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六四事件中的浙江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浙江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杭州
在杭州，一些八九民運的參與者與組織者，此前曾經參與七十年代的民主牆運動，或者1986年的八六學潮[1]。
胡耀邦死後，4月19日，浙江大學千餘名學生晚間遊行至武林廣場，悼念胡耀邦。4月20日晚七時，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校的四、五千名學生打著「還我人權，為自由而戰」的橫幅，呼喊「打倒官僚」、「民主萬歲」等口號，唱 《國歌》、《國際歌》到浙江省政府門前遊行，隨後散去。各高校大小字報的政治色彩亦越來越濃與激烈。胡耀邦追悼會後，22日中午杭州大學有二千名學生遊行。從20-22日連續三天都有高校學生在市區遊行,警察未採取行動。每次學生遊行的人數大都在四五百人,主要為杭州大學、浙江大學的學生，亦有浙江農業大學的學生[2]。
4月24日，杭州大學出現有人傳抄流傳的所謂「胡耀邦遺囑」，稱「我的死不能導致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滅亡。不要害怕，不鬥是不行了。革命的老同志還沒死完，中國的歷史是篡改不了的」。公安部指這些流傳的「遺囑」「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3][4][2]。
4月25日晚,浙江大學500多名學生遊行抗議提前播報的四二六社論。4月27日，即四二六社論發表的第二天，杭州繼續有抗議活動。在4月29日的北京學生與袁木對話之後，杭州學生對中央政府的反應強烈[5]。4月30日晚，浙江大學600多學生在杭州植物園集會，有的學生演講呼籲學生五月四日遊行。集會上打出了「五四科學和民主促進會」的旗號。事後經校方施加壓力，集會發起者同意今後不參加或不組織不利於安定團結的活動，並宣布「五四科學和民主促進會」流產[2]。
Remove ads
5月1日，浙江大學百餘名學生與浙江省委書記、副省長進行討論。5月3日，杭州高校出現呼籲學生五四上街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2]。5月4日中午，浙江大學、工學院、商學院、杭州大學等十所學校大約10000名學生遊行，到浙江省政府門前聚集，也有大量群眾加入或圍觀，一度堵塞交通。與此前不同，遊行學生的糾察線非常嚴密，他們在隊伍兩旁由學生手挽手築起人牆，連記者採訪遊行學生都較困難。示威者打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欽本立,我們支持你」、「支持北大」、「打倒貪官汙吏」等標語,呼喊「擁護共產黨」、「反對動亂」、「剷除腐敗,打倒官倒」、「弘揚民主,愛國無罪」等口號，要求新聞自由、控制通貨膨脹以及懲治腐敗官員。雖然當天杭州市內警察大增,但未對遊行學生採取措施。經過交涉談判後，學生們於下午四時散去[6][7]。
杭州市的中共黨員被警告不要參與學生活動，也不許像其他杭州市民一樣向學生提供食物或水[8]。民運人士陳維健、毛慶祥認為學生多日絕食要求與政府對話，而政府「冷漠得近乎殘忍」[9]。部分曾參與民主牆運動的民運人士希望提供經驗上的幫助，幫助和參與學生的抗議，但是擔心其民運背景給當局鎮壓學生運動的藉口，並最終決定不公開介入學運。學生亦因為顧及「被打成反革命」而「排斥市民和工人力量的介入」。七九民運的鐘海濤、朱偉良、王東海、張震毅和陳維健等人利用其開設的私營商店作為各界民運分子的聯絡據點，並派人到大學串聯。民運人士指其每天到武林廣場了解情況，並常被國安便衣跟蹤[1]。
