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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版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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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版資治通鑑》是中華民國作家柏楊將史學名著《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话文翻譯的一部叢書,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在中国大陆由万卷出版公司发行。[1]
出版緣起
《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的編年體通史,記載前403年至959年的中國歷史,由十一世紀北宋司馬光主持編書。書中內容以歷代君臣事蹟、各朝代的興衰為主,以期給帝王鑑戒,是一部足以瞭解古中國政治運作、權力遊戲的歷史鉅著,是古代帝王鑑於往事、資於治道的必讀史書。
柏楊認為《資治通鑑》問世九百餘年之久,古老的文言文對現代人而言已顯得過度生澀艱深,假使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將有塵封的厄運。於是,1983年,他開始翻譯《資治通鑑》。當時的遠流出版總編輯詹宏志將書名定為《柏楊版資治通鑑》,以“整體規劃,分冊出版”的雜誌形式發行。同年,《柏楊版資治通鑑》獲選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一部書。發行初期定目標為36冊譯完,後改為72冊。
1993年3月7日,遠流出版公司定本日為「柏楊日」,為柏楊慶生,並慶祝《柏楊版資治通鑑》全部完成(平裝72冊,精裝36冊)。柏楊日紀念特輯《歷史走廊──十年柏楊(1983~1993)》出版。
寫完《柏楊版資治通鑑》的柏楊,形容這十年來的生活像在“勞改營”中度過一樣。有一次執行編輯前來拿稿,柏楊與他聊著聊著,居然當著客人的面睡著了,其疲憊可知。《柏楊版資治通鑑》第七十二冊有一篇跋,柏楊自述其中的辛勞,「……平均下來,我每個月至少都要閱讀四萬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標點和註解)原文,寫出七萬五千字左右的初稿,和繳出十五萬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圖、附錄,和《通鑑廣場》。十年如一日,沒有星期天,沒有例假日;沒有陰,沒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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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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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品
《柏楊曰》全名為《柏楊曰-讀通鑑,論歷史》。1998年8月,柏楊將《柏楊版資治通鑑》中仿效「臣光曰」(「司馬光曰」)史評形式而寫的讀史心得「柏楊曰」部份抽出,編成《柏楊曰》六冊,單獨發行。全套《柏楊版資治通鑑》中的「柏楊曰」部份一共有862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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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鑒於《資治通鑑》「編年體」的體例常常無法呈現事件全貌,柏楊再以事件為主題,1999年起仿南宋人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自撰《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共38冊(袁樞原著有42卷,大陆出版为十九本三十八册),於2001年全套出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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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劣
- 地名今註:
- 官名今譯:
- 柏楊使用現代人能夠立刻瞭解的現代中華民國官職名稱,夾註原稱,使能確知其權力地位。
- 西元紀元:
- 在台灣史學界堅持使用帝王年號的傳統仍根深蒂固下,柏楊大膽使用西元紀年,以使讀者能明確時間距離;西元為主之外,輔以各國君主紀元,讓讀者能對當時歷史時空有更深入的理解。
- 續全書至後周末年:
- 證補史事闕漏:
- 《通鑑》書成之後,數百年間,仍有不少史事陸續被發現;柏楊於譯本內獨力補錄,以存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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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楊曰》書中多使用「某某先生」的敬稱,然而敬稱有時出現,有時柏楊寫作時又不帶敬稱。這種情況曾被讀者批評,但在書中依然沒有改善。
- 「官名今譯」所指出的古今官位關係並不準確。且有時書中只書某某郡郡長而不附書古代官名(可能因出現太多而省略),反而混淆讀者對各朝官位的認識(綜觀各朝均不設所謂郡長,郡長只為官職的職能今譯)。
- 《柏楊曰》有部份的觀點過於偏激,此亦為柏楊作品的特色之一。
- 初版時,校稿錯誤百出,也是其特色。
反響
《柏楊版資治通鑑》頗受李敖、何懷碩以及香港學者孫國棟、李明德、菲律賓華人作家江樺等人批評,例如:把“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錯譯成“水利部長”、“大司農”(掌管國家財政收入)錯譯為“農林部長”;又將“罷”與“免”混用(在《通鑑》中,「免」和「罷」不同:有過失的用「免」,沒有過失而離職的用「罷」),將二者皆譯為「免職」等。《柏楊版資治通鑑》延续了《中国人史纲》当中「姓氏不分、姓氏连用、姓名连读」的自創方法,完全違背先秦時代「男性用氏、女性用姓」的習慣。
1985年12月,李明德表示:「以原典第一冊開宗明義『臣光曰』的一千字,與《柏楊版》對照,柏楊完全沒有弄清楚司馬溫公到底『曰』了什麼。上面列舉出的二百字,是錯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足以判定柏楊走在地雷上,只有炸死一途。」[4]
1987年4月,孫國棟指出《柏楊版資治通鑑》在立場、觀點、文字上的錯誤,觀念與柏楊大相逕庭[5]。
香港一些文化界人士提議組織「修柏會」,「修柏」即是「修改《柏楊版資治通鑑》」的意思。
江樺從1999年6月起在《菲律賓世界日報》連載《評〈柏楊版資治通鑑〉》,指出了許多學者沒注意到的錯譯。
孫國棟晚年與柏楊論戰,反對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之說,也批評《柏楊版資治通鑑》的膚淺[6]。
儘管《柏楊版資治通鑑》有許多不善之處,但也有帶起讀書及古籍今譯風氣之功。1993年3月7日,歷史學家唐德剛表示,如果有人要他列學生必讀書目,由於《資治通鑑》是他認為最重要的經典,「看不懂原文,那就讀柏楊版白話通鑑。」唐德剛認為,柏楊堪稱是穿過「歷史三峽」驚濤駭浪的好漢,「以嚴謹的學術標準看來,柏楊不一定被公認為舉足輕重的歷史學者。但他從喜好為文打抱不平,到親身受冤獄壓迫後對歷史的反芻,卻使他的歷史書寫與著作,有著另一層重要的意義。」[7]
1993年5月,《中國時報》副總編輯蘇墱基評,《柏楊版資治通鑑》嚴厲抨擊儒家思想,與司馬光的衛道想法各有千秋;柏楊是在沒有人、沒有經費的情況下,靠他的毅力和承緒古聖先賢經驗智慧的使命感發憤著書,「因此我們才認為這是華人學界的一件大事」[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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