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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新闻从业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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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德语：[ˈkaʁl ˈmaʁks]；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记者与革命社会主义者。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1848年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以及三卷本的《资本论》（1867–1894年）。《资本论》深刻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分析，是马克思一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后来的发展，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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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译自德维、英维GA |
“马克思”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名为马克思的人物，请见“Marx”。
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特里尔市，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1841年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深受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时结识了恩格斯，后者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1845年，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共同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1848年，他们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既阐述了马克思的思想，又提出了一套革命纲领。随后，马克思被比利时和德国政府驱逐，1849年移居伦敦。在伦敦期间，他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以及《资本论》。自1864年起，马克思积极参与第一国际的活动，在组织内部同米哈伊尔·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斗争。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一文中，马克思深入讨论了革命、国家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1883年，无国籍的马克思在伦敦病逝，享年64岁，葬于海格特公墓。
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斗争表现为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前者掌握生产资料，后者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从而维持生产的运作[6]。马克思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预言道，如同以往所有社会经济制度一样，资本主义终将产生内在矛盾，而这些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瓦解，最终被一种新制度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部分源于其本质上的不稳定性与危机频发性——将促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从而争取政治权力，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由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共产主义社会[7]。马克思积极推动这一实践，主张无产阶级应当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经济的解放[8]。
马克思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学说既受到高度赞扬，也一直面临各界的严厉批评[9]。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分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成为了20世纪许多国家革命运动的指导意识形态，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现代非主流劳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0][11][12]。他也常与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并称，被誉为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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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特里尔市布吕肯街664号，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母亲亨丽埃特·普莱斯堡[17]。马克思一家是犹太人，原本不信教。但在马克思出生前，全家便已正式皈依基督教。马克思的外祖父是一位荷兰拉比，而其父系家族自1723年起就世代担任特里尔的拉比，直至其祖父迈耶·哈莱维·马克思（Meier Halevi Marx）[18]。父亲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位接受世俗教育的成员，后来成为了一名收入优渥的律师，跻身上层中产阶级。除了律师收入外，摩泽尔河畔的若干葡萄园也是马克思的家业。1815年普鲁士吞并莱茵兰后，犹太人的解放政策被废除[19]。为了保住律师职业，海因里希自犹太教改宗普鲁士国教，即联合福音教会[20]。
海因里希并不信教，他实则是启蒙运动的接受者，对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康德与伏尔泰的思想深感兴趣。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海因里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当时仍处于绝对君主制统治的普鲁士争取宪政与体制改革[21]。1815年，海因里希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四年后，全家迁居至靠近尼格拉城门的一座十室大宅邸[22]。马克思的母亲亨丽埃特是一位荷兰犹太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该家族后来创立了飞利浦公司。亨丽埃特的妹妹索菲·普莱斯堡（Sophie Pressburg）嫁给了莱昂·飞利浦，成为了赫拉德与安东·飞利浦的祖母，也是弗里茨·飞利浦的曾祖母。莱昂·飞利浦是荷兰著名的烟草商与实业家。日后马克思夫妇流亡伦敦期间，常常仰赖莱昂提供贷款以维持生计[23]。
关于马克思的童年，人们所知甚少[24]。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他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其兄莫里茨1819年去世后，马克思成为长子[25]。1824年8月28日，马克思与剩下的兄弟姐妹一同接受了路德宗的洗礼[26]，母亲则于次年11月受洗[27]。马克思由父亲进行私家教育，直至1830年进入皇家文理中学就读，该校校长雨果·维滕巴赫是父亲海因里希的朋友。维滕巴赫聘请了许多自由派人文主义者担任讲师，这引起了当地保守派政府的不满。1832年，警方突击搜查了该校，发现学生中流传着宣扬政治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品。地方政府视这类行为为“煽动叛乱”，随即进行整顿，在马克思就读期间就撤换了多名教职人员[28]。
1835年秋，16岁的马克思与他的好友兼未来的妹夫埃德加·冯·威斯特沃伦共同以2.4分的平均成绩通过了高中学业考试[29][30]。10月，马克思前往波恩大学就读。他本希望学习哲学与文学，但父亲坚持要求他改学更为实用的法学[31]。由于患有被称为“胸部无力”的病症，马克思18岁时被免除兵役[32]。在波恩大学期间，他加入了“诗人俱乐部”，这是一个由政治激进分子组成的团体，因而受到警方监视[33]。有记载称，马克思同时还是饮酒俱乐部“特里尔客栈”（Landsmannschaft der Treveraner）的一员，一度担任联合会长[34][35]。不过，此事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36][37]。可以确知的是，他曾因“夜间喧闹与醉酒”被判有罪，又因“携带军刀”而遭到校方调查[38]。尽管他第一学期成绩优异，但很快开始下滑。父亲不得不要求他转学至更重视学风与纪律的柏林大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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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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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特里尔度过了1836年的夏秋两季，此时的他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业与生活。这一年，他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燕妮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小贵族女子，与马克思是青梅竹马。为了能与马克思成婚，燕妮自行解除了之前与另一位贵族立下的婚约。由于马克思与燕妮宗教信仰与阶级出身的差异，两人这段恋情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争议。不过，马克思和燕妮的父亲——开明的自由派贵族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又将自己的博士论文致献给他[41]。在订婚七年后，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在克罗伊茨纳赫的一座新教教堂内举办了婚礼[42]。
1836年10月22日，马克思抵达柏林大学，就读于该校的法学院，并在米特尔大街租下了一间房[43]。第一学期的授课老师有爱德华·甘斯与卡尔·冯·萨维尼。前者是进步派黑格尔主义者的代表，强调历史的理性发展，尤其是自由意志因素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主张重视社会问题；后者则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44]。尽管主修法律，马克思却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力求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坚信“没有哲学，一切都无从谈起”[45]。此时，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刚去世不久，其思想在当时的欧洲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马克思对这位哲学家产生了兴趣[46]。在施特拉劳疗养期间，他加入了“博士俱乐部”，这是一个专注于探讨黑格尔思想的学生组织。自1837年开始，马克思通过这个社团结识了一批激进的思想家，他与其中的阿道夫·鲁滕贝格交契尤深。这群思想家后来统称为“青年黑格尔派”，其领导人物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布鲁诺·鲍威尔。同马克思一样，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预设，但保留其辩证方法，从左翼视角批判当时的社会、政治与宗教体制[47]。1838年5月，马克思的父亲去世，这一变故使家庭收入顿减[48]。马克思一直与父亲感情深厚，他终身都对父亲充满怀念与感激之情[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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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37年时，马克思已撰成短篇小说《蝎子和费里克斯》、戏剧《乌兰内姆》，以及写给未婚妻燕妮的多首情诗。这些早期作品在他生前均未发表[50]，后来被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卷，作为遗著出版[51]。这之后不久，马克思就放弃了虚构文学创作，转而学习其他领域，如英语与意大利语、美术史以及拉丁文经典的翻译[52]。1840年，马克思开始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与此同时，他也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这篇论文于1841年撰成，被称为“一部大胆而富有原创性的著作。马克思试图在其中论证：神学必须让位于哲学的更高智慧”[53]。这篇博论引发了争议，尤其是激起了柏林大学保守派教授的不满。为此，马克思决定将论文提交给学风更为自由的耶拿大学。1841年4月，耶拿大学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54]。由于马克思和鲍威尔都是无神论者，两人于是年3月筹划创办一家名为《无神论档案》（Archiv des Atheismus）的期刊，但最终未能付诸实践。7月，马克思与鲍威尔从柏林出发，前往波恩旅行。他们一路上饮酒作乐，在教堂里大笑，甚至骑驴狂奔过市，社会舆论为之哗然[55]。
