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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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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的天主教（拉丁语：Ecclesia Catholica in Se-Ciuen；法语：Église du Su-tchuen[5]）可上溯至1640年，最早入川福传的是西西里王国（今属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6]。自18世纪起，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全权接管四川教务及福传工作。
1724年，雍正帝在《圣谕广训》中宣布外国传教士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传教。清政府认为相对于“正统”的儒家学说，天主教是威胁统治的“异端邪说”。地方官员在此政策下很容易煽动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之间的对抗，导致天主教徒在社会和政治上被歧视。因此，多数教徒避走四川西部的偏远山区，被19世纪中期起禁教令解除以后入川的欧洲传教士误认作佛教徒[7]。
至1870年，四川有领洗信徒80,000人，为当时全国之冠；1911年增长至118,724人[8]。川省历来是教案频发地区之一[9]。重庆教区为四川的总教区，自上任总主教骆北瞻于2001年过世后，目前一直处于教座出缺状态[10]。根据“亚洲丰收”（Asia Harvest）的调查报告，截止到2020年，包含地下教会人数在内，全川有天主教徒1,036,538人[1]，重庆教徒478,191人[2]，总计1,514,729人。
相较于研究天主教在中国历代首都发展情况的学术成果之丰富，比如长安、汗八里、南京、北京等，对四川天主教的研究仍显得相当匮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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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1640年，西西里王国耶稣会士利类思应四川绵竹出身的明朝内阁首辅刘宇亮之邀抵达成都府传教。据《圣教入川记》所载，次年，30人领洗入教，是为川省首批天主教徒。其中有一名伯多禄者，为蜀献王后裔[11]，在教会内热心异常，并带领其家人入教[12]。1642年8月，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入川协助传教。除成都以外，并在保宁府和顺庆府展开传教工作[13]。
1644年，张献忠西侵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随之而来的四川大屠杀中断了传教工作。利类思和安文思被掳至大西宫廷，直到1647年初张献忠死后才重获自由。安文思于1651年送往罗马教廷一本关于他们二人在四川经历的葡萄牙文报告，题名《四川教会蒙难记：利类思和安文思被掳经历》（Relação da perda e destituição da Provincia e Christiandade de Su Chuen e do que os pes. Luis Buglio e Gabriel de Magalhães passarão em seu cativ）[14]。
1660年代，在许徐甘第大和其子，时任川东道的许缵曾（圣名巴西略）襄助下，于四川找寻大屠杀后的幸存教徒。甘第大听闻在保宁寻获教徒甚多，遂邀请在陕南汉中府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司铎穆格我（Claudius Motel；1618–1671）到川治理教务。穆格我在成都、保宁、重庆建堂，约一年内付洗600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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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6年10月15日设立四川宗座代牧区（今天主教成都教区），首任宗座代牧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梁弘任[16]。1700年，梁弘任将成都和川西地区传教事务授予白日昇和梁宏仁（Jean-François Martin de La Baluère），这两者同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将重庆和川东地区授予意大利教士毕天祥（Luigi Antonio Appiani）和德国教士穆天尺，这两者为遣使会教士[17]。1704至1707年间，白日昇和一名当地信徒徐若翰翻译了部分《新约圣经》，后世称为“白日昇－徐若翰文理新约”[18][19]。1710年，穆天尺在葡属澳门收养了一位名叫菲力普（Filipe）的14岁四川籍少年，并将他留在澳门学习[20]。
天主教贞女制度自18世纪初开始流行于四川。来自川西名山县的杨氏（Agnes Yang）为四川早期贞女之一，她领洗后在主教马青山（Joachim-Enjobert de Martiliat）处受坚振礼。马青山于1733年再度去探望杨氏，当时她已50多岁，且一直坚定守贞，毫无动摇[21]。马青山是第四任四川代牧，同时是于1744年发表的《童贞修规》的制定人[22]。另一名贞女制度的倡导者是尚-马丁·慕雅，他在入川传教前，便在法国洛林地区创建了两个贞女修会[17]。因儒家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这些贞女为女性教徒充当施洗人和教理传授人，为在女性中做福传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她们的存在对四川教会的成长有重要意义[23]。
