，統一社會主義黨-社會共和黨組成的執政聯盟迅速破裂[52]。這些複雜的陰謀令布施感到沮喪，他於1936年6月21日在托羅總統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在軍政府內部發動了政變，亦迫使薩韋德拉流亡至智利，軍方與民間左翼的聯盟也隨之瓦解，武裝部隊從此獨立執政。布希在向全國發布的宣言中表示：「左翼政黨通過看似明確界定的協議團結起來，卻毫不猶豫地打破了這些協議」，因此軍隊決定在沒有這些協議的情況下治理國家，亦從退伍軍人和勞工運動中獲得支持基礎[53]。
托羅被迫接受了布施發動的政變，布施隨即憑藉其總參謀長的職位鞏固了對軍隊的控制，令托羅逐漸對他更加依賴。1937年3月3日，布施試圖辭去總參謀長的職務，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這場針對托羅的不信任動議動搖了他的政府。托羅總統在軍官們的強烈抗議中拒絕了布施的辭呈，軍官們透過行動進一步向托羅表明，他們效忠的是布施，而不是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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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托羅政權頒布了諸如將標準石油公司國有化等廣受歡迎的法案[55]，但也招致了一些民眾和軍人不滿。布施本人對托羅永無止境的實用主義和政治妥協感到不滿，在他看來，這些妥協毫無意義[56]。1937年7月10日，在拉巴斯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退伍軍人軍團選舉布希為該組織的首領，這項決定刻意拒絕托羅作為退伍軍人運動的首領[57]。
第二天，布施秘密會見了托羅和恩里克·佩尼亞蘭達將軍，並告知總統，他的政府不再受到軍隊的信任[57]。隨後，布希要求托羅向軍隊遞交一份共和國總統的辭呈，以象徵性的方式讓大眾相信，軍隊完全可以自由地回應公投。托羅確信，當駐軍確認對他的信任並請他繼續擔任國家元首時，他會再次掌權。實際上，布施向隱瞞了大多數軍方首領已經反對托羅的事實。然後，布施卻虛張聲勢地提出讓佩尼亞蘭達擔任軍政府主席，但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拒絕，這也為布施接替托羅鋪平了道路[58]。
托羅的辭呈從未送達軍方。同年7月15日，軍方找藉口將托羅押送至機場，他也被驅逐至智利[59]。政變的結果是，赫爾曼·布施於1937年7月13日接替托羅成為軍政府下一任領導人，並成為玻利維亞事實上的總統，他也因此成為玻利維亞歷史上第五年輕的總統，也是該國獨立後出生的最年輕的總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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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總統
儘管布施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他的政治傾向卻不為大眾所知。左派和右派都認為他會從托羅的軍事社會主義回歸到傳統的政治建制派，而他本人也幾乎沒有透過他關於「民族復興」和「維護公共秩序」的模糊言論來澄清這種觀點。因此，布施甚至否認他的政變受到了標準石油公司的支持，並聲稱新政府無意歸還該公司被沒收的財產[56]。
布施上任後組成的內閣表明他的政權難以明確執政意識形態。布施任命右翼人士費德里科·古鐵雷斯·格拉涅爾（Federico Gutiérrez Granier）擔任財政部長[61]，格拉涅爾也曾在荷西·路易斯·特哈達·索爾薩諾政府時期擔任財政部長，具有經濟保守主義傾向。而布施推翻了索爾薩諾的政權。儘管如此，布施還是允許部長廢除托羅時代的許多政策，關閉了由國家補貼的食品店，取消了各種消費品補貼和經濟支持專案[62]。
