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諾門罕戰役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諾門罕戰役（亦称作“諾門坎戰役”，蘇聯與蒙古稱“哈拉哈河戰役”，俄语：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蒙古語：Халхын голын байлдаан；日本称“諾門罕事件”，日语：ノモンハン事件）是1939年5月至8月以日本帝國和滿洲國為一方，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為另一方而進行的大規模邊界戰爭。這場戰爭從1939年5月11日直至1939年9月16日簽署停戰協議為止。蘇聯方面指揮這場戰役的統帥是朱可夫、日方主将則為小松原道太郎。雖然這場戰爭規模很大，但蘇、日雙方並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戰爭的結果以日本關東軍的失利和蘇聯的獲勝為結局，但蘇聯並無意進一步擴大戰事。爲此蘇聯在1941年4月與日本締結了《蘇日中立條約》，雙方相互承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此後兩國在二戰中一直維持和平狀態，直至蘇聯在1945年8月8日对日本宣戰並發動八月風暴行動為止。
.svg){kind=small}
.svg)
Remove ads
戰爭背景
這場戰爭的背後根源是蘇聯與日本圍繞著在遠東地區的各自戰略利益進行的角逐，但是直接導火索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滿洲國圍繞著哈拉哈河的邊界爭端而引發的。
哈拉哈河全長為233公里，發源於大興安嶺西側、摩天嶺北坡的達爾賓湖，屬於額爾古納河水系，流經杜鵑湖，並匯集於蘇呼河和古爾班河等支流，幹流由東向西經阿爾山成爲中蒙界河，在新巴爾虎左旗罕达盖苏木西南右纳罕达盖河后进入蒙古國東方省哈拉哈高勒县境内。哈拉哈河在蒙古國境内繼續西北流，於呼倫貝爾新巴爾虎左旗阿木古郎鎮以東再次成爲中蒙界河，流經额布都格口岸，於查干额热格分为南北两支幹流，北幹流（沙尔勒金河）長度52公里為中蒙界河，在巴彦温多仁楚倫和日木以南再次流入中國境内，经甘珠爾苏木（巴音塔拉苏木）匯入呼倫湖；南幹流在注入中蒙交界的貝爾湖後成爲蒙古國境内的内河，其流經長度約為41.19公里。
諾門罕位於海拉爾西南的180公里處，它包括罕達蓋蘇木—將軍廟—阿木古朗一綫至哈拉哈河這一帶地區。流經這裏河段的河西岸比河東岸高50米，形成臺地，在東岸一側看不到西岸臺地的情况。作爲支流的胡鲁斯臺河從東北向西南流入哈拉哈河，將諾門罕地區分为南北两部分。東南方達爾汗山至罕達蓋是連綿數十公里的松林。哈拉哈河及其支流是諾門罕地區唯一的淡水水源，在哈拉哈河東岸2公里至3公里處，以及附近的哈拉哈廟周邊地區多爲水草肥美的湿地，其余地區包括哈拉哈河西岸多為植被稀少的沙地，形成高约20米至40米連綿起伏的沙丘。清朝中期以来生活在這裏的不同部族的蒙古人，為爭奪草场和水源時常發生糾紛。
爲了對這一帶區域進行管理，1734年（雍正12年），清廷設立呼倫貝爾副都统衙門管理索倫、巴爾虎等部落的牧地，并規定新巴爾虎两翼八旗與喀尔喀蒙古車臣汗部各旗的行政區邊界，沿邊界綫設立了16個卡倫，「諾門罕布爾德」（Номхон/Номунхан-ы бүрд）（蒙語意思：法王綠洲）是其中一個卡倫。部落之間的分界綫劃在哈拉哈河（今天蒙古國境内的南幹流河段）以東約15公里至20公里處，史稱“雍正界綫”。
Remove ads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在1919年發行的《中華郵政輿圖》（Postal Atlas of China）中，仍以“雍正界綫”作爲兩個部族閒的行政劃分界綫[8]。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外蒙古方面主張繼續維持河流界限劃定的現狀。
1932年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成立，日满当局早期也承認“雍正界綫”，1932年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發行的地圖，1932年东京朝日新聞專賣社發行的《最新大满洲國地圖》，1935年以前滿洲鐵路出版局發行的地圖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關東州政廳發行的地圖等，都以哈拉哈河東岸約20公里处爲國境綫。但是爲了爭奪適於放牧的草场和水源地，部族之間的糾紛依然不斷，主要是外蒙古境内的喀爾喀車臣汗部落與滿洲國境内興安北省新巴爾虎部族的糾紛，但糾紛發生地主要是在哈拉哈河東岸諾門罕地區的哈拉哈廟及周邊地區，並未發生在後來日本和滿洲國所主張的以哈拉哈河爲界的地區[9]。
1935年1月，蒙满双方争夺哈拉哈廟的所有權，發生武裝衝突，日軍出動駐海拉爾的騎兵部隊，未經交火就占領了哈拉哈廟，日本将这次武装冲突称为“哈爾哈廟戰鬥”，之後又多次發生邊境衝突。
爲了解決雙方邊界綫問題，經過日蘇交涉，满蒙雙方在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在满洲里召开“满蒙国境会议”。满洲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共4人，首席代表为兴安北省省长凌陞、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少将、满洲国军政部部员斋藤正锐陆军少佐（实际是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等人；外蒙古方面的談判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長桑布（後來在喬巴山主導的大清洗中被處決）。在會談中，滿洲國代表主張以哈拉哈河幹流（南幹流河段）爲界，蒙古方面則强調其河段為内河，堅持主張以河東岸20公里之處爲兩國國界[10]。雙方都堅持和重複喀尔喀蒙古車臣汗部與新巴爾虎部族之間的各自主張。談判歷時兩年無果而終。之所以滿洲國方面推翻以前承認的“雍正界綫”，而主張以哈拉哈河爲界，其根據是日本在俄國内戰期間出兵西伯利亞時，曾繳獲一幅比例尺為1∶84000的俄軍地圖，該地圖將諾門罕地區的邊界綫劃定在哈拉哈河上[11]。蘇聯方面對此的解釋是，這幅地圖是俄國測繪隊根據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中以“有山以山為界，有河以河為界”的基本原則繪製而成[12]。但是幾年前，外蒙古方面發現了這個問題之後，便要求蘇聯修改地圖，於是蘇聯在1932年-1935年間新出版的地圖上將“哈拉哈河界綫”訂正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所主張的“河東界綫”（即：雍正界綫）[13]。