马克思曾一度考虑从事学术研究，但由于当局对古典自由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日益敌视的态度，这条道路被堵死了[56]。1842年，马克思迁居科隆，成为一名记者，为激进派报刊《莱茵报》撰稿，公开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的初步看法，以及对经济学日益浓厚的兴趣。马克思在文章中批判了欧洲的右翼政府，同时也对一些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他们软弱无能、甚或起反作用[57]。在第一篇文章发表数月后，同年10月，马克思受股东邀请成为该报主编[58]:50。《莱茵报》本来是各路反对派的联合喉舌，马克思担任主编后，该报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对立场[58]:50、63，很快就引起了普鲁士政府审查机构的注意，当局需要在报刊出版前逐一审查每期报纸是否含有煽动性内容。马克思对此极为不满，他讽刺地写道：“我们的报纸必须呈交警察，让他们嗅一嗅。若警察的鼻子闻出一点不基督或不普鲁士的气味，那就不许出版。”[59]1843年1月，当《莱茵报》刊登了一篇激烈抨击俄国君主制的文章后，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向普鲁士政府施压，要求查禁该报[60]。最终，普鲁士政府在当年3月借口“《莱茵报》没有许可证”取缔该报[61][58]:66。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2月[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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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马克思成为巴黎报刊《德法年鉴》的合作主编，这是一家新创办的激进左翼报刊，由德国社会活动家阿尔诺德·卢格筹创，旨在联合德国与法国的各路激进思想家[63]。为此，马克思夫妇于1843年10月搬至巴黎居住。起初，他们与卢格夫妇一同生活在瓦诺路23号，然而由于生活条件艰苦，1844年女儿燕妮出生后，马克思一家便搬离了这里[64]。尽管创办《德法年鉴》的初衷是萃聚法国与德国两国的作者，但刊物内容最终是德国作者主导，唯一的非德籍作家是流亡自俄国的集体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65]。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撰写了两篇重要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66][67]。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首次阐明观点，肯定无产阶级是一股革命力量。这标志着他的思想正式转向共产主义[68]。《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却办得相当成功，主要是因为上面刊载了海因里希·海涅讽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颂诗。德国各邦政府随即下令查禁该刊，并扣押所有进口副本。尽管《德法年鉴》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影响，卢格还是拒绝继续资助该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也就此破裂[69]。《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转而为《前进报》撰稿，这是当时唯一尚未被当局查封的德语激进派报刊。该报总部位于巴黎，与地下社团正义者同盟存在关联——该社由劳工与手工业者结成，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马克思曾参加过该社团的部分会议，但没有正式入社[70]。在为《前进报》撰写的文章中，马克思融合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阐发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对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提出批判[71]。
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首次与德国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从此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72]。恩格斯向马克思展示了自己刚出版的新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3][74]。这部著作深深鼓舞了马克思，使他坚信：工人阶级将成为历史最终阶段革命的推动者与主体力量[75][76]。不久后，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合作下撰写了一部批判昔日好友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著作，1845年出版，题为《神圣家族》[77][78]。尽管马克思在书中批评了鲍威尔，他此时仍然深受青年黑格尔派麦克斯·施蒂纳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但最终，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逐步放弃了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立场，转而迈向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79]。
自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马克思在瓦诺路38号居住[80]。在此期间，他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学者及其理论）[81]、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亨利·德·圣西门与夏尔·傅立叶）[82]，以及对法国历史的深入研究[83]。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84]，这一目标最终成就了他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三卷本《资本论》[85]。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来源自三种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连同他早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在巴黎这段时间的治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所有重要组成部分在1844年秋天都已基本成形[86]。尽管如此，马克思始终难以专注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这不仅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压力使然，还因为他当时主编激进派报刊，在此后革命风潮高涨的年代中还需要不断组织和领导政治运动。不过，马克思终究没有放下自己的研究，他力图厘清“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规律”[83]。
到1844年底，马克思脑海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已然成形。尽管许多核心观点已被明确阐述，他仍感到需要将自己的世界观系统地写下来，以进一步申明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87]。为此，他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8]。这一系列手稿涵盖多个主题，详细阐明了他的“异化劳动”概念[89]。到了1845年春，随着对政治经济学、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持续研究，马克思得出结论：他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即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9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4月至8月间，但不久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该手稿受到费尔巴哈某些分歧观点的影响。他由此认识到必须与费尔巴哈哲学决裂，并构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一年后，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凡11节[91]。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9][92]在这篇短文中，马克思对以下三个主题展开批判：(1) 旧唯物主义，因其仅仅是“直观性的”，缺乏实践维度；(2) 唯心主义，因其将实践简化为理论抽象；(3) 传统哲学整体，因其将抽象的理念置于现实物质世界之上[89]。也是在这篇提纲中，马克思首次清晰地阐发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世界的改变并非由观念推动，而是通过真实的、物质的、实践的活动来实现[89][93]。1845年，在普鲁士国王的施压下，法国当局查封了《前进报》，时任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基佐下令将马克思逐出法国[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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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既无法继续留在法国，又不能返回德国，马克思于1845年2月决定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为了获得在比利时的居留许可，他不得不向当局承诺不发表任何有涉时政的言论[95]。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与流亡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其中包括摩西·赫斯、卡尔·海因岑和约瑟夫·魏德迈。4月，恩格斯也从德国巴门搬来布鲁塞尔。此时，原正义者同盟的核心成员正逐渐往该地会聚。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与这拨人马汇合[95][96]。同年晚些时候，恩格斯的长期伴侣玛丽·伯恩斯也从英国曼彻斯特来到布鲁塞尔，与他们团聚[97]。
1845年7月中旬，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同离开布鲁塞尔，前往英国拜访宪章运动的一众领导人。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踏足英国，而恩格斯是这次出行的绝佳向导。恩格斯曾于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期间在曼彻斯特居住[98]，不仅精通英语，还与多位宪章派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99]。事实上，在马克思出发时，恩格斯正兼任多家英国宪章派与社会主义派报纸的记者[99]。马克思借着此次出行的机会，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几家图书馆中查阅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100]。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着手合撰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最完整的阐述[101]。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以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彻底决裂。他同时也批判了卡尔·格律恩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一流派的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唯心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最终确立了一套完全以唯物主义为历史运动根源的哲学体系[102]。尽管全书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写成，但仍未能避开审查制度的封锁。同马克思许多早期作品一样，该书在他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932年才首次刊出[89][103][104]。
