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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里希·柳什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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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俄语：Генрих Самойлович Люшков，1902年6月6日[a]—1945年8月19日），原名亨利希·什穆列维奇·柳什科夫（Гейних Шмулевич Люшков），俄罗斯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最高軍階為三级國家安全委員，曾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三人法庭”成员之一。[1]他组织了苏联境内首次大规模强制驱逐某个民族的行动——以毫无根据的“可能支持日本军队”为借口，对朝鲜族的驱逐行动。
1938年，他因担心即将被捕而逃往满洲国，并向日本情报机关投降。此后，他在国外详细揭露了“大清洗”的内幕，披露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段，还曾向日本当局提议策划刺杀斯大林。日本政府为他改名并授予日本国籍，他一直在日本生活到二战结束前，被关东军军官所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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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俄历1902年6月19日，亨利希·柳什科夫出生在俄罗斯帝国敖德萨。[2]他的父亲是久尼基夫的市民、裁缝[1][3]什穆尔·沙伊-格尔佐维奇·柳什科夫（1857—1921），[4]母亲是拉希利·所罗门诺夫娜·柳什科娃（又名鲁赫利，1868—1939）。一家人住在叶卡捷琳娜街22号10室。[5][6]他在国立六年制学校就读，[3]毕业后从1916年起在私人企业工作。[3]
1916年，他在进入夜校学习。同年1月至次年2月，他在苏哈诺夫的汽车用品公司担任办公室助理。[7][來源請求]
1917年，柳什科夫成为革命者，并于同年7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3]
在俄国内战期间，他在红军作战，到战争末期担任红军某步兵旅的政治部主任。[1]1919年6月至7月，他在中央政治课程学习，1920年进入人文社会学院深造。[7][來源請求]
1917—1918年间，他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半百人小组的成员。同年，他以普通士兵身份加入敖德萨的赤卫队。自1918年起，他进入契卡机关工作。1918年至1919年2月，他在敖德萨革命委员会成员费奥多尔·科尔纽申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曾被捕后逃脱。随后他前往尼古拉耶夫，成为第一尼古拉耶夫苏维埃团的普通士兵，参加了在日梅林卡车站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的战斗。自1919年5月起，他担任基辅省共产党（布）委员会的军事组织助理。在红军服役期间，他既是士兵又是政治学员。1919年8月至9月，他听命于第14军政治部；1919年9月至11月，担任冲击独立旅的政治指导员；1919年11月至12月，任该旅政治部秘书。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他任第57步兵师第2旅政治部主任。[7][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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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至1938年，亨利希·柳什科夫在乌克兰、莫斯科和远东地区的契卡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担任领导职务。[3]
1920年6月至9月，他担任第57步兵师特别部门的专员。9月至10月29日，他任蒂拉斯波尔县契卡军事事务专员；10月29日至11月18日，暂代蒂拉斯波尔县契卡政治部副主任职务。1920年11月18日至1921年4月，他任敖德萨省契卡注册科信息负责人。1920年，他任蒂拉斯波尔契卡副主席，随后在敖德萨契卡及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格别乌分部担任多个职务。1924年，他任普罗斯库里夫地区OGPU部门主任，随后调往哈尔科夫，进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别乌工作。[來源請求]
1930年，他被派往德國，負責组织工业间谍活动。据柳什科夫本人回忆，因其成功从容克斯航空公司获取工业机密，斯大林曾亲自感谢他。[1]
从德国归来后，1931年，他任乌克兰格别乌秘密政治部主任。同年，他调入OGPU中央机关工作。[1]
1933—1934年，柳什科夫负责监督所谓的“斯拉夫学家案”（又称“俄罗斯民族党案”），[1][8]亲自主持审问，并批准了格别乌捏造案件的起诉书。[9][查证请求]