布施也允許軍方中較保守的高級軍官在他執政期間重新出馬任職。1938年1月，布施指控佩尼亞蘭達將軍密謀政變。但布施沒有罷免佩尼亞蘭達的職務，而是向他發起挑戰，要求決鬥，勝者將擔任總統。這項指控和挑戰深深冒犯了佩尼亞蘭達，他勃然大怒，隨後辭去了軍隊總司令的職務，並憤然離開了政府官邸[63]。而布施卻絲毫沒有阻止佩尼亞蘭達的繼任者，新任命的卡洛斯·金塔尼利亞將軍對其他年輕左翼軍官的公開清洗，不少年輕軍官因此被解職。但國會中的左翼議員擔心失去軍中盟友，並對此向當局施加壓力，這場清洗才得以停止[64]。
另一方面，布施政權在也採納了托羅政府的許多激進元素，他任命統一社會主義黨領袖恩里克·巴爾迪維索為外交部長，任命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加布里埃爾·戈薩爾韋斯為軍政府秘書長[61]。
托羅擔任總統期間，曾主張玻利維亞在1937年召開國民大會，並於隔年舉行。布施接替托羅擔任總統後，其與軍政府呼籲在1938年5月23日至10月30日舉行制憲會議及選舉，並負責修改《憲法》。這次大會為戰後出現的新興政治勢力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對抗戰前出現的、主張維持舊秩序的正統共和黨、自由黨和社會主義共和黨[65]。
儘管布希接受了傳統政黨的支持，亦允許財政部長古鐵雷斯·格拉涅爾與他們進行談判，但他也採納了托羅關於工會在政府中的代表權的計劃，允許玻利維亞工人工會聯合會、退伍軍人軍團加入社會主義單一陣線選舉聯盟中的溫和派或激進派左翼政黨，而布希在即將舉行的立法選舉中也支持該聯盟。面對布施領導的這項新運動，除了加入了社會主義單一陣線的社會主義共和黨外，其他傳統政黨均退出了選舉，使得所謂的「廈谷一代」（Generación del Chaco）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並完全控制了國民大會[65]。1938年5月27日，大會選舉布施為總統，恩里克·巴爾迪維索為副總統。兩人均於隔日就職，任期至1942年8月6日[66][67]。
同年10月30日，大會成功通過了《1938年玻利維亞憲法》。這部憲法因其社會主義性質，成為玻利維亞歷史上最重要的憲法之一。新憲法正式確立國家對勞工權利的保護，政府可調節最低工資、年假，提供社會保障事務，亦保障玻利維亞原住民社區的合法權益、向原住民教育專案挹注資金，從而在法律的形式上保障了社會正義 [68][69]。
布施透過國民大會選舉出任總統後，便致力改善與鄰國的外交關係。玻利維亞也於1938年7月21日與巴拉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簽署了《和平、友好及邊界條約》，條約簽署後，廈谷戰爭也正式結束。條約規定玻利維亞將廈谷北部地區約75%的土地割讓給巴拉圭，但布施也提出了一個附帶條件，規定玻利維亞籍的船隻享有在巴拉圭河、皮科馬約河的通行權[70][71]。
在內政上，布施加強中央政府對邊遠地區的控制，1938年9月24日，布施頒布法令，決定設立該國第九個省份——潘多省，其名稱來源於曾指揮阿克里戰爭的前總統荷西·曼紐·潘多的名字[72]。在該省份建立前，當地為隸屬於中央政府農業、灌溉和殖民部的西北領地（Territorio Nacional de Colonias del Noroeste），該領地也選出了2名參議員、4名眾議員參加國會[73]。布施設立該省的目的是為了賦予該地區更高的政治地位，並促進人口和經濟成長。因為里韋拉爾塔等地的居民渴望當地成為一個新興省份的首府。然而，在國會召開期間，該領地代表團加入了由聖克魯斯省和貝尼省代表組成的「東方集團」，並決定將里科港而非里韋拉爾塔定為首府，後者迄今仍屬於貝尼省。1945年，潘多省首府遷至科維哈[73]。
潘多的成立也恰逢聖克魯斯省的市政週年紀念日。雖然一些當代歷史學家推測，這可能是由於布施與來自聖克魯斯的地主和商人之間存在友誼或姻親關係，而這些人也有興趣投資貝尼、潘多二省，但歷史學家、前總統卡洛斯·梅薩也指出：「1938年的省級紀念活動並不像今天這樣具有重要意義...或存在對地區認同的肯定。我完全不相信布施有意將潘多省的創建日期與當時聖克魯斯市政週年紀念日放在同一天，以吻合精英階層的所謂利益。」[73]
