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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911年－1912年－1913年－1914年－1915年－1916年－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

辛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迅速滅亡，上海一時變得無政府化，會審公廨的司法權逐完全操縱在領事手中。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由於改朝換代，清朝的遺老遺少有不少人選擇避居上海租界。民國的新勢力尚且稚嫩，從中央到地方，軍閥當道，社會呈現出一片無序混亂的狀態。然而就在同時，上海的租界卻有如國中之國，獨享著一份特別的平和，甚而，租界在經濟、人口等各方面都進一步加快了其發展的速度，由1912年開始至1936年可謂上海租界高度繁榮的一個階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雖然戰場遠在歐洲，但在上海租界內，列強原有的均衡狀態被打破了，在上海租界占據優勢的英法等國迅速將德奧排擠出租界的權利機構和社交生活，英國在亞洲的盟友日本則得到允許，獲得德國人留下的空位。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宣戰，並且宣布廢除德、奧在華的一切特權，收回兩國在漢口、天津的租界，並關閉駐在各地以及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的領事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勝利告終，在上海也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

法新租界的拓展

1900年法租界再次擴展後不久，又繼續向西大規模越界築路。

1914年4月8日，上海法租界推廣條款簽訂。其西部直到徐家匯的13000畝土地，包括十餘年間的所有越界築路地段，全部歸入法租界範圍。整個上海法租界的面積達到15150畝（10平方公里），成為中國面積最大的專管租界。

由於實行了規劃，法新租界的景觀與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喧囂混雜的都市景觀都截然不同。

公共租界的推廣計劃與越界築路

自從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大擴展之後僅僅十餘年，由於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新發展的北區（商業區）、西區（住宅區）和東區（工業區）的絕大部分地段已經建成新興的市區。1915年1月27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又推出《推廣租界草案》，3月4日刊登在《工部局公報》上。計劃拓展的區域包括三塊：（1）租界西北、蘇州河以北、滬寧鐵路以南的閘北地區；（2）租界以北，淞滬鐵路與肇涇浜之間的虹口北部；（3）租界以西，蘇州河以南，海格路（華山路）、虹橋路以北，滬杭鐵路以東區域。然而由於閘北區市民的全力抗議，當時袁世凱正遇上日本迫使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的交涉，不願意因此引起更多的麻煩，而英國又正全力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此次的擴張計劃最終被擱淺。

公共租界的推廣計劃雖然擱淺，但自1901年到1912年之間，工部局已經在滬西方向越界修築了以下道路：白利南路（長寧路）、虹橋路、羅別根路（哈密路）、勞勃生路（長壽路）、膠州路、憶定盤路（江蘇路）、康腦脫路（康定路）、新加坡路（餘姚路）、大西路（延安西路）、愚園路、地豐路（烏魯木齊北路）、檳榔路（安遠路）、開納路（武定西路）、華倫路（古北路）、呂西納路（利西路）；在滬北方向則修築了：江灣路（東江灣路）、赫司克而路（中州路）、北四川路（四川北路）、歐嘉路（海倫路）、竇樂安路（多倫路）、施高塔路（山陰路）、狄思威路（溧陽路）、黃陸路（黃渡路）、白保羅路（新鄉路）。工部局陸續在各條界外馬路上設置巡捕。190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又開始向越界築路區域使用租界自來水的用戶徵收特別房捐（又稱水捐、巡捕捐）。民國初年，越界築路區域也被劃入會審公廨進行司法管轄的範圍。因此，這些越界築路區域成為租界在事實上取得部分行政管轄權的「准租界」區域。

與上海公共租界內大部分地區人口和工商業高度密集不同，這些越界築路區域，尤其是西區的愚園路、安和寺路、憶定盤路、惇信路等，形成了類似歐美城市市郊所謂「如畫的」郊區風貌 (picturesque suburbs)，兩側是延綿不斷的精緻浪漫的花園洋房。後來更越過滬杭鐵路沿著虹橋路向西伸展。但穿過洋房之間的弄堂進入街道後的小河浜邊，（如東諸安浜），立刻就是天壤之別的棚戶區景觀。

工商業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原在澳洲經營水果批發致富的香山（今廣東中山市）華僑馬應彪和郭樂、郭泉兄弟先在香港中環開設第一間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取得成功後，又相繼來到上海，開設規模更大的商鋪。1917年10月20日，巴洛克式外觀的上海先施公司在南京路630號（浙江路口西北角）開業（今時裝公司）。1918年9月5日，上海永安公司，在先施公司的對面——南京路635號（浙江路口西南角）開業，營業大樓也是6層（1933年又在旁邊浙江路和湖北路之間的尖角地帶（南京路627號）新建22層的永安新廈）^[1]。

五四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召開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提出租界問題，未果。1919年5月7日，上海的抵制日貨運動爆發，義勇隊戒備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