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諾門罕戰役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诺门罕战役（亦称作“诺门坎战役”，苏联与蒙古称“哈拉哈河战役”、“哈拉欣河战役”，俄语：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蒙古語：Халхын голын байлдаан；日本称“诺门罕事件”，日语：ノモンハン事件）是1939年5月至8月以日本帝國和滿洲國為一方，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為另一方而進行的邊界戰爭。這場戰爭從1939年5月11日直至1939年9月16日簽署停戰協議為止。蘇聯方面指揮這場戰役的統帥是朱可夫、日方主将則為小松原道太郎。雖然這場戰爭規模很大，但蘇、日雙方並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戰爭的結果以日本關東軍的失利和蘇聯的獲勝為結局，但蘇聯並無意進一步擴大戰事。爲此蘇聯在1941年4月與日本締結了《蘇日中立條約》，雙方暫時停戰並保持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侵犯性，此後兩國在二戰中一直維持和平狀態，直至蘇聯在1945年8月8日对日本宣戰並發動八月風暴行動為止。
.svg){kind=small}
Remove ads
背景
諾門罕戰爭的直接導火索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滿洲國圍繞著哈拉哈河的邊界爭端引發的。哈拉哈河發源於大興安嶺西側、摩天嶺北坡的達爾賓湖，屬於額爾古納河水系，流經杜鵑湖，並匯集於蘇呼河和古爾班河等支流，幹流由東向西經阿爾山成爲中蒙界河，在新巴爾虎左旗罕达盖苏木西南右纳罕达盖河后进入蒙古國東方省哈拉哈高勒县境内。哈拉哈河在蒙古國境内繼續西北流，於呼倫貝爾新巴爾虎左旗阿木古郎鎮以東再次成爲中蒙界河，流經额布都格口岸，於查干额热格分为南北两支幹流，北幹流（沙尔勒金河）長度52公里為中蒙界河，在巴彦温多仁楚倫和日木以南再次流入中國境内，经甘珠爾苏木（巴音塔拉苏木）匯入呼倫湖；南幹流在注入中蒙交界的貝爾湖後成爲蒙古國境内的内河，其流經長度約為41.19公里。
1734年（雍正12年），清廷設立呼倫貝爾副都统衙門管理索倫、巴爾虎等部落的牧地，并規定新巴爾虎两翼八旗與喀尔喀蒙古車臣汗部各旗的行政區邊界，沿邊界綫設立了16個卡倫，其中一个卡倫就是「諾門罕布爾德」。在諾門罕地區，邊界綫劃在哈拉哈河以東約15公里至20公里處，史稱“雍正界綫”。
1912年後，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在1919年發行的發行的《中華郵政輿圖》（Postal Atlas of China）中，仍以“雍正界綫”作爲兩個部族閒的行政界綫[6]。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外蒙古方面主張維持河流界限劃定的現狀。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於1932年成立。日满当局早期也承認“雍正界綫”，如1932年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發行的地圖，1932年东京朝日新聞專賣社發行的《最新大满洲國地圖》，1935年以前滿洲鐵路出版局發行的地圖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關東州政廳發行的地圖等，在外蒙古境内的南幹河流域，都以哈拉哈河東岸約20公里处爲國境綫。
1937年下半年，日本關東軍主張在外蒙古境内41.19公里長的南幹河段應視爲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界河，並向河東岸派出了邊防警備隊，這無異於推翻了日本方面先前對現有國境綫的承認，因此加劇了邊境綫的緊張態勢[7][8]。
雙方的軍事戰略部署
從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就一直將蘇聯視爲威脅其滿洲地區利益的敵對囯，同樣，蘇聯也將日本視爲遠東方面的威脅，雙方都爲此做了針對性的軍事戰略部署。
“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满议定书》於1932年9月15日簽訂。第二条规定：“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以该议定书为基础，日满军事协定委员会制定了《日满守势军事协定案》，规定当一方或双方遭到第三国侵略时，两国军队将在日本国军事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1932年起，日军开始以四年计划旨在充实驻满洲兵力、改善装备等应急的军备建设。[9]
1933年，日军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1个机械化旅、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约80架飞机，兵力约5万人，加上日军驻朝兵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在与苏军远东兵力的对比上，驻满洲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始终保持相当于苏军的十分之八，并尽早将航空兵力增强到相当于苏军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为目标，迅速扩充军备[9]。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10]
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别應充實在满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对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Remove ads
蘇軍從1933年春季開始就在邊界一綫構築堅固陣，并開始增兵。1934年6月，蘇聯在遠東方面有11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650輛坦克、500架飛機，縂兵力大約23萬人。
1936年3月12日《蘇蒙互助協定書》簽訂，主要内容爲：“蒙古或蘇聯的領土一旦受到第三國進攻威脅時，蘇聯政府和蒙古政府約定立即就此情勢進行協商，并采取為其領土守衛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締約國一方遭受軍事攻擊時，彼此應相互給予包括軍事援助在内的各方面的協助[11]。”1936年3月29日《蘇蒙互助協定書》對外公佈。