布施總統任期的大部分時間都深陷於制定新政治框架（議會、新憲法）的程序性問題中，儘管他聲稱的目標是「深化」托羅的軍事社會主義，卻未能通過許多有意義的改革。儘管各派左翼勢力在國內不斷壯大，他們仍處於不斷變動之中。新議會是特哈達·索爾薩諾被推翻後成立的第一個議會，而大多數傳統政黨成員退出，意味著國會中幾乎沒有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各政黨為了組成可行的聯盟而加入又分離，但真正的全國性政黨離不開堅實的領導層，而布施卻未能夠團結這些黨派[74]。與此同時，前國民大會主席雷納托·里韋林（Renato Riverín）與布施的親密顧問加布里埃爾·戈薩爾韋斯聯手，將巴爾迪維索領導的溫和派統一社會主義黨與維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羅領導的獨立社會主義黨等更激進的團體聯合起來[75]。然而，這個受政府支持的社會黨各成員對布施缺乏承諾表示擔憂，因為他更習慣於軍隊的絕對指揮結構，而不是更具合作精神的文官政治[76]。
1939年3月，總統的政治盟友圈大大縮小。當月，副總統恩里克·巴爾迪維索放棄了對溫和社會主義者的領導職位，促使他們進一步左傾。不久之後，戈薩爾韋斯於18日辭去了政府部長一職，全心投入他作為玻國駐聖座大使的外交工作中，從而退出了玻利維亞國內政治的傾軋[61]。當時，布施試圖組建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黨，但戈薩爾韋斯的繼任者比森特·萊頓（Vicente Leytón）明確拒絕加入。儘管布施宣布將列出自己提名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名單，但統一陣線的破裂對面臨當年5月國會選舉的左翼政黨而言並非好兆頭[77]。
1939年5月1日，流亡智利的玻國資深政治家包蒂斯塔·薩韋德拉去世，傳統政黨隨之改革，這也令布施的麻煩也隨之增加[78]。薩維德拉去世後，甚至在他病重之前，傳統政黨就廢止了他與溫和左翼邊緣勢力互動的政策。1939年3月22日，正統共和黨、自由黨、社會主義共和黨三黨擱置分歧，加入了「協和」選舉聯盟。他們公開要求結束軍方對政治的干預，並接受寡頭政治的支持，亦宣布提名了許多國會議員候選人[79]。
在布施政府面臨的日益複雜的問題中，移民事件應運而生。這起醜聞的根源在於1938年6月，布施政府突然宣布放寬玻利維亞的移民政策，6月9日，該國農業和移民部長胡里奧·薩爾蒙（Julio Salmón）宣布終止對猶太移民的特殊限制。雖然此舉的動機很可能是為了搶在巴拉圭之前讓猶太人在大廈谷地區定居，但這卻使玻利維亞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允許無限制猶太移民的國家，這與軍隊強烈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親德國傾向背道而馳[80]。
這項由被稱為「玻利維亞辛德勒」的莫里茲·霍赫希爾德支持的專案，預計將幫助1萬名歐洲猶太人在一年內移民玻利維亞。由於簽證申請者眾多、申請人的迫切願望，以及玻國外交部門專業性不足和薪資低等問題，濫用職權的情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玻利維亞駐巴黎總領事要求所有簽證必須透過大使館辦理，而該大使館向猶太移民收取的簽證費高達一萬至兩萬法國法郎，此事經由媒體曝光後引發了一場醜聞，布施及其政府受到了嚴重違反道德規範的指控，為平息各界人士的不滿，布施政府下令解除了涉事人員的職務[80]。
总结
视角
面對移民醜聞，加上布施對自己為數不多的改革措施所取得的成果感到不滿，以及缺乏來自左翼的支持，厭倦了在複雜的議會政治中摸索前行的布施於1939年4月24日宣布實行極權統治，從而將他辛辛苦苦創立的政治體制徹底廢止[81][82]。當天中午時分，布希發表了《致全國宣言》，內容如下：
我曾經將政黨重組視為理想...我認識到自由民主的必要性...我主張廣泛的新聞自由所帶來的便利。然而，我看到[取而代之的]是放蕩不羈的風氣...一種顛覆性和煽動性的發酵正在滋生，毒害著國家環境...面對這種情況，...從今天起，我將組成一個充滿活力、紀律嚴明的政府，並堅信這是唯一能夠讓玻利維亞在國內外煥發活力的途徑[83]。
之後，國會暫停議事，即將舉行的選舉也被取消，1938年憲法雖仍然有效，但從此將透過行政命令執行[81]。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布施頒布了其政府時期一些最重要的政令及法律，包括將各條鐵路和工業以及中央銀行國有化[84]。1939年5月24日，布施簽署法令通過了《勞動法典》（Código del Trabajo）。這部後來被稱為《布施法典》（Código Busch）的勞動法，是勞工領袖瓦爾多·阿爾瓦雷斯（Waldó Álvarez）早期草案的具體化，並最終促成了長期以來呼籲的社會和勞動改革。該文件規定政府保障工作安全、事故賠償、帶薪休假和勞資方集體談判等權益[85][86]。