1934年12月，亨利希·柳什科夫参与了对谢尔盖·基洛夫遇刺案的调查，同时试图阻止尼古拉·叶若夫和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干预案件调查。后来他投靠日本人时曾宣称，基洛夫的刺杀者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是精神病患者，而非调查所指的“季诺维也夫恐怖组织”成员。但当时的分歧并未使后来成为内务人民委员的柳什科夫遭到记恨，相反，他仍受到重视。柳什科夫在1934—1936年期间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亨里希·亚戈达的器重：从列宁格勒回到中央后，他起草了NKVD最重要的命令和对党中央最关键的报告（以亚戈达名义），并利用这些职权对秘密政治部的局势进行监控。[10]
1935年至1937年间，柳什科夫参与了多起政治审判的筹备工作，其中包括主持对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案及红军中“反苏托洛茨基组织案”的调查与审讯。[3]
1936年8月29日，他出任內務人民委員部亞速海-黑海边疆区地方局長。[11]在任期间，他主持了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仅到1936年12月，就在他的指挥下逮捕了两百多人。[1]
1937年7月10日至31日间，他是边疆区“三人法庭”的成员，[12][13]积极参与了当年的大规模镇压行动。[14]
1937年7月3日，[與來源不符]他獲颁列寧勳章。[7][3]
1937年7月31日被調往遠東，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远东边疆区管理局局长。[15]他自同年8月9日起任职，直至1938年6月越过边境向日本当局投降为止。[3][1]
由于日本开始入侵中国，该地区的局势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高度关注。1937年6月28日，柳什科夫曾与斯大林进行了一次十五分钟的谈话，亲自接受了后者对其未来职责的简要指示。[來源請求]
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后，柳什科夫立即以“托洛茨基主义”为名，指控并主导逮捕了其前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局长捷连季·杰里巴斯，以及该地区和滨海边疆区的多名NKVD官员，[16]还有“远东建设”信托公司的负责人爱德华·别尔津。[來源請求]
在任內，柳什科夫在远东组织了大规模的无根据镇压，[3]是大清洗和對遠東地區的高麗人[1]和華人進行集體強制流配的主要策划者。前者是苏联境内第一次对整个民族进行的大规模强制迁徙。[1]
1937年12月，柳什科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代表远东边疆区的堪察加-科雷马选区。[3]他于1938年前往莫斯科出席第一届会议。据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回忆，柳什科夫在会上察觉自己被人跟踪，并忧虑地向他提及此事。然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部长向他保证，他与叶若夫对柳什科夫并无怀疑，相反，还在采取措施保护他免遭无端指控。柳什科夫却将这番话理解为对其疑虑的回避和推脱。[10]
总结
视角
柳什科夫是亚戈达提拔的地位最高的官员之一，即便在亚戈达失势后，他仍长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柳什科夫设法向新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后者也因此为他挡下了一些不利材料。[1]亚戈达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而在1937—1938年间，接受审讯的契卡人员往往在提到前人民委员亚戈达时，也一并提到柳什科夫的名字。前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季米特里·洛尔德基帕尼泽等人曾报告称柳什科夫属于反革命组织，但叶若夫并未将这一情况上报斯大林，而是要求弗里诺夫斯基审讯亚戈达，以证明柳什科夫与此无关。亚戈达副手格奥尔基·普罗科菲耶夫的证词中有关柳什科夫的内容也被删去。弗里诺夫斯基曾表示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庇护柳什科夫，但最终被叶若夫说服。[10]
在柳什科夫被调往远东之后，有关他的新的不利材料送到了上面——来自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反间谍处处长列夫·米罗诺夫，以及工农民兵总局副局长的兄弟尼古拉·贝斯特雷赫。叶若夫亲自重新审讯了前者，并迫使他推翻原先的证词；而后者则被定性为“普通刑事罪犯”，这使得案件得以交由警察的“三人法庭”处理，从而去掉了政治性质。[10]
然而，后来关于柳什科夫政治上不可靠的问题，被元帅瓦西里·布柳赫尔提了出来。[10]1938年4月底，柳什科夫的亲信之一伊兹赖尔·列普列夫斯基被捕；[來源請求]5月3日，柳什科夫的副手莫伊谢·卡甘因“包庇托洛茨基派的兄弟”被召回莫斯科并逮捕。这对柳什科夫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1]
这位经验老到的契卡人员很快明白，副手的被捕意味着自己也将不久被逮，于是决定逃离苏联。他提前为逃亡做好了准备——在卡甘被捕后不久，柳什科夫便将妻子和继女送往苏联的欧洲部分，她们将以“女儿需要治疗”为借口前往波兰，而相关的医疗文件早已事先准备好。等她们抵达安全地区后，妻子要按照约定，用一封措辞普通的电报，包含特定暗语的方式，通知他自己已经脱险。[1]