1936年12月，苏联在苏蒙边境苏方一侧驻扎机械化部队及骑兵等快速部队，准备在蒙古受到武装攻击时可以快速反应。1937年9月，苏联红军第57特别军进驻蒙古，与蒙古共同建设防御工程。
1935年初，关东军在满洲国西北地区（呼伦贝尔）的军事部署基本就绪，关东军直属骑兵集团下辖骑兵第1旅团、骑兵第4旅团，由笠井中将指挥，不断在满蒙边界制造军事挑衅摩擦，试探蒙古人民共和國軍事實力和反應。1935年1月，蒙满双方争夺哈拉哈庙的所有权，发生武装冲突，日军出动驻海拉尔的骑兵部队，未经交火就占领了哈爾哈廟，日本将这次武装冲突称为“哈爾哈廟戰鬥”。1935年日蒙之间发生了176次边境军事冲突。经日苏交涉，满蒙双方在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在满洲里召开“满蒙国境会议”，解决双方边界线问题，史称“滿洲里會議”。满洲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共4人，首席代表为兴安北省省长凌陞，还有：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少将，满洲国军政部部员斋藤正锐陆军少佐（实际是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
關東軍認爲當時駐守的部隊以騎兵爲主，兵種單一，重武器裝備不足，難以勝任對蒙古的威懾目的。於是，1936年2月由驻公主岭的獨立混成第1旅團抽调摩托化歩兵1個大隊、山砲1個小隊、戰車1個中隊（輕装甲車9輛）组成一个特遣支队，支队长澀谷安秋大佐，进驻海拉尔，暂配属于骑兵集团长笠井中将指挥，松村黄次郎中佐指挥的海拉尔陆航战斗机部队担任空中支援。
1936年3月30日，日本關東軍渋谷支队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從貝爾湖西岸阿薩爾廟地區入侵蒙古境内阿達格多蘭地區，蒙軍騎兵300騎，摩托化歩兵1個連，装甲車約10輛（45mm砲装備）擊潰日满軍，日軍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指揮轻型装甲車車隊的平本鈴雄少尉被擊斃，涩谷率部撤回海拉爾重新整頓（阿達格多蘭事件）。1936年4月日本參謀本部發佈的命令（臨命第323號），废除了關東軍司令官對滿洲國邊境地區實施軍事行動之前須向參謀本部報告的規定，允許其在認爲有必要的情況下，在滿洲國全境範圍内隨時隨地調動和使用兵力。1936年5月，日蒙雙方交換了阿達格多蘭事件中各自俘獲的12名戰俘以及收斂雙方的陣亡者尸體。
Remove ads
1939年4月，關東軍第一課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在得到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許可之後，作爲關東軍第1488號作戰命令簽發了《满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并於4月25日向各聯隊的軍官直接傳達了該綱要的命令。該綱要的基本方針規定：“對满蘇國境之蘇軍的非法行爲，經周密準備予以徹底膺懲，使其懾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時可暫時進入蘇聯領土。”該綱要第四條還明確規定“在國境綫不明確的地區国，防衛司令官有權自主進行裁定”。但因1937年7月爆發的中日全面戰爭的曠日持久，面對著滿蒙國境綫的衝突可有升級的可能，日本陸軍以石原莞爾爲代表的一派主張在滿蒙國境地區盡量避免軍事衝突，但是以辻政信爲代表的關東軍强硬派以《满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為依據照舊我行我素，最終導致了這場大規模的國境綫戰爭的爆發[12]。
戰役經過
1939年5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军第24国境警备队騎兵在哈拉哈河以東、諾門罕附近的地區（今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西南部，阿爾山以西）放牧時，遭到興安軍警備騎兵第三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士兵開槍阻攔，并將蒙古警備隊以及馬群趕回西岸。隨後，蒙古人民革命军的50餘名騎兵攻占了設在满洲國、蒙古兩國爭議地區的锡林陶拉盖哨所。事件發生後，關東軍決定出面干預。
5月13日，隸屬關東軍小松原師團的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指揮本部200餘日本騎兵、满洲国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8團約400士兵，并出动5架轟炸機投擲60多枚炸彈。蒙古方面傷亡了30餘人之後，於15日主動撤退到河西。
此時蘇聯政府依据《苏蒙互助议定书》介入，決定干預蒙古戰事。苏联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联的飞机也不断在发生战事的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进行飞行侦察。
5月22日至24日，苏联空军与日本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在諾門罕上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在這次空戰中，蘇聯空軍36架老式的伊-15戰鬥機與日本空軍遭遇，結果遭到了慘敗，在兩天的空戰中，蘇聯損失了兩個戰鬥機大隊，日軍掌握了制空權。這次空戰蘇軍失利的原因是因爲大清洗，蘇聯空軍中四分之三的高級將領遭到清查，掌握最新空戰思維和能力的人被清洗一空，前綫空軍指揮系統混亂，很多年輕飛行員缺乏高强度訓練；反觀日本空軍第11、12支隊以筱原弘道（1939年8月27日在空戰中陣亡）為代表的王牌飛行員曾參加過對華戰爭的多次戰役，積纍了豐富的空戰經驗，筱原弘道本人就一舉擊落了9架伊-15戰鬥機而名聲大噪[13]。
5月24日蒙古骑兵第6师（辖骑兵第15、第17团，每个骑兵团由2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组成，师直装甲车营、炮兵营等）渡过哈拉哈河，击退滿州國骑兵，并在哈拉哈河以东10千米处据733高地、731高地设置防御阵地。苏军坦克第11旅的摩托化步兵营（辖摩步第1、第2、第3连）以第2、第3两个连部署在蒙军北、南外侧，第1连部署在浮桥以西担任预备队。苏军摩步第36师第149团（欠一个营，团长伊万·列米佐夫少校）位于哈拉哈河前线以西120千米外的塔木察格布拉格作为总预备队。苏军总兵力为1100人，蒙军为1257人。