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后，马克思开始撰写另一部著作，旨在阐明他本人对于真正“革命性的无产阶级运动”之“理论与策略”的立场，同时建立起一套植根于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105]。这部著作需要明确划分空想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必须逐一说服每个人加入社会主义运动，就像说服一个人接受某种信仰那样。而马克思则清楚地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行事。因此，若要动员广大工人阶级发动一场社会革命，最有效的方式不是门到户说，而是以这一阶级的整体物质利益为号召，进行广泛的宣传与动员。这就是马克思这部新作的核心目的。为了使稿件能通过审查，他将书名定为《哲学的贫困》（1847年）[106]，作为对法国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在其著作《贫困的哲学》（1840年）中所体现的“小资产阶级哲学”的回应[107]。
这些著作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最负盛名的作品——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基础。1846年在布鲁塞尔居住期间，马克思继续与地下激进组织正义者同盟保持联系[108]。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眼中，这个同盟正是欧洲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激进组织，可以推动他们组织一场群众性运动，从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109]。然而，要想将工人阶级组织成一支真正的群众力量，这个同盟就必须摆脱“秘密”或“地下”组织的性质，转而以政党形式公开运作[110]。最终，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接受了这一主张。于是，1847年6月，该组织在一众成员的推动下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开的、直接面向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111]，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12]。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与了新同盟的纲领与组织原则的起草工作[113]。
1847年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行动纲领，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由二人合作撰写，于1847年12月至次年1月间完成，并于1848年2月21日首次出版[6]。《共产党宣言》系统阐述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念。与过去的地下组织正义者同盟不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再隐匿其思想和意图，而是将其公之于众[114]。《宣言》开篇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5]《宣言》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即富裕的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之间利益冲突所产生的对立。接着，它阐明了为什么在当时各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中，唯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真正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6]。
当年稍晚时，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抗议、起义乃至暴力动乱，这些事件后来统称为“1848年革命”[116]。在法国，一场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16]。马克思积极支持这一系列革命行动。此时，他刚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数额为6000[117]或5000法郎（这笔遗产自1838年父亲去世后一直被马克思的叔叔利昂内尔·菲利普斯扣押）[118][119]。据称，马克思将这笔钱中的三分之一用于给计划参与革命的比利时工人购置武器[119]。尽管这一指控的真实性存在争议[117][120]，比利时司法部仍因此判定马克思有罪，下令将他逮捕。马克思被迫逃回法国，希望新成立的共和政府能保障他的安全[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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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巴黎暂时安顿下来后，便着手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行政总部迁往该市，又与当地的其他德国社会主义者一同创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123]。马克思希望能将革命传播至德国，于是他1848年返回科隆，开始在当地印发一份传单，题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24]。在这份传单中，马克思只主张《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中的四条，因为他认为，在德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若要推翻资产阶级，必须先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制与贵族制的统治[125]。6月1日，马克思开始发行日刊《新莱茵报》，并用他之前继承的那笔遗产来维持这份报纸的运营。《新莱茵报》旨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报道全欧洲的新闻事件，马克思是该报的主撰稿人兼主编。尽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撰稿，但据恩格斯回忆，该报“实际上是马克思一手独揽”[126][127][128]。
在主编《新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和其他革命社会主义者经常受到来自警方的骚扰。马克思本人多次被告上法庭，罪名包括“侮辱首席检察官”、“新闻不端”，同时又因号召抵制纳税而被控“煽动武装叛乱”[129][130][131]。但每一次他都被宣判无罪[130][58]:238[132]。与此同时，普鲁士的民主议会被强制解散，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组建了一个新内阁，内阁成员都是他的反动支持者。新内阁实行反革命政策，力图清除左翼和其他革命势力[129]。因此，《新莱茵报》很快就被查封。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被下令驱逐出境[128][133]。他随后回到巴黎，但此时的巴黎正处于反动势力反扑和霍乱疫情的双重打击之下。市政府也认为马克思构成政治威胁，很快就将他驱逐出城。此时，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而他们又无法返回德国或比利时。于是，马克思一家选择流亡伦敦。1849年8月，他们在伦敦申请政治庇护[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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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于1849年初移居伦敦，他的余生都将在这里度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部也随之迁往该市。然而，1849年至1850年冬，同盟内部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分歧：由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起头的一派鼓吹立即发动起义。两人认为，只要同盟带头起义，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就会“自发地”响应号召，从而在整个欧洲引发革命。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毫无准备的起义是一种“冒险主义”，无异于自取灭亡[136]。他们指出，像维利希和沙佩尔所主张的这种起义一经发动，就立即会被欧洲反动政权的军警迅速镇压，结果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彻底毁灭。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变革不能靠少数人的意志或激情一蹴而就[136]，而是要建立在对经济条件的科学分析之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推进革命。马克思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1850年前后，即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同盟应该鼓励工人阶级在确保自身独立的前提下与新兴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封建贵族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拥有自由选举的议会和男性普选权的宪政共和国。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再强调无产阶级的诉求，从而走向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137][138]。
在这场几乎导致同盟解体的斗争中，马克思的观点最终胜出，维利希–沙佩尔派退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参与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的活动[139]。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协会，会议地点在伦敦市中心娱乐区苏豪区的大磨坊街[140][141]。该协会同样陷入了内部分裂：一部分成员追随马克思，另一部分则追随维利希–沙佩尔派，分歧的焦点与先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争执如出一辙。这场斗争以马克思的落败告终，他于1850年9月17日宣布退出该协会[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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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居伦敦的前几年，马克思几乎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以至于他的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143][144]。马克思一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恩格斯，而恩格斯的收入则来自他的资本家父亲[144]。还在普鲁士时，马克思既是自家报纸的主编，又可以为其他意识形态相近的刊物撰稿，因而他能够与他的受众——即工人阶级——有效互动。而在伦敦，由于缺乏资金创办自己的报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目光转向了国际新闻写作。他们的文章一度被来自英国、美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南非的六家报纸刊登[145]。其中，马克思的收入主要来自他从1852年到1862年间担任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欧洲通讯员职务[146]:17。此外，他也为一些更具资产阶级色彩的报纸撰稿[147]。在最初的几年里，马克思还不熟悉英文，他的文章多由威廉·皮佩尔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直到自己能够独立撰写英文文章[148]。
《纽约每日论坛报》由霍勒斯·格里利创办于1841年4月[149]。该报的编委会由一批进步的资产阶级记者和出版人组成，其中包括乔治·里普利和该报总编兼记者查尔斯·德纳。德纳是傅立叶主义和废奴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与《论坛报》的联络人。《论坛报》成为了马克思向大西洋两岸公众传播思想的重要渠道，例如他曾通过该报对经济学家亨利·查尔斯·凯里展开“隐蔽的斗争”[150]。《论坛报》自创刊以来就广受工人阶级欢迎，每份报纸仅售两美分，价格低廉[151]；每期发行量约五万份，是美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146]:14。其社论的进步立场与反奴隶制主张也体现了格里利的政治理念[146]:82。马克思为该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852年8月21日，主题是英国议会选举[152]。
1857年3月21日，德纳通知马克思，由于经济衰退，《论坛报》每周只能支付一篇文章的稿酬，无论这篇文章是否发表，其余文章只有在成功发表后才会支付稿酬。此前，马克思通常在每周二和周五各投一稿。但到了当年10月，《论坛报》解聘了除马克思和贝亚德·泰勒之外的所有欧洲通讯记者，并让马克思的每周供稿量缩减一篇[153]。从1860年9月至11月，仅有五篇文章得以发表。在中断了六个月后，马克思于1861年9月恢复供稿，直至次年3月。此时，德纳来信通知他，要他停止给《论坛报》供稿，因为美国国内事务日益紧迫，该报最近两个月只登载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无法再腾出位置刊登来自别国的报道[154][155]。在为《论坛报》撰稿外，1857年4月，德纳还曾就《新美利坚百科全书》的编纂向马克思约稿。该项目由里普利发起，文章主要围绕军事史展开。该百科全书共计发表了67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合署名的文章，其中51篇由恩格斯主笔，尽管马克思也在大英博物馆中协助资料收集与研究[156]。