1938年5月26日，柳什科夫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被召回莫斯科。[1]叶若夫在电报中写道，请他表明对调往莫斯科任职的看法。电报的内容本身就泄露出真实意图——柳什科夫其实是被召回接受逮捕：电文中没有提到具体职位，只是模糊地询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央工作，而这种问法在正式调任时从不会出现；同时，还特别提到要为他“挑选继任者”，更让人起疑。[10]1938年6月，弗里诺夫斯基与列夫·麦赫利斯抵达远东，着手清洗太平洋舰队、边防部队以及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层。[來源請求]
5月28日，柳什科夫发去电报，表示感谢组织的信任，并称调任中央工作是莫大的荣誉，但同时以必须先处理完远东地区的事务为由，请求暂缓动身。此时他正等待妻子按约发来的暗语电报作为信号。与此同时，他还伪装成正在执行任务的样子，假称从驻满洲国的秘密特工那里获取了有关日本军队的情报。为掩人耳目，他甚至数次在夜间越过边境又返回，制造出在从事秘密侦察工作的假象。[1]
1938年6月12日，柳什科夫收到了妻子尼娜发来的电报，电文中出现了约定的暗语“送上我的吻”。当晚，即6月13日凌晨，他帶著蘇聯在遠東地區軍事實力的重要秘密文件越過圖們江進入滿洲國，向日本方面投降。然而，后来查明（据1962年莫斯科军区第н-796/ос号裁定，这一说法未被客观材料证实，可信度存疑[17]），尼娜在发出那封电报时其实仍在苏联境内，此后在边境被捕。她的女儿、也就是柳什科夫的继女柳德米拉，则被她的亲生父亲一家接走抚养。[1]
1938年6月9日，柳什科夫通知副手格里戈里·奥西宁-温尼茨基，说自己要前往边境地区的波西耶特，与一名极其重要的特工会面。6月13日凌晨，他抵达第59边防连的驻地，称是来检查边防哨所和边境地带的。柳什科夫身着野战军服，佩戴勋章，看上去完全是一名执行公务的高级军官。他命令哨所所长陪同自己步行前往边境的一段地区。到达目的地后，柳什科夫告诉随行军官，他要在“对面”与一位重要的满洲特工会面，对方的身份绝不能被任何人知晓，因此必须独自前往，而哨所所长则应向苏联一侧退回半公里，等待暗号信号。柳什科夫离开后，哨所所长照令执行，但等了两个多小时仍不见他回来，于是下令警报。整座哨所进入战备状态，百余名边防士兵彻夜搜索周边地区。直到一周多后，日本方面的消息传来之前，柳什科夫一直被视为“失踪”——被认为是遭到日本人绑架或杀害。实际上，柳什科夫那时已顺利越过边界，并于1938年6月14日早晨约5点半，在珲春市附近向满洲国边防军投降，请求政治庇护。之后他被送往日本，并开始与日本陆军部门合作。[10]
柳什科夫的职位由格里戈里·戈尔巴奇接任，他上任后清洗了所有柳什科夫一手提拔的人，但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被逮捕并定罪。
柳什科夫的叛逃被作为撤换尼古拉·叶若夫的理由之一。根据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警卫处处长伊斯拉伊尔·达金的回忆，叶若夫在得知柳什科夫出逃后痛哭，说道：“这下我完了。”叶若夫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也提到：
我简直快疯了。我立刻叫来弗里诺夫斯基，提议我们一起去向您汇报。当时我就对他说：“嗯，这下我们要被狠狠惩罚了。”这实在是一次极其明显、重大的情报失误——干出这种事，自然是不会有人来抚慰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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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什科夫越过边境后，他被被日本警官神本利男逮捕。此时恰巧有德国最著名报纸之一《进攻报》的记者伊瓦尔·利斯纳在场。日本边防军请他协助翻译柳什科夫的口供，利斯纳同意了。由此，日本境内的德国代表立即得知了这一事件。根据苏联驻日本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的报告，柳什科夫最初由日本方面审讯。日方随后将他提供的信息转交给德国驻日副武官、少校舒尔（Erwin Scholl）。舒尔对这些情报的价值感到震惊，立即致信阿勃维尔局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要求派专员来东京处理这批情报。佐尔格最早得知柳什科夫叛逃的消息，就是从舒尔本人那里听来的——舒尔对这位富有魅力的“德国记者”完全信任。[18]柳什科夫在谈话中猛烈批评斯大林的政策，声称自己已抱有反共立场，并透露了苏联在远东和乌克兰的部队部署情况、军用通信所用的密码系统，以及远东军区内部某个持反对态度的军官集团的存在。审讯记录多达数百页。佐尔格起初并未意识到这次叛逃事件的重要性，只拍下了德军上校报告的一半，并在1938年夏末将口供的主要内容通过电报传回莫斯科。[19]
佐尔格将那份长达一百页的报告于1939年1月送交莫斯科中心。[19]
柳什科夫的叛逃最初被日本列為國家機密，但隨後日本發現其叛逃具有很高的宣傳價值。一個月後的7月13日，柳什科夫在日本東京的山王飯店召開記者會，透露了大清洗的許多不為人知的詳情，他聲稱曾被命令協助消滅特定的官員，包括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遠東負責人弗谢沃洛德·巴利茨基、蘇聯元帥瓦西里·布柳赫尔（汉名“加伦将军”）、遠東空軍司令阿尔贝特·拉平。
後來，柳什科夫成為日本的軍事顧問，曾策劃1939年1月在索契暗殺史達林的行動，计划派遣由六名俄国流亡者组成的小组，从苏联与土耳其的边境潜入执行任务。然而，该暗杀小组中潜伏着苏联间谍，越境行动因此失败。柳什科夫还评估认为，若要对苏联发动进攻，至少需要四千辆坦克，并警告日本不要低估苏联的军事实力——这一数量远远超出当时日本所能调动的规模。