1935年1月發生的衝突之後，1936年3月30日又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衝突——“阿達格多蘭事件”。日本關東軍渋谷支队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從貝爾湖西岸阿薩爾廟地區入侵蒙古境内阿達格多蘭地區，蒙軍騎兵300騎，摩托化歩兵1個連，装甲車約10輛（45mm砲装備）擊潰日满軍，日軍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指揮轻型装甲車車隊的平本鈴雄少尉被擊斃，涩谷率部撤回海拉爾重新整頓。4月，日本參謀本部發佈的命令（臨命第323號），废除了關東軍司令官對滿洲國邊境地區實施軍事行動之前須向參謀本部報告的規定，允許其在認爲有必要的情況下，在滿洲國全境範圍内隨時隨地調動和使用兵力。5月，日蒙雙方交換了阿達格多蘭事件中各自俘獲的12名戰俘以及收斂雙方的陣亡者尸體。但日本關東軍堅持以哈拉哈河為界河的立場沒有鬆動，1937年下半年，滿洲國方面向河東岸派出了邊防警備隊，進一步加劇了持續升溫的邊境地區緊張態勢[14]
從19世紀末以來，圍繞著爭奪滿洲地區，日俄（包括後來的蘇聯）兩國都將對方視爲威脅，“九一八事件”之後，雙方爲此做了針對性的軍事戰略部署。
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簽訂。第二条规定：“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以该议定书为基础，日满军事协定委员会制定了《日满守势军事协定案》，规定当一方或双方遭到第三国侵略时，两国军队将在日本国军事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1932年日军开始以四年计划旨在充实驻满洲兵力、改善装备等应急的军备建设。[16]
1933年，日军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1个机械化旅、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约80架飞机，兵力约5万人，加上日军驻朝兵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在与苏军远东兵力的对比上，驻满洲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始终保持相当于苏军的十分之八，并尽早将航空兵力增强到相当于苏军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为目标，迅速扩充军备[16]。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17]
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别應充實在满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对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到了1938年，隨著邊境衝突的日益增加，日本方面爲了加强在該地區的應戰力，關東軍以新增編的的第23師團作爲駐守邊境的部隊，精通俄語並曾擔任過日本駐蘇聯大使館武官的小松原道太郎中將被任命為該師團長[18]。
Remove ads
蘇軍從1933年春季開始就在邊界一綫構築堅固陣，并開始增兵。1934年6月，蘇聯在遠東方面有11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650輛坦克、500架飛機，总兵力大約23萬人。
1936年3月12日《蘇蒙互助協定書》簽訂，主要内容爲：“蒙古或蘇聯的領土一旦受到第三國進攻威脅時，蘇聯政府和蒙古政府約定立即就此情勢進行協商，并采取為其領土守衛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締約國一方遭受軍事攻擊時，彼此應相互給予包括軍事援助在内的各方面的協助[19]。”1936年3月29日《蘇蒙互助協定書》對外公佈。
1936年12月，蘇聯在蘇蒙邊境蘇方一側駐扎機械化部隊及騎兵等快速部隊，準備在蒙古受到武装攻擊時候可以快速反應。1937年9月，蘇聯紅軍第57特别軍進駐外蒙古，與外蒙古共同構築防禦工事。
1939年4月，關東軍第一課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作爲關東軍第1488號作戰命令起草了《满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該作戰命令得到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認可和簽發，4月25日傳達給了各聯隊軍官。該綱要的基本方針規定：“對满蘇國境之蘇軍的非法行爲，經周密準備予以徹底膺懲，使其懾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時可暫時進入蘇聯領土。”該綱要第四條還明確規定：“在國境綫不明確的地區国，防衛司令官有權自主進行裁定。”
由於1937年7月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並陷入長期化，面對著滿蒙國境綫的摩擦有升級的可能，為避免多綫作戰，日本陸軍以石原莞爾爲代表的一派主張在滿蒙國境地區盡量避免軍事衝突，但在以辻政信爲代表的關東軍强硬派面前，這個主張未能成爲日本陸軍的主導性綱領[20]。
戰爭過程
1939年5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军第24国境警备队騎兵在哈拉哈河以東、諾門罕附近的地區放牧時，遭到興安軍警備騎兵第三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士兵開槍阻攔，并將蒙古警備隊以及馬群趕回西岸。隨後，蒙古人民革命军的50餘名騎兵攻占了設在满洲國、蒙古兩國爭議地區的锡林陶拉盖哨所。事件發生後，關東軍決定下場介入衝突，諾門罕戰爭的序幕由此拉開。
