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 (中国)

士族，是中国历史上东汉至唐代，世代为官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家族。宋代及以后，“士族”一词含义有所改变，士人取得官位后就是士族、士大夫，已没有世袭的意味。^[1]

权力基础

士族往往拥有大量土地，其宗族位于广大农村，在地方上拥有势力，进而参与国家政事，分享中央权力。地方有事时，士族借助其在中央的权力，维护自身的宗族势力。中央有变时，士族在地方的宗族与地主身份仍延续不绝。^[2]南北朝时的世家大族，还往往供养大量奴隶、部曲和荫附民。^[3]

演变

汉代

士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西汉一度十分的平民化，出现布衣将相之局，但此后新一轮世家的因素逐渐缓慢积累，出现了官场上有官僚世家，地方里有豪强世家，士林中有文化世家的三元格局^[4]。

官僚世家：秦汉实行选贤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权，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可以任子一人为郎官。尽管有些家族做官仅延续两三代就衰落了，但是总有一些家族延续的更长，因为世代为官，逐渐建立了族望，形成官族，进而“家世二千石”^[4]。

豪强世家：在乡里，拥有大量田地、大量宗族和大量依附民的豪强世家。于东汉不断发展，其子弟往往在本地做官^[4]。

文化世家：东汉以来，经学主要通过家族来传承，不断涌现经学世家，如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号称“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经》，四代人有五人位居三公之位，号称“四世五公”。东汉末年，因为学风的转变，士人不再埋头读书，而是投身于交游和聚会，讨论文化和政治，因此又出现了名士和世代名士的家族，如颍川荀氏和颍川陈氏等^[4]。

乡里豪族因为有经济实力，可以让子弟去读书，学习经学后有了文化进入士林，可以通过明经做官的道路进入官场，政治权势的获得，又反过来加强他们在乡里的权势。东汉的官场官族、乡里豪族、士林学门不断的互相转化，逐渐融合，最终发展成中古时期的士族门阀，把经济、政治、文化融为一体^[4]。

三国

董卓乱后，地方割据。虽然曹操因自己父亲曹嵩是宦官养子，出身宦官家族的他，出于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其子曹丕篡汉后，接受了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极大强化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而孙吴之所以能与曹魏长期抗衡，与孙氏获得江东地区士族的合作不无关系。相反的，蜀汉则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亦能得到部分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

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故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官人法，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

中正官主要依据人的德行与才能评定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尚能秉持当年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但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往往只看族谱家世。制度实行久了，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士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不成文的姓氏出身等级制度，巩固了门阀对官职的垄断。

两晋南北朝

西晋沿用九品中正制，加速士族阶级发展，门阀在政治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司马懿家族出身士族河内司马氏，故重视士族利益，门第愈高，官职愈高。永嘉之乱后，东晋立足金陵，亟需南迁士族及当地门阀的支持，而五胡乱华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也希望取得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拥戴，门阀政治因此进入鼎盛期。

南方

• 侨姓：因永嘉之乱从北方南迁江东（又称江左）的士族，仍以中原名族自相标榜，称为侨姓，其中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为大姓。他们原先在北方并非显赫大族，南迁后靠着在东晋朝廷上的政治力量以及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影响，声望一度超越留在北方的大族。东晋亡后，侨姓有的北归，有的留在南方。南梁时，侯景曾请婚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家遭辱而生怨隙，当侯景南下攻陷金陵之后，旋即大肆杀掠门阀士族。侨姓除兰陵萧氏，在侯景之乱后已不再兴盛。

• 吴姓：江东地区自东汉以来的当地名族，称为吴姓，以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吴郡朱氏、吴郡张氏、吴郡顾氏、吴郡陆氏为大姓，号称“吴四姓”。本来江左最具权威的是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号称江东二豪，甚至有“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但后来周氏、沈氏与东晋官方关系交恶，涉入了政治风波，逐渐被吴四姓超过。

南方的侨姓和吴姓又统称“江左士族”。大体来说，吴姓被侨姓压抑，略次一等，且两者之间的芥蒂甚深。东晋之初，中原沉沦，吴郡便以上国自居，妄自尊大，常称南下的北人为“荒伧”、“伧父”等，为天下笑。而同为侨姓又有渡江早晚之分，刘宋以后，渡江较早的北人反而也以“荒伧”来称呼晚来的北人。与侨姓相比，江东本土的吴姓并没有完全驯染于清谈中，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两汉经学的学风。^[5]南梁末年，西魏攻克江陵，大批士族之民被掳往关中，江左士族名存实亡。

北方

• 郡姓：永嘉之乱后仍留在北方、未随晋室南迁的士族，后来随着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郡姓也被切割成两支。一支为经东魏到北齐，仍然保持汉代讲经学、重儒术传统的“山东士族”，以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为大姓。在唐代，此七族合称七姓十家，社会地位显赫。另一支则是经西魏到北周，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下形成的“关中士族”，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为大姓。关中郡姓与“八柱国”的合作，可说是西魏、北周、隋、唐建立的基础，即陈寅恪所提出的“关陇集团”。