柳什科夫是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出去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在东京和大连为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机构工作（隶属“东亚研究局”，并担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部的顾问）。柳什科夫向日本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苏联军情，尤其是他们最关心的远东地区的情况。日本方面从他那里得到了苏军部队部署、防御工事建设、要塞与防御阵地等方面的详尽资料。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竟明显优于日本。他還向日本軍方詳細說明了蘇聯紅軍在遠東、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的调动与部署计划。他出卖了苏联内务部在远东地区的重要特工，并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情报行动（其中包括代号为“罂粟幻影”的行动）。这些泄密导致了关东军方面一系列积极的军事挑衅，并可能成为诺门罕战役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來源請求]他的辛勤工作給日本的情報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柳什科夫在苏联被缺席判处死刑（据1962年莫斯科军区第н-796/ос号裁定，实际上从未正式立案对柳什科夫提起刑事诉讼）。[17]在日本，他以“山口俊一”（Yamaguchi Toshikazu）的名字取得了日本国籍。[18]
此外，据《田中清玄自传》所述，柳什科夫曾是“国际合作局”（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вязей）的负责人。[20]该机构是赤色职工国际的联络部门。此前，这一职能由设在上海、隶属于赤色职工国际亚太分部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书记牛兰负责，但在牛兰被捕、机构瓦解后，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的活动转移到了海参崴。[21]当时，满洲国与苏联之间尚未划定明确边界的地区，已成为连接苏联海参崴与朝鲜之间的日苏双方间谍活动通道。柳什科夫被派往远东地区，负责监视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瓦西里·布柳赫尔。柳什科夫叛逃日本后，布柳赫尔便发动了张鼓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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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投降後，柳什科夫於1945年7月20日被派往滿洲國的日本關東軍特別情報局工作。同年8月9日，蘇聯紅軍突然入侵滿洲，柳什科夫在此期間失蹤。他的結局無人知曉，據報道稱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大連火車站的人群中。根據推測，他很有可能被紅軍俘虜，或是被日本情報官殺害。
1979年，他當時的手下片岡豐透露稱柳什科夫已遭殺害。柳田元三害怕柳什科夫一旦遭蘇聯紅軍俘虜，可能將日本的軍事機密泄露給蘇聯，因此命令片岡豐將其殺害。1945年8月19日，片岡豐於大連一家旅館的房間了會見了柳什科夫，建議其自殺，遭到柳什科夫拒絕；隨後片岡豐將其開槍打死，其遺體火化後埋葬在一個不知名的寺院中。
而根據另一個版本的說法，柳什科夫被日本人帶到大連想要引渡給蘇聯，試圖換回被蘇聯紅軍俘虜的前首相近衛文麿之子近衛文隆。柳什科夫得知後試圖逃跑，被日本軍官勒死。
家庭
- 柳什科夫的妻子是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皮斯缅娜（婚前姓克劳泽[22]），她的前夫是雅科夫·武尔福维奇·皮斯缅内——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登记处处长兼试飞员。尼娜于1938年6月15日被捕，1939年1月19日被以“叛国者家属”的罪名判处劳改八年。1940年2月1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重新审理了她的案件，决定视为已服满刑期，并将她发配流放五年。1962年获得平反后，尼娜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找到了自己的女儿——柳什科夫的继女柳德米拉·雅科夫列夫娜·皮斯缅娜。此后她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999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 养女柳德米拉·雅科夫列夫娜·皮斯缅娜于1927年5月5日出生在哈尔科夫，是雅科夫·武尔福维奇·皮斯缅内（于1930年代被枪决）的亲生女儿。在母亲被捕、继父柳什科夫出逃后，她被父亲的妹妹——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武尔福夫娜）·舒尔曼（皮斯缅娜）救出。战后，她随姑母一家迁居拉脱维亚，后来成为拉脱维亚音乐学院与里加教育与管理学院的教授，艺术学博士，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她于2010年2月1日去世。[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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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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