5月13日，隸屬關東軍小松原師團的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指揮本部200餘日本騎兵、满洲国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8團約400士兵，并出动5架轟炸機投擲60多枚炸彈。蒙古方面傷亡了30餘人之後，於15日主動撤退到河西。
此時蘇聯政府依據《蘇蒙互助協定書》，決定干預蒙古戰事。蘇聯將第11坦克旅開往哈拉哈河地區，同時命令駐在烏蘭烏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師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並將第57特别軍司令部從烏蘭巴托遷至距離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蘇聯的飛機也不斷在發生戰事的地區集合，並在諾門罕地區進行飛行偵察。
5月22日至24日，蘇聯空軍與日本關東軍第2飛行集團在諾門罕上空展开了大規模的空戰。在這次空戰中，蘇聯空軍36架老式的伊-15戰鬥機與日本空軍遭遇，結果遭到了慘敗，在兩天的空戰中，蘇聯損失了兩個戰鬥機大隊，日軍掌握了制空權。這次空戰蘇軍失利的原因是因爲大清洗，蘇聯空軍中四分之三的高級將領遭到清查，掌握最新空戰思維和能力的人被清洗一空，前綫空軍指揮系統混亂，很多年輕飛行員缺乏高强度訓練；反觀日本空軍第11、12支隊以篠原弘道（1939年8月27日在空戰中陣亡）為代表的王牌飛行員曾參加過對華戰爭的多次戰役，積纍了豐富的空戰經驗，筱原弘道本人在一次空戰中一舉擊落了9架伊-15戰鬥機而名聲大噪[22]。
5月24日蒙古騎兵第6師（轄騎兵第15、第17團，每個騎兵團由2個騎兵連和1個機槍連組成，師裝甲營、炮兵營等）渡過哈拉哈河，擊退滿州國骑兵，并在哈拉哈河以東10公里處据733高地、731高地設置防禦陣地。蘇軍坦克第11旅的摩托化步兵營（轄摩步第1、第2、第3連）以第2、第3兩個連部署在蒙軍北、南外側，第1連部署在浮橋以西擔任預備隊。蘇軍摩步第36師第149團（團長伊万·列米佐夫少校）位於哈拉哈河前綫以西120公里外的塔木察格布拉格作爲总預備隊。蘇軍总兵力為1,100人，蒙軍為1,257人。
师团长小松原中将于5月25日下午到达甘珠尔庙，召开军事会议听取侦察报告。小松原认为消灭越境的蒙军的时机已成熟，不久前才接到《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小松原师团长有权在边境线不明的地区，自行判断和划定国境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权自行决定动用武力。因此，小松原师团长命令步兵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率队发起攻击。其作战部署是：
- 东八百藏中佐率领师团骑兵联队一部穿插迂回到苏蒙军后方夺取或摧毁胡鲁斯台河汇入哈拉哈河的河口处浮桥，切断哈拉哈河东岸苏蒙军退路。搜索队实力为：一个骑兵中队、一个装甲车中队，共有220人。装备九二式装甲车12辆、重装甲车1辆。
- 山县武光大佐统帅“山县支队”主力从正面攻击。实力为第64联队第3大队（谱久村安英少佐，辖第9、第10、第12中队；欠第11中队）、第4中队（欠二个小队）、第64联队的炮兵中队（3门41式山炮）、第64联队的反坦克炮中队（4门94式反坦克炮）。兵力约800人。
- 在山县支队左侧是立川大尉率领第4步兵中队的1个小队（配属有滿州國骑兵），沿胡鲁斯台河的北岸向河口处前进。
- 在胡鲁斯台河的南岸，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8团约450人与立川小队夹河平行前进。
- 浅田忠义少尉率领第4步兵中队的“浅田小队”，共有32人，在战线最北侧前出至胡鲁斯台河注入哈拉哈河的河口以北6公里处。
- 后藤亲大尉率领第11步兵中队在战线最南侧前出至哈拉哈河。
以上各部构成山县支队，总兵力约1600人日军，另配属450余名滿州國骑兵。山县支队各部于27日夜间出发；计划于28日清晨5时整同时发起进攻，歼灭哈拉哈河东岸苏蒙军。作战依据是“俄军一旦后路被断，马上就会全线崩溃”的日俄战争的“老经验”。
5月28日凌晨4时至5时40分，苏军坦克第11旅摩步营营长贝科夫少校率领摩步第1连，将迂回偷袭的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阻击在距离浮桥1.7千米处。28日中午13时，东八百藏中佐向支队发出求援，但仅在下午17时获得了浅田小队的增援。28日21时入夜之后，东搜索队准备发扬日军传统的“夜战”优势转入反攻，但列米佐夫中校率领苏军摩步第149团从塔木察格布拉格赶到战场。苏军随即在河西岸的3部探照灯照射下对东搜索队发起总攻。激战持续数小时，东八百藏搜索队击退了苏军进攻，死伤91人（包括骑兵中队长、装甲车中队长）。29日凌晨3时30分，苏军恢复进攻，从三面迫近东搜索队阵地。29日下午14時，東八百藏下令傷兵突圍。15时東搜索隊只剩下25人。18時，東八百藏實施最後的自殺式突圍，在突圍中，東八百藏陣亡。
此戰，東八百藏麾下的搜索隊軍力減損63%[23]，8名軍官和97名士兵陣亡，1名軍官和33名士兵負傷。列米佐伕中校所率蘇軍傷亡具體人數不明。
29日21时，小松原师团长派遣第71联队第2大队马场进少佐带领的第5中队、联队炮中队、反坦克炮中队，总共381人，分乘40辆汽车增援，于30日下午到达战场。苏军以为日军大部队前来增援，因此主动撤回哈拉哈河西岸。當獲悉前綫日軍受挫之後，5月30日下午2時，關東軍參謀部的辻政信大佐急忙飛往山縣支隊所在的742高地視察情況，從戰場潰退下來的士兵告訴他，東八百藏的搜索隊全體陣亡。於是辻政信把山县武光一頓痛駡，並命令他組織隊伍去戰場收尸，之後便匆匆離開[24]
战后，小松原师团长向上级报告此战取得了辉煌大胜，击毙蒙古國骑兵第6师师长沙日布、全歼蒙骑第6师骑兵第15团；命令井置中佐重新组建师团的骑兵联队。东京的参谋本部发来的“参字547号电”，对23师团的胜利表示祝贺。辻政信也繪聲繪色地描述：“搜索支隊有損失不假，在蘇聯對岸的重炮轟擊下，死傷超過200人，但是他們堅持戰鬥，一直堅持到主力部隊趕到，最後包圍敵人，殲敵700餘名[25]。”
Remove ads
在第一階段戰役期間，日本關東軍特意邀請了一些國際媒體的記者去戰地采訪。作爲蘇聯設立在東京以佐爾格為領導的間諜情報組織“拉姆薩（Ramsay）”成員之一的布蘭克·武凱利奇以法國哈瓦斯通讯社記者的身份也趕赴諾門罕前綫采訪。根據武凱利奇所收集的情報以及綜合判斷，就以後的戰局走向，佐爾格6月4日給蘇聯最高領導層發出了如下電文：“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意圖，但不排除這場衝突有升級為大規模戰爭的可能。迄今爲止，日本軍隊尚未經歷過嚴重挫折，因此，日本陸軍尤其是關東軍愈加變得肆意驕橫。爲避免使蒙古國境綫的戰爭衝突陷於長期化，我建議對關東軍應施以堅決性的回擊[26]。”