师团长小松原中将于5月25日下午到达甘珠尔庙，召开军事会议听取侦察报告。小松原认为消灭越境的蒙军的时机已成熟，不久前才接到《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小松原师团长有权在边境线不明的地区，自行判断和划定国境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权自行决定动用武力。因此，小松原师团长命令步兵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率队发起攻击。其作战部署是：
- 东八百藏中佐率领师团骑兵联队一部穿插迂回到苏蒙军后方夺取或摧毁胡鲁斯台河汇入哈拉哈河的河口处浮桥，切断哈拉哈河东岸苏蒙军退路。搜索队实力为：一个骑兵中队、一个装甲车中队，共有220人。装备九二式装甲车12辆、重装甲车1辆。
- 山县大佐统帅“山县支队”主力从正面攻击。实力为第64联队第3大队（谱久村安英少佐，辖第9、第10、第12中队；欠第11中队）、第4中队（欠二个小队）、第64联队的炮兵中队（3门41式山炮）、第64联队的反坦克炮中队（4门94式反坦克炮）。兵力约800人。
- 在山县支队左侧是立川大尉率领第4步兵中队的1个小队（配属有滿州國骑兵），沿胡鲁斯台河的北岸向河口处前进。
- 在胡鲁斯台河的南岸，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8团约450人与立川小队夹河平行前进。
- 浅田忠义少尉率领第4步兵中队的“浅田小队”，共有32人，在战线最北侧前出至胡鲁斯台河注入哈拉哈河的河口以北6公里处。
- 后藤亲大尉率领第11步兵中队在战线最南侧前出至哈拉哈河。
以上各部构成山县支队，总兵力约1600人日军，另配属450余名滿州國骑兵。山县支队各部于27日夜间出发；计划于28日清晨5时整同时发起进攻，歼灭哈拉哈河东岸苏蒙军。作战依据是“俄军一旦后路被断，马上就会全线崩溃”的日俄战争的“老经验”。
5月28日凌晨4时至5时40分，苏军坦克第11旅摩步营营长贝科夫少校率领摩步第1连，将迂回偷袭的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阻击在距离浮桥1.7千米处。28日中午13时，东八百藏中佐向支队发出求援，但仅在下午17时获得了浅田小队的增援。28日21时入夜之后，东搜索队准备发扬日军传统的“夜战”优势转入反攻，但列米佐夫中校率领苏军摩步第149团从塔木察格布拉格赶到战场。苏军随即在河西岸的3部探照灯照射下对东搜索队发起总攻。激战持续数小时，东八百藏搜索队击退了苏军进攻，死伤91人（包括骑兵中队长、装甲车中队长）。29日凌晨3时30分，苏军恢复进攻，从三面迫近东搜索队阵地。29日下午14時，東八百藏下令傷兵突圍。15时東搜索隊只剩下25人。18時，東八百藏實施了最後的自殺式突圍，在突圍中，東八百藏陣亡。
此戰，東八百藏麾下的搜索隊軍力減損63%[14]，8名軍官和97名士兵陣亡，1名軍官和33名士兵負傷。列米佐伕中校所率蘇軍傷亡具體人數不明。
29日21时，小松原师团长派遣第71联队第2大队马场进少佐带领的第5中队、联队炮中队、反坦克炮中队，总共381人，分乘40辆汽车增援，于30日下午到达战场。苏军以为日军大部队前来增援，因此主动撤回哈拉哈河西岸。當獲悉前綫日軍受挫之後，5月30日下午2時，關東軍參謀部的辻政信少佐急忙飛往山縣支隊所在的742高地視察情況，從戰場潰退下來的士兵告訴他，東八百藏的搜索隊全體陣亡。於是辻政信把山縣武光（8月29日自殺）一頓痛駡，並命令他組織隊伍去戰場收尸，之後便匆匆離開[15]
战后，小松原师团长向上级报告此战取得了辉煌大胜，击毙蒙古國骑兵第6师师长沙日布、全歼蒙骑第6师骑兵第15团；命令井置中佐重新组建师团的骑兵联队。东京的参谋本部发来的“参字547号电”，对23师团的胜利表示祝贺。辻政信也繪聲繪色地描述：“搜索支隊有損失不假，在蘇聯對岸的重炮轟擊下，死傷超過200人，但是他們堅持戰鬥，一直堅持到主力部隊趕到，最後包圍敵人，殲敵700餘名[16]。”
Remove ads
在第一階段戰役期間，日本關東軍特意邀請了一些國際媒體的記者去戰地采訪。作爲蘇聯設立在東京以佐爾格為領導的間諜情報網“拉姆薩（Ramsay）”成員之一的布蘭克·武凱利奇以法國哈瓦斯通讯社記者的身份也趕赴諾門罕前綫采訪。根據武凱利奇所收集的情報以及綜合判斷，就以後的戰局走向，佐爾格6月4日給蘇聯最高領導層發出了如下電文：“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意圖，但不排除這場衝突有升級為大規模戰爭的可能。迄今爲止，日本軍隊尚未經歷過嚴重挫折，因此，日本陸軍尤其是關東軍愈加變得肆意驕橫。爲避免使蒙古國境綫的戰爭衝突陷於長期化，我建議對關東軍應施以堅決性的回擊[17]。”
收到佐爾格的情報之後，蘇聯方面開始做大規模準備。6月初，駐莫斯科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土居明夫乘坐火車從莫斯科返回滿洲國新京（長春）途中，目睹了大批軍用車輛以及物資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運往遠東地區的博爾賈車站并在那裏卸貨。因此他對關東軍作戰參謀部提出了告誡：“從種種跡象來看，這次蘇聯決心要通過這場戰爭與日本一決雌雄，關東軍應以全部主力應對，必要時可以考慮從日本本國增兵，如果無法做到，可以考慮撤兵避免衝突的妥協方案”。但是土居明夫的提案被辻政信等關東軍參謀作戰部高級軍官斥為軟弱，按照日本陸軍的兵站補給常識，兩個兵站之間的距離應保持在200公里至250公里之内，博爾賈車站距離諾門罕前綫約為750公里，而日本關東軍重要據點的海拉爾距離諾門罕前綫不到200公里，如果利用滿洲境内的白阿鐵路，運輸距離還要更短一些，辻政信認爲從運輸補給方面看，蘇聯軍隊對關東軍並不占優勢，關東軍對付蘇蒙聯軍綽綽有餘，因而并沒有這個情報放在心上[18][19]。
由於蘇聯高層對第一階段戰役的結果不甚滿意，因此6月5日朱可夫被委派到諾門罕前綫，接替尼古拉·費克連科前綫總指揮的職務。他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後，他驚訝地發現前綫高級指揮官中，除了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人都未去過前綫，對日軍情報缺乏瞭解[20]，而且指揮部設在遠離前綫的120公里之外。朱可夫走馬上任之後，指揮部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並占領了河東的所有要點 ，開始晝夜不停地構築工事[21]。