5月14日至16日，有將近3000人參與遊行，另有40人開始絕食抗議，以聲援北京的學生。[10]5月16日，浙江大學近三千名學生，包括2000多名研究生上街遊行，呼喊「聲援北京愛國學生絕食」、「反對終身制、世襲制」、「尊重人權、反對特權」「無能者下台」、「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等口號，遊行學生於下午七時返校[2][11]。到5月17日上午，11所高校的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12]。一些高校教師和職工參加遊行。浙江大學十多名學生宣布絕食。晚上，絕食抗議的人數增加到數百人[13]。絕食開始後，武林廣場不斷有絕食學生被送到醫院搶救。也有民運人士「為絕食學生康復捐款」，並動員企業家參與[1]。
5月18日凌晨，包括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和省長沈祖倫在內的官員到廣場與學生對話，探望了絕食抗議者，並請他們停止絕食[14]。有三百餘名杭州和浙江大學等學校的學生在武陵廣場絕食。 據《中國日報》報道，大約有十萬人參加或觀看了當天的示威遊行[15]，包括十五所院校和單位，如杭州大學、商學院等。遊行中還有新聞界的聲援隊伍，包括各個報社、省廣播電視廳和電視台。事後「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電視台都在播放各處遊行的場面」。17日在武林廣場靜坐的浙大、杭大250名學生仍在靜坐[14]。根據親歷者、時任房管局職員民運人士朱虞夫的記述，當天「遊行隊伍熙熙攘攘，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朱虞夫當天使用攝影機拍攝了很多畫面，六四事件之後朱虞夫被捕，政保科要求其交出錄影帶[9]。
5月19日，杭州靜坐絕食學生人數超過800人，各界聲援活動不斷[16]。杭州大學校長沈善洪、浙江大學校長路甬祥、浙江醫科大學副校長孫幹、浙江農業大學校長陳子元、浙江美術學院副院長宋中元幾位教授聯名發出《浙江高校校長緊急呼籲信》，對北京學生絕食進入第六天表示擔憂，並呼籲中國領導人儘快與學生對話以防止局勢惡化。信中表達了對學生身體健康、國家改革前途的關切，同時呼籲學生「愛惜自己的身體、保持理智、冷靜和克制」，強調改革需「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推進[17]。
在運動期間，杭州市民、學生中的民運支持者成立了「杭州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浙江高校改革促進會」、「杭州市工人民主聯合會」、「杭州市民自發聲援團」等組織[18]。杭州大學有人成立「團結學生會」和「學生敢死隊」，浙江醫科大學有人成立「學生自治聯合會」，浙江大學有人成立「浙大救國會」，還有杭州商學院成立「聲援團」。七九民運人士王東海、毛慶祥、朱虞夫、方醒華、朱偉良、李錫安等人策劃成立「杭州工人自治聯合會」，在草擬了宣言和綱領以後，由王東海到武林廣場宣布。到了武林廣場，王發現已經有人宣布成立了杭州市工人自治聯合會，於是立即表示支持並且全體加入工自聯[1]。
在北京宣布戒嚴以後，杭州學生組織、工自聯、市民代表開始有較多的聯繫。朱虞夫以工自聯聯絡員的身份與學自聯聯繫，工自聯亦組織志願者向沿街的商家為學生募款，把捐款送到武林廣場的學生組織手裡[1]。5月20日凌晨，浙江大學等十多所高校16000餘名學生進行遊行。清晨，又有一些高校上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在武林廣場匯集，有的絕食學生要其他絕食者停止絕食，到工廠、街道進行演說呼籲各界支持學生行動。示威者呼喊的口號包括「打倒鄧小平、李鵬」、「李鵬殺氣騰騰，鄧小平調兵遣將」、「不能一人說了算」、「要求李鵬、小平下台」、 「反對獨裁」、「反對暴力」、「反對警察」、「反對軍管」、「打倒軍閥」、「救救紫陽」等[2][19]。