收到佐爾格的情報之後，蘇聯方面開始做大規模準備。6月初，駐莫斯科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土居明夫乘坐火車從莫斯科返回滿洲國新京（長春）途中，目睹了大批軍用車輛以及物資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運往遠東地區的博爾賈車站并在那裏卸貨。因此他對關東軍作戰參謀部提出了告誡：“從種種跡象來看，這次蘇聯決心要通過這場戰爭與日本一決雌雄，關東軍應以全部主力應對，必要時可以考慮從日本本國增兵，如果無法做到，可以考慮撤兵避免衝突的妥協方案[27]”。但是土居明夫的提案被辻政信等關東軍參謀作戰部高級軍官斥為軟弱，按照日本陸軍的兵站補給常識，兩個兵站之間的距離應保持在200公里至250公里之内，博爾賈車站距離諾門罕前綫約為750公里，而日本關東軍重要據點的海拉爾距離諾門罕前綫不到200公里，如果利用滿洲境内的白阿鐵路，運輸距離還要更短一些，辻政信認爲在運輸補給方面，關東軍處於有利地位，關東軍對付蘇蒙聯軍綽綽有餘，沒有把這個情報放在心上[28]。
Remove ads
由於蘇聯高層不滿意第一階段戰役的結果，於是6月5日委派朱可夫前往諾門罕，去接替尼古拉·費克連科前綫總指揮的職務。當他到达前綫司令部所在地塔木察格布拉格後，驚訝地發現前綫高級指揮官中，除了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人都未去過前綫，對日軍情報缺乏瞭解[29]，而且指揮部設在遠離前綫的120公里之外。朱可夫走馬上任之後，指揮部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並占領了河東的所有要點 ，開始晝夜不停地構築工事[30]。由於日軍陣地防守嚴密，再加上草原地勢開闊，蘇軍很難派遣偵察小隊潛入敵軍陣地進行偵察，從當地牧民那裏又得不到有關日軍的情報。蘇軍主要是通過空中偵察、火力偵察以及審訊日軍戰俘等各種方式來掌握日軍情報以對戰局做出判斷[31]。
經過對前綫的觀察和局勢的判斷，朱可夫認爲更大的戰事還會來臨，但僅靠現有的第57特别军無力阻擋日軍的進攻，因此他向莫斯科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提出了增調不少於三個步兵師和一個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戰區域、增加炮兵力量以及航空兵力量的要求，這些要求馬上得到回應與承諾，并且還得到了21名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飛行員以及最新式的伊-16戰鬥機和I-153戰鬥機前來助戰。在得到物質和兵力的增强之後，朱可夫開始集結兵力，儲運軍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喬巴山市）等地開闢野戰軍用機場。作爲向前綫輸送物資，運輸中轉車站博爾賈距離前綫有750公里之遙，汽車往返一趟需要5天時間，但蘇軍擁有充分的機械化後勤能力，朱可夫為了戰爭準備調用了2,600輛客貨車運輸士兵及作戰物資，在此期間，蘇軍後勤采取了歇人不歇車的司機輪換方式，在10天之内就完成了物資準備工作，這在1930年代的蘇聯軍隊可說是大規模的補給能力。
6月22日，95架蘇聯戰鬥機與120架日本戰鬥機展開了空中激戰，6月26日，60多架日軍飛機與蘇聯空軍在貝爾湖上空激戰，朱可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次日本方面將在中國作戰的所有部隊中最優秀的飛行員調來參戰，在這數天的空戰中，日本損失了64架飛機”[32]。其中日軍航空第二中隊隊長，王牌飛行員的森本重信大尉在空戰中陣亡，這次的空戰結果扭轉了蘇軍的劣勢。
與此同時，日滿聯軍也發動反攻。以興安騎兵第五團、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為基幹，抽調興安軍各蒙古“精锐”士兵臨時組建的野戰部隊，共4500多人，在师长野村登龜江中將。参谋长後藤外馬上校指揮下於6月25日在阿爾山集結。在安岡坦克師團指揮下，負責左翼一個獨立方向作戰。6月27日關東軍第二航空大隊出動重型轟炸機24架、輕型轟炸機6架、戰鬥機77架，對蘇蒙軍的塔木斯克機場與另外兩個空軍基地進行了偷襲，這次的偷襲給蘇軍的空軍造成了一定損失。關東軍發表戰報為：日軍擊落蘇軍飛機99架、擊毀25架，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半數的蘇聯飛機遭到摧毀[34]。
Remove ads
7月上旬雙方交戰圖（紅綫為蘇軍防綫，黃色箭頭為日軍進攻路綫）
日軍在7月初的戰役目標是：
- 圍殲哈拉哈可東岸的蘇蒙聯軍部隊；
- 渡過哈拉哈河，殲滅河西岸的蘇蒙聯軍預備隊；
- 在哈拉拉河西岸建立登陸立足點，保障後續的軍事行動[35]。
爲實現這個目標，日軍從海拉爾調來了爲此次計劃而編制的第六軍團作戰部隊。6月30日，第23師團長小松原下達進攻命令，從北面分兩路進攻哈拉哈河以東的蘇軍。7月1日拂晓該軍團奉命沿胡鲁斯台河两岸向巴尔其噶尔高地、諾羅高地前进，殲滅蘇軍一個十幾人的偵察隊，當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過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圖阻隔蘇軍的援兵，切斷河東蘇軍的退路。
7月2日凌晨2時，日軍在哈拉哈河上建立了浮橋，日軍第23團率先渡過河。上午10時，河西兵團的一綫主力大都跨過了哈拉哈河，但在巴英查崗山附近遇到了蒙軍第15騎兵團的頑强阻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蒙軍第15騎兵團幾乎全軍覆滅，在這之後，蒙軍第6騎兵師主力趕到，迅速建立了第二道防綫，但兵力數量處於劣勢，7月3日，日軍攻占了巴英查崗山，蒙軍第6騎兵師則退守到了巴英查崗山的西北地區 [36][37]。面對此情況，朱可夫命令所有預備隊立即出動，雅科夫列夫上校指揮的坦克第11旅、費久寧斯基上校摩托化步兵第24團外加炮兵營、列索維伊上校指揮的摩托化裝甲第9旅以及盟軍騎兵第8師裝甲營一起前往巴英查崗山。7月3日蘇軍指揮官來到巴英查崗山地區，下令炮兵向巴英查崗山派出觀察所并對日軍進行炮擊，同時哈拉哈河東岸用以支援蘇軍摩托化裝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占領巴英查崗山的日軍轟擊。早晨7時，蘇軍戰鬥機和殲擊機飛抵巴英查崗山向日軍進行轟炸和掃射。上午9時，坦克第11旅先頭部隊抵達巴英查崗山地區[38]。