到了1850年代末期，美国大众对欧洲事务的兴致逐渐消退，马克思的文章逐渐转向诸如“奴隶制危机”以及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等话题，写下了多篇针对美国内战的评论文字[157]。在为报刊投稿之外，1851年12月至次年3月期间，马克思撰写了他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理论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58]。这部著作围绕路易·波拿巴1851年发动的自我政变展开分析，探讨了作者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等方面的核心思想[159]。
1850年代与186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划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重要分界线：前期的青年马克思尚未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后期更为成熟的马克思建立了一套科学的意识形态[160][161]，往往与后世所发展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162]。不过，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可这一划分[163][164]。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们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经历，对于他们经济理论与历史发展论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后，马克思认为欧洲民众起初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耗殆尽，除非爆发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否则革命将难以重新发动。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之间产生了冲突，马克思斥责对方是“冒险主义者”。他认为，那种主张仅凭“意志力”来创造革命条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经济条件才是革命的必要前提。尽管美国在1852年的经济衰退给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线革命的希望，但他们仍认为美国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资本主义革命的基础。同时，对美国西部的开发也缓和了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像欧洲那样产生“革命传递效应”，因为欧洲各国经济基本都是由国界限定的封闭独立系统。直到185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恐慌席卷全球，这场危机才打破了当时所有的经济理论模型，成为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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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者主张从1850年代至1860年代期间[166]，马克思的论点从原本的唯心主义、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思想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在著作内容上转换成科学精神较为成熟的后期马克思[166][167][168][169]，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段期间有思想改变存在[169][170]。1848年至1849年的系列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维的重要出发点，他们认为其经济历史发展观点是唯一能够充分解释如1848年一连串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有效论证。1848年过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时间开始试想整个革命完全爆发的状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认为除非将会发生另一次经济衰退，否则新的大规模革命将不会发生。然而马克思和其他革命成员对于是否必须在经济衰退后，社会开始出现革命形势后才能够发动革命产生争论；马克思指责主张革命不必在经济衰退时发起的革命成员为“冒险家”，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可能是革命群众的纯粹“意志力”凭空生成，而不须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之现实。
1852年美国经济陷入低迷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怀疑革命风潮即将出现。然而美国经济由于仍然在快速成长使得革命无法如设想的爆发，而美国西部边疆仍然能够让许多遭到打压的民众前往发展，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则会由于无法发泄而引发社会动荡。也因此自美国爆发的任何经济危机将不会导致革命爆发，除非欧洲的古老经济体系因为美国经济而受到打击。当时马克思将世界经济仍视为单个国家系统，并且相隔着各个国家的国界而紧密相连。1857年经济大恐慌则打破过去对于世界经济的思维模式，该次经济恐慌从在美国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事实上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171]。这时从1844年离开学术研究并且忙于其他工作的马克思，开始渴望回到自己的经济研究计划上。对此他认为透过重新回到经济学的研究中，他将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
由于工人革命和相关运动的多次失败和挫折，马克思也试图透过学术研究了解资本主义；其中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室研究，并且重新反思先前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和搜集到的经济数据[172]。到了1857年，马克思已经积累了超过800页的笔记和短文，内容则包括有资本、不在地主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些工作整理出版，直到1939年才经他人整理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173][174][175]。
1859年时马克思则出版了自己首本较为严肃的经济研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本著作原本是打算仅作为后来才发表的3卷《资本论》的序言[176]。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接受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倡导的劳动价值理论，但尽管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有所区分，但一直未能确定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间的真正关系。马克思则在这本著作中明确界定了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实际关系[177]，他也提出了金钱和货币流通的资本主义经济之科学理论[178]。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式对社会大众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这本书的许多版本也很快便销售完毕[179]。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180]，并且获选进入领导委员会中[181]。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便为第一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182]，并且曾经与无政府主义者重要人物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发生斗争[183]。尽管马克思在这次争论中获得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但是在马克思支持下领导委员会将总部从原本的英国伦敦转移至美国纽约后，反而使得第一国际的重要性下滑[184]。而在当时国际社会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期间巴黎的公民反抗法国政府并且自行接管市镇长达2个月，但是最终则遭到镇压结束。针对这次流血叛乱行动，马克思则撰写其最著名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以为巴黎公社辩护[185][186]。另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销售成功，促使得马克思在1860年代初期开始计划研究并撰写大型著作[182]。
其中在后来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著作中，马克思讨论了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政治经济理论家[183]。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该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活动[187]。同时在书本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而该理论则深深受到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吉斯金的影响；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特别评论霍吉斯金的著作《反对资方的要求而为劳方辩护》（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188]。事实上马克思引述霍吉斯金所提出的，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使得劳动发生异化，进而出现“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问题所在。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的情况[189]。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概述了他对于剩余价值和自然资源开发的构想，他认为这最终会导致利润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崩溃[190]。《资本论》第一卷也引来社会大量讨论，1871年秋天时德语版本的《资本论》第一卷首刷版本即将销售完毕时，第二版随即投入印刷并且贩售。而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需求，使得3,000多本俄语版的书籍很快便于1872年3月27日出版并发表。马克思之后生活仍然继续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需要的资料，但是在他逝世以后相关的内容仍然仅有草稿，因此最后在恩格斯对于后2卷手稿编整后才获得出版[183]。1885年时《资本论》第二卷经由恩格斯整理后发表，1893年7月又以“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Capital II: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一名再度出版[191]。隔年10月，《资本论》第三卷则是命名为“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Capital II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后正式对外发表[192]。
