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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基督教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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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的新教开教于1877年，第一间传教站由伦敦内地会在重庆府设立[1]。但相较于同时期已在川流传两百多年的天主教，新教在四川的传播一直比较缓慢，直到1980年代末信徒人数才开始快速增长[2]。1950年之前，圣公会和卫理公会是四川新教规模最大的两个宗派[3]。新教差会开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在民国四川高等教育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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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亚洲丰收”（Asia Harvest）的调查报告，截止到2020年，包含家庭教会人数在内，全川有新教教徒2,253,756人[5]，重庆教徒1,650,065人[6]，总计3,903,821人。
历史
最早进入四川的新教传教士是伦敦传道会的杨格非和大英圣经公会的伟烈亚力，他们于1868年在四川游历后将见闻陈述给英美等国差会本部及在华传教士。杨格非在陈述中写道：“重庆的人口与商业仅次于汉口，但风光之美则远为超过。……天主教徒在本（川）省甚为众多，重庆则为其坚强据点之一。我听说在此一城即有教徒三千至四千人。……我们必须不忽视四川。希望我们能为新教在重庆之第一个教会，我自己能为第一个传教士[7]。”不过他的建议并未立即得到同工的响应，直到1877年5月1日，伦敦内地会的麦嘉底（John McCarthy）才经顺庆府抵达重庆万县[1]，并在当地租房创办了第一间传教站[8]。之后便有多位内地会传教士入川，包括鲍康宁，以及美北长老会差会的查尔斯·李曼（Charles Leaman）。内地会继而于1881年、1886年和1887年分别开辟了成都、保宁和巴州传教站[1]。
为了便于管理，内地会以嘉陵江为界线，将四川宣教区划分为东川和西川两个部分。东川地区的宣教特点是多以英国国教英格兰教会的教导为主，而西川地区更偏向自由教会，即不从国教者[9]。
1882年，属卫理公会的美国美以美会差会抵达重庆宣教，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抵制，不得不放弃传教工作。1889年，美以美会第二次入川并设立传教站[10]。他们的宣教区集中在成都、遂宁、资中、重庆，于成都和重庆建有教堂[11]。
1887年，作为内地会圣公宗代表的剑桥七杰其中四位被分派到四川，包括后来成为圣公会四川教区主教的盖士利、从男爵出身的章必成，以及两兄弟杜明德和杜西德[12][13]。杜西德最初在成都和重庆作福音事工，后决心向藏人宣教，因而于1896年从印度卡林邦迁至川藏交界处的打箭炉定居[14]。他在当地设立的传教站成为打箭炉福音堂的前身[15][16]。
这段时期的传教进展相当缓慢，除了多数人对教会的敌视态度，流行疾病也是阻碍传教的一大原因。1886年的重庆教案几乎将当地教会连根拔除。不过教案平息之后，教会重建，并迎来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9]。至少不下五个新教差会陆续入川。1888年，伦敦传道会的杨格非再次来到四川，开始在重庆开展传教工作。1889年，英国公谊会差会传教士陶维新（Robert John Davidson）偕妻子玛莉·珍·戴维森（Mary Jane Davidson）到潼川府（今三台县）宣教，相继设立重庆、成都、潼川、遂宁、铜梁五个公谊会月会，归四川公谊会年会管理[17]。1890年，美北浸礼会差会进入川西，以叙州府和嘉定府为传教中心；继而又开辟了雅州府、宁远府和成都府[18]。1891年，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何诗白（James Heywood Horsburgh）及随行十一人入川[19]。该会主要在绵州、中坝、安县、绵竹、新都等川西地区传教[20]，他们于1894年在中坝修建了差会的第一座教堂，即后来的江油福音堂[21]。1892年，属卫理公会的加拿大美道会以成都和嘉定为中心，在四川中部和西部展开传教工作[22][23]。1894年，美道会在成都锦江区建立四圣祠礼拜堂[24]。
1895年成立圣公会四川教区，教座设于保宁圣约翰座堂。后于1936年分作两个教区：圣公会东川教区（Diocese of East Szechwan），教座沿用保宁圣约翰座堂，和圣公会西川教区（Diocese of West Szechwan），教座设于成都圣约翰堂。同年10月18日，盖士利在伦敦西敏寺被按立为首任四川主教。此外，这一年成都爆发了一起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并逐渐蔓延到其他城市[25]。在成都，天主教和三个新教差会的教产被毁[26]；所有在川传教士，无论天主教或新教，几乎都是死里逃生[27]。
1897年，加拿大美道会在嘉定府创办教会出版机构华英书局（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1903年迁至成都。华英书局的出版物多以英文、藏文、苗文、中文为主，但也印制少量法文和德文课本。除了为川省传教士印制书籍，书局还出版面向当地学校和非传教士西方人的读物[28]。其中最知名的是创刊于1899年的《华西教会新闻》，为首次在四川出版的英文报刊，也是在该省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读物[29]。