經過對前綫的觀察和局勢的判斷，朱可夫認爲更大的戰事還會來臨，但僅靠現有的第57特别军無力阻擋日軍的進攻，因此他向莫斯科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提出了增調不少於三個步兵師和一個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戰區域、增加炮兵力量以及航空兵力量的要求，這些要求馬上得到回應與承諾，并且還得到了21名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飛行員以及最新式的伊-16戰鬥機和I-153戰鬥機前來助戰。在得到物質和兵力的增强之後，朱可夫開始集結兵力，儲運軍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今喬巴山）等地開闢野戰軍用機場。雖然戰場距離博爾賈車站有750公里之遙，但蘇軍擁有充分的機械化後勤能力，朱可夫為了戰爭準備調用了2,600輛客貨車運輸士兵及作戰物資，在此期間，蘇軍後勤采取了歇人不歇車的司機輪換方式，在十天之内就完成了物資準備工作，這在1930年代的蘇聯軍隊可說是大規模的補給能力，從博爾賈車站到諾門罕前綫的汽車運輸往來一趟需要5天時間。
6月22日，95架蘇聯戰鬥機與120架日本戰鬥機展開了空中激戰，6月26日，60多架日軍飛機與蘇聯空軍在貝爾湖上空激戰，朱可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次日本方面將在中國作戰的所有部隊中最優秀的飛行員調來參戰，在這數天的空戰中，日本損失了64架飛機[22]。其中日軍航空第二中隊隊長，王牌飛行員的森本重信大尉在空戰中陣亡，這次的空戰結果扭轉了蘇軍的劣勢。
與此同時，日滿聯軍也發動反攻。以興安騎兵第五團、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為基幹，抽調興安軍各蒙古“精锐”士兵臨時組建的野戰部隊，共4500多人，在师长野村登龜江中將。参谋长後藤外馬上校指揮下於6月25日在阿爾山集結。在安岡坦克師團指揮下，負責左翼一個獨立方向作戰。6月27日關東軍第二航空大隊出動重型轟炸機24架、輕型轟炸機6架、戰鬥機77架，對蘇蒙軍的塔木斯克機場與另外兩個空軍基地進行了偷襲，這次的偷襲給蘇軍的空軍造成了一定損失。關東軍發表戰報為：日軍擊落蘇軍飛機99架、擊毀25架，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半數遭到摧毀[23]。
日軍的戰役目標是：
- 圍殲哈拉哈可東岸的蘇蒙聯軍部隊；
- 渡過哈拉哈河，殲滅河西岸的蘇蒙聯軍預備隊；
- 在哈拉拉河西岸確立登陸灘頭，保障以後的軍事行動。
6月30日第23师团小松原团長下達進攻命令，從北面分兩路進攻哈拉哈河以東的蘇軍。7月1日拂晓奉命沿胡鲁斯台河两岸向巴尔其噶尔高地、诺罗高地前进，歼灭苏军一个十几人的侦察队，當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過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圖阻隔蘇軍的援兵，及切斷河東蘇軍的退路。
7月2日凌晨2時，日軍在哈拉哈河上建立了浮橋，日軍第23團率先過河。上午10時，河西兵團的一綫主力大都跨過了哈拉哈河，但在巴英查崗山附近遇到了蒙軍第15騎兵團的頑强阻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蒙軍第15騎兵團幾乎全軍覆滅，在這之後，蒙軍第6騎兵師主力趕到，迅速建立了第二道防綫，但由於兵力數量處於劣勢，7月3日，日軍占領了巴英查崗山，蒙軍第6騎兵師則退守到巴英查崗山西北地區 [25][26]。面對此情況，朱可夫命令所有預備隊立即出動，雅科夫列夫上校指揮的坦克第11旅、費久寧斯基上校摩托化步兵第24團外加炮兵營、列索維伊上校指揮的摩托化裝甲第9旅以及盟軍騎兵第8師裝甲營一起前往巴英查崗山。7月3日蘇軍指揮官來到巴英查崗山地區，下令炮兵向巴英查崗山派出觀察所并對日軍進行炮擊，同時哈拉哈河東岸用以支援蘇軍摩托化裝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占領巴英查崗山的日軍轟擊。早晨7時，蘇軍戰鬥機和殲擊機飛抵巴英查崗山向日軍進行轟炸和掃射。上午9時，坦克第11旅先頭部隊抵達巴英查崗山地區[27]。
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7月4日朱可夫集合約二百輛坦克及三百輛裝甲車，以裝甲兵反攻，同時在前線開設更多的野戰機場，讓戰鬥機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戰場空優。7月4日中午，苏军坦克第11旅、装甲车第7旅与日军安冈战车部队在巴尔其嘎尔高地展开战斗，在正面七公里宽的战场上苏军80辆T28坦克和12辆T130喷火坦克及三百余量的装甲车在机枪第5旅的掩护下，将安冈的97辆九五式坦克和37辆装甲车包围，苏军的大炮炮击准确隔离了安冈坦克师与步兵和炮兵的连接部，双方坦克展开冲锋，日军战车第3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乘坐的指挥车被击中，车毁人亡，日军坦克被击毁四十余辆，37辆装甲车全部被击毁，残余的坦克逃回将军庙。7月5日，日軍完全撤出哈拉哈河西岸，之後的戰鬥集中在東岸展開。苏蒙军炮火使得兴安师炮兵团损失了半数装备，人员大量伤亡，失去战斗力。對7月4日的戰況，朱可夫是這樣描述的：
7月4日，白天晚上戰鬥繼續著，直至5日凌晨3時，敵人的抵抗最後被粉碎，日軍開始倉皇向渡口退去。但是，他們的工兵由於害怕我軍坦克的突破，已把浮橋炸毀。日軍軍官全副武裝跳入水中，我坦克兵親眼看見他們溺死水中。攻占巴英查崗山的日軍殘餘部分全部被殲滅在哈拉哈河邊巴英查崗山的東面斜坡上。數千具尸體，大量被擊斃的馬匹，一堆堆被擊毀的火炮、迫擊炮、機槍和車輛鋪滿了巴英查崗山。在這幾天的空戰中，日軍損失飛機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衝轟炸機[29]。
由於7月3日夜間，安岡正臣下屬的坦克第四聯隊（玉田支隊）曾對蘇軍陣地偷襲成功，於是在7月6日至9日之間，日軍又分別組織了坦克第四聯隊、第23步兵師團的第72聯隊、第26聯隊以及步兵第7步兵師團的第28聯隊對蘇蒙軍陣地的夜間突襲，但遇到嚴重挫折，傷亡人員高達5,000多人。爲此，7月12日關東軍司令部植田大將不得不對小松原下令停止進攻[30]。
在7月戰役的間隙期間，日蘇雙方都重新研究了下一步的部署。日軍認爲：己方的火炮力量和射程不及對方，因此請示關東軍司令部調增150毫米大口徑遠程重炮（在這之前日軍火炮口徑為75毫米），得到了司令官植田大將的批准；作爲蘇軍，通過日軍的數日夜襲，都感到日軍所動用的兵力規模和重武器數量，超過了第一階段戰役的規模，通過審訊日軍戰俘，得知他們來自十幾個不同建制的部隊，另外，通過空軍的偵察，發現日軍依然源源不斷地通過鐵路綫向前綫補充物質和軍隊。朱可夫認爲日軍并不會因連續愈挫而善罷甘休，蘇軍的軟肋在於野戰步兵數量少，而且素質不及對方，如果戰爭成爲長期消耗戰，對蘇聯來説未必能贏得這場戰爭，朱可夫將自己憂慮和判斷通過伏羅希洛夫轉告給了斯大林。作爲斯大林的戰略構想，他的戰略重心是在歐洲，而不想被遠東這場戰事所牽制。爲了儘快解決眼前這場戰事，根據斯大林的指示，7月15日，第57特別軍被提升改編為第1集團軍，朱可夫任命爲該集團軍的司令。並向該集團軍增派了2個摩托化步兵旅、1個機槍旅、1個坦克旅以及6個飛行團的581架飛機，而且給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儘早結束這場戰爭[31]。
