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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上海武裝叛亂陰謀
1976年10月上海政治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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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上海武裝叛亂陰謀[7]是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後挫敗「四人幫」餘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在上海發動武裝叛亂計劃的歷史事件。事後四人幫在滬殘部被清查,部分「罪大惡極」者被追究刑事責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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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陸續奪取《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之權。在1月6日「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召開後,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權旁落,張春橋、姚文元等上海造反派奪得上海市領導權。此事被毛澤東評價為「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1]:782。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依毛澤東意見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8]。經數年苦心經營,上海已成為四人幫的重要據點。
由於四人幫無法從葉劍英處奪取軍權,便開始組織民兵,建設「第二武裝」[9]。1975年7至11月,王洪文受毛澤東批評後回滬,期間專程察看武器倉庫,帶領民兵負責人打靶,同時指示上海民兵進行各種戰備訓練。9月,王召集民兵負責人開會,要求加緊製造武器,訓練民兵。後張春橋指示馬天水加強上海武器生產。到1976年,上海民兵已有9個師、602個團、1287個營、1.87萬個連[註 1],適齡在冊人員共309萬人(含郊區),並分有多個專業兵種,擁有各種槍枝22萬餘件,火炮1900餘門,火箭筒2600餘具,各種車輛500餘輛,以及耗資100多萬人民幣建造起來的上海民兵101艇。期間亦派員考察地形為游擊戰做準備[5]。
1976年6月,毛澤東病重,王洪文多次催促市委為民兵發放武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密議「軍隊要出亂子,要打內戰」,「手裡要有點力量」。王告知市民兵指揮部「當前復辟勢力很嚴重」,要「準備打仗」。馬天水等突擊發放武器裝備民兵,發槍74200支(一作75842支)[5],炮300門,彈藥100餘萬發,為權力鬥爭備戰[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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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毛澤東逝世後,王洪文、張春橋多次告誡其在滬親信「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考驗」、「上海要有大考驗,要打仗」、「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準備上山打游擊」[5]。
1976年9月21日,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徐向張報告丁盛同市委談話及民兵發槍問題。張表示支持並作了布置。27日,張下發三點指示:
(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
(二)今後中央搞集體領導;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北京被隔離審查。次日,經華國鋒、葉劍英商議,決定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出面通知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及上海警備區政委周純麟到中央開會,以打亂部署,防止叛亂爆發[9][10]:278,並下令「加強戰備」,「防止內潛外逃」[11]。期間馬天水不敢打電話至上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早已失聯。此外,衛生部部長劉湘屏也回報江青已經失蹤[11]。徐景賢等聯繫四人幫在京的親信,亦無更多消息[2]。儘管聯繫上了人民日報社的魯瑛,但魯沒講幾句,即掛斷電話[12]:1562。23時,文化部的于會泳將吳慶彤轉告給他的華國鋒決定「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的消息告知徐景賢[11],徐根據當天各種情況,懷疑事態有變,持續保持與北京的聯繫,等待更多消息[2][13]:225。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召集上海各新聞單位負責人在康平路小禮堂開會,要求各媒體不得播發新華社關於四人幫的報道,做好輿論準備,並布置了新聞單位保衛工作[11]。會議期間,徐舉了1968年華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一電台台長堅持宣讀抗議書的事跡[12]:1563。朱永嘉告知解放日報社的王景「報紙宣傳要多登自己的,要準備堅守陣地」。當晚,朱命令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播出此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已指令停播的《按既定方針辦》《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兩首歌曲[14]:6[11]。