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7月4日，朱可夫集合約二百輛坦克及三百輛裝甲車，以裝甲兵反攻，同時在前線開設更多的野戰機場，讓戰鬥機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戰場空優。7月4日中午，苏军坦克第11旅、装甲车第7旅与日军安冈战车部队在巴尔其嘎尔高地展开战斗，在正面七公里宽的战场上苏军80辆T28坦克和12辆OT-130喷火坦克及三百余量的装甲车在机枪第5旅的掩护下，将安冈的97辆九五式坦克和37辆装甲车包围，苏军的大炮炮击准确隔离了安冈坦克师与步兵和炮兵的连接部，双方坦克展开冲锋，日军战车第3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乘坐的指挥车被击中，车毁人亡，日军坦克被击毁四十余辆，37辆装甲车全部被击毁，残余的坦克逃回将军庙。剛被任命爲第23師團參謀長的大内孜大佐也在這天戰死。
對7月4日的戰況，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7月4日，白天晚上戰鬥繼續著，直至5日凌晨3時，敵人的抵抗最後被粉碎，日軍開始倉皇向渡口退去。但是，他們的工兵由於害怕我軍坦克的突破，已把浮橋炸毀。日軍軍官全副武裝跳入水中，我坦克兵親眼看見他們溺死水中。攻占巴英查崗山的日軍殘餘部分全部被殲滅在哈拉哈河邊巴英查崗山的東面斜坡上。數千具尸體，大量被擊斃的馬匹，一堆堆被擊毀的火炮、迫擊炮、機槍和車輛鋪滿了巴英查崗山。在這幾天的空戰中，日軍損失飛機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衝轟炸機[40]。
7月5日，日軍完全撤出哈拉哈河西岸，之後的戰鬥集中在東岸展開。苏蒙军炮火使得兴安师炮兵团损失了半数装备，人员大量伤亡，失去战斗力。
由於7月3日夜間，安岡正臣下屬的坦克第四聯隊（玉田支隊）曾對蘇軍陣地偷襲成功，於是在7月6日至9日之間，日軍又分別組織了坦克第四聯隊、第23步兵師團的第72聯隊、第26聯隊以及步兵第7步兵師團的第28聯隊對蘇蒙軍陣地的夜間突襲，但遇到嚴重挫折，傷亡人員高達5,000多人。爲此，7月12日關東軍司令部植田大將不得不對小松原下令停止進攻[41]。截至7月22日的日軍内部戰損統計，日軍第23師團戰死1,085人、負傷2,436人、疾病748人、失蹤24人，合計損失4,293人[42]。
在7月的戰役間隙期，日蘇雙方重新研究了下一階段部署。日軍認爲：己方的火炮力量和射程不及對方，因此請示關東軍司令部調增150毫米大口徑遠程重炮（在這之前日軍火炮口徑為75毫米），得到了司令官植田大將的批准；作爲蘇軍，通過日軍的數日夜襲，感到日軍所動用的兵力規模和重武器數量，超過了第一階段戰役的規模，通過審訊日軍戰俘，得知他們來自十幾個不同建制的部隊，另外通過空軍的偵察，發現日軍依然源源不斷地通過鐵路綫向前綫補充物質和軍隊。朱可夫認爲日軍并不會因連續受挫而善罷甘休，蘇軍的軟肋在於野戰步兵數量少，而且單兵作戰素質不及對方，如果戰爭成爲長期消耗戰，對蘇聯不利，朱可夫將自己憂慮和判斷通過伏羅希洛夫轉告給了斯大林。斯大林的戰略重心是在歐洲，不想被遠東這場戰事所牽制。爲了儘快解決眼前這場戰事，根據斯大林的指示，7月15日，第57特別軍被提升改編為第1集團軍，朱可夫任命爲集團軍司令。並向該集團軍增派了2個摩托化步兵旅、1個機槍旅、1個坦克旅以及6個飛行團的581架飛機，而且給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儘早結束這場戰爭[43]。
7月23日10時，日軍再次組織了進攻，首次使用了增調來的76門150毫米大口徑重炮對蘇軍陣地轟擊，給蘇軍一綫陣地造成了一定損失，一名蘇聯戰地記者在前綫采訪，拍下了一個炮兵班的作戰場面，在他按下照相機快門那一刻，一枚日軍炮彈落下，炮兵班全員陣亡。不過，由於蘇軍已經將榴彈炮、加農炮等重炮部隊轉移，所受損失的是步兵炮和迫擊炮。但在這次日軍進攻當中，因日本炮兵指揮内山臨時決定延長炮轟時間，沒有及時得到這個消息日軍步兵在衝鋒過程中，遭到了己方的炮擊[44]。在第一次進攻遭受挫折之後，11時日軍再次發起進攻，蘇軍主動放棄陣地撤回到河西岸，當日軍沿著蘇軍架設好的浮橋抵達河西岸之後，卻遇到了600多輛蘇聯坦克迎頭阻擊，在蘇聯坦克發出的火力之下，日軍損失嚴重，不得不退回到河東岸。當蘇聯坦克追趕過來時，日軍使用了“肉彈進攻”進行阻擊，其中將一輛蘇聯坦克指揮車炸毀，坦克旅旅長雅科夫少將身亡，這是諾門罕戰役中陣亡最高級別的蘇軍指揮官[45]（日軍“肉彈部隊”使用擊毀蘇聯坦克的武器几乎是燃燒瓶。有鑒於此，在這之後，蘇聯的坦克做了改進，從汽油動力改爲柴油動力，並在薄弱要害地方做了鐵絲網防護。這個改進在後來的戰鬥中使蘇聯坦克大大降低了戰損[46]）。在這段期間，朱可夫采用了“夜退晝攻”的戰法，即：夜晚蘇軍從前沿陣地撤出，第二天白天又用充足的炮火覆蓋日軍占領的陣地。
在空戰方面，7月29日雙方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空戰，結果日軍航空兵最活躍的第24航空隊遭受重創，蘇軍掌握了制空權。
興安軍的潰敗：爲了瓦解興安軍的士氣，蘇蒙軍炮兵军用還向興安師陣地發射了大量宣傳彈的傳單，蒙軍騎兵第8師也用飛機向興安師陣地散發傳單兴，傳單上寫道：“不要受日本人欺騙”、“你們快回家吧”、“不要替日本法西斯當炮灰”、“蒙古人不打蒙古人”等蒙語内容動搖了興安師内部的大批蒙古士兵鬥志。7月6日興安師各團發生了士兵携帶武器自發大潰退，他們沿著鐵路向東撤退，在白狼车站殺死了王爺廟特务機關前来招撫的貢布扎布中尉；走到归流河车站之後，王爺廟特务機關白雲航中校前去招撫，為迅速平定嘩變事件和解除逃兵們的顧慮，將其稱爲“歸還兵”，要求沿途軍警不准阻擊扣押，並為之提供食物，只要回王爺廟接受整編就既往不咎。興安師大批士兵潰逃之後，師司令部受到蘇蒙軍的三面包圍險些被全殲，在日军一個聯隊三千多人的支援下才擊退了蘇蒙軍隊；前来“參觀學習”的蒙古族少年隊是由十四五歲各旗王公子弟組成，也在保衛師司令部的戰鬥中傷亡了30餘人，因“影响不好”就此撤往後方。後來興安師收攏潰兵2,600餘人，直到7月16日蘇蒙军進攻轉向日軍陣地，興安師陣地才得以勉强維持。在戰役中，日籍軍官傷亡202人，士兵傷亡2895人。日軍徹底失去了對興安軍的信任，從戰場退下來的興安軍餘部在全部繳械之後被遣散[47]。