1939年6月7日，布施頒布了另一條針對錫礦產業的法令[87][88]。該法令要求將錫礦出口所得的全部外匯收入上繳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將返還其經核實的所需外匯，並最多返還5%用於向股東支付股息。其餘部分將以141玻利維亞諾兌1英鎊的匯率返還給股東。在海外擁有營運資本的公司必須在120天內將其匯至中央銀行，任何抵抗該法令的行為都將被視為叛國行為，並受到相應的審判和懲罰[89][90]。雖然這項措施並非旨在挑戰礦山的私有制，但它首次為政府提供了一種有效途徑來獲取玻利維亞強大的錫業的部分收益，並確立了國家干預國家經濟的權利[91][55]。
這項法令是布施執政期間最受歡迎的法令，民眾對此的熱情甚至堪比當年托羅將標準石油公司國有化之時。另一方面，它也使布施成為了玻利維亞錫礦三巨頭[c]的公敵，他們異口同聲地譴責這項新法律，並爭取保守派「協和」選舉聯盟的支持來反對它。與此同時，據外交部長愛德華多·迪耶斯·德梅迪納稱，「大型礦主財團...認為總統的態度威脅到了特權群體的主導地位，因此激烈的反對這項法令。布施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匿名威脅。」[93]布施本人承認了這一點，並在頒布法令時宣稱：「我知道這一步對我的政府來說意義極其最大，許多危險在等待著我。但這沒關係，我正在為玻利維亞人民而戰，如果我倒下，我的倒下將伴隨著一面偉大的旗幟：玻利維亞的經濟自由。」[94]
逝世與爭議
在生命的最後幾週，媒體對布施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針對他治國能力的攻擊包括「他太年輕，缺乏經驗，無法執政」以及「他沒文化、沒知識」等。布施的困境因個人問題而加劇，當時，他的母親去世，但出席其葬禮的人不多，另一方面，他因牙齒疾病不得不服用止痛藥來緩解疼痛。歷史學家巴勃羅·米歇爾（Pablo Michel）也認為，布希可能患有未確診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從1936年到1968年間，這種疾病在玻利維亞導致超過400名廈谷戰爭老兵自殺[95]。
1939年8月18日，牙醫荷西·羅薩·基羅加（José Rosa Quiroga）為布切赫療牙齒，拔掉了他的門牙，影響了他的美觀。此後，布施就沒有再去過總統府克馬多宮，而是在他位於米拉弗洛雷斯的小家裡處理行政事務。他與妹夫埃利奧多羅·卡莫納上校、他們各自的妻子瑪蒂爾德·卡莫納、埃利薩·托爾內以及他們的孩子住在一起[96]。8月21日，瑪蒂爾德和埃利奧多羅的妹妹莉亞·卡莫納結婚的里卡多·戈伊蒂亞少校的家人從瓜基趕來拉巴斯，為埃利奧多羅·卡莫納慶祝第二天的生日[97]。
8月22日晚上9點，布施和妻子最後一次拜訪牙醫羅薩·基羅加後回到家中，開始為埃利奧多羅·卡莫納慶祝生日。雖然布施在晚餐時表現得很開心，但瑪蒂爾德後來回憶說，「這只是假裝的快樂」[97]。8月24日，《每日新聞報》晨版刊登了戈伊蒂亞（Goitia）少校的敘述：「一切都在溫馨的家庭氛圍中進行，直到[8月23日]凌晨三點，出席者才散去。這時，[布施]才想起桌上留下了許多需要處理的文件，並告訴卡莫納和[戈伊蒂亞]他想審閱並簽字。然後，我提醒總統，時間已經很晚了，應該早點休息。但總統回答說：『三百萬玻利維亞公民的重擔壓在我的肩上，我必須確保他們的福祉和國家的進步，但在這項工作中，誤解、缺乏合作以及敵人的暗中行動阻礙了我的工作。』[...] 就在那時，[...] 我注意到總統正遭受精神崩潰的折磨[...]，並看到他從褲裡掏出一把手槍，隨後，我抓住他的手，為了阻止他用手槍自盡，埃利奧多羅·卡莫納也試圖阻止他，第一槍從窗戶射出。」[98]
第一槍發生在凌晨5點20分。據報道，瑪蒂爾德被槍聲驚醒，但她沒有立即入睡，並問管家法蘭西斯科·梅迪納：「發生了什麼事？」管家回答說：「上校開槍了。」這時，瑪蒂爾德決定不去干預，回到了自己的臥室[99]。卡莫納報告說，他和戈伊蒂亞試圖從布施手中奪槍，但「不可能」。十分鐘後，凌晨5點30分，卡莫納回憶道：「[布施]輕聲示意我們停下來，我們以為他已經冷靜下來了，但他突然推了我們一下，舉起手臂，開了一槍。他的頭向右側倒在桌子上，槍也掉在地上。我扶住他的頭，撿起槍，放在桌子上讓他解釋這個槍出現在桌子上的細節[97]。
