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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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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5][6][7]或1966-1967年中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4][8]是指1966-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發生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3][2]。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1966-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發病率達403/10萬，死亡16萬餘人[2][3]。而據新民周刊報道，中國流行病學專家曾光稱，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共有304萬人感染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死亡16萬4000人[1]。中國科學院發表的一篇論文則指出，1966至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誘發了該國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期間全國發病300 萬人，死亡16.4萬人[9]。根據相關學術研究，該次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由血清群A的腦膜炎奈瑟氏球菌(MenA)引起[10][11]。
該次大流行的指示病例疑似為在廣東省陽春縣潭水中學的一名學生[12]。時值文化大革命前期，該縣中學生通過大串連，將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擴散至中國大陸全境[12]。該次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先在各大城市爆發，又迅速向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擴散。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由紅衛兵大串連帶來感染，引起自然村疫病爆發流行[12]。
1966-1967年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死亡率呈現逐步攀升的態勢[13][14]。有報道稱，1966年時，中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病死率為1.1%[13][14]，而進入1967年春季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病死率達至5.49%[14][13][15]，而該輪全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的全過程病死率亦為5.49%[16][7]。
有醫療衛生的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死亡的患者的實際數字可能比能夠統計到的還要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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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大串聯引起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規模無序流動，外界認為是令1966－1967年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發生的重要社會因素[12][3]。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平台刊載的《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2017年第2輯的文章分析認為，紅衛兵大串連帶來的衣、食、住、行四方面問題，是帶來大流行的直接誘因[12]：
- 穿衣方面，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眾經濟條件很差，中國南方的師生在本地過冬是沒有棉衣的，來北京串連也是單衣。1966年10月26日北京颳起7級西北風，氣溫降至零度，27日夜有冰凍，氣溫繼續降至零下3度[18][19]。當時在京的外地師生約有百萬人之多，禦寒能力甚弱，許多外地師生受凍生病[18]。10月27日深夜，北京市委接待處連夜趕寫《關於去北京串連要帶好禦寒衣被的緊急通知》，告知全國鐵路沿線各站代為廣播，並抄成大字報張貼。該通知強調，希望來京串連的革命師生，一定要穿好棉衣，帶上棉被[18][19]。但是，這依然沒有阻擋住各地來京者的腳步，各接待單位只得動員內部職工大量支援舊衣服、被褥，借給衣著單薄的外地師生臨時穿用。北京市又通過租貸公司，租用數量不菲的棉被分發使用。其他外地城市大多數沒有北京這樣的條件，串連師生難以抵禦寒冷帶來大面積感冒，成為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侵襲的第一個突破口[12]。
- 飲食方面，對上千萬人的飲食供應是剛剛擺脫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國家的一個嚴重問題。1966年8月30日北京市服務管理局向上級報告稱，外地革命師生來勢很猛，短短半個月內已出現兩次來京高潮，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吃飯解決不了[20]。報告中稱，8月27、28、29日三天，每天都有大批外地師生吃飯沒有得到妥善安排，有的師生一天只吃了一頓飯[20]。紅衛兵串連到井岡山途中，起初地方供應紅米飯或者南瓜，後來地方當局亦難以滿足，餓肚子走一天是常事。飲食不周、營養不良，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侵襲的第二個突破口[12]。