10月8日,徐景賢、王秀珍聯繫到在京的馬天水秘書房佐庭。房佐庭稱馬「老胃病又犯了」,徐、王聯繫馬天水愛人後,確定馬無胃病。及後金祖敏[註 2]的秘書繆文金準備回京,市委與其約定,如情況正常,回電「已到了北京,一切都好」;有問題但不嚴重,則稱「身體不舒服」;若確有中央領導被捕,則稱「心肌梗塞」[13]:224[11][12]:1563。當天17時,徐景賢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會議期間,祝家耀電告康寧一「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及後繆文金、劉慶棠等發出「我娘心肌梗塞」「馬老不接電話,我們(文化部)都病了,有病情」等暗號[6][12]:1565,蕭木等人頓時感到五雷轟頂:「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11]!」徐等人發覺事態有變,開始更具體地部署叛亂計劃[2]。其中,朱永嘉提議「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像巴黎公社那樣」[5]。隨後,市委在丁香花園和民兵指揮部(後轉到東湖路招待所)設點,前者負責總指揮和輿論,後者直接指揮叛亂工作。同日,奉徐景賢命令,民兵指揮部集中2500人(另有31000人待命),並派員保衛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和報社。王秀珍等三十餘人亦到民兵指揮部開會制定方案,會議決定在江南造船廠和中國紡織機械廠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並架設15部電台,進行聯絡[15]。
10月9日0時30分,王秀珍等在民兵指揮部(今俄羅斯駐上海總領事館)三樓召開緊急會議。會上,王秀珍告知與會人員「中央出大事了」,並召開數次會議,提出「組織工人大罷工、發動工人大遊行、貼大標語」,以示抗議。這一議案獲上海市總工會和婦聯的支持[13]:227。02時30分,徐下發手令,將駐電台某部的一個連和駐市委機關的一個連改隸廣播電台和市委辦公室指揮。同日上午,馮國柱等在丁香花園指揮部召開了十區5個民兵師的緊急戰備會議,會上決定將「兩個決議」[註 3]登報並表示擁護,但不提「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12]:1574;以「加強戰備」之名就叛亂作了具體部署,爾後這些頭目即進入基本指揮點。他們在指揮點上身藏兵器,指使民兵報務員架設15瓦電台15部,於9日18時與各區溝通聯絡,各區也動用電台58部。同時,停泊在江南造船廠的「上海民兵101艇」也架起高射機槍[3]。
9日下午,在指揮部宣布調集民兵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同時[10]:279,上海市委常委會召開,討論修改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稿。19時,徐景賢數次打電話給馬天水,詢問王洪文等近況,馬天水以「他們身體很好,工作比較忙,沒有時間和我個別談了」搪塞了過去[12]:1574。與會人員感到虛驚一場,立即起草了擁護「兩個決議」和華國鋒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電報。當晚,王秀珍與徐景賢商量後,電告施尚英將原定調集待命的31000名民兵(實到11000名)遣散,只保留2500人值班。並通知廖祖康遣散在東湖路招待所的總工會人員,但廖祖康陽奉陰違,人員並未散去[12]:1575。
10月11日後,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不斷通過外國電台和火車傳入上海[12]:1577。12日下午,聽聞粉碎四人幫消息的陳阿大、葉昌明、馬振龍等骨幹人員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開會,策劃武裝叛亂行動。當晚,馮國柱、黃濤、廖祖康等於康平路市委辦公室小禮堂開會,表示「大幹,堅決幹」,提出以舊萬噸輪在吳淞口沉船封航,拉鋼錠堵塞機場跑道[註 4],斷電停水,舉行遊行示威、罷工停產,以示抗議[2]。此外,朱永嘉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口號,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告世界人民書》,並派員保護電台、電視台和報社,以示「決一死戰」[15][13]:228。與會的馬振龍痛哭流涕,支持舉事[12]:1583。期間馬天水來電,要求「一切等我們回來再安排」,加之王少庸認為情況尚不明朗,決定待馬天水等會滬後再作決定。會議一直開到13日凌晨,王知常認為四名幹部膽子太小,會議將無實際結果。他斥責與會人員「這樣拖下去,把時機都拖光了」,憤而離場。與會人員隨之散去[12]:1587。稍後,葉昌明表示已與婦聯商定召開區、縣、局的工會、婦聯幹部會議,向下級傳達粉碎四人幫的情況[5][10]:280[13]:228。
13日,指揮部頭目施尚英、張敬標趕製出「捍一」[註 5]「方二」[註 6]兩套叛亂方案並編制了實施方案。「捍一」「方二」的主要內容如下:
- 「捍一」
-
- 控制首腦機關、報社、廣播電台、橋梁、車站、碼頭、機場和交通要道;
- 確定指揮核心人員名單;
- 開設指揮所;
- 兵力部署;
- 重點支援地域和反空降;
- 口令、暗令、標記;
- 彈藥補給和武器修理;
- 加強社會面控制等。
不過,編制「捍一」「方二」的施向英,自知以民兵對抗正規軍無異於以卵擊石,最後回江南造船廠通知民兵不可擅自行動,穩定了民兵[12]:1582-1583。
13日上午,上海市總工會召開緊急會議,與會人員49人。會上議論紛紛,有的表示「王洪文是我們工人領袖,不可能是反革命」;有的認為粉碎四人幫「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鄧小平路線的繼續」;亦有要求誓死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者[12]:1589。會後,王明龍將吳斌等人擬好的17條口號送葉昌明辦公室,並請唐行南在「文字上把把關」[14]:12。葉昌明認為口號「太中性」,於是葉與黃金海、馬振龍等修改口號,增加四條,共計21條:
1. 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2. 誓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3. 徹底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4. 深批鄧小平,痛擊右傾翻案風!