進入8月，日軍的攻勢有所減緩，日軍的動態主要是建立防禦工事，加固陣地。日軍空軍主要是對河渡口、蘇軍炮陣地以及預備隊區域進行偵察和小規模的轟炸。而蘇蒙軍制定了反攻計劃，日期定爲8月20日，其目的將占領河東岸的外蒙古領土範圍内的日軍消滅或驅逐出去。爲使反攻獲得勝利，根據朱可夫提出的要求，蘇聯除了向諾門罕前綫調撥武器和戰略物資之外，又向前綫增派了2個步兵師、1個坦克旅、2個炮兵團和轟炸航空兵和殲擊航空兵。此外，朱可夫還列出了前綫需要的如下清單：
- 炮兵彈藥：18,000（噸）
- 航空兵彈藥：6,500（噸）
- 各種燃滑油料：15,000（噸）
- 各種食品：4,000（噸）
- 燃料：7,500（噸）
- 其他物資：4,000（噸）
爲將上述物資運抵前綫，需要動用3,500輛卡車、1,400輛油槽車，而蘇軍方面的運力僅有1,742輛卡車、912輛油槽車，8月14日以後才從蘇聯新調來了1,250輛卡車和375輛油槽車[48]。
爲了加快運輸速度和縮短公路運輸距離，在6月初，蘇軍就投入了兩個鐵路工程兵團和一個築路工兵營，開始搶鋪一條從博爾賈延伸出來直到外蒙古境内的臨時鐵路，經過58天的日夜施工，在蘇軍發起總攻之前，長達324公里的臨時鐵路鋪設到了喬巴山市，將原來的兵站運輸綫縮短了將近一半[49]。
爲了達到迷惑日軍之目的，蘇聯方面做了如下計劃：
- 隱蔽運輸和集中集團軍群從蘇聯調來的部隊；
- 隱蔽調動在哈拉哈河東岸進行防禦的兵力武器；
- 部隊和物資隱蔽地度過哈拉哈河；
- 對出發地域、部隊的行動地段和方向進行現地勘察；
- 為此戰役的各兵種特別因避敵演練各種科目；
- 各軍兵種隱蔽地實施補充偵察；
- 發佈假情報欺騙敵人，使日軍弄不清蘇軍的真實意圖[50]。
爲了達到保密目的，朱可夫要求8月17日-18日之前，部隊嚴禁進入出發地域，進行現場勘察的指揮官要乘坐卡車，身著士兵服裝；將一些《戰士防禦手冊》故意散佈到日軍陣地，使日軍判斷蘇軍將轉入防禦並準備在諾門罕過冬；在夜間調動大部隊時，以槍聲、炮聲等嘈雜聲音作爲掩護等一些列掩人耳目的行動。在戰鬥開始前四天，計劃命令逐次傳達到各級指揮官，所有作戰計劃、命令、口令等書面文件均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員負責專職打印，在進攻開始3個小時之前，戰鬥命令才下達到基層士兵[51]。
對蘇軍的大規模調動，雖然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已做了預估，並將其情報判斷發送給關東軍。但由於關東軍與陸軍本部之間的相互齟齬，這份情報并沒有被關東軍所理睬[52]。
8月20日是周日，日軍沒有想到蘇軍會發動進攻，很多日軍軍官離開了前綫去海拉爾度假（按照辻政信、荻洲與小松原擬定的原作戰計劃，日軍計劃於8月24日對蘇軍發起進攻[53]）。 清晨5時45分，蘇軍炮兵開始對日軍設有高炮的防空陣地發動猛烈炮擊，部分炮火對蘇軍航空兵所要轟炸的目標發射烟幕彈。8時15分，蘇軍各種口徑的火炮向日軍目標炮擊。8時45分，蘇軍航空兵轟炸日軍的炮兵陣地。蘇軍在朱可夫的指揮下，在三十公里長的前線發動主力進攻。蘇軍投入總兵力約五萬七千人，坦克524台，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00架。北翼最先以機械化步兵進攻，吸引日軍增援。中部則以步兵牽制日軍主力。南翼集中一個步兵師、一個裝甲旅，約一萬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軍快速向北迂迴，從側翼包圍河東的日軍。8月20日的當天，蘇軍步兵和大部分坦克旅都渡過了哈拉哈河。
在21日和22日的兩天之内，雙方進行了激戰。蘇軍在進攻弗依高地時遭到了日軍的頑强抵抗，駐守高地的日軍第23師團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依然堅守高地，這超乎了蘇軍的估計，於是蘇軍不得不從預備役中抽調摩托化裝甲第9旅投入戰鬥。8月23日早晨，蘇軍蘇軍集中坦克群、地面火炮再加上空中轟炸，對弗依高地再次展開了新一輪攻擊，落下炮彈的密度幾乎接近了一發炮彈/㎡。在蘇軍强大火力的攻擊下，日軍第23師團被壓縮到最小範圍。此時，蘇聯OT-130噴火坦克出現在日軍面前，對殘留的日軍噴出火舌。23日14時，日軍左翼的第73聯隊只剩1,800人，軍官幾乎全部戰死。23日晚上，小松原將師團指揮部由推進至752高地附近，他將反擊兵團分爲左右兩翼，左翼是第7師團爲主，由第14旅團長森田範正少將指揮[54]，右翼以第23師團爲主，由步兵團長小林恒一少將指揮，這次反擊原計劃由4個聯隊兵力組成，但是在攻擊之前，只湊齊了2個半聯隊，於是24日上午9時30分，這2個半聯隊向蘇軍南翼陣地發起了進攻。但此時的蘇軍在陣地已經配備了20輛坦克和重機槍陣地嚴陣以待，除此之外，在這個區域，作爲預備隊，蘇軍部署了200輛坦克裝甲車以及大量榴彈炮。在蘇軍猛烈炮火打擊下，發起衝鋒的日軍大批倒下。到了下午，蘇軍開始反攻。參戰日軍的各連隊中，2,295人編制的第72聯隊傷亡率達到了95%，聯隊長酒井美喜雄大佐也在戰鬥中失去左臂（戰役結束後在哈爾濱醫院治療期間被免職後自盡）；森田徹大佐的第71聯隊在作戰中，1,000多名官兵和挽馬橫尸荒野，火炮儘遭摧毀。森田徹本人也在兩天之後的8月26日戰死[55]。
在擊潰了日軍側翼集團之後，在8月26日夜幕降臨之前，蘇軍坦克部隊和裝甲部隊完成了對日軍第6軍團的全部合圍[56]。8月27日，蘇軍對日軍的最後一個陣地，山縣武光的第64聯隊以及配屬的野炮第13聯隊固守的巴爾沙嘎爾高地進行最後的猛攻。有人統計，在5分鐘中之内，落在高地上的炮彈多達400多發，炮擊過後，許多戰壕垮塌，來不及轉移的士兵被埋在土裏，僅27日這一天，山縣聯隊戰死率高達69%，而蘇聯的炮擊一直持續到晚上23時，炮轟結束後蘇聯噴火坦克緊跟著一度衝進日軍陣地，守衛在戰壕内的日軍被燒成火團，僅剩的5門火炮也被摧毀，山縣武光大佐與野炮第13聯隊的伊勢高秀大佐繼續死撐了一天，希望等到增援部隊到來，然而直到蘇軍停止了炮轟，也沒有見到援軍的到來。在步兵與炮兵兩個聯隊兵力損失殆盡的情況下，兩個指揮官商量決定主動撤離陣地，但傷員太多，直到28日凌晨3時，才撤出巴爾沙嘎爾高地，但在突圍撤退過程中，不斷遭遇到蘇聯坦克的襲擊。實際上，救援部隊在他們撤離之後才趕到陣地，到了陣地之後，發現僅剩下陣亡士兵們的尸體，於是也準備撤離，但這隻救援部隊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直到8月29日16時，山縣武光大佐、伊勢高秀大佐身邊只剩下4個人。於是，山縣武光大佐下令將軍旗和密碼本燒毀，並將電臺破壞。之後，山縣武光大佐、伊勢高秀大佐和另外兩個人自殺。只有一名傳令兵和士兵則趁黑夜逃離[57]。步兵第71聯隊在森田徹大佐陣亡之後，接替指揮的東宗治中佐在8月30日率領殘部向蘇軍發起了自殺式最後衝鋒，全員戰死於陣前[58]。8月30日，被合圍的以第23師團為骨幹的日軍第6軍團遭到了全殲，蘇蒙軍占領了諾門罕地區所有高地，將戰綫逼近到河東岸日軍前綫指揮部所在地的將軍廟（現成爲“諾門罕戰場遺址紀念館”[59]）。