1870年10月，马克思与移居伦敦的恩格斯再度相聚并且持续合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常常被称作《资本论》第四卷，并成为马克思对于经济思想史首个全面的论文[193]。其中主要以马克思在1861年至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汇编而成[194][195][196]。其中1905年和1910年时，德语版本的《剩余价值理论》节选版才正式发表，到了1951年该删减部分内容的版本在翻译成英语后在英国伦敦出版。不过收录完整内容而未删减的《剩余价值理论》版本，则一直到1963年和1971年才在苏联莫斯科视为《资本论》第四卷发行[197]。另外对于数学有所兴趣的马克思在伦敦撰写《资本论》期间，曾经为了工作需要而复习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学等数学概念，其中他特别关心微积分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1968年时，苏联数学史家索非亚·雅诺夫斯卡娅在将手稿汇整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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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1849年8月马克思移居至英国伦敦并且在此度过余生，随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搬到了伦敦。然而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经常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而精神焦虑，并且受疾病所苦导致情绪不佳[199]。而原本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两人总共有7个孩子，但是因为伦敦生活条件过差使得全部只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200]。两人所生育的孩子包括有燕妮·龙格（1844年至1883年）、燕妮·劳拉（1845年至1911年）、爱伦（1847年至1855年）、亨利·爱德华·盖尔（1849年至1850年）、燕妮·伊夫琳·法兰西丝（1851年至1852年）以及燕妮·朱莉亚·爱莲诺（1855年至1898年）。另外在1857年7月时，则有一名男婴在马克思给他起名前便逝世。另外有传言指称马克思与女仆海伦·“琳蘅”·德穆特在1851年时有一私生子弗雷迪·德穆斯（Frederick Demuth）[201]，其中蘅琳在马克思被迫迁往布鲁塞尔前便跟着燕妮作为陪嫁女仆，之后才解除主仆关系[202][203][204][205]。
马克思在英国期间，仍然时常被普鲁士政府派往英国的密探所监视。而为了使其行踪难以被政府追踪，马克思经常使用假名租借房屋或公寓。在巴黎期间他用“蓝波先生”（Monsieur Ramboz），而在伦敦他签名时则以“A·威廉斯”（A. Williams）。他的朋友则因为马克思皮肤黝黑且黑色卷发，而且历史上的北非地区摩尔人称他为“摩尔”（Moors），而他鼓励他的孩子们叫他“老尼克”（Old Nick）和“查理”（Charley）[206]。马克思还为他的朋友和家人取昵称和假名，称呼恩格斯为“将军”（General）、他的管家海伦（Helene）为“小莉娜”（Lenchen）或“尼姆”（Nym）[206]。另外传记作者家西尔维雅·娜萨认为他从来没有学会正确的英语，并且在最后生活英国30年这期间也从未前往英国的工厂[207]。
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10年健康每况愈下，这使得他不能继续把过往许多工作计划接续完成[183]。此时他则经常对于当代政治撰写评论和整理意见，特别是针对德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发展发表看法。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反对他的追随者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态度，认为两人不应当为统一社会主义派系的观点、而与斐迪南·拉萨尔提出的国有社会主义做出妥协[183]，而在这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其著名的名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08]”
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写给俄罗斯社会主义作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到如何在俄罗斯直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现有村庄土地采取共同所有权制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村社[183][209]。虽然马克思在信中承认从俄罗斯农村建立的组织公社是俄罗斯社会复兴的出发点，但是他也表示在未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转移至社会主义阶段时，应当以和平行动方式作为主要手段[210]。其中马克思认为首先必须消除各方可能对于组织公社的质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全面解决负面影响后马克思所提到的组织公社自行正常发展的情况才可能存在[210]。
不过在同一封寄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所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210]”而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则表达其对于人类学发展的热情，并且认为这将能够激励未来的共产主义成立，并且相较于过去的共产主义模式有更高的水平。对此他写道：
| “ |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势是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正出现致命的危机，在它已经达到最高峰时将会导致危机爆发而终结，现代社会因而回归到更高形式、最古老的集体生产和所有权关系……原始社会的生命力远比犹太人、希腊、罗马等社会还要无比的高尚，更不用说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211] | ” |
逝世
1881年12月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逝世，而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15个月则因为罹患粘膜炎而健康欠佳。然而粘膜炎随后引发支气管炎和胸膜炎，最终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时于伦敦寓所逝世[182]。当时马克思为无国籍者，他的家人和朋友把他的遗体与燕妮合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212]。在1883年3月17日举办其葬礼时共有9名至11名亲友参与葬礼[213]，除了他2个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以及好友恩格斯外，马克思的2名女婿、同时也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沙尔·龙格与保尔·拉法格参与了这次葬礼[213][214]。其中他几位最亲密的朋友还在葬礼上发表演讲，这包括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等人。其中恩格斯在演说中提到：
| “ | 3月14日下午二时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215] | ” |
在葬礼中除了恩格斯的讲话外，也发表其他来自各地的声明内容[213]。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暨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用德语演说，另外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龙格也用法文发表简短声明[213]，而法国和西班牙的2个工人政党也发表致敬电报[213]。其他参与马克思葬礼、但并非其熟识亲友者还包括有共产主义的3名支持人士，包括曾经支持共产主义，1852年遭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被恩格斯视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资深成员的G·洛赫奈（G. Lochner）；以及本身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且曾经参与德意志1848年革命的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213]。在葬礼中另一名参与者是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他后来因为无脊椎动物与演化等研究而闻名[213]。
马克思的墓碑上雕刻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且注记了由恩格斯主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6]”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将自己留下的价值约30,000英镑（约合2011年的4,800,000美元）的遗产的四分之三转交给了马克思2名幸存的女儿[201][217][218]。原本马克思的坟墓仅有简陋的装饰，不过在1954年大不列颠共产党邀请英国雕塑家劳伦斯·布拉德索为马克思立下马克思半身肖像[216]。而在1970年，则发生有人尝试以自制炸弹破坏该纪念碑[219]。已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尽管马克思没有在英国有大批追随者，但是不能因此说马克思逝世后的人生面临失败，因为实际上马克思的作品后来对德国和俄罗斯左翼运动有所影响。同时在他逝世后25年，在欧洲各国陆续出现公开承认受过马克思影响自身政治观点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代议民主制的选举中赢得15%至47%的得票率[220]。
思想
马克思经常对于过去的思想家予以批判，他也因此被称为“社会科学方法批评第一人”[221][222]。其中马克思曾经批评具有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223]，并试图透过这一作法让思想得以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分离[222]，这使他与许多当代哲学家有所不同[224]。不过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响，这包括有：
-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哲学[221]。
-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222]。
- 以让-雅克·卢梭、克劳德·昂列·圣西门、皮耶-约瑟夫·蒲鲁东、夏尔·傅立叶等社会主义人士为主的法国左派思想[222][225][226]。
- 早期德国以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唯物主义之青年黑格尔派，和18世纪后期以德尼·狄德罗、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和保尔·霍尔巴赫为首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227]。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的分析[228]，同时早期还受到弗朗索瓦·基佐和奥古斯丁·蒂埃里等法国自由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的影响。
历史学者经常把马克思的观点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不过一些批评认为恩格斯和列宁将其哲学改编成辩证唯物主义。其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说法，认为应当对于作为现实的历史影响力透过辩证法验证[221]。然而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而把思想列为最重要之物，而本人是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改变原本辩证法的前提，主张物质观念的首要地位[229][221]。其中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存在掌握了历史进程，不过马克思则认为此举是不必要的神秘化，试图模糊人类和其物理行为改变世界的现实[221]。对此他写道黑格尔颠倒了原本现实中的行动，因此需要重新订立基础建构之。尽管马克思不喜欢在一些著作中使用哥德小说式的神秘术语，不过在《资本论》中他仍然指称资本主义为“劳动产品拜物教”[230]。
虽然马克思的灵感来自法国社会主义和社会学思想，但是他也批判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支持者[222]；其中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青睐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反就导致其被边缘化并且面临贫困问题，对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大规模变革经济体系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变化[226]。另外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大大影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思想的诠释，从而导致马克思透过历史辩证法而设想出阶级斗争冲突，并且认为现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最为进步的力量[228]。马克思认为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后将能够洞悉历史发展，进而发现推动发展结果的社会矛盾因素；也因此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做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必定会发生。但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提到他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名言，仍然认为必须要实际付出行动以改变世界[224][216]。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左侧）和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右侧）的辩证法深深影响着马克思的思想。