5. 要搞馬克思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6. 要團結,不要分裂
7.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
(18)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
(19)絕不允許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20)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同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鬥爭到底!
(21)全國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同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鬥爭到底![12]:158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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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1979年)
葉劍英(1955年)
為穩定全國局勢,華、葉就上海問題做了周密部署,加之上海市民「堅決抗爭」,叛亂計劃遭迅速瓦解。
10月7日,在馬天水、周純麟被命令進京開會的同時,華、葉二人命令駐蘇州、無錫一線的第六十軍和東海艦隊從水陸兩面鉗制上海,嚴防事態變化[10]:278。後又命令馬天水電告徐景賢、王秀珍10日到北京開會,並將之隔離,打亂原定的叛亂部署[5]。
葉劍英同上海馬天水等的談話(節錄)[16]
11日,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受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華國鋒、葉劍英、陳錫聯、吳桂賢等接見。華國鋒親自與馬、徐、王談話,爭取三人「和中央站在一起」[17]。三人經過思想鬥爭,表示服從。華國鋒對三人表示信任,並以中共中央名義派其回滬做工作[10]:278[17]。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撤銷王、張、姚在滬一切職務,並派工作組解決上海問題。中央軍委亦部署軍隊,抑制破壞活動[1]:987。
與此同時,叛亂活動也受到有關黨組、民兵和群眾的反對。如在中國紡織機械廠內,民兵指揮部架電台、調民兵,參與戰備的行動,引發場內幹部群眾懷疑。廠黨委副書記召集一些幹部商量對策:召開幹部會議、轉移槍彈及派員掌握情況。民兵團副團長李國華以送棉大衣為名,進入指揮點偵查;另一副團長彭德新秘密攝影,提供證據。12日,經黨委研究,姚雄飛被張秀派往南京軍區將情況越級上報至彭沖秘書處[18],軍區得知後,立即轉告中共中央[19]。
13日,馬天水等返回上海。回滬後,四人先找三名市委常委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開碰頭會,了解上海情況,傳達北京打招呼會議精神,通知15時開常委擴大會議。因意見分歧,擴大會議延至當天16時召開[2]。會上,馬天水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表示「不要動了」,與會人員群情激憤,認為華國鋒等抓捕四人幫有悖黨紀。不過,與會人員感到抗議、罷工、張貼標語已不適當,陸續退場[19][10]:281[13]:232-233。下午,民兵各指揮所全部撤銷[13]:238,原擬的口號也全部銷毀[14]:13。當天晚上,謝鵬飛到馬天水家討論武裝起義,馬天水回答「軍隊不在我的手裡,民兵根本對抗不了軍隊」。二人自知大勢已去,抱頭痛哭[12]:1592。叛亂計劃最終未能施行,上海局勢風平浪靜[13]:235。14日,市委召開區縣局幹部會議,進一步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告知了四人幫覆滅的消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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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在徐景賢等籌劃舉事之時,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在滬不脛而走,上海市民、幹部和知識分子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前期主要是張貼大字報,舉行集會遊行等,表示對「兩個決議」[註 3]的支持[2]。但時有人混入其中破壞,試圖製造混亂[20]。
14日,南京路、外灘、徐家匯、康平路等地陸續出現反對四人幫的標語、漫畫及大字報[18]。19日,上海十六所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及工人和紅衛兵代表到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罪行大會[2]。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活動到10月下旬更達高潮,參與者750萬人次。官方市志認為這些活動「充分表達了上海人民對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大振人心的心情」[5]。面對群眾憤怒,四人幫餘黨控制的上海市委束手無策[2],兩度向中央「告急」,聲稱將對群眾運動予以鎮壓[20]。
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北京市玉泉山召開政治局會議,指應及時派員至上海處理四人幫餘黨問題。經討論,決定建立以蘇振華、彭沖、倪志福為核心的上海工作組到當地恢復秩序[6]。先行派出了100多人到滬借「了解1977年計劃安排情況」之名接管上海。工作組成員下榻國際飯店,陸續進行接管工作[18]。
在《關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中發〔1976〕16號文件)下發次日(10月19日),蘇振華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就接管上海問題作了研究[2]。在20日的正式會議上,工作組正式決定進入上海。當晚,蘇振華等乘坐專機從西郊機場秘密飛往虹橋機場。李彬山、康寧一得知消息,前來監視,但不敢盤問[6]。