對8月下旬的最後戰役，朱可夫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26日以後，（蘇軍）開始分割殲滅被圍的敵軍集團。由於流沙、沙坑、沙丘使戰鬥行動極爲困難。日軍極爲頑固，戰至最後一人。但是（日軍）士兵識破了官方的皇軍是不可戰勝的謊言，因爲日軍作戰4個月遭到極大損失，可沒有勝過一仗。某些日軍士兵和軍官所寫的日記反映出他們當時的心情，讀起來很有趣。這是福田（日軍士兵）的日記：‘1939年8月20日。從早天氣就很好。敵人的殲擊機和轟炸機50架，一群一群地出現在天空。6時30分，敵人的炮兵全力進行射擊。炮彈在我們頭上呼嘯。炮彈遮天蓋地打到我們近旁。真可怕。觀察部隊使用一切辦法尋找敵人的炮兵，但好毫無辦法，因爲轟炸機在轟炸，殲擊機在掃射。敵人全綫獲勝。7時45分。可怕。人們怨聲載道，炮彈轟隆爆炸，簡直像在地獄一般。形勢十分困難，情況很糟，我們被圍了。如果黑夜即將到來，全體人員應呆在交通壕裏，排成一行……士兵的心靈悲哀的……我們處境不好，很糟，亂七八糟。8時30分。敵人火炮不停地向我軍射擊。躲到哪裏都沒有生路，到處是炮彈，只有在菩薩脚下才能得救。14時40分。殘酷的戰鬥在繼續著。我們不知道有多人死亡，多少人受傷……射擊一直不停。8月21日。蘇蒙空軍大批轟炸我們的陣地，火炮也不停地射擊。在轟炸和炮擊之後，敵人步兵投入進攻。死亡人數不斷增大。晚上敵人的飛機轟炸我們的後方。8月22日9時30分。敵人步兵開始衝鋒，敵人機槍猛烈開火。我們處境極爲危險，我們膽顫心驚。士兵情緒糟透了。所有軍官死光了，我被任命爲連長。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就在這個時候，福田的日記中斷了[60]。
到了9月，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依然還想組織反攻，但此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及參謀總長閑院宫載仁親王對數月以來連遭敗績的關東軍已經徹底失去了耐心，9月3日，陸軍參謀本部下令關東軍必須馬上結束戰爭。作爲蘇聯，雖然取得了戰役大捷，但并不想將戰爭擴大。9月1日，已經渡過哈拉哈河東岸的蘇軍將戰綫擴展到距離河岸以東20公里之處後，便停止了進攻。而就在最後戰役結束之前的8月23日，蘇聯又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消息對日本來説是在戰場之外的又一個打擊，於是蘇、日兩方在9月初開始談判，並於9月16日在莫斯科簽署了諾門罕停戰協議（據説最先安排的談判地點是哈爾濱，但辻政信私下威脅說，如果蘇蒙談判代表來到哈爾濱會遭到刺殺，於是談判地點改爲莫斯科[61]）。
戰爭之後
在莫斯科停戰談判中，日本做了退讓，承認外蒙古所主張的邊界綫。日蘇停戰後，雙方成立了旨在明確邊界綫的委員會，1940年8月完成了满蒙邊界的界標和界柱的劃分。
蘇聯方面：蘇聯通過這場戰爭，為後來的蘇德戰爭期間的坦克集團軍作戰積纍了經驗。這場戰爭結束之後，有70多名參戰的蘇聯軍人被授予“蘇聯英雄”榮譽稱號。作爲這場戰役的最高指揮官的朱可夫於1940年6月晉升爲大將，在蘇德戰爭期間被委以重任並晉升爲元帥軍銜。
外蒙古方面：諾門罕戰役的勝利，確保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獨立和領土範圍，它為以後在「雅爾達協議」中得到美英兩國的承認以及1946年最終獲得中華民國的國家承認奠定了基礎。對1940年滿蒙締結的劃界協定，二戰後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予以認可[62]。
日本方面：在日本國内，受諾門罕戰役失敗以及蘇德兩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影響，時任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在1939年8月30日宣佈内閣总辭職，在平沼内閣擔任陸軍大臣兼对满事務局總裁的板垣征四郎也随之下台。
諾門罕戰役的失敗，使關東軍以往凌駕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之上的權力被徹底剝奪，指揮這場戰爭的主要高級軍官全部被免職。
- 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梅津美治郎中将繼任。
- 關東軍參謀長矶谷廉介中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飯村穰中將繼任。
- 關東軍參謀副總長矢野音三郎中將被免職調入陸軍參謀本部，远藤三郎少將继任。
- 關東軍第6軍司令荻洲立兵中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
- 前綫總指揮、第23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被免職轉入預備役，一年後病逝，井上政吉中將接任第23師團長。
- 作爲戰爭直接策劃者的陸軍大佐辻政信9月被調往武漢，在岡村寧次的第11軍任職憲兵司令。
爲了轉嫁責任，小松原道太郎將前綫潰敗的原因歸咎於部下，逼迫第23師団捜索隊長井置栄一中佐、第8國境守備隊長谷部理叡大佐自盡，以此“爲國盡忠”[63][64]。
关东军第6军的军医部提交给军队高层的报告（并不向公众发表，日本的官方报道说是大胜因此完全不会报道阵亡8,000人[65]）表明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举行了一场“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的活动，朝日新闻报道称战死人数为18,000人。日本历史学家五味川纯平在他1975年发表的著作《诺门罕》中有这样的评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然而这篇报道只是一则不超过30字的未署名的简讯，并非靖国神社的独自公布数字，仍然很值得怀疑是否是记者把伤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国神社战后从未进行过排除日本官方数字的独自伤亡调查[66]）。