《华西教会新闻》得以创刊有赖于1899年1月举办的重庆基督教新教研讨会，研讨会的成果还包括创办华西圣教书会（West China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和华西差会顾问部（West China Missionary Advisory Board）。1890年代末对在川新教差会而言是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迫使各国领事馆命令所有传教士转移至沿海地区暂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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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没有对四川造成太大影响，避走沿海地区的传教士于1901年返回传教站。此时对科学出版物的需求大大增加，因而上海基督教出版机构广学会在成都府市区最好的位置开设了一家分店出售各种科技相关书籍、图表、地图等等。考虑到作为省会城市，成都是四川文学、文化的中心，加拿大美道会在1903年将他们的出版机构华英书局（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从嘉定府迁至成都[31]。
20世纪初始，大多数传教士将目光投向教育事业，寻求在四川建立西式教育体系。1908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孟育仁（William Munn）在绵州创办华英小学，即今绵阳南山中学前身。成立一所大学的理念也在这段时期萌芽。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开办。这所大学是由来自英美加三国的四个差会联手合作的成果，分别是美道会、美以美会差会、美北浸礼会差会和英国公谊会差会[32]。英国圣公会差会于1918年加盟成为正式成员[33][34]。协合大学在开办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发展迅速，在民国四川高等教育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4]。大学的首任校长毕启是毕业于维思大学的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塞尤斯伦兄弟会及美国资优学生联谊会成员[35]，协合大学的大部分筹建经费便是由他四处筹款所得[36]。美北浸礼会传教士葛维汉，同时身兼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长期任教于协合大学神学院教授宗教比较学，并于1932至1942年期间担任该大学艺术、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策展人[37]。他也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主编人之一，以及最早发现并组织挖掘三星堆遗址的关键人物之一。其他关键人物还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和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38][39]。
1906年5月10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士谢安道（Robert Roy Service）偕妻谢道蕴（Grace Service）抵达成都。他们在英国公谊会传教士霍德进的帮助下展开宣教事工[40]。谢氏夫妻均毕业于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41]。谢安道原是加校运动员，塞尤斯伦兄弟会成员及基督教青年会毕委会主委[42]；谢道蕴是卡帕·阿尔法·西塔姊妹会成员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司库[41]。基督教青年会的创立宗旨源自健硕基督教运动思潮。基于此，谢安道在1910年组织创办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之后，便在文庙街附近数十亩地上修建足球场、网球场、棒球场等，1913年又修建体育馆一座，借此将西方体育传入四川[43]。
罗富德
在川藏边境事工的传教士
基督会差会传教士史德文在打箭炉学习藏文和中文四年后，于1908年抵达川藏交界处的巴塘县设立传教站[44]。1909年6月17日，罗富德加入巴塘基督会事工[45]，但仅两个月后就因感染天花和斑疹伤寒过世[46]。他被葬在巴塘一条通往拉萨的道路旁[47]。1922年，巴塘成为基督会差会在藏区的传教中心[48]。
1914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重庆市设立传教站。1917年正式成立对川宣教差会“四川区会”（Szechwan Mission）[49]。1919年，为便于管理，四川区会分作东川区会（East Szechwan Mission）和西川区会（West Szechwan Mission）[50][51]。西川区会同时负责藏区福音和宣教事工（Tibetan Mission）[49]。
根据出版于1922年的《中华归主》的统计，当时四川有新教教徒12,954人。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宗派卫理公会有信徒5,788人，圣公会5,474人，几乎各占总人数的一半。规模较小但影响力可观的包括美北浸礼会，有信徒1,263人，以及英国公谊会429人。男性教徒占新教教徒总人数的63%[3]。
路德宗曾流传于重庆，由美国密苏里路德会传教士黎立德于1923年开教，但规模较小。1925年，黎立德在重庆万县建立圣十字堂[52][53]。
1934年，加拿大美道会加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54]。1939年2月9日举办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协会年议会[55]。1940年，中华基督教会发起边疆服务运动，在今四川阿坝藏区理县杂谷脑镇设立传教站。边疆服务运动带有浓烈的社会福音色彩，其宗旨是希望向藏人、羌人和彝人传播基督福音[56]。
1933年，真耶稣教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布道，有四川人伍兴海接受福音，之后返川作传教预备工作。1935年，真耶稣正式入川在重庆设立教会。1937年发展至广安市，并在当地一度兴旺。后来成立四川支会，分作四大区域：川东区、川西区、川北区和川中区[57]。
基督教宣道会创办的贵州-四川差会（Kweichow-Szechwan Mission）曾活跃于川贵两省边界，其事工范围一度扩展至湖北与湖南边境。直到1949年全部活动终止[58]。