• 虏姓：北魏孝文帝推行孝文汉化政策，命鲜卑人著汉服、说汉语、改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元姓、步六孤氏改陆姓、贺赖氏改贺姓、独孤氏改刘姓。又以京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为郡望，形成以鲜卑皇族与贵族为首的河南元氏、河南长孙氏、河南宇文氏、河南于氏、河南陆氏、河南源氏、河南窦氏等。由鲜卑人的显贵，摇身一变为汉姓的士族，被称为“虏姓”，又称“代北士族”。然而，孝文汉化近四十年后的河阴之变中，汉化极深的鲜卑皇族及虏姓士族遭到尔朱荣屠戮，人数大为减少，逐渐融入汉人士族之中。

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又合称“四姓”，南北朝时期“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新唐书‧柳冲传》：“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山东士族重视姻亲关系，江左士族重视个人风格，关中士族重视功成名就，代北士族重视帝王亲族。

隋唐

隋唐时期的士族以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两大集团为主，其特征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禄世婚。^[6]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权有赖关中士族支持拥戴，而山东士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削弱门阀，但由于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会声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温和的政策来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即是择取人才，削弱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唐太宗指示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氏族志》。结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山东士族博陵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抗衡以关中士族为核心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明经科、进士科都是考试科别，明经科考主要考验对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而进士科除了经学外，加考诗赋和时务策论，对文学创造力及治国政策见解有着更高的要求，极难考取，录取率仅明经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因此进士科愈来愈受重视，地位尊崇，时人称进士及第者“白衣公卿”。这意味着传统上主攻明经科的士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战。所以唐代出现了牛李党争，即明经科的李德裕党与进士科的牛僧孺党之间的政争。

北方在经过了数百年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相当盛行“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相通婚的风气，有些世家大族甚至连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臣的女儿们都进入了挑选名单中，朝廷内外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朕本想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的衣冠女子为媳妇，听闻朝中大臣们都不愿与朕结亲，为什么？我家也是数百年的衣冠世族，怎么把神尧皇帝的家族当作不娶妻的罗汉！”唐文宗于是放弃了为太子选妃的计划^[7][8]。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仅为九品卫佐的崔皋^[9]，唐文宗无奈地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阀阅。我家族当了两百年的天子，竟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10]？”陈寅恪认为李唐数百年的天子门户还比不上山东旧族九品卫佐的崔皋，可以想见山东世族心目中两者社会价值的差距，李唐皇室出自关陇胡汉集团，与山东士族以礼法为门风的家法大有不同，李唐汉化程度较深后，与旧有的士族相比自觉相形见绌，越发仰慕，贵为天子也不能胜过山东世族九品卫佐的崔皋，说明山东旧族的自我高标准并非没有原因^[11]。

消亡

关于士族衰落的原因，自陈寅恪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兴起逐步削弱了门第特权，士族的政治优势在中晚唐已明显衰落；而20世纪后期以来，也有研究（如 David G. Johnson、毛汉光，以及 Nicolas Tackett 2014）依据对宰相中士族占比的统计，主张士族在唐末黄巢之乱前仍保持显著的任官优势。^[12][13]

近年来的新研究用更严格的统计模型重新检验了这一问题，指出前述依赖统计的研究在条件概率的理解上及“士族”定义上存在逻辑错误，从而系统性高估了士族的政治优势。例如，部分研究在数据处理中，将因科举登第而跻身上层的寒门子弟也计入“士族”之列，导致计算“高官中士族占比”时出现虚高的结果。而以“高官中士族的比例”来衡量士族任官优势，本身即是对条件概率的误解：此统计量忽略了不同时期士族与非士族人口基数的巨大差异。在士族人口基数迅速扩张的情况下，即使“高官中士族占比”保持稳定，也并不意味着士族任官的相对优势稳定，反而可能掩盖其个体层面优势的持续下降。同时，这些研究往往以“唐代进士多出自士族”为据，认为士族在中晚唐的科举竞争中仍占显著优势。然而，唐代传世文献具有明显的上层取向——出身高门者的登科事迹更易被记录与传世，从而造成对士族比例的系统性高估。^[14][15]

新的实证分析在修正这些偏差并用多元统计模型控制年代、地域集团与家世背景等变项后表明，门第对仕途的影响自高宗—武则天时期起迅速下降，到八世纪后期已接近消失，而科举登科的独立效应自7世纪末起持续上升，成为仕途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士族的制度性衰落早于黄巢之乱，其政治优势的消失是长期制度演化的结果，而非社会动乱造成的突发性崩解。^[16][17][18]

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陈寅恪等学者早先提出的观点，即唐代科举制度的兴起，是导致士族衰落与门第体制终结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