7月23日10時，日軍再次組織了進攻，首次使用了增調來的76門150毫米大口徑重炮對蘇軍陣地轟擊，給蘇軍一綫陣地造成了一定損失，一名蘇聯戰地記者在前綫采訪，拍下了一個炮兵班的作戰場面，在他按下照相機快門那一刻，一枚日軍炮彈落下，炮兵班全員陣亡。不過，由於蘇軍已經將榴彈炮、加農炮等重炮部隊轉移，所受損失的是步兵炮和迫擊炮。但在這次日軍進攻當中，因日本炮兵指揮内山臨時決定延長炮轟時間，沒有及時得到這個消息日軍步兵在衝鋒過程中，遭到了己方的炮擊[32]。在第一次進攻遭受挫折之後，11時日軍再次發起進攻，蘇軍主動放棄陣地撤回到河西岸，當日軍沿著蘇軍架設好的浮橋抵達河西岸之後，卻遇到了600多輛蘇聯坦克迎頭阻擊，在蘇聯坦克發出的火力之下，日軍損失嚴重，不得不退回到河東岸。當蘇聯坦克追趕過來時，日軍使用了“肉彈進攻”進行阻擊，其中將一輛蘇聯坦克指揮車炸毀，坦克旅旅長雅科夫少將身亡，這是諾門罕戰役中陣亡最高級別的蘇軍指揮官[33]。在這段期間的戰役中，朱可夫采用了“夜退晝攻”的戰法，夜晚蘇軍從前沿陣地撤出，第二天白天又用充足的炮火覆蓋日軍占領的陣地。日軍第23師團在這次戰鬥中戰死1,085人、戰傷2,436人、戰病748人、失蹤24人，合計損失4,293人[34]，火炮數量也損失了1/4。
“731部隊”的細菌戰：在此期間，日軍特種部隊“731部隊”秘密地在哈拉哈河投放了鼠疫細菌，企圖通過細菌污染水源使蘇蒙軍遭受重創，但是由於蘇聯方面事先掌握了相關情報，并采取了相應對策，因而日軍的企圖沒能得逞。反而因爲日軍内部信息不暢，不少日軍誤飲了被污染的河水而紛紛倒下，造成了非戰鬥減員。根據戰後關東軍醫院的統計，在諾門罕第二階段戰役中，共有1300人病死，其中相當一部分死於細菌感染[35]。
興安軍的瓦解：爲了瓦解興安軍的士氣，蘇蒙軍炮兵军用還向興安軍陣地發射了大量宣傳彈的傳單，蒙軍騎兵第8師也用飛機向興安軍陣地散發傳單兴，傳單上寫道：“不要受日本人欺騙”、“你們快回家吧”、“不要替日本法西斯當炮灰”、“蒙古人不打蒙古人”等蒙語内容動搖了大批蒙古士兵的鬥志。7月6日興安軍各團發生了士兵携帶武器自發大潰退，他們沿著鐵路向東撤退，在白狼车站殺死了王爺廟特务機關前来招撫的貢布扎布中尉；走到归流河车站之後，王爺廟特务機關白云航中校前去招撫，為迅速平定嘩變事件和解除逃兵們的顧慮，將其稱爲“歸還兵”，要求沿途軍警不准阻擊扣押，並為之提供食物，只要回王爷庙接受整編就既往不咎。興安軍大批士兵潰逃之後，師司令部在蘇蒙軍的進攻下，三面包圍中險些被全殲，在日军一個聯隊三千多人的支援下才擊退了蘇蒙軍隊；前来“參觀學習”的蒙古族少年隊是由十四五歲各旗王公子弟組成，也在保衛師司令部的戰鬥中傷亡了30餘人，因“影响不好”就此撤往後方。後來興安軍收攏潰兵2,600餘人，直到7月16日蘇蒙军進攻轉向日軍陣地，興安軍陣地才得以勉强維持。在戰役中，日籍軍官傷亡202人，士兵傷亡2895人。由於日軍對興安軍的不信任達到頂點，8月3日晨殘存不足两百人的興安軍师撤出戰場撤，餘部在全部繳械之後回到後方。
進入8月以後，日軍的攻勢有所減緩，日軍的動態主要是建立防禦工事，加固陣地。日軍空軍主要是局限於對河渡口、蘇軍炮陣地以及預備隊區域進行小規模的偵察和轟炸。而蘇蒙軍制定了反攻計劃，日期定爲8月20日，其目的將占領河東岸蒙古的領土範圍内的日軍消滅或驅逐出去。爲使反攻獲得勝利，根據朱可夫提出的要求，蘇聯決策層向諾門罕前綫調撥了武器和戰略物資之外，又向前綫增派了2個步兵師、1個坦克旅、2個炮兵團和轟炸航空兵和殲擊航空兵。爲此，需要將以下的物資從博爾賈運抵到諾門罕前綫。
- 炮兵彈藥：18,000（噸）
- 航空兵彈藥：6,500（噸）
- 各種燃滑油料：15,000（噸）
- 各種食品：4,000（噸）
- 燃料：7,500（噸）
- 其他物資：4,000（噸）
爲將上述物資運抵前綫，需要動用3,500輛卡車、1,400輛油槽車，而蘇軍方面的運力僅有1,742輛卡車、912輛油槽車，8月14日以後才從蘇聯新調來了1,250輛卡車和375輛油槽車[36]。
爲了達到迷惑日軍之目的，蘇聯方面做了如下計劃：
- 隱蔽運輸和集中集團軍群從蘇聯調來的部隊；
- 隱蔽調動在哈拉哈河東岸進行防禦的兵力武器；
- 部隊和物資隱蔽地度過哈拉哈河；
- 對出發地域、部隊的行動地段和方向進行現地勘察；
- 為此戰役的各兵種特別因避敵演練各種科目；
- 各軍兵種隱蔽地實施補充偵察；
- 發佈假情報欺騙敵人，是日軍弄不清蘇軍的真實意圖[37]。
爲了達到保密目的，朱可夫要求8月17日-18日之前，部隊嚴禁進入出發地域，進行現場勘察的指揮官要乘坐卡車，身著士兵服裝；將一些士兵防禦守則的傳單故意散佈到日軍陣地；在夜間調動時，有意以槍聲、炮聲等嘈雜聲音作爲掩護等一些列掩人耳目的行動。在戰鬥開始前四天，計劃命令逐次傳達到各級指揮官，在進攻前3個小時，戰鬥命令才下達到戰士那裏[38]。
8月20日是周日，日軍沒有想到蘇軍會發動進攻，很多日軍軍官離開了前綫去海拉爾度假。清晨5時45分，蘇軍炮兵開始對日軍設有高炮的防空陣地發動猛烈炮擊，部分炮火對蘇軍航空兵所要轟炸的目標發射烟幕彈。8時15分，蘇軍各種口徑的火炮向日軍目標炮擊。8時45分，蘇軍航空兵轟炸日軍的炮兵陣地。蘇軍在朱可夫的指揮下，在三十公里長的前線發動主力進攻。蘇軍投入總兵力約五萬七千人，坦克524台，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00架。北翼最先以機械化步兵進攻，吸引日軍增援。中部則以步兵牽制日軍主力。南翼集中一個步兵師、一個裝甲旅，約一萬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軍快速向北迂迴，從側翼包圍河東的日軍。8月20日的當天，蘇軍步兵和大部分坦克旅都度過了哈拉哈河。
在21日和22日的兩天之内，雙方進行了激戰。日軍的頑强抵抗超乎了蘇軍的估計，於是蘇軍不得不從預備役中抽調摩托化裝甲第9旅投入戰鬥。在擊潰了日軍側翼集團之後，在8月26日夜幕降臨之前，蘇軍坦克部隊和裝甲部隊完成了對日軍第6集團軍的全部合圍[39]。
雙方參戰部隊
第57特别军：1937年9月4日在外蒙古成立。軍長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师级指挥员，1938年6月晋升军级指挥员，1938年9月8日调任红旗第二集团军司令员，第7装甲车旅旅长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费克连科（师级指挥员）接任军长。1939年6月11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免去军长费克连科和航空兵司令卡利尼切夫的职务，任命师级指挥员朱可夫为军长；参谋长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波格丹诺夫（旅级指挥员）。7月19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0036号命令，第57特别军重组为第1集群。1939年9月9日，该部包括：25809人（含军官2622人）、265辆坦克、281辆装甲车、107架飞机、516门炮、5046辆汽车。
- 第36摩步师：外贝加尔军区的常备部队，1938年从赤塔调驻外蒙古。缺乏现代步兵训练，不会夜间作战行动，在无良好情报情况下盲目行动，指战员不会侦察。