徐景賢等向中共中央發去的致敬電(節錄)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我們一定不辜負黨中央對上海軍民的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指示,遵循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火力,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清算「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上海軍民決心和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徹底粉碎「四人幫」挑撥離間、製造分裂的罪惡陰謀,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我們信心百倍、鬥志昂揚,堅決響應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三項基本原則,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們一定要進一步掀起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高潮,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鼓起更大的幹勁,努力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奪取更大的勝利,讓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放心!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我們信心百倍、鬥志昂揚,堅決響應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三項基本原則,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們一定要進一步掀起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高潮,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鼓起更大的幹勁,努力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奪取更大的勝利,讓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放心!
21日,工作組在海軍護衛下到達水電路海軍上海基地。在基地招待所,蘇振華召見馬天水,要求其貫徹打招呼會議及中發〔1976〕16號文件精神,馬天水表示服從;後蘇振華等三人與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談話。王秀珍欲單獨同倪志福談話,但未獲批准。稍後,蘇振華等三人告知馬、徐、王10月24日中國各地將召開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要求其搞好上海的分會,並警告他們「不要再搞小動作,不要搞什麼所謂的『合法鬥爭』」[20][6][2]。當天上午,三人又同從南京趕來的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副參謀長張挺商談工作,蘇提出將上海警備區兩名與武裝叛亂活動有牽連的人立即調回南京,並另派人員協助工作組工作。稍後,蘇振華等三人返回北京和南京[2]。24日,徐景賢在工作組的工作下,在滬舉辦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並向中共中央和華國鋒發去致敬電[17]。
10月25日,中央工作組相繼進入市委和市革委會各個組辦,受到熱烈歡迎。工作組平反了部分冤案,整頓了一批領導班子,為榮毅仁、趙丹、袁雪芬等落實了政策[2]。26日,蘇振華等乘飛機返回上海。同日,經華國鋒提議,中共中央根據此前政治局的決議,宣布改組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員會,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倪志福兼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彭沖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二副主任;王、張、姚被撤銷在滬黨內外一切職務[6][17]。
27日,蘇振華、彭沖、倪志福召開全市部委辦、區縣局幹部大會,宣布了中央改組市委的決定。會上,張承宗揭發馬天水要求趕製大量手銬,馬因此驚慌失措,無言以對。賀汝儀受此事震動,生怕其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寫信告發自己親家之事被揭發,於28日跳樓自殺身亡[2]。同日起,蘇振華等連續數日在錦江飯店召開市委常委會,要求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和常委張敬標、馮國柱等人必須列席會議,交代和揭發問題[20]。馬天水等自知罪孽深重,避重就輕,負隅頑抗,最終蘇振華決定對七名「民憤極大」的市委常委移交警備區隔離審查,陳阿大等六人送回原單位專案審查。後工作組追查到馬天水等策動叛亂的大批罪證,基本查清了四人幫餘黨於10月8日至20日的所作所為[20]。同時,工作組及市委整頓公安機關,重建治保組織,恢復社會秩序[1]:987。
為團結民兵,蘇振華力排眾議,決定允許上海民兵參與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大會。11月1日,上海民兵在人民廣場集結,並於南京路、外灘舉行武裝遊行,以示效忠[6]。
經過整頓,上海生產生活秩序逐漸步入正軌,經濟活動也恢復正常。到1977年底,上海經濟全面回升,全市國民生產總值上升9%,達文化大革命以來最高水平。1977年4月,隨著整頓工作完成,中央工作組大部分成員陸續撤出上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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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作組進駐後,上海市舉行了五次全市揭批大會[22],其中4次設主會場,主會場一般有1萬餘人列席,另組織全市黨支部委員以上的23萬人收聽大會廣播。各系統召開的萬人批判會亦有20餘次[2]。