1939年，美国门诺会传教士包志理，孟那福音会创办人，偕妻苏内利（Nellie Schmidt Bartel）进入川北广元市传教[59]。1941年起于四川、甘肃、陕西三省交界处作事工[60]。1949年初在广元三堆镇设立传教中心。门诺会的传教活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终止[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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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政府强制所有在中国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中断与海外的关系，包括原有的中国自立教会，都服从于统一的，由政府设立的管理机构，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未加入三自的教会都视为非法，并禁止其活动。
1958年，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席卷藏区，巴塘的基督教教堂被破坏后改为公共食堂[61]。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2004年，一名叫江忠秀的四川女传教士被公安逮捕，因她在四川和贵州交界地区传教并发放《圣经》。之后遭到公安虐待被殴打致死[62]。2010年，遂宁市八名家庭教会成员在聚会时被警方抓捕，其中两名遭到殴打。在被拘留的六个小时期间，他们遭到警方的威胁恫吓[63]。
2011年9月，绵阳市家庭教会基督徒作家李必丰被官方以经济罪名拘捕，次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据悉是因官方怀疑他资助异议作家廖亦武出逃德国。李必丰于1994年加入非官方的基督教组织﹐和教友一起成立“华人良心关怀行动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对失业下岗工人和妇女、儿童生存现状等情况进行书面调查﹐并发布调查报告[64]。
2018年，成都遵从归正宗传统的秋雨圣约教会100多名成员，包括知名牧师王怡，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传唤逮捕[65]。同年，四川四间家庭教会收到最后通牒令，称如果不加入三自教会将关闭教堂和聚会点[66]。
2019年，成都一间经官方注册的三自教会遭到关闭，隶属该教会的200名基督徒被迫私下聚会[67]。2021年11月17日，德阳市青草地归正教会遭到警方搜捕，教会成员刘五一被警方以“诈骗罪”为由带走[68]。
2022年8月14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再次被警方搜捕，一名教会长老被捕[69]。
2023年，对华援助协会报导了遂宁市三名基督徒妇女李炳荣、谢丽红、黄秋燕以“涉嫌诈骗罪”被捕，原因是她们帮助一个基督教组织储存和转移捐款。《亚洲新闻》认为“欺诈指控是其中一种针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即未正式注册的福音派团体。共产党官员向许多牧师和平信徒提出这一指控，要求他们限制一切与‘官方’社区无关的活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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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圣约教会是四川规模最大的新教家庭教会之一[71]。该教会前身是2005年由王怡牧师及其妻蒋蓉在家中创办的秋雨之福团契。2008年，团契发展成为家庭教会，更名为秋雨之福教会。此后也被称为秋雨之福归正教会或秋雨之福归正长老教会，直到改为现行名称[71][72]。随着教会成员的增加，数间成都家庭教会和秋雨教会联合组成改革宗长老会华西区会。华西区会继而陆续开办了几家教会机构，包括幼稚园、全日制学校、神学院（华西圣约神学院）和博雅学院（华西圣约人文学院）[71][73]。2019年12月，秋雨教会遭到警方大搜捕一年以后，王怡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获刑九年[74]。
影响
基督新教差会在川渝创办学校、医院、体育馆、出版社、慈善机构，比如华西协合大学、成都福音医院、绵阳南山中学、重庆求精中学等等，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修建的球场是成都近代首次出现的正规球场[75]。教会创办的期刊如《华西教会新闻》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除了普及基督教教义及报导教会新闻，还负责研究四川本地和康藏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习俗、医学、考古学、民族学、自然环境等等。伦敦内地会传教士锺秀芝（Adam Grainger）于1900年编著的《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 with Syllabic and English Indexes），和加拿大美道会传教士启尔德于1917年编写出版的《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收录了在巴蜀地区常用的词语、短语和句子，按照四川话口语以拉丁字母注音并配以英文释义。这些机构和出版物为四川教育、文化和科学传播做出贡献。
民国时期的新教教会和菲律宾美生总会辖下之第112分会的川庐（Szechwan Lodge No. 112；1949年后归属迁台的中国美生总会）关系密切，除了聚会地点位于新教差会在成都开办的华西协合大学[76]，数名会长亦是传教士。比如美北浸礼会传教士葛维汉[77]、美以美会传教士黄安素[78]、加拿大美道会传教士韦林士（Thomas Harry Williams）[79]、布理士（Albert James Brace）[80]。其中布理士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81]；葛维汉通过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和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提供的资料了解到三星堆遗址所出文物，并于1934年组织了首次发掘工作。之后写成〈汉州发掘简报〉（"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39]。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1922年，在此之前，四川地区就已经设立了几个以传教士主导创办的学术机构如成都协会（Chentu Association）、成都双周俱乐部（Fort-nightly Club of Chentu）、周六俱乐部（Saturday Club）等，传教士在这些机构的聚会中宣读讨论各自的文章[82]。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员认为，上述机构可以看成是学会的先驱者，也是学会成立的基础[83]。