如同法国政治社会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提出匿名且暗中独裁的官僚专制主义[231]，马克思则反对过去许多古典思想家对于专制的理论，这包括有曾经提出单一专制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232]。对此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这也意味着其将成为无产阶级挑战社会制度的精神武器。其中马克思开始分析“资本专制”，并且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将会改变人性，这包括有个人存在与实际事物等[233]。其中马克思在年轻时受到当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观点影响，认为万物皆是由演变而成。但是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比较偏向科学化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考模式。其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论点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于物质与意识的看法，前者认为意识决定物质，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将决定对于物质的看法与解释，随着人意识的改变也将改变对物质的定义；而后者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人在周遭遇到的事物真正决定人们对于物质的定义。
马克思认为人类将认识到他们同时具有实现的和潜在的自我，而人们透过自己的物质实践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自身也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得到改造、进而获得自己新的质量和素质[234][235]。对此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主张自我发展的开端，源自于内部异化的经验认识而自动生成，接着产生作为主体行动者的真实自我感觉，并且得以确认潜在的对应客体[235]。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透过期望形式而成形的自然界[236]，主体将继续让客体成为其自身，并让个体得以实现而成为完整的人[237]。同时在马克思的主张，认为人类劳动的功能在于建构作为特殊存在的类存在[234][235][237]。而在马克思思想中最为基础的命题为从事有意义之劳动，因为为了使主体能够与所疏远的对象得以对应，它首先必须在主体的世界施加文字或者实物影像[235]。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掌握了工作的本质和了解客体概念者，并且表示在他的著作中得以推导出本质即现实的结果[235]，但是他也认为黑格尔自我发展的主轴过于精神性和抽象[235]。因此马克思在从黑格尔的观点加以延伸后出发，并且认为人的自然存在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35]”因此马克思把黑格尔原先所提的“工作”改称作“劳动”，并且将在人能力范围内改造自然的能力称作“劳动力”[229]。
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人类与动物之所以得以区别，在于人可以有效地计划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因此当人进行有计划的劳动生产，他就能够与其它动物在根本上有所区别。而因为劳动的缘故，使得人们必须事先结成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人们的劳动生产力制约着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生产方式，也因此生产方式将塑造下面的社会关系。而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又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架构，并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不过当社会意识形成后便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之客观力量。最终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人口的劳动行为，而劳动人口则构筑了自然规律。也因此尽管社会发展表面上并无依定规则，但是它和自然界一样也具有内在客观趋势的规律。
对此马克思有特别关注人们与其劳动力发展[238]，并且针对异化问题撰写大量内容[239]。如同辩证法般，马克思也是从黑格尔的著作中开始引用异化的概念，但特别是依据其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推导[238]。其中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主导了所塑造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劳动力等商品得以在市场上购买和贩售，而具体的情况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238]。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人们因而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具改变世界能力的劳动力，也因此自己的心性遭到异化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损失[238]。马克思将这种损失称作商品拜物教，也就是在人们生产东西成为大众商品后，人类和其行为似乎必须只能适应这样生活与活动进行[240]。
对此马克思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活在恩格斯所提到的虚假意识中，并且和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有着紧密关系[241]。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只是由家庭、文化、民族等外在物质因素交错而成的产物。这意味着它一方面反映了特定阶级在历史特定时间的利益，但是在它同时代中有可见到普遍性和永恒性[242]。两人的观点认为这类意识形态并非只有信念真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换句话说，在针对阶级训练时并非单单仅提供食品生产或者商品制造等生产资料，同时也有包括生产理念等因素以控制之。同时这也解释当个人为某个阶级的从属成员时，有时候会发生所拥有的想法违背自身利益的情况[229][243]。另外马克思认为类似的虚假意识还有像是对宗教等事物的分析，其中马克思于1843年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到：
| “ |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244][245] | ” |
尽管马克思在文理中学的毕业论文表示宗教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有机团结，不过之后他则转向指出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凸显和维护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各方面不平等[246]。
对于虚假意识随着时间的经过便成为社会意识而成为制约人类活动的客观力量，马克思亦认为意识会随着外在因素的演变而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类似的思想改变中持续进化著。对此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思维与自己的唯物主义予以整合，自行发展出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马克思相信经过时间的演进，人类将因为无产阶级思想而彻底解放，进而完成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在这之后人类的生产模式随之改变并且发展成为自由王国，全人类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将哲学的开端与人的本性结合，并且认为哲学本身应该是不可被挑战的真理，透过正确的哲学能有效带领无产阶级脱离矛盾社会的恶性循环以获得解放。其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到：
| “ |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 ” |
马克思将劳动视为其首要探讨的议题，并且强调经济关系能够确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发展[221][226][247]。其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塑造社会体系[226]，同时社会变迁则是由于彼此对立的利益冲突而驱动的，而在背后最为重要的运作者即为经济力量[221]，这论点后来更成为许多冲突理论著作内容的出发点[247]。在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他认为世界历史一开始源自于自由、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开始受到控制和非人性化对待，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更为明显[221]。马克思指出这并非特意安排的过程，相反地任何个人甚至国家都无法违背经济的力量[226]。
同时社会组织取决于生产资料，这包括有土地、天然资源、技术、生产必要的物质商品和生产关系等等，换言之社会关系源自于人们获得并且投入生产资料中[247]。这些元素共同构成生产方式，而马克思以生产方式的不同区分历史各个时期。马克思并且进一步区分出以经济体制为主的下层建筑，以及包含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247]。同时马克思认为经济为首的下层建筑和社会为首的上层建筑间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将会造成社会混乱并且成为后续冲突的开端[247]。其中社会中长期的阶级变动发展，便源自于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的程度以及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依附的具体方式的变化。但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予以批判，并且针对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相关讨论，不过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极为谨慎，因为他认为与过去社会上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改良了许多缺失[229]。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讨论有关道德和公平正义等问题，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他的著作中仍蕴涵着这些概念的讨论[229]。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的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
”
—《资本论》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229][168]，一方面马克思是19世纪对于资本主义系统其非人性化性质予以最深层批判者，并且具体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有异化和剥削等问题，并且经常且周期性地陷入经济萧条而导致大规模失业；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还是具有进步特征，其中马克思便指出资本主义具革命化、工业化和普世发展、成长与进步等层面，而实际上当时资本主义便已经推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变革、提高生产率、经济增长、理性思维和科学革命等影响[229][168][221]。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阶级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因为它不断地改进生产手段而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阶级，同时还主导推翻封建制度并促使社会朝向资本主义发展[226]。资本主义本身可以大大促进成长，原因在于资本家可以透过投资新技术与机器而获利，并且再度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248]。
