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卡利亞帝國議會

隆卡利亞帝國議會（英語：Diet of Roncaglia；德語：Gesetze von Roncaglia；拉丁語：Comitia Roncaliarum）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於1154年與1158年在皮亞琴察附近召集的兩次帝國議會。這場會議匯聚帝國貴族、教會高層及北義大利城市代表，核心議題在於重新界定皇帝與臣屬間的封建主權關係——彼時，以米蘭為首的北義大利自由城市（如基耶里、阿斯蒂、托爾托納等）憑藉經濟崛起與政治自治的擴張，不斷挑戰帝國的傳統權威。此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封建秩序與城市自治力量間矛盾的全面激化^[1]。

背景

自12世紀初起，神聖羅馬帝國在義大利的統治格局發生深刻轉變。1122年《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的簽訂剝奪了皇帝對神職敘任權的控制，導致世俗權力與教會權力間的「平衡」徹底崩塌^[2]。越來越多的自治城市（Kommunen）在圭爾夫派和吉伯林派的鬥爭中獲得自我治理權，並試圖擺脫皇權束縛。這些城市不僅攫取了原本專屬皇帝的王室特權（Regalien），還將高級司法管轄權納入自治範疇^[1]。

當腓特烈一世（紅鬍子）於1152年繼承帝位時，面對的正是這種離心離德的局面^[3]。這一危機的根源在於其前任君主對義大利事務的漠視——無論是洛泰爾二世還是康拉德三世，皆未積極干預亞平寧半島的治理真空。

腓特烈的政治藍圖聚焦於重建對上義大利城市群（尤其是倫巴第地區）的帝國統治，以此鞏固其唯一最高權威^[4]。1154年的首次義大利遠征卻遭遇挫折：為解決自治城市爭端，他在隆卡利亞原野（roncaglischen Feldern）召開帝國議會，要求涉事城市代表出庭受審。然而被告城市的集體缺席，被視為對皇權的公然藐視，直接觸發帝國禁令（Reichsacht）與軍事懲戒程序。

腓特烈一世在召開會議前，已通過一系列軍事行動強化對北義大利的控制。作為最強大的自治城市，米蘭首當其衝成為制裁目標。為對抗帝國高壓，米蘭與布雷西亞、皮亞琴察、熱那亞及托爾托納結成防禦同盟，並加大對帕維亞等親皇派城市的軍事威懾。1158年，腓特烈聯合親皇城市對米蘭展開圍攻，終在同年9月7日迫使這座驕傲之城陷落。投降條件極具羞辱性：米蘭人須赤足裸頸、將佩劍懸於胸前，列隊步行至皇帝營帳乞求寬恕^[5]。作為戰敗代價，米蘭被迫向皇帝交還所有先前侵占的王室特權，但這座城市的抵抗精神始終未滅。皇帝深諳，隨著貿易繁榮與市政特許狀（源於此前教權與皇權爭鬥時期）的普及，北義大利城市正逐步擺脫封建關係依附。他意圖借隆卡利亞會議重申其作為封建宗主的絕對權力，遏制自由市鎮（comuni）的獨立傾向，尤其針對米蘭這一「叛亂溫床」。

會議內容

為確立皇權的至高性，巴巴羅薩將雙方的權力界定權委託給了博洛尼亞的四位法學家。法學家們援引羅馬法傳統，裁定皇帝的統治基於神授君權，恢復自查理曼時代崩潰後逐漸瓦解的封建特權。他們系統梳理了自奧托大帝時期（10世紀）貿易萌芽階段形成的帝國權利，並重新定義了對商業活動的稅收、通行費及各類征斂權。此裁決實質上將城市自治權壓縮至中世紀的「奧托特許狀」框架內，試圖以法律手段逆轉兩個世紀的經濟自由化進程。基於被視為永恆法的羅馬法傳統，隆卡利亞會議頒布的四項核心法律構築了帝國權威的憲制框架：

《王權法》（Lex Regalia）

為確保《王權法》的權威性，腓特烈一世首先召集與會的法學家釐清專屬君主的特權範疇。經嚴格界定後，王室特權（Regalien）清單明確涵蓋：

• 對公國、邊疆伯領及整個交通網絡（包括關稅、路橋港費、鑄幣權與市場特許權）的絕對控制
• 任命義大利城市執政官（consules）的專斷權力。

《司法集權法》（Lex Omnis iurisdicio）

此項法律確立皇帝為司法權力的唯一源頭與最高仲裁者。高級司法權（Hohe Gerichtsbarkeit）與禁令權（Bann）自此收歸皇室，所有法官須向皇帝宣誓效忠並履行職務義務。此舉直接剝奪了自治城市長期僭越的司法自治權，將地方裁判體系納入帝國垂直管轄。

《行宮與駐地法》（Lex Palaci et Pretoria）

通過第三項法律，巴巴羅薩獲得在帝國境內任意地點修建行宮（Pfalz）的法定權力。該法旨在遏制城市驅逐皇室城堡的傾向——許多自治市鎮曾以「去軍事化」為由，將象徵皇權的要塞遷出城牆之外。行宮網絡的擴張成為皇帝震懾地方、強化巡政統治的空間工具。

《稅賦專斷法》（Lex Tributum）

末項法律賦予皇帝隨意增減義大利王國稅賦的絕對權力。此舉徹底顛覆了中世紀「未經同意不得徵稅」的傳統原則，將財政權從城市議會收歸帝國中央，為後續軍事行動提供了不受制約的財政汲取機制。

為鞏固上述立法成果，會議同步推行了：《國內和平令》（Landfrieden）：禁止私戰與地方武裝衝突，違者以帝國公敵論處；《反密謀禁令》（Konjurationsverbot）：嚴禁任何針對皇帝與帝國的秘密結盟或宣誓反抗，違者處以極刑^[6]。

此外，腓特烈一世修訂了1154年封建法，強調「效忠皇帝優先於一切封建義務」，要求封臣在任何層級均以皇權為最高指向。同時，他重新頒布《流動學者保護法》，延續對學術階層（如博洛尼亞法學院師生）的特權庇護，以換取法學家群體對帝國法理體系的智力支持。

後果

倫巴第的反抗

然而，倫巴第城市聯盟拒絕接受這一違背現實的判決。1158年裁決公布後，米蘭率先重啟抵抗，引發皇帝新一輪軍事鎮壓。1162年，帝國軍隊以「懲戒叛民」之名將米蘭城夷為平地（史稱「米蘭毀滅」，Destructionem Mediolani），企圖以恐怖威懾迫使其他城市屈服。但血腥鎮壓反而催生了更緊密的抵抗聯盟——倖存的倫巴第城市在廢墟中意識到，唯有徹底聯合方能抗衡帝國強權。此後十餘年間，它們逐步摒棄內部分歧，最終於1167年結成穩固的倫巴第聯盟（Lombard League）。

萊尼亞諾夢碎

然而，1176年5月29日的萊尼亞諾戰役（Battle of Legnano）成為了腓特烈在義大利征途的轉折點。倫巴第聯軍以步兵方陣與城市民兵為核心，在米蘭旗幟下擊潰了腓特烈引以為傲的騎士軍團。此役不僅粉碎了皇帝「重建義大利封建秩序」的野心，更迫使他在1177年《威尼斯和約》及1183年《康斯坦茨條約》中承認倫巴第城市的自治權。帝國自此喪失了對阿爾卑斯山以南義大利王國領土的直接主權，而北義大利城市則在血火中奠定了近代自治城邦的雛形。這場持續二十餘年的對抗，深刻揭示了中世紀晚期封建集權與商業自由之間的不可調和性，為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城邦繁榮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