- 第57步兵师：外贝加尔军区的常备部队。
- 第82步兵师：紧急从乌拉尔军区动员的架子师。师指挥机关及人员缺乏训练，部队各级指挥员难以保持纪律，充斥作训不良兵员。该师有30%属于无任何训练的超龄人员。第603步兵团尤其差。朱可夫撤换了该师师长，加强该师量政工，补替指挥人员，清除异己分子和不稳定分子，全师人员士气有了提升，在7月22日至25日的作战中作战表现较好，打退了日军进攻。该师炮兵部队表现有进步，但还未凝合成整体。
- 机枪步兵第5旅：紧急动员的民兵架子部队。骨干人员被补入的人员稀释，全旅3分之2人员训练匮乏或完全无训练。旅长费德洛夫中校在战场上抛下部队逃走。
- 第7装甲车旅：1937年8月12日调入外蒙古，部署在扎门乌德。旅长为费克连科上校。1938年8月15日装备了轻型装甲车21台，中型装甲车74台。
- 第8装甲车旅：1938年7月23日由装甲车特别团扩编组建。善于边防与内务行动，不擅长野战。1938年8月15日装备了BT-5高速轻型坦克36台，T-37A小型两栖坦克8台，轻型装甲车21台，中型装甲车74台。
- 第9装甲车旅：外贝加尔军区的常备部队。善于边防与内务行动，不擅长野战。1938年8月15日装备了轻型装甲车21台，中型装甲车74台，T-26坦克改装的牵引车5台。
- 第6坦克旅：外贝加尔军区机械化20军的常备部队。7月5日向外蒙古派出第一个坦克营。7月下旬才抵达战场。指战员训练充分，装备轻型快速坦克BT-5、BT-7、轻型坦克 T-26、轻型化学（火焰喷射器）坦克 HT-26、小型两栖坦克 T-37A、坦克 T-27 和装甲车 BA-6 , BA-20, FAI，向先参战的坦克11旅学习作战经验、了解日军战术，演练步坦协同。缺少摩步机枪营和卫生连。
- 第11坦克旅：1936年部署于外蒙古。1938年机械化特别旅在温都尔汗改为第11轻型坦克旅。战前作训准备令人满意，指挥人员独立作战时表现良好、大胆坚定、有领导力。7月3日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完成出色，尽管付出较大损失。该部缺少与步兵炮兵协同作战能力。战役后其该旅指战员获得了大量步炮协同经验，政工动员及高涨士气。补充了兵员，改善了装备物资，BT-5坦克换装为BT-7坦克。
- 伞兵第212旅
- 重炮兵炮兵部队（具体番号不明）
- 182炮兵团
- 第152步兵师第1步兵团
- 混合航空兵第100旅：1939年4月底编入。只有单机训练经验，没有机群训练经验，蒙古草原容易迷航。
- 骑兵第6师
- 骑兵第17团 团长洛冬金·丹达尔
- 8月20日前陆续增加
- 第6军：8月4日在海拉尔组建。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参谋长藤本鉄熊少将。
- 第23師團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参谋长大内孜骑兵大佐/冈本德三大佐
- 东搜索队：5月12日编成。队长东八百藏中佐，辖步兵第64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田板丰少佐）、第23搜索联队主力和满洲国军兴安骑兵团。
- 山县支队：5月22日编成。队长山县武光大佐。辖步兵第64联队、第23搜索联队、第23师团自动车队、满州国军兴安骑兵团、第12飞行团等。
- 步兵第64联队：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
- 步兵第71联队：联队长冈本德三大佐/长野荣二大佐
- 步兵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
- 野炮兵第13联队：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
- 工兵队队长斋藤勇中佐
- 第23工兵联队
- 第8国境守备队速射炮分队
- 兵站自动车1个中队
- 第23师团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井置荣一中佐
- 独立野战重炮兵联队（炮兵团）：由第23师团指挥。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细勇三郎少将
- 野战重炮兵第3旅团司令部
- 野战重炮兵第1联队：联队长三鸠义一郎大佐
- 独立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联队长鹰司信熙大佐
- 穆棱重炮兵联队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
- 野战高射炮队（山冈部队）：队长山冈重孝中佐
- 高射炮第10联队第1、2中队
- 临时高射炮第5、6中队
- 第13师团第13、14野战高射炮队
- 第7师团须见部队：由第23师团指挥。部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
- 第26联队
- 第28联队第2大队
- 第7师团速射炮队2个中队
- 第7师团自动车1个中队
- 第8国境守备队速射炮中队
- 第8国境守备队：4579人
- 第6、7、8、9独立守备队
- 安冈支队：6月20日以第1战车团司令部编成，7月10日曾解除；7月15日再次组编。由第23师团指挥。支队长安冈正臣中将
- 战车第3联队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
- 战车第4联队联队长玉田美郎大佐
- 步兵第22联队第2大队
- 独立野炮兵第1联队联队长宫尾干大佐
- 工兵第22联队
- 自动车队
- 高射炮第2联队1个中队。
- 关东军自动车队：由第23师团指挥。2811人。队长田坂专—大佐。
- 自动车第1联队2个中队
- 自动车第3联队联队长甲斐隆之助中佐
- 自动车第4联队
- 野战重炮兵第5、第10联队
- 防疫给水部（即后来的731部队[40]）412人
- 飞行第15战队主力
- 8月20日后增加
- 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8月1日国崎登中将
- 步兵第14旅团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
- 步兵第26联队
- 步兵第28联队2个大队
- 野炮兵第7联队1个大队
- 步兵第14旅团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
- 第2师团：师团长文井藤治中将
- 步兵第15旅团（8月末参战）：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少将：
- 步兵第16、30联队
- 野炮兵第3大队
- 步兵第15旅团（8月末参战）：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少将：
- 第4师团：8月27日参战
- 第5师团(驻青岛)8月29日调关东军
- 第14师团(驻河南开封、新乡)8月29日调关东军