5月20日，浙江教育學院學生毛國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具名書寫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心跡》，張貼於浙江教育學院學生宿舍傳達室門上，鼓動「每個公民，每個黨員」要積極投入，以各種方式「聲援北京」，並攻擊中國領導人是「流氓、法西斯，比袁世凱還袁世凱，比『四人幫』還『四人幫』」，鼓動「浙江教育學院的全體黨員和師生緊急行動起來，不要怕開除黨籍，不要怕丟烏紗帽」，要將中國主要領導人「押上歷史的審判台」等等[20]。5月21日，繼續有人打「反對獨裁」，「反對警察」，「李鵬下台，小平滾蛋」等標語遊行[21]。22日，十所高校和六所中專學校約一萬名學生冒雨上街遊行[22]。
由於北京宣布了戒嚴令，以及對杭州當地政府的做法不滿，工人們於5月23日開始罷工，並與學生一起示威遊行。當天，高校師生持續連續第八天的遊行，教育、文藝、新聞出版等界亦組織聲援隊伍[23]。在同一天，有300名學生通過銷毀團員證以表示自己退出共青團[24]。5月24日，杭州18所高校、四個新聞機構及部分企事業單位共一萬餘人上街遊行，遊行隊伍先後到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遞交了請願書，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罷免李鵬[25]。
5月25日，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省電力學校三所院校和杭一棉廠共兩千多人上街遊行[26]。5月26日，政府在報紙上刊登緊急呼籲，要求學生重返課堂[27]，但仍有5000名學生前往武林廣場，並表示將示威到底[28]。整個運動期間，遊行常使電車和公共汽車暫停行駛，某日在正安路遭攔截車輛即達上百輛。
5月27日，在武林廣場靜坐的學生有200餘人返校，尚有50餘人仍在堅持。大多數學生回歸課堂，但仍有許多杭州大學的學生繼續罷課，120多名學生企圖乘車進京均被勸阻。5月28日，浙江大學等7所高校5000多名學生上街響應當天的全球華人大遊行[29][2][30]。
5月30日，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高校學生受上海一些高校的影響，策動其他學生離開學校使學校成為「空校」。上午，杭州大學有人貼出布告聲稱要搞「空校運動」。浙江醫科大學、浙江工學院等院校也不斷出現要搞「空校運動」的大字報和標語。31日中午，浙江醫科大學部分學生由空校組織委員會召開了100多名學生參加的「空校討論會」，對「空校」問題進行投票表決，校領導勸說不果。投票結果以73票對1票通過，同時還通過了《空校宣言》和《空校紀律》，聲稱「我們空校，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忍無可忍……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為把鬥爭堅持下去……把這場民主運動推向前進，我們空校罷課，以我們付出的代價來喚醒民眾，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並聲稱即日起空校罷課，「直到人大開會罷免李鵬」[31][32]。
Remove ads
6月1日，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要求剩下的學生結束罷課[33]。受「空校運動」的影響，21所高校的學生陸續離校外出或返鄉。至1日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杭州師範學院已有約四千名學生離校外出或回鄉[34]。