蘇軍投入約57,000名官兵，過去的蘇聯官方統計人員傷亡人數損失為9,284人（包括4,000人阵亡）。在人員戰損方面，這場戰爭長期以來被外界認爲是一邊倒的戰爭，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文件檔案顯示，蘇軍的人員戰損數量實際上超過了日軍。曾在蘇聯軍事情報機關“格魯烏”任職並參加過該戰役的瓦西里·安德列耶維奇·諾沃布拉涅茨上校後來回憶起這場戰爭時認爲，蘇軍存在很多缺陷，蘇軍完全是以壓倒性火力兵器優勢和人員巨大傷亡才贏得了這場戰爭。據説，朱可夫當時爲了隱瞞蘇聯方面的戰損真相，將原始報告壓了下來，而改寫了另外一份報告[67]。
在裝備方面，蘇軍損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间得到了BT-7供应155辆補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计154辆，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辆可以使用，损毁271輛，一共死伤349名士兵。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诺门罕战役中苏军的坦克比日军强大出一个数量级甚至还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实际参战的苏军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装甲也十分輕薄，89式中战车、T-26、BT-7的装甲最厚处分别是17MM，15MM和20MM，雙方撇開冶金技術不談，基本上厚度一樣，而且它们用的汽油机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机。战役中出现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於數量甚至不過10輛，對戰況並沒有太大幫助。同样地苏军损失的坦克装甲与松本草平的说法不同，只有極少數被燃烧瓶和坦克击毁，而绝大多数毁于日军反坦克步槍和戰防炮[69]在战斗中日军发现用7.7毫米穿甲弹集中大量射击或是车载13.2机关枪射击即能击穿BT坦克的側面或後方装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機會击穿苏联坦克的後方装甲[70]。此外松本草平关于苏联紧急进行柴油机改装的说法也是错的，BT-7m要到此战后才生产。战斗中日军发现有苏军将坦克驾驶员锁在车里的行为[71]。
在空中日本雖然贏得了數量上的勝利，但是仍然遭受了飛行員的慘痛損失，諾門罕中死亡的最高階軍官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戰績篠原弘道擊落58架。日軍97式戰鬥機與蘇軍的I-15戰鬥機以及I-16戰鬥機交戰中，在這兩次衝突中日本宣稱擊落了蘇聯1,252架飛機（蘇聯資料中被擊落的飛機僅有200架），苏军宣称击落646架日机，而日本陸軍承認損失是遭擊落與重損共157架（未歸還機與被擊落機64架，其中97式戰機51架，53名駕駛戰死）。97式戰機的良好迴轉性獲得證明並在初期與蘇軍對戰時獲得優勢，但是在第二階段戰役期間，蘇軍的I-16所使用的一擊脫離戰術已經開始有效的剋制迴轉攻擊的效果，並帶給老練飛行員大量的傷亡，使日本陸軍開始開發重視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戰鬥機，最著名成果之一即為二式單座戰鬥機，而且和日本海軍零式艦上戰鬥機的無防護相較日本陸軍也開始給戰鬥機配備防彈油箱及防彈鋼板等。蘇軍戰死的最高階飛行員為格拉斯金少校和紮巴耶夫少校。
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日軍大力在士兵中灌輸反對蘇聯紅軍的思想。我們的軍隊被説成是技術落後，在作戰方面相當於1904年-1905年俄日戰爭時期的舊沙皇軍隊水平，因此，日軍看到在哈拉哈河戰鬥中，遭到我軍坦克、飛機、炮兵和組織良好的步兵部隊突擊時，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與我們在哈拉哈河作戰的日軍訓練不錯，特別是近戰，他們守紀律，執行命令堅決，作戰頑强，特別是防禦戰。下級指揮人員受過很好的訓練，作戰異常頑强。下級指揮人員一般不會投降，‘剖腹’自殺時毫不猶豫。軍官，特別是中高級軍官，訓練差，主動性差，習慣於墨守成規[72]。”
受邀前往諾門罕前綫觀戰的德國軍事觀察家們認爲：日本的陸軍戰術思維落後於時代，特別是坦克部隊，不僅數量匱乏，無論是坦克本身的設計製造，還是坦克用於戰場上的作戰，都還停留在一戰水平。而當時德國坦克的各項性能都領先於世界，已經建立了坦克集團軍獨立作戰並與“閃電戰”相結合的新軍事體系[73]。
諾門罕戰役是自日俄戰爭以來，在二戰爆發前夕日蘇兩國之間發生的最大規模戰爭。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役，諾門罕戰役是一場不為經傳的戰事，但是它對二戰的走向卻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作爲戰敗方的日本，對以後的軍事戰略部署做了重大調整。日本軍事戰略中存在著所謂的「北進論」及「南進論」兩個截然相反的戰略方針，「北進」的戰略方針除了整個滿洲地區之外，還指向蒙古以及蘇聯的遠東地區，而「南進」則是包括太平洋地區以及為確保掌握東南亞石油資源而針對美國和英國的战略部署。諾門罕戰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对俄國形成的固有觀念，使得日本軍部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評估蘇聯軍事實力以及被迫擱置「北進」戰略計劃，轉而掉頭實行「南進」戰略計劃，最終引發了太平洋戰爭，把美國拖入了二戰。
作爲獲勝方的蘇聯，達到了其對日本產生威懾之戰略目的，諾門罕停戰協議簽署一年半之後，兩國於1941年4月13日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蘇德战争爆發後，蘇聯西部戰綫吃緊，蘇聯高層最爲擔心的是如果調派駐扎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增援西綫，造成遠東方面的兵力減弱，日本趁虛而入，而使蘇聯陷於東西兩綫作戰的不利局面。當蘇聯高層收到了佐爾格在9月發來的日本將在年内與美國開戰，不會再輕易向蘇聯發動軍事行動的情報之後，便放心大膽地將部署在遠東地區的大部分部隊調往西綫[74][75]，使蘇聯得以在蘇德戰爭期間全力以赴地應對與德國的戰事。
相關文學影視作品
脚注
参考文献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