过去国家社会的经济往往视为该国家社会的劳动力，但马克思认为此一观点被资本主义扭曲，进而认为在资本主义架构下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消耗性的日用品。其中传统商人借由转手买卖以赚取商品的差价，而资本家则是透过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间的价格差异赚取利润。马克思指出每一个成功的产业其投入的单位成本都较输出的单位成本还要来得低，并且将这两者的差异称作“剩余价值”。对此他认为剩余价值源自于剩余劳动力，也就是维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和工人生产的产品间的差异[229]。进一步地说资本家透过压榨劳工的方式，借由降低制造成本来赚取利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物都能够透过生产取得。也因此随着劳工的成本越趋便宜、资本家的利润也就越高，而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将会尽可能降低劳工成本以博取最大的利益[221]。因此根据马克思的想法，当资本家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低成本养活劳工来从事劳动生产工作，劳工的待遇自然也就不是资本家所会关心的问题[238]。
从马克思对于资本家的描述可以见到其所塑造的资本主义两种面向，尽管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具生产力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亦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劳工遭到日用品化，进而异化了无产阶级劳工本身的人类特质。但在批评资本家透过将劳工视为机器赚取利益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获取利益本身并非不公正的行为[229]，同时资本家自身也无法对抗整个制度框架[226]。对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问题源自于资本本身的缺陷，其中并非原本关于财产和设备间的所有问题，而是一般工人与所有者间架构的经济体制关系[226]。同时马克思也提到资本家为了更大化生产力与利润，势必随着时间的进展投资更多的金钱与资源在新的科学技术研发上，并且逐渐减少劳动人力的投入[229]。
由于马克思认为从劳动力取得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这一方面意味着劳工的利益将因为科技的进步而遭到贬低，但是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即便经济成长仍然会使得利润率往后将会下降[190]。这使得马克思最终推论出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稳定论点，并且表示该制度容易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249]。马克思认为随着周期时间的增长和伴随而来的重复崩溃，持续性地景气循环将会使得经济危机日益严重[190]。此外他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这过程必然让资本家阶级获得利益和权力，相对地无产阶级则持续处于贫困状态[190][226]。其中在《共产党宣言》第一节中，马克思描述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以及内部角色矛盾所造就的社会历史发展：
| “ |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4] | ” |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让剩余生产物增多而使得人类有可能在自身中实行脑体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类从原始社会的阶段发展进入文明时期；另一方面脑体分工本身就是最初阶级划分的基础，由于分工和私有制而出现了垄断精神生产的剥削阶级分子与承担全部体力劳动的劳动阶级，两者处在根本利益上相互对抗的关系中，人类自此进入阶级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中阶级斗争无法避免，而阶级斗争本身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4]。只有联系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才能彻底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其中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0]”
马克思在其阶级理论中特别强调阶级属于经济范畴，现代阶级关系的产生源于劳动者将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但阶级的产生又会在文化、宗教等领域出现与其他阶级利益冲突的状态，因此阶级有时候可视为社会范畴看待。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从早期的简单走向复杂，然后又走向现代社会的简单化。同时他指出讲究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生阶级的对立，而和平式的协商办法无法完全解决阶级间的对立。因此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无产阶级将进行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透过多层面的革命以尽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也因此普遍认为马克思并不反对暴力革命。其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大多遭到资本家剥削，不过部分人认为无产阶级经过某种方式取得政权后会转化成资产阶级，认为马克思就阶级转化的情况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论解释。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是阶段性的演变，其中资本主义将自我毁灭、而无产阶级则因为思想的解放而逐渐取代资产阶级，其过程就如同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推翻王室贵族阶级般。马克思认为此时劳动人口将成为主角而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其中如果无产阶级必须获得生产资料，并将鼓励社会关系朝向能够使所有人受益、废除剥削阶级以及引进较少压迫的生产制度，进而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生[221]。而马克思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会最终会因为国际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行动而遭到取代：
| “ |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 ” |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
”
—《共产党宣言》
基于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分析，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同时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将使得其自行瓦解，取而代之的则会是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提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监督城市化、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等各种层面，甚至如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所说的：“旧的国家是一种‘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然而马克思认为随着阶级人数成长和发展阶级意识，将能够认识到他们必须且有能力改变整个系统[221][226]。
而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关的还有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对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则必须带领无产阶级行动，同时代表着组织、领导和宣传等作用。其中马克思在其理论中指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间，必须经历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强制实施社会生产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作为促进社会改革的手段[226]。对此马克思在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
| “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51] | ” |
不过马克思认为如英国、美国和荷兰等长久实施民主体制的国家，便有可能在体制内和平过渡而转型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相对地在法国和德国等具有强大且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他则建议透过革命等方式予以行动必要的能量[252]。
而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主要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思索后，对此他认为私有制社会中对立阶级间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因此统治阶级需要以强制性手段来治理被统治阶级，这些强制性的方法往往成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榨取和剥夺工具。同时统治阶级为了保持阶级之间的平衡，把阶级关系维持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和范围内，进而促成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的解放就要必须团结，进行思想革命以革新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有价值，最终消灭剥削而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马克思认为所有民众都具有选举权的民主社会[226]，在这个新的乌托邦世界中几乎没有需求所产生的自我异化[190]，人类可以不受限于劳动力市场而采取行动[190]。
影响
马克思被广泛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并且对世界政治及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224][253][254][255]。撰写过马克思传记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认为20世纪的历史是“马克思的遗产”[256]，而澳洲哲学家彼得·辛格认为马克思的影响可以与世界上两大主要宗教的建立者耶稣和穆罕默德相比[257]，同时辛格还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导致了现代社会学的产生、促使历史研究发生转变、并且深刻影响了哲学、文学以及艺术等领域[257]。菲利普·斯托克斯（Philip Stokes）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使他“直到1960年代一直是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的宠儿”，并且对各种学科持续产生影响[258]；这当中包括有考古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外，同时他也对哲学、文化研究、戏剧、文学批评、美学以及心理学等有着深远影响[257][259][260][261][262]。
不过对于自身广泛的影响力，曾经多次在生活上协助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表示：“马克思在谈到1870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263][264]”
从学术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学说促进了现代社会学开始发展。他除了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共同视为19世纪“怀疑派”中的3位大师之一外[265]，并且也和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者[266]。与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提出可以经常采纳科学方法测试的理论[224]。马克思和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努力尝试推进欧洲世俗化后科学理性意识并且促进其发展；不过受到黑格尔著作的影响，马克思拒绝孔德试图透过社会学实证主义来建构社会科学[267]，对此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认为马克思和丹麦神学家索伦·奥贝·齐克果是黑格尔哲学中2个最伟大的继承者[268]。而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被公认是重要的经典观念之一；其中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引用其学说，并且将其视为现代社会学真正的创始人[269]。