6月3日晚，戒嚴部隊開入北京清場的消息傳入杭州。當晚開始，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學校的學生開始發動遊行抗議。到6月4日中午，浙大等六所高校共6000多人上街遊行，呼喊「反對暴力鎮壓「等口號，併到浙江省政府遞交了「抗議軍警鎮壓學生在北京製造流血事件」的請願書。學生改採阻絕交通,號召罷工、罷市等激烈手段抗議。下午三時四十分，浙江大學等六所高校7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四時四十分，浙大200多名學生進入鐵路，沿著鐵軌遊行到杭州站，站在鐵軌上呼喊口號，致使進出站的列車被迫停車。經勸說交涉後，學生於五時二十分離去，並聲稱「明天再來」[35][36][37]。
6月5日，杭州市工人自治會發佈通告，呼籲全市罷工、罷市。上午六時許，杭州市主要路口全被路障堵住，全市交通中斷。杭州城行人明顯減少。高校學生成百成百地出來遊行，遊行隊伍從武林廣場出發，到杭州火車站結束。學生並在街上設置路障。浙江省博物館文瀾商場經理王東海書寫「不要殺學生！向我開槍！」的橫幅，也有人高喊「不要殺學生！向我開槍！」的口號。王東海亦多次帶領商場職工上街遊行，打出「死為鬼雄」等橫幅，抗議政府用軍隊鎮壓學生。6月5日下午，王東海等人集中在武林廣場交通崗亭邊，當局之其「發表反動演說」，煽動「政府的仇恨和參加非法遊行」。隨後王被通緝，並於7月被捕（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38][1][20]。當日浙杭,浙贛等線火車停開,運輸中斷五十餘小時。此後杭州市內交通停駛數天。生活秩序混亂,造成搶購糧食,擠兌存款風波。
從6月4日至6日，杭州市區街道被學生及民衆層層設置路障，大量公共汽車受阻，交通安全設施被拆，導致全市交通全面癱瘓[17]。6月7日，由浙江大學學生發起的鐵路臥軌事件進入第三天。在與浙江省副省長柴松岳等人現場談判後，19時30分，臥軌學生撤離南星橋火車站。20時12分恢復通車[2]。從6月5日至7日，杭州車站因學生和民衆示威抗議,造成嚴重阻塞,滬杭、浙贛、杭甬 、杭長等鐵路線中斷五十多個小時。從6月4日至8日,杭州高校學生與民眾先後四次坐軌攔阻火車,使隴海鐵路幾度中斷。這段時間由於交通阻塞，車輛遭破壞，主要工廠受衝擊，市民生活秩序基本被嚴重打亂[17]。
6月8日上午七時許，浙江大學四十多名學生攔在杭州制氧機廠大門口，阻止工人進廠，引起一些工人反感。有些工人慾動手教訓阻攔的學生，被廠領導制止，並組織一百多名幹部、工人將學生勸離。浙江大學、杭州大學一百多名學生封住杭州重型機械廠的三個大門，攔擋進入浙江麻紡廠的通道，不讓工人上班。學生還進入廠內散發傳單，煽動工人罷工。有十多名學生趁機衝進麻紡廠車間，強行關掉已開啟的機器[39]。6月9日，仍有學生到工廠、部隊串聯[2]。
Remove ads
其他城市
在八九民運期間，浙江省內杭州以外各地成立的民運組織包括溫州的「溫州高校學生聯合會」、「溫州大學生臨時自治會」、「溫州青年同盟會」、「救國會」、「協調委員會」，寧波的「寧波高校學生敢死隊」，金華的「浙師大學生自治會」等[18]。麗水大中專學校學生期間多次上街遊行和進行靜坐、募捐等活動[40]。
5月17日，溫州有數百名學生和新聞人員示威遊行。同日，寧波師院、寧波大學上千名學生和教職工上街遊行聲授北京高校絕食學生。領導前往教育疏導,遊行隊伍傍晚返校。次日（18日），寧波繼續有大中專學生5000餘人上街遊行，有新聞、文藝工作者參與,一度堵塞交通。市領導先後與學生對話。是日上午9時半，有15名學生絕食，次日晚停止[17]。
5月18日，湖州有十餘所大中專校近2000名師生上街遊行。同日，寧波、嘉興、台州等城市亦有近6000名學生上街遊行[14]。5月19日，各地繼續有人上街遊行[16]。溫州大學、溫州師範學院等高等院校的學生也在期間示威遊行，並進行募捐。溫州個體、私營企業主對示威總體反響不大，示威者在環城東路小商品市場募捐時，122個攤位並未捐贈任何金錢[41]。
六四鎮壓後，溫州繼續示威不斷。溫州市區松台街道個體勞動者協會致電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表示擁護平亂行動[41]。6月5-9日，寧波抗議北京清場的學生和市民抗議者則造成交通堵塞,鐵路寧波站52列火車停行,直到6月10日恢復正常[17]。