當時，埃利奧多羅·卡莫納的妻女艾莉莎和約蘭達在戈伊蒂亞的妻子莉亞的陪同下，離開家去尋找住在一個街區外的外科醫生吉勒摩·德貝（Guillermo Debbe）[96]。德貝趕到後，布施被安置在走廊裡，直到第二位醫生費利克斯‧本特米利亞斯（Félix Veintemillas）到來。費利克斯看到布施的傷勢後，告訴其家人已經「無藥可救」。儘管如此，在卡莫納的人身威脅和瑪蒂爾德的懇求下，韋恩特米利亞斯還是將布施送往綜合醫院進行手術[97]。8月23日上午，布施接受了一場手術，但醫師也難以妙手回春，並宣告他於下午2點45分去世[98]。
在醫院裡，除了布施的家人和副總統巴爾迪維索的家人外，幾乎沒有其他護理人員[100]。在布施去世前，卡洛斯·金塔尼利亞將軍認為他不太可能康復，便對克馬多宮進行了軍事佔領，認為由於布施於4月就已開始獨裁統治，憲法繼承權已失效[101]。布施過世後，玻利維亞菁英中較為保守和親寡頭的勢力迅速恢復元氣。而金塔尼利亞在向全國發表的廣播演說中宣布自己為臨時總統，負責召集新的選舉，並使政壇恢復到托羅總統任期之前的傳統狀態[102]。
路易斯·托羅·拉馬略（Luis Toro Ramallo）在其於1940年出版的著作《布施已死，誰還活著？ 》（Busch ha muerto. Quien vive ahora?）中寫道，當時全城流傳著關於總統之死的猜測，「騷亂和革命已然爆發」。另一方面，人們「私下議論紛紛」，高聲反對「政變領袖」金塔尼利亞[103]。當時，玻利維亞人普遍認為，布施是被錫礦三巨頭差人謀殺身亡的[93]。
為了強化布施自殺的說法，金塔尼利亞政府於8月24日發表聲明，宣稱當局充分記錄了布施之死的全部證據，並表明他的逝世是「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悲痛而自願做出的」。 同年9月28日，屍檢報告發布，法醫給出的結論稱布施「可能為自殺」。「由於近距離射擊留下的痕跡...加上傷口已沖洗癒合，難以辨認，因此無法斷言自殺」。後來，該案於1939年10月5日最終裁定：「布希總統在其私人住宅的辦公桌上，使用一把柯爾特32左輪手槍，透過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這項裁決引發了爭議[103]。
1944年，國會議員埃德蒙多·羅卡（Edmundo Roca）和上尉胡利奧·龐塞·德萊昂（Julio Ponce de León）指控埃利奧多羅·卡莫納上校是「殺害布施的主要兇手」，並要求「在恢復正常司法審判前將其監禁」。因此，調查重新開始。1944年8月31日，《街報》（La Calle）報道稱，這些指控源自於卡莫納在查拉瓜發表的「言論」。據後來在審判中作證的歐弗拉西奧·布魯諾（Eufracio Bruno）中尉稱，他問卡莫納：「為什麼輿論認為你是殺害布施的兇手？」醉酒的卡莫納回答說：「是的，我殺了他，現在你想要什麼？」布魯諾還指出，在警官胡利奧·加尼卡（Julio Garnica）的生日那天，卡莫納證實「這隻手臂殺死了布施上校，價值一萬八千美元」，意指卡莫納指使加尼卡謀殺了布施[104]。司法審判最終沒有定論，並因1946年比利亞羅埃爾政府的倒台而中斷[97]。
赫爾曼·布施的父親巴布羅·布施等家人也支持布施是被姻親卡莫納家族暗殺的理論。據赫爾曼的侄女莉拉·阿維拉·布施所說，當她的祖父巴布羅在其位於熱那亞的住所收到布施死訊時，他憤怒地將電報扔了出去，並聲稱「這是卡莫納家族的所作所為」。[105]布施的外甥埃爾蘭·瓦卡·迪耶斯（Herlan Vaca Díez）聲稱，他的舅舅古斯塔沃·布施（亦即赫爾曼·布施的兄弟）曾與參加布施的管家交談過。「他總是說卡莫納不僅殺了赫爾曼，之前還殺過別人。」但學者羅伯特·布羅克曼反駁了這些說法，問道：「千里之外的巴布羅知道卡莫納家族謀殺了赫爾曼嗎？他是怎麼知道的？」並且「管家梅迪納所暗示的角色充其量也站不住腳」[6]。