马克思也受到来自各方广泛的评价。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也包括自由倾向最为显著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专制，而且过于关注经济问题而缺乏对于国家力量不可缺少的基本反抗能力。另外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也就哲学、伦理和经济等方面全面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这当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劳动价值理论等等都有所争辩[270][271]。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个受教育的人来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观点；当然也对社会探究的本质产生了影响……无法切实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上也就无法充分与现代思想相协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排除在当代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探讨重要问题的持续辩论之外。
“
”
马克思的思想和主张对1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马克思的追随者经常彼此间讨论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将这些概念应用在现代世界中[272]。而发展至今日，许多学者依据马克思这一脉络发展成许多面向，其中有数个学派就是否准确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而相互争辩，同时许多分支学说都认为自身为马克思的正统继承者。主要原因在马克思的学说范围包括政治、哲学、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因此在这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版本的解释和陈述，对此美国近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哈尔·卓普便提到“在人类历史上，少有学说像马克思思想一般被不一样的人严重扭曲”。同时许多不同的学术研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出现不同派别，这包括有导致结构马克思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式马克思主义分析、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272]。
其中发展至今日，从马克思原本著作发展出比较有影响力和主要的分支主义包括有列宁主义以及其下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常划归其中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自由马克思主义和青年马克思派等等。其中列宁主义为代表的东方流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分歧源自于20世纪初欧洲革命的失败，对此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德国理论家卡尔·柯尔施等学者认为列宁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是失败成因，因而从马克思的著作《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的劳动异化理论作为主要发想，开始阐述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关怀和人类中心主义理论，透过自身理论架构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来源，其中他对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批判，连同弗里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学说架构出现代思想的基础，对于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运动产生影响[273]。其中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便表示：“体验异化时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学。”甚至认为现象学或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建设性谈话的程度[274]。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开始出现法兰克福学派、布达佩斯学派等有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在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上提出对人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批判性理论[275]。
被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包括有赫伯特·马尔库塞、尤尔根·哈伯马斯、麦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沃尔特·班雅明、埃里希·弗罗姆、让-保罗·萨特、詹明信等人[275]。其中到了20世纪至21世纪，许多思想家主要透过两种策略来让自己的社会理论得以与马克思呼应。其中一个方法为将内容定调为对于核心的分析上，并且针对内容中最有趣和令人费解的思维处进行探讨。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则是减少引用马克思在社会理论的主张，并且强调社会和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相对自主性”；除了认为社会和经济生活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外，并且否定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量”发展与“生产方式”继承之主要叙述概念。其中透过这方法使得许多历史学家透过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获得灵感，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英国历史学者E·P·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思考模式也获得如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的支持，除了透过马克思的理论试图了解政治实践的机遇和变革外，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光明面[276][277][278][279]。
在政治领域上马克思所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许多，其中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观点包括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志明思想、霍查主义、铁托主义、卢森堡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和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等等[272]。整个20世纪中便有数十个国家转型并称呼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1917年俄国革命而促使的苏俄成立[280]。同时许多世界上重要的领导人也都被马克思所影响，这包括有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28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281]、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282]、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283]、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狄托和非洲联盟主席夸梅·恩克鲁玛等人[284][285]，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全世界的政党将会共同发动“马克思主义革命”[286]。
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主张有关的国家中，一些事件导致一些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287]；不过这些革命家、领导人和政党对于马克思著作的解释准确度往往具有高度争议，并且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拒绝[288]。今日常见的观点是是将马克思的价值观点与具体影响区分开来进行讨论，并且认为一部分受到马克思观点影响者则是因其政治目的的思考方式而有所不同[289]。不过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仍然被美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绝大部分共产党视为“指导思想”，以及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视作理论来源之一。直至今日，世界各地仍有许多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各国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形态推断仍然受到相关学者的质疑，其中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社会未来必然会进步到共产主义阶段的正确性便经常受到讨论。而尽管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种种贡献，其所发表的大量著作也对于后来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及其主义的影响相较20世纪初仍然有所式微[290]。不过近年来由于西方世界陆续遭遇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的理论重新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在欧美世界开始出现阅读马克思著作和研究其思想的风潮[291]。除了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等著作在西方世界重新广泛受到欢迎外[290]，包括英国文化评论家泰瑞·伊格顿[292]、法国解构主义提倡者雅克·德里达等西方哲学家纷纷著书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293]。
著作
- 《蝎子和费里克斯》（1837年）
-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1841年）博士论文
-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年）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
- 《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
- 《对詹姆斯·穆勒的注解》（1844年）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于1927年出版）
- 《神圣家族》（1845年）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
- 《哲学的贫困》（1847年）
- 《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
- 《共产党宣言》（1848年）代表作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年，于1939年出版）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 《美国内战》（1861年）
- 《剩余价值理论》（共计3卷，1862年）
- 《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
-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代表作
- 《比利时大屠杀》（1869年）
- 《法兰西内战》（1871年）
- 《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 《对阿道夫·瓦格纳的注解》（Notes on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83年）
-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出版，1885年）
- 《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出版，1894年）
- 《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逝世后由苏联出版社出版，1968年）
-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美国》（Marx and Engels on the United States，马克思逝世后由苏联出版社出版，1979年）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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