從6月5日至6日，寧波公安先後抓獲16名示威者。6月5日，寧波大學、寧波師專等學校的近2000名學生繼續上街遊行,在寧波東門口、江廈公園等鬧市地段發表演講。其中有「敢死隊」20多人用錄音機播放美國之音,現場有數千人。至晚上19時30分,人數驟增近萬人，使交通嚴重堵塞。公安亦派遣便衣在現場偵察報告。當晚21時,一群示威者圍攻、綁架東門口兩名交通民警,並推倒交通隔離墩,掀翻一輛公安摩托車和上海牌轎車。此時,現場有示威者達二萬多人，寧波公安支隊「前線指揮部」根據寧波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指示，命令50名防暴隊員沿中山路向東門口出擊。22時20分,當防暴隊員乘車至寧波大酒家時,示威者隨即擁擠上來。為避免被示威者「包餃子」包圍,車輛返回待命點[42][43]。
6月7日，台州供銷學校（位於臨海市）講師吳高興與閻定山張貼海報，在台州供銷學校操場發表演說，內容包括「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居然把這一場民主運動貶低為一場動亂。」、「北京街道、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嚴重的流血事件」，「被打死的群眾起碼有一千四百人以上，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二歲、最大的是七十多歲，鎮壓群眾的部隊，在街上看到群眾、看到有人就用衝鋒鎗、機槍掃射。」、「血腥鎮壓群眾，打死那麼多群眾的幕後策劃者，總指揮者應該下來，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地解決問題」。吳認為美國之音的「報道客觀公正」，並呼籲聽演講者收聽美國之音。此後，該校近四百名師生由吳高興率領上街遊行，並在臨海市區街心公園靜坐（吳於8月18日被臨海市公安局收容審查，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20]。
Remove ads
後續
6月10日，浙江省政府發出通告，取締一切民運組織及活動，要求各單位加強安全保衛工作,根據當地政府佈置,建立群衆性保衛或糾察組織。杭州公安局取締「杭州市工人自治會」,收審高錦堂、朱光華、李小虎等七名爲首分子。另有一人自行投案自首。6月12日，浙江省公安廳發出通告，明令取締「杭州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浙江省高校改革促進會」、「杭州市工人自治會」、「杭州市工人民主聯合會」及一些高等院校的「學生自治會」、「救國會」、「協調委員會」、「團結學生會」、等組織,並限定10日內其組織者到當地公安機關登記[17]。
6月13日,杭州公安發出《關於非法組織頭頭及製造動亂人員登記自首的規定》。6月14日，溫州公安局根據12日浙江公安廳《通告》精神發出《關於堅決取締非法組織的通告》。有9名民運組織帶頭者或示威者到杭州公安局登記和投案自首。寧波江北區公安分局抓獲攔截汽車「擾亂公共秩序」的曹岳偉,處以治安拘留15天[17]。
6月19日，浙江日報報道浙江省人武幹部和民兵骨幹，積極開展「護廠、護店、護路、護庫」活動，組織了30多個民兵聯防分隊,協同武警、公安等部門加強守衛。沿海地區民兵保持高度戒備,嚴防「反革命暴亂分子」內潛外逃。特別是沿海和重點地區民兵,在港口、碼頭、車站、機場等交通要道配合公安部門多處設卡,全省在前沿島嶼和沿海重要地段部署建立了一百多個固定或臨時民兵觀察哨所,嚴密觀察。杭州公安局負責人透露，杭州市公安局及區、縣(市)公安局從13日起設立接待處,至19日一週內,已有69名民運人士登記、自首[17]。