作家奧古斯托·塞斯佩德斯在其著作《被絞死的總統》（El presidente colgado）中指出：「布施的自殺對大型礦山業者來說時機恰到好處，即使在今天，我們也不得不認為這是一次戰略性暗殺」[106]。然而，像布羅克曼這樣的當代歷史學家認為，自殺的說法最站得住腳[6]。布羅克曼認為：「警方在現場進行的徹底調查，證實了自殺的事實，卻被輕描淡寫地忽略了。在玻利維亞，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編造並維持如此精心編造的謊言近八十年，根本不可能。」布羅克曼同時指出，在1938年至1939年間，布施至少六次試圖自殺：「所以，當你把警方記錄和證人的證詞加在一起時，你會發現他有明顯的自殺傾向。」[105]
遺產
羅伯特‧布羅克曼描述布施「如同希臘的半神或英雄...他所觸及的一切都會產生巨大的衝擊力，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並引發巨大的變革，無論布施是否有意為之」。[8]又稱布施「毫無疑問，他是國家神話的一部分」。[107][108]學者赫伯特·S·克萊因則將布施的政治領導能力描述為「無法進行連貫、集中的指導」[109]，但他也指出，布施的政府首次允許更多改革主義思想在國家舞台上發出聲音，標誌著「玻利維亞民族共識的終結和毫不妥協的階級衝突的開始」，並認為其統治最終導致了1952年的玻利維亞民族革命[110]。中國學者王雲飛也持有與克萊因相似的觀點，認為布施的統治為玻利維亞的民主改革力量鋪平了前進的道路[55]。
赫爾曼·布施與妻子瑪蒂爾德·卡莫納共育有赫爾曼、奧蘭多和瓦爾多三個兒子，以及一個出生於1940年的遺腹女格洛麗亞。另外，於1979年11月統治玻利維亞16天的阿爾韋托·納圖什上校則是布施的外甥[111]。
由於歷史上玻利維亞軍隊中曾有一些德國顧問和受過德國訓練的士兵，加上布施本人也有部分德國血統，有學者認為其有納粹主義傾向；1937年掌權僅一周後，他就向德國公使館請求派遣經濟和石油顧問，這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的懷疑[112][113]。1939年4月9日，在他於當月24日宣布獨裁統治前不久，布施曾與德國駐玻利維亞公使恩斯特·溫德勒通話，請求德國提供「道義和物質支持」，以幫助玻利維亞「向極權主義國家形式過渡，並建立國家秩序和權威」。為此，布施幾乎在政府行政的各個領域都試圖尋求德國顧問的協助。儘管溫德勒表示有興趣，但德國政府最終於4月22日拒絕了布施的請求，稱其希望避免「採取引人注目的措施，例如派遣顧問團隊」[114]。
雖然布施同情納粹意識形態的某些元素，但他從未認同其關於種族和反猶太主義的基本理念，這從他支持猶太人移民玻利維亞以及譴責種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的東方社會黨中可見一斑，布施亦指控東方社會黨的理念構成了「對民族團結的攻擊」[115]。
同時，布施被描述為一個反自由主義者，他對玻利維亞近40年腐敗的自由主義政府感到失望[107]。而布施和玻利維亞軍事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正值反法西斯主義興起以及二戰後國家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激烈分裂之前。在1930年代的玻利維亞，儘管存在著從國家社會主義到左翼社會主義，再到溫和社會主義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想，但其界限尚未清晰[116]。
玻利維亞的一些地方以赫爾曼·布施的名字命名，赫爾南·西萊斯·蘇亞索二度出任總統後，於1984年11月30日簽署了第672號法律，在聖克魯斯省設立了赫爾曼·布施縣，該縣的布施港則是巴拉圭河上的一個河港。布施港建設專案曾長期受到玻利維亞政府忽視，直到玻利維亞在海牙國際法庭因出海口訴求案敗於智利後，它才重新成為該國重要的戰略商業和內河水運樞紐[71][117]。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有一座赫爾曼·布施的紀念碑，潘多、貝尼和聖克魯斯等省份也設有他的雕像[118]。玻利維亞已不再發行的舊貨幣玻利維亞10披索紙幣上也繪有布施的肖像[119]。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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