此外，据王怡牧师的考证，新教教会在四川开创的多个“第一”包括——最早进入四川的传教士是伦敦传道会的杨格非和大英圣经公会的伟烈亚力，抵川时间是1868年。第一个进入藏区的传教士是伦敦内地会的康慕伦（James Cameron），他于1876年12月经湖北进入四川到达打箭炉，再经理塘、巴塘进入西藏，被称为“中国的李文斯顿”。第一间教会由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底（John McCarthy）于1877年5月在重庆开设；同年，麦嘉底在重庆开办第一家诊所，首次将西医西药传入四川。第一位进入四川的女传教士是内地会的克拉克夫人，抵川时间是1878年。第一间成都教会，1881年，内地会传教士克纳克率先在成都租房传教，继而有侃莫和勒克在成都正通顺街37号设立第一间教会。第一次公共崇拜于1884年由美国卫理公会的美以美会差会在重庆举办。第一间藏区教堂于1897年由内地会的杜西德和另外四位传教士在打箭炉设立，即现在的康定福音堂。第一次反对缠足运动于1880年代由美以美会差会的女传教士昊格矩在重庆举办。第一所女子学校于1887年由美以美会差会的女传教士柯立亚在重庆戴家巷开办；后迁往成都，1908年更名为华美女子中学；1951年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更名为成都市第十中学。第一所成都女子学校于1896年由加拿大卫理公会的美道会女传教士白宝玉在成都方正东街72号开办，名为华英女校；1952年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更名为成都市第十一中学。第一家医院于1892年10月由美以美会医生马嘉礼（James H. McCartney）在重庆临江路戴家巷开办，名为宽仁医院，现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第一间育婴堂，1891年，美道会女医生福吉丽到成都收养被遗弃的女婴；1895年，成都爆发教案，福吉丽受惊离世；1896年，美道会为纪念她，在成都四圣祠创办了第一座育婴堂。第一所中学，重庆求精中学，由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Spencer Lewis）于1894年开办，为西南各省最早的新学堂，著名画家张大千曾就读此校。第一家出版社兼印刷厂华英书局（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于1897年由美道会传教士赫斐秋在嘉定府（今乐山市）设立，1903年迁往成都；1951年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更名为成都印刷厂[84]。
第一个足球场于1900年在重庆广益中学兴建；该校创办人英国公谊会差会传教士陶维义（Alfred Davidson）曾是英国皇家足球队队员，1894年入川时便随身携带足球一只。第一所神学院于1902年由内地会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姚明哲在保宁府（今阆中市）开办，后发展为天道学堂，是隶属圣公会四川教区的神学院。第一家孤儿院于1904年由澳大利亚女传教士贝水光在保宁府创办。第一家幼稚园，司司里亚幼稚园，于1905年由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唐彼美在叙州府（今宜宾市）鲁家园街开办。第一位四川籍牧师古鹤龄于1906年由圣公会四川教区主教盖士利按立。第一所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于1910年在成都开办。第一个牙科于1917年在华西协合大学设立，成为全国最早开设牙科的学校。第一所养老院于1917年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陈敬修（G. F. Denham）夫妻在梁平县（今重庆梁平区）县城东门外兴建。第一所盲哑学校于1918年由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裴成章（Alfred Arthur Phillips）在绵阳县（今绵阳市）黄家巷开办。第一所藏区医院于1919年由美国基督会差会传教士史德文在巴塘县兴建；该院的影响遍及全藏，不少人从拉萨远道而来就医。第一所培养助产士的医学校于1931年由美国卫理公会女传教士满秀实（Marian Manly）在成都文庙后街开办。第一个全国性大学生福音复兴运动团体，自1944年起，开始出现在成都华西坝和重庆沙坪坝。第一次倡导家庭教会，1949年2月，路德宗在重庆万县讨论《应变草案》，提出共产党入川后，礼拜堂若无法维持，可分散到教友家中聚会。同年5月，卫理公会华西会督陈文渊在重庆基督教应变会议上发表演讲《动荡时期之基督化家庭观》[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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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详细描述了清末成都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民众（俗称教民）、袍哥会和官府三方势力的激荡。其中主要人物之一的顾天成为了私人利益改奉英美系的耶稣教（即基督新教）。该小说于1992年改编为电影《狂》，1988年和2008年两次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参见1988年版《死水微澜》）。虽然小说中的顾天成是奉耶稣教，但在电影版和1988年电视剧版中出现的教堂均为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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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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