6月21日，寧波鎮海區公安分局收審書寫反共信件的傅振興。6月22日，浙江省公安廳公布，自12日浙江省公安廳「通告」發佈後,至22日十天內,全省公安機關取締18個民運組織,151名民運組織領導者和示威者登記自首。9月14日，寧波電台報道慈谿當局逮捕了多次製作、散發反共傳單,進行反共宣傳煽動的胡瓊炯[17]。
官方指杭州市歷經50天的示威，造成經濟損失約二千萬元，減少外貿近一千萬美元。杭州商業系統營業額下降大約一半,一度降至十七萬元,約爲平時的三分之一。根據浙江民運人士朱虞夫的說法，時任浙江省代省長葛洪升因為「與李鵬的特殊關係」，力排省委書記李澤民「浙江動而不亂」的說法，指浙江「有動亂」，於是六四之後中共中央向浙江省派下了「清查工作組」[9]。
浙江省對「六四」政治犯進行集中關押，一年以上的犯人被集中關押在浙江省第四監獄的有 45 位。而凡是被判勞教、拘役、管制，以及剩餘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都不在第四監獄。8 月，仙居縣液壓件廠青年工人楊忠信因書寫和張貼抗議「六四」的標語，被台州中級法院判刑 5 年，是浙江省第一個被判刑的人。楊忠信被送到杭州喬司勞改農場，後來轉送臨平四監。臨海工人張國平因在街頭髮表演講抗議而被判勞動教養兩年，還有人因在旅館電視機上書寫標語「打到鄧、楊、李」而被判兩年徒刑[17]。
在六四之後，杭州有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爬上浙江省政府大樓樓頂降半旗，並因此獲刑。6月18日，杭州公安在嘉善縣公安局協助下，抓獲向美國之音提供「浙江省府爲北京死難學生下半旗致哀」消息的張偉平，並指其「造謠誹謗」。8月26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張偉平有期徒刑九年[17]。
杭州市民團負責人王九紅、錢偉、孫光清被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判刑2-3年。秦山核電站技術人員謝志堅、蓋宇峰因組織示威遊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判刑。李延根、廖建克等人因聯繫台灣，被以「反革命特務罪」或「叛國投敵罪」判刑。義烏鄉村中學教師鮑瑞清因給當局有關部門寫信表達抗議，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44]。
浙江教育學院學生毛國良在6月2日至12日間，先後以浙江教育學院一中學教師等名義，書寫系列詩《掀巨浪》、《祭魂曲》、《孩子，你站起來吧！》等七首和《退黨聲明》一份，由他人謄寫後分別張貼在浙江教育學院學生宿舍和杭州大學第四食堂等處，影射中國領導人是「妖魔」，「兇手」，指責解放軍是「窮凶極惡的劊子手」，認為六四鎮壓是「圖窮終於匕首顯，豺狼發瘋又發狂」。與此同時，毛國良還將6月5日的香港《文匯報》剪貼，編排，複印後，將其中六份與他人一起張貼於杭州延安路、解放路等處，進行宣傳。6月18日，毛在「專升本」的畢業典禮上被捕[20]。
寧波服裝聯合進出口公司外銷員蔣傑在運動期間在家裡擬定並印製傳單，上街散發，抗議「大屠殺」，並於8月3日被逮捕。此後被以「反革命煽動罪」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1989年之前蔣已經曾因組織文化和時政沙龍，倡導政治民主化而被當地警方監控，並定性為「非法組織的骨幹」[20]。
浙江被關押者年齡最小的是紹興嵊縣職業學生金秀元，高中剛滿18周歲，年齡最大的是59歲的玉環縣楚門鎮退休工人、聯防隊員葉良才。刑期最長的是杭州花圃工人馬德良（因組織「勞動黨」被判13年），其次是浙江教育學院學生毛國良（7年，「反革命宣傳」罪），以及浙江美術學院學生張偉平（9年，1990年底改判為5年）。到1993年9月中國申辦奧運會期間，毛國良被釋放。麗水師專大一學生胡文奎、寧波裝潢工人鄔偉海最後在獄中精神失常[45]。
Remove ads
外部鏈接
另見
參考文獻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