- 住宿方面，1966年國慶過後，有數十萬大量外地師生滯留北京不歸，大都穿梭在國家重要機關參與「文革」運動。北京市當局只好倉促決定在市區街道、空地安排搭建臨時席棚。據北京市土產經營處10月11日報告[18][19]稱，這次供應搭席棚用的蓆子、竹尖、毛竹、草簾、厚草墊、蒲草褥子、草袋子、草片等物資就總值400多萬元，共計1000多節火車的物資。估計全市搭建席棚約28萬平方米，幾乎把中心城區空地覆蓋。外地則沒有這樣的物力，只能動員騰房。文章作者稱，據其親身經歷，當時江西南昌市接待條件比較好的省委黨校亦無法應付當時的情況，只能安排幾百人住在一間大禮堂里，男女混雜打地鋪，而到新余市後則只能住在農村草棚里。冬春正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流行的季節，上述惡劣住宿條件，無疑使流行疫病如虎生翼，一觸即發[12]。
- 交通方面，擁擠的火車、汽車成為了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主要傳播渠道。紅衛兵大串連由於人數眾多，路線集中，使火車超載幾倍，通常運載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在當時甚至塞滿了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水泄不通，動彈不得，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當時參加大串連的大多是大中學生，缺乏生活自理常識，不注意衛生，加之車廂里缺少飲水食品，抵抗力嚴重下降。由於交通堵塞嚴重，往往在一個車站就要停十幾個小時。火車外氣候寒冷，車廂里又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幾百人擠壓在一起，空氣十分渾濁骯髒，一有感冒，立即引起大面積傳染。文章作者稱，根據其當時參與紅衛兵串連去井岡山時的親身經歷，當時卡車上擠得如沙丁魚罐頭，想抬腿鬆弛一下麻木的腳都困難[12]。
據資料記載，該次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的首例病人疑似是廣東省陽春縣潭水中學的一名學生[21]。該生北上大串連回到學校後，於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裡發病。從他發病開始，腦膜炎流行現象逐漸出現，後該縣中學生又通過全國大串連，將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帶向了全國各地。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迅速傳播，最終演變成全國性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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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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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至1967年2月上旬，廣東省共報告患病51,834人，死亡3,394人。截止1967年3月15日，廣東全省患病人數達195745人，死亡10770人，死亡人數在全國各一級行政區中居第二位[12]。
- 陽春縣
截止1967年，陽春縣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發病共4,452例，死亡312例[12]。
- 吳川縣
1966年至1967年5月，吳川縣腦膜炎發病5,368例，死亡347人[22]。
- 湛江市
1967年湛江市發生流行性腦膜炎。因「大串連」而加劇，全市發病共1,799例[22]。
- 江門市
1967年1至3月，江門市市區報告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病例近千例，病死45人，發病者多為學生和青年[22]。
- 文昌縣（廣東省海南行政區）
根據文昌縣縣誌的記載，全縣21個公社(鎮)和3個國營農場共計發病643例，死亡57例，病死率達8.86％。文昌縣縣誌分析稱，時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動量大，發病面廣，蔓延快，救治藥物奇缺，以至於死亡率較高[23][24]。
2017年4月28日《安徽日報》刊載的文章《孩子打疫苗家長先「掃盲」》中稱，1967年該省報告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病例達25萬之多，約有一萬多個孩子死於該病[25][26]。
杭州市共計約有15,000人發病[12]。
1966年，上海市川沙縣共計發病2,015例，而1967年上升至4,916例，發病率達868／10萬[29][23]。川沙縣縣誌分析稱，建國初期，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發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聯影響，引起爆發流行[23][29]。
反應與影響
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衛生部長錢信忠在內的許多幹部都受到造反派批鬥，難以開展正常工作。面對大串連造成的嚴重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批示要求立即組織衛生幹部建立專業機構防治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請富春、先念兩同志立即找衛生部孫正、錢信忠、崔義田、黃樹則四同志，最好建立一防治腦膜炎辦公室，以錢、崔二人和三個造反派各出一人，馬上開始工作。這些人要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擾他們。[30]」由於衛生部機構已經癱瘓，3月24日周恩來又召集衛生部和造反派組織開會，詢問防疫情況。他強調說：「我點錢信忠、崔義田抓「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辦公室，四個組織都要支持抓防疫，這個工作是最緊急的，一天都不能遲緩」[30][12]。
在周恩來的多次親自過問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迅速成立了「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防治專業機構，開始指導全國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防疫工作。1967年3月10日，衛生部成立了防治腦膜炎辦公室，組織對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預防治療工作。3月11日，衛生部發出《關於立即組織醫療隊下鄉防治腦膜炎的通知》，要求各地衛生部門組織醫療隊深入基層進行「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防治工作[31]。各地成立防治「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辦公室，組織醫務防治隊伍奔赴疫區治療[12]。
