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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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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法院指的是臺灣日治時期的司法機關，泛指依照〈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1895年10月7日）、〈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1896年5月1日）等法令設置的各級法院、支部與出張所[1]。日治時期的法院制度歷經變動，大致可分為一審時期、三級三審時期、二級二審時期、二級三審時期、二級三審四部時期、戰爭末期[1]。 日本帝國接受台灣之後，翌年（1896）即建立了近代之法院體系，實施近代之訴訟制度，而同時期之中國大陸，清帝國直到1910年才延攬日本學者起草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
沿革
1895年乙未戰爭時期，依照該年6月28日的地方官暫訂官制，由警察部掌管刑事裁判，縣內務部掌管民事裁判，而到8月6日時，改由臺灣總督府陸軍局法官部來掌管司法裁判（民政局民刑課也有所參與），10月7日發布〈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依照此日令設置的「臺灣總督府法院」於11月20日正式運作，底下11個支部也陸續設立運作，其名單如下[1]：
而由於〈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為一軍事命令，故性質上算是軍事法庭，且僅有一審，還不完全算是近代性法院（獨立於行政、立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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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總督府在明治廿九年（1896年）3月31日宣布結束軍政，自4月1日起施行民政，因此司法裁判也要脫離軍事機關的掌握，但是因為日本的〈裁判所構成法〉不適用於臺灣，遂在5月1日以律令第一號公布〈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依此法設立的法院於同年7月15日開始運作[1]。
在此律令之下臺灣的司法制度改為三級三審制，設有地方法院、覆審法院與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掌管第一審民刑事裁判與刑事預審，覆審法院掌管不服地方法院判決而提起的訴訟（事實審、法律審），若不服覆審法院判決則可再向高等法院提起上告（法律審）[1]。高等法院與覆審法院都在臺北（各一間），另將11支部改為地方法院，再增加臺北、臺中地方法院，後來數量仍有所變動；地院名單如下[1]：
然而在一般司法制度之外，於明治廿九年（1896年）發生的雲林大屠殺事件中引入日本在明治廿三年（1890年）已廢除的「臨時法院」制度[1]。依照該年7月11日的律令第二號，發生事件時總督府法院可在事發地設立「臺灣總督府臨時法院」迅速審判涉嫌抗日者[1]。臨時法院由五位判官組成，僅一審終結，僅有例外情形時才可提上訴或再審，管轄事項包括「意圖顛覆政府，竊據國土及其他紊亂朝憲而犯罪者」、「意圖反抗施政以暴動犯罪者」、「意圖對具有重要官職者加以危害而犯罪者」、「觸犯有關外患罪者」[1]。而由於臨時法院的判官與檢察官都來自覆審法院或高等法院，且不隸屬軍事機關，故性質上不算是軍事法庭[1]。
明治卅一年（1898年）7月20日開始施行依該年律令第16號修改過的〈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其中最重大變革即是廢除高等法院，變為二級二審制，此外臨時法院合議庭改為僅由三位判官組成，管轄事項增加「犯匪徒刑罰令所揭之罪者」[1]。然而由於有「控訴預納金」制度，要求受重罪輕罪判決擬提起訴訟者要先繳保證金，影響人民就刑事案件進行第二審的權利[1]。另外明治卅二年（1899年）律令第一號宣布1895年5月8日以前發生訴權的民事案件，自該年4月1日開始地院不再受理（後以律令第5號延到該年10月1日才停止受理）[1]。
此時的地方法院剩下臺北、臺中、臺南，除臺中外，各設有一～三出張所，其名單如下[1]。
臺灣的地方法院在明治卅二年（1899年）6月開始辦理日本人的「建物登記」與其他日本民商法上的登記，明治卅七年（1904年）2月10日起開始辦理公證事項，同年（1904年）5月地院出張所得審理業經預審的刑事案件[1]。隔年（1905年）因〈臺灣土地登記規則〉施行，於地院和出張所設置「登記所」[註 1]，辦理公證業務與業主權、典權、胎權、贌耕權，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8月再增加辦理船舶登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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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八年（1919年）8月8日以律令第四號再次修改〈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18]，重新設置高等法院，但廢除覆審法院，不過於高等法院內設置「上告部」與「覆審部」，分別處理第三審與第二審，故雖然只有二級法院但為三審制[1]。「上告部」由五位判官合議審判，對第三審上訴（上告）、抗告與政治性案件做成最終裁判，其法律見解拘束「覆審部」與各地院；「覆審部」由三位判官合議審判，處理第二審上訴（控訴）及抗告，相當於日本的「控訴院」[1]。此外「臨時法院」制度也於該年（1919年）宣告廢除，其管轄事項改由高等法院上告部為第一審與終審法院；律令第六號（1919年）也廢止了「控訴預納金」制度[1]。
此時原本的「地方法院出張所」改稱「地方法院支部」，「登記所」改成「地方法院出張所」，最初設有臺北、臺中、臺南三個地院與宜蘭、新竹、嘉義三個地方法院支部[1]。大正十二年（1923年）1月1日日本民商法適用於臺灣後，臺人與日人都可到法院辦理日本民商法上的各種登記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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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二年（1927年）再次修改〈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於7月10日施行新制，使得臺灣司法制度實質內涵更接近日本本土的司法制度（四級三審）[1]。該制度在地方法院設置「合議部」與「單獨部」，「單獨部」所進行的第一審裁判，不服者可向「合議部」提起第二審上訴，再不服則向高等法院上告部提起第三審上訴，而若由「合議部」進行第一審裁判，則由高等法院覆審部、上告部進行第二、三審[1]。
臺灣司法的高等法院上告部、高等法院覆審部、地方法院合議部、地方法院單獨部，相當於日本本土的大審院、控訴院、地方裁判所、 區裁判所，故是以「二級三審四部」來替代日本的「四級三審」[1]。
而在法院數量方面，昭和八年（1933年）3月15日增設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該支部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12月20日升格為高雄地方法院；昭和十一年（1936年）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出張所改制為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昭和十三年（1938年）5月4日臺北地方法院新竹支部升格為新竹地方法院[1]。故昭和十五年（1940年）左右，臺灣共有五個地院，三個地方法院支部，另有38個地方法院出張所[1]。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皆設有檢察局，並配有檢察長官和檢察官，地方法院支部則是僅有檢察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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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八年（1943年）2月24日，日本的〈裁判所構成法戰時特例〉開始於臺灣施行，使得特種民刑事案件不再進行第二審上訴（控訴），不服地院單獨部判決者，得向高等法院覆審部提起「上告」；不服地院合議部判決者，得向高等法院上告部提起「上告」[1]。而到了同年11月5日，所有民刑事案件均改為二審制[1]。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司法體係由中華民國的臺灣高等法院接收，直屬於司法行政部[1]。
歷任首長
判例集
台灣總督府法院之裁判書，質量相當高。1995年日本文生書院有出版一套【覆審 高等法院判例】，可供參考研究[22]。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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