- 野战重炮兵第4、第9联队
- 第5战车联队。
- 航空兵
第2飞行集团：驻海拉尔。司令官仪峨彻二中将/寺本熊市中将，辖4个飞行团、10个飞行战队，其中第59战队从武汉调来。先头投入8个战队参加了诺门罕空中作战。随着战事进展，日本陆军投入了36个飞行战队中的18个参战，包括来自日本国内的战斗机第1飞行战队，在朝鲜会宁的战斗机第9战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8个飞行战队：轻轰炸战斗第27、轻轰炸战斗第31、战斗机第64、重轰炸第98战队。
- 第12飞行团：5月23日在海拉尔成立，编入第2飞行集团。团长东荣治少将
- 飞行第11战队：队长野口雄一郎中佐（驻哈尔滨和海拉尔）
- 飞行第24战队：队长松村黄次郎中佐。
- 第22、51飞行场大队
- 第9飞行团：5月30日在海拉尔成立，编入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团长下野一霍少将。
- 飞行第10战队：队长田副登大佐。驻齐齐哈尔。
- 飞行第61战队：队长三上喜三大佐。
- 第9航空地区司令部
- 第20、48飞行场大队
- 第7飞行团：团长宝藏久雄少将，驻白城子平安镇。
- 第2航空情报队
- 第2航空通信队
- 第2飞行团
- 第8飞行团
- 第10飞行团
- 第13飞行团
- 白城子教导飞行团
关东军主要人员变化情况是：9月7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饭守骧，参谋副长远藤三郎中将，9月12日尾高鬼藏任第3军司令官。 至年底，关东军辖9个步兵师团（第1、2、4、7、8、11、12、23、24）、7个独立守备队（第1、2、3、7、8、9）、8个国境守备队（第1-8）和航空兵团。
- 骑兵第四团800余人，经历战损和逃亡，仅剩下日籍团长高桥上校以下53人，就此撤销编制。
- 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团附德勒格少校，日本顾问吉野少校。7月8日晚上团附德勒格少校、团副官旺吉勒上尉率领一个排在阵地后方草原上伏击消灭了安冈战车师团的4俩补给汽车、8名司机、1名军曹后，投奔了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第8师第23团。蒙古人民革命军用德勒格少校、旺吉勒上尉制作的劝降瓦解传单使用飞机大量向兴安军阵地散发。
- 骑兵第六团：团长洪景祥中校。驻防林东的第三连和机枪连的200余士兵闻讯诺门罕战败，以不堪日本连长打骂为名，由上等兵聚宝等率领，枪杀招抚军官王秀兰上尉，到科尔沁右翼中旗为股匪。后被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大佐派遣洪景祥招抚，诱杀聚宝为首的18人。
- 骑兵第十二团
- 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金永福上校
- 炮兵团
- 迫击炮团
- 装甲车队
- 少年队
- 野炮营
铃木支队：由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团为基干组建约3000人，总兵力3000人，指挥官为铃木少将。该部与石兰支队同期调动后，一直充当二线预备部队，未与苏蒙军正面作战。
石兰支队：石兰斌少将率领以汉族士兵组成的第三军管区独立第一旅约3000人，从齐齐哈尔出发开始就士气低落，接防兴安师的路途中，更是不断受到败逃兴安军同胞“快往回跑吧”的“提醒”，逐渐开始认识“上前线替他们（日军）当炮灰”。8月21日，石兰支队第三教导团第一营在王显、徐春舫的率领下，全营240人杀死日籍军官起义投苏军[41]。其余残部随即被撤出前线，石兰斌被停职。
乌尔金部队：即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中将（蒙古族），军事顾问市村中佐，下辖兴安骑兵第一、二、七、八团，士兵全部为中国蒙古人（包括现在的鄂伦春、达斡尔人）。直接参战600—1000人。5月4日，第八团骑兵第三连同蒙古人民革命军警备队在边境争议地带爆发小规模冲突。日军随即决定将事件扩大化，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八团约400人配合关东军东八百藏骑兵联队200余日本骑兵进攻蒙军，蒙古方面在伤亡了30余人之后，于5月15日主动撤向了哈拉哈河西岸。5月28日，日军第23师团发起进攻，试图歼灭开进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联军。乌尔金部第一、二、八团约600人随同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协助东八百藏中佐联队参加作战，遭到重创后即撤出战斗，而东八百藏的搜索中队200余人则在哈拉哈河东岸受到重创。 乌尔金各部随后作为辅助部队继续在右翼作战。8月20日辖下骑兵第二、八团曾击退苏蒙军的一次进攻，8月24日残部跟随井置支队撤离。[42]
戰爭結局
1939年8月中歐洲形勢急劇變化。蘇、日兩方亦在8月底後加緊外交談判。蘇軍雖然在遠東取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但無意擴大戰事。蘇日雙方於9月16日在莫斯科簽署了諾門罕停戰協議，事件最後以日本退讓，承認現存邊界結束衝突。日蘇停戰後，雙方成立了旨在明確邊界綫的委員會，1940年8月完成了满蒙邊界的界標和界柱的劃分。
對蘇聯來説，諾門罕戰役的勝利，使它進一步鞏固了對外蒙古的控制，並為以後的「雅爾達協議」中確立和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獨立及領土範圍（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認定1940年满蒙締結的劃界協定）奠定了基礎。作爲這場戰役的最高指揮官朱可夫於1940年6月被晉升爲大將，在蘇德戰爭期間被委以重任並被晉升爲元帥軍銜。
在日本國内，受諾門罕戰役失敗以及蘇德兩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影響，時任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在1939年8月30日宣佈内閣縂辭職，在平沼内閣擔任陸軍大臣兼对满事務局總裁的板垣征四郎也随之下台。諾門罕戰役結束後，關東軍的權限被大幅度削弱。
戰役結束後日軍主要高級軍官的去向：
关东军第6军的军医部提交给军队高层的报告（并不向公众发表，日本的官方报道说是大胜因此完全不会报道阵亡8,000人[43]）表明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举行了一场“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的活动，朝日新闻报道中称战死人数为18,000人。日本历史学家五味川纯平在他1975年发表的著作《诺门罕》中有这样的评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然而这篇报道只是一则不超过30字的未署名的简讯，并非靖国神社的独自公布数字，仍然很值得怀疑是否是记者把伤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国神社战后从未进行过排除日本官方数字的独自伤亡调查[44]）。