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防治辦公室之前，各地已經採取了一些相應的防治措施，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防治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的機構[12]。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當局採取了多個手段來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開展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的防治[12]。
1967年1月26日，廣東省衛生廳向廣東省委提交《關於當前流行性腦膜炎防治工作情況的報告》，並發出防治的緊急通知，指出「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已經波及該省很多地區：「目前省內各地『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發病率迅速上升，尤其廣州地區『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發病率每天300多例，醫院非常緊張。為了搶救階級兄弟生命，撲滅疫情，建議各級醫藥衛生部門及醫藥院校等有關單位……千方百計發掘所有潛力，迅速組織隊伍，奔赴疫區，參加防治工作……」[12]。
廣東省當局施行了諸多政策來遏止疫情[12]：
- 佩戴口鼻罩：廣東省衛生廳1967年1月26日給省委的報告中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一個呼吸道傳染病……只要將侵入途徑切斷和限阻，就會收到預防的效果。因此，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必須認真推行。」針對口罩不足的情況，各地想了不少辦法。如恩平縣，「盡了很大力量才供應10萬個，才達人口三分之一。各地發動群眾用舊布自製口罩，解決了不少問題，但用起來不大雅觀，不敢帶上圩」。同時，黨政機構也大力宣傳搞好環境衛生，採取曬被通風等衛生措施。
- 採取藥物防治：當時最主要的防治藥物是磺胺類，十分緊缺。廣東省衛生廳報告提到磺胺類藥物數量不多，應首先保證在治療上使用，預防方面只在小範圍對密切接觸者使用。治療用的磺胺針劑更是緊缺，廣東省防治「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辦公室組織省市醫藥、藥檢、生產部門和藥劑專業師生組成工作組，到部分疫情嚴重的地方自行試製磺胺類針劑以解決問題，並提出醫護人員搶救病人時，要注意結合中醫藥療法，推廣針灸療法和中醫診治，在預防上也應用中成藥或中草藥。廣州當局曾大力推行薄荷含片作為全民含服預防藥，不少地方則搶購中草藥，服大桉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清涼解毒藥。
- 限制人口流動和減少接觸：廣東部分地區採取了把守村口的檢疫辦法，「在流行期間10—15歲以下兒童一律不准出村，外來者只在村口接洽，非進出村不可的人動員其自覺戴好口罩，滴鼻漱口」。此外，減少集會，注意隔離病人的密切接觸者等。這些方法在後來的實踐中被證實為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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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由於大串聯嚴重破壞了中國大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周恩來代表國務院向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建議停止大串連[32][33]。毛澤東同意暫停串連，到明年春天再進行。但第二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繼續進行大串連。有學者分析認為，此舉應當是反映了當局在進行決策時綜合考慮了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爆發[12][34]，1967年2月3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亦提及稱，「有的地方還發生了傳染病，影響了革命師生的健康。這些問題，急需加以解決[35]」。
後續及大眾文化
經過醫療部門積極救治，並採取疫苗注射、服藥等預防工作，該輪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最終得到控制。1968年後，中國大陸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發病率逐年下降，並在1973年達至最低點，發病率降至0.112%，該輪全國性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大爆發終於結束[12]。中疾控發表的文章稱，1967年即為中國大陸地區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歷史發病高峰，此後，中國大陸地區除了曾在1977年出現的另一個小高峰（60.1/10萬）外，疫情呈現持續下降態勢，至9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維持到1/10萬以下的水平[5]。
此次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雖一直沒有見諸報刊廣播公開，但對於很多青少年患者造成的心理創傷歷久彌深，民間記憶也頗為不少[12][36][37]。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民間流傳有一句掛在嘴邊的罵人話是「你得了腦膜炎」（含義近似於現今的「神經病」或「腦殘」)。有分析認為，此一說即產生自1966-1967年中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26][38][39][14][40]。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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