1976年11月11日,上海市成立清查「四人幫」專案辦公室,負責當地的揭批查工作[12]:1594,各系統也相應建立清查機關。1977年1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3人停職審查,6月被依法逮捕[15]。次日(1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增選林乎加、嚴佑民、王一平為市委書記,推動上海的揭批查工作[4]。有關工作遵循「三個區別,三個切開」原則[註 8][23]。
1979年12月21日,上海市委批准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市委紀委籌備組、市委組織部《關於做好受審人員的定性處理和工作分配的意見》,確定對受審人員的定性和工作分配,由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市委紀委籌備組、市委組織部共同負責,分別辦理。審查工作採取「從寬、從緩」的方針,「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如說明清楚不作結論;對於犯錯誤(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凡真誠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認識自己的錯誤,接受教訓者寬大處理;對陰謀家、野心家、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一律開除黨籍[22]。
在清查過程中,共確認713人為四人幫及其餘黨的依靠力量,但基於「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的原則,最終只審查約四百人,其中逮捕、判刑90名,定嚴重政治錯誤的25名,定政治錯誤的39名,其餘大多經審查回原單位工作。「羅思鼎」本部45人,非本部人員240餘人。經查,其中參與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有51人,定敵我矛盾的6人,認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1人,38人被認為「說錯話做錯事」,其餘回原單位或分配到基層工作。同時還逮捕了458名打砸搶分子[4]。清查工作到1979年基本結束,至1980年底,全滬有5385人被列為清查對象,其中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52人,定為四人幫在滬重要骨幹9人[15]。至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前,經過清查四人幫有關人員,清理打砸搶分子(含補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理及處理突擊入黨,合計查處犯「三種人」錯誤或罪行者10747人,判刑903人,不符合黨員條件而脫黨的4783人[23]。期間獲得的罪證有98件選入中央印發的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期間,上海市提供了174件證據。嚴佑民因此獲彭真表揚[4]。
1982年6月26日、7月2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及分院向市高院、市中院起訴徐景賢、王秀珍、陳阿大、馬振龍、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朱永嘉等8名重要案犯,馬天水因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檢驗核實[24],決定免予起訴,取保候審[15][25]。1982年7月13日~8月23日,該案被公開審理,期間共開庭33次,旁聽人次1.3萬餘人。8月21日及8月23日,上海市高院、中院分別做出裁定:
至1987年6月3日,全滬作出黨紀處理的共1801人,其中開除黨籍136人,留黨察看54人,撤銷黨內職務47人,其他黨紀政紀處分1157人,免予處分407人。依法判刑57人。在立案審查的文化大革命前原局級以上65名幹部中,作出黨紀處理的27人,其中開除黨籍8人,留黨察看4人,撤職6人,嚴重警告3人,警告2人,免予紀律處分4人,其餘38人視為「政治上犯了錯誤」,按「說錯話做錯事」論[22]。
20世紀90年代後,徐景賢等人陸續刑滿釋放,大多安置回原單位[註 9],享受醫保和退休工資,但入獄前的工齡全部清空,退休待遇較低[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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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據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的江澤民曾參與上海工作組協助平叛[26],但江澤民逝世後,官方播發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27]《江澤民偉大光輝的一生》[28]均未提及此事。
參見
注釋
- 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
- 三個區別,即「把少數跟著『四人幫』幹壞事,陷得很深的,同受『四人幫』的影響,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區別開來;把正常的工作關係,同陰謀詭計區別開來;把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以前上當受騙犯了錯誤,同打招呼會議精神傳達以後堅持反動立場負隅頑抗的區別開來」。三個切開,即「充分肯定上海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革命傳統和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做出的貢獻與『四人幫』妄圖把上海作為篡黨奪權的基地嚴格切開;充分肯定上海民兵在維護社會治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與『四人幫』妄圖蒙蔽廣大民兵進行反革命武裝叛亂嚴格切開;充分肯定上海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與『四人幫』網羅壞人,結幫篡黨的罪行嚴格切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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