蘇軍投入約57,000名官兵、500輛坦克及350輛裝甲車；苏联官方统计人員傷亡人數損失為9,284人（包括4,000人阵亡）。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軍真正死亡人數約為8,000人、超過1,000人失蹤，另外16,000人受傷，傷亡和失蹤人數共計為25,655人，戰損人數超過了日軍[45]。苏军损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间得到了BT-7供应155辆補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计154辆，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辆可以使用，损毁271輛，一共死伤349名士兵。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诺门罕战役中苏军的坦克比日军强大出一个数量级甚至还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实际参战的苏军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装甲也十分輕薄，89式中战车、T-26、BT-7的装甲最厚处分别是17MM，15MM和20MM，雙方撇開冶金技術不談，基本上厚度一樣，而且它们用的汽油机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机。战役中出现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於數量甚至不過10輛，對戰況並沒有太大幫助。同样地苏军损失的坦克装甲与松本草平的说法不同，只有極少數被燃烧瓶和坦克击毁，而绝大多数毁于日军反坦克步槍和戰防炮[46]在战斗中日军发现用7.7毫米穿甲弹集中大量射击或是车载13.2机关枪射击即能击穿BT坦克的側面或後方装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機會击穿苏联坦克的後方装甲[47]。此外松本草平关于苏联紧急进行柴油机改装的说法也是错的，BT-7m要到此战后才生产。战斗中日军发现有苏军将坦克驾驶员锁在车里的行为[48]。
在空中日本雖然贏得了數量上的勝利，但是仍然遭受了飛行員的慘痛損失，諾門罕中死亡的最高階軍官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戰績篠原弘道擊落58架。日軍97式戰鬥機與蘇軍的I-15戰鬥機以及I-16戰鬥機交戰中，在這兩次衝突中日本宣稱擊落了蘇聯1,252架飛機（蘇聯資料中被擊落的飛機僅有200架），苏军宣称击落646架日机，而日本陸軍承認損失是遭擊落與重損共157架（未歸還機與被擊落機64架，其中97式戰機51架，53名駕駛戰死）。97式戰機的良好迴轉性獲得證明並在初期與蘇軍對戰時獲得優勢，但是第二次戰爭時蘇軍的I-16所使用的一擊脫離戰術已經開始有效的剋制迴轉攻擊的效果，並帶給老練飛行員大量的傷亡，使日本陸軍開始開發重視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戰鬥機，最著名成果之一即為二式單座戰鬥機，而且和日本海軍零式艦上戰鬥機的無防護相較日本陸軍也開始給戰鬥機配備防彈油箱及防彈鋼板等。蘇軍戰死的最高階飛行員為格拉斯金少校和紮巴耶夫少校。
另外曾在GRU任职参与过该战役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兹上校在回忆中认为苏军的战斗有很多缺陷，是靠巨量的人力伤亡和兵器优势打胜的。如苏军弹药消耗达到31,000吨，相当于库尔斯克战役消耗量的15%。日军方面7月攻势中82门师属火炮储备了30,000发炮弹用于进攻，平均每门炮备弹366发，大致是平均每门炮30%会战份，弱于1937年在中国战场平均每门炮约50%会战份弹药的标准。
朱可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日軍大力在士兵中灌輸反對蘇聯紅軍的思想。我們的軍隊被説成是技術落後，在作戰方面相當於1904年-1905年俄日戰爭時期的舊沙皇軍隊水平，因此，日軍看到在哈拉哈河戰鬥中，遭到我軍坦克、飛機、炮兵和組織良好的步兵部隊的突擊時，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與我們在哈拉哈河作戰的日軍訓練不錯，特別是近戰，他們守紀律，執行命令堅決，作戰頑强，特別是防禦戰。下級指揮人員受過很好的訓練，作戰異常頑强。下級指揮人員一般不會投降，‘剖腹’自殺時毫不猶豫。軍官，特別是中高級軍官，訓練差，主動性差，習慣於墨守成規。”[49]
諾門罕戰役是自日俄戰爭以來，在二戰期間日蘇兩國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役，哈拉哈河戰役是一場不為經傳的戰事，但是它對二戰的走向卻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首先，作爲戰役失利一方的日本來説，日本軍事戰略中存在著所謂的「北進論」及「南進論」兩個截然相反的戰略方針，「北進」是日本針對蘇聯遠東地區的戰略部署，而「南進」則是日本為確保掌握東南亞石油資源而針對美國和英國的战略部署。諾門罕戰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对俄國形成的固有觀念，使得日本軍部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評估蘇聯軍事實力以及被迫擱置「北進」戰略計劃，轉而掉頭實行「南進」戰略計劃，最終引發了太平洋戰爭。
對獲勝的蘇聯方面來説，諾門罕戰役的勝利解除了來自遠東方面的威脅，1941年4月13日蘇日兩國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蘇德战争爆發後，蘇聯西部戰綫吃緊，蘇聯最高統帥部曾擔心如果調派駐扎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增援西綫，造成遠東方面的兵力減弱，日本趁虛而入，而使蘇聯陷於東西兩綫作戰的不利局面。但當蘇聯方面收到了佐爾格發來的有關日本不會輕易再次向蘇聯發動軍事行動的確切情報後，於是便放心大膽地將部署在遠東地區的大部分部隊調往西綫[50]，使蘇聯得以在蘇德戰爭期間全力以赴地應對與德國的戰事。
相关作品
參見
脚注
参考文献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