1723年，一个奉教的骆姓家族在重庆江津县购得基业。骆家富有资财，外姓之家皆乐与之结秦晋好，其中不少人因姻亲之故入教。骆家见教徒人数日益增多，便在当地修筑教堂和司铎住屋，获得很多教徒的捐助。此时有北京人若翰谷司铎（Joannes-Baptista Kou），曾就读意大利拿坡里中国学院，奉命管理川东教务。《圣教入川记》载，若翰谷司铎“一连十余载克尽圣职，去来皆在骆家。谷司铎在江津圣堂时，附近各州县教友皆到此处领各秘迹，聚在经堂，高声唱经，声彻云汉，远近皆闻。在各大瞻礼庆期，集教友众多，有由重庆往者，有由永川去者，有由铜梁至者，亦有由合州、涪州而来者，济济一堂，盛不可言。一次，聚有教友四百余人庆贺瞻礼，一连数天热闹，并用笙、箫乐器彰扬圣教。然因排场过盛，惹起外教嫉妒，兴动风波。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即乾隆十一年，教友受害者颇多，家主人安德肋骆有祥受苦尤重。庆贺瞻礼之热闹，此后不复兴也。历代风波，骆家亦皆受害，然常存信德，至终不变[24]。”
自1753年起，巴黎外方传教会正式接管四川教务[25]。1756年，时年30岁的巴黎外方传教士范益盛抵达四川，当时川省约有4,000至6,000名教徒。福传三年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折磨。1767年接任四川宗座代牧。1764年，他将自己在成都的房产变卖后，带领七名教会学生在成都以西7公里处的凤凰山开设圣诞神学院。1770年，神学院被人举报给当地权威后被毁。1783年，范益盛选任冯若望（Jean-Didier de Saint-Martin）为自己的继承者。两年后，冯若望被捕入狱之后被驱逐出境。他于1792年范益盛过世时设法重返成都。冯若望选任徐德新为继承者。与前任不同的是，1776年就入川的徐德新有丰富的当地传教经验。1784年的迫害打断了他的事工，他被捕入狱，之后被带到北京，最终流亡葡属澳门和西属菲律宾。他于1789年秘密返回成都，同时也接手管理川东教务和贵州传教事务。1800年，冯若望晋封徐德新为泰拜尔盖领衔主教。1801年冯过世后，徐接管四川全省教务[17]。
虽然时有迫害和种种困难，18世纪的四川教会发展可谓相对繁荣。1756年时全省有4,000名教徒和两名当地司铎，1802年增长至40,000名教徒和16名当地司铎。整个18世纪积累下来的经验为之后的教会生活和圣礼事工铺平了道路[17]。
1803年9月2日，徐德新主教在成都以西40公里处的崇庆州（Tchong-king-tcheou；今崇州市）召开四川教会第一次大会，是为在中国境内首次召开的天主教教会会议。该会议的成果获得罗马的嘉许，并将一直引导教会的牧养之道直至被1924年的天主教上海会议取代[17][26]。与会者另有罗弗南和13名当地司铎[27]。1815年9月14日，徐德新和另一名主教以及九名司铎在成都被斩首[28]。他的头被悬挂在柱上，尸首示众三日，作为对当地人的警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0年10月1日将徐德新封圣[29]。
1830年左右，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穆坪镇邓池沟地开设领报神学院（Collège de l'Annonciation de Moupin），即现在的邓池沟圣母领报堂。这座教堂的名气得益于大熊猫的发现者——法国遣使会传教士谭卫道。他于1869年到达穆坪镇传教，同时研究当地动植物[30]。当时在领报神学院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自然科学家，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他们常与巴黎的各种科学院联络谈论在四川的新发现[31]。
1880年9月20日四川教会第二次大会在川南代牧区驻地叙州府（今宜宾市）召开。与会者有川南、川西北、川东、云南、贵州、西藏代牧区主教或副主教[32]。
1895年的白鹿镇，在杜杭主教的监督下，两名法国教士，柏立山（Alexandre Perrodin）和陆峻高（Léon Rousseau），设计修建了领报修院。修建时间持续了13年，1908年竣工后，该修院成为当时川省培养神职人员的重要机构[33][34]。同年，成都爆发了一起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并逐渐蔓延到其他城市[35]。在成都，天主教和三个基督教新教差会的教产被毁[36]；所有在川传教士，无论天主教或新教，几乎都是死里逃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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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7月29日，外方传教会派遣陆良道（Adolphe Roulland）神父到四川东境代牧区（今重庆总教区）作事工。他于次年抵达酉阳，之后担任马跑场堂区神父七年[38]。陆良道是圣女利雪的小德肋撒的神兄（spiritual brother），他在临行去四川之前，将《十八世纪四川福传史：教会奠基人范益盛主教生平及其传道事工》（La Mission du Su-Tchuen au XVIIIᵐᵉ siècle : Vie et Apostolat de Mgr Pottier, son fondateur）一书赠与利雪的加尔默罗会修院。该书对小德肋撒产生很大影响[39]。
小德肋撒后来回赠陆良道一帧耶稣圣心图，由她亲手绘制。图中圣心冠以茨圈、火焰，并流出鲜血。下面书有“Su-Tchuen oriental”（川东教区），并有明文指定圣血即滴流其上。小德肋撒以此表明愿为重庆教区祈祷，恳求耶稣宝血流于该教区，使其产生被天主拣选之人。像侧附有祈祷经文，呼求“耶稣神圣之血，请灌溉我等教区，俾其发生被选之人”[40]。
在1896年7月30日给陆良道的信中，她写道：“我将四川地图贴在了工作室的墙上，[…] 我将恳求耶稣的许可去四川拜访你，让我们一起为救灵魂而工作[41]。”现今，重庆石马镇真原堂（马跑场堂区）收藏有一封圣女给陆神父的信，以及她的部分圣髑[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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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代牧区的出版社叙府永生公馆于1900年发行《圣教礼规》。此书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省经过百年积淀，为规范四川教会礼仪规矩的成果。1904年由纳匝肋静院在香港印行。之后有1925年由曾家岩圣家书局发行的重庆代牧区版本和1932年由土山湾印书馆在上海发行的版本[32]。
苏烈
彭茂美
在川藏边境殉道的传教士
1905年在川边藏区爆发了巴塘事变。四名法国传教士，包括苏烈，在该事件中丧生。当地喇嘛对苏烈进行酷刑折磨12天，最终将他枪决[43]。九年之后（1914），另一名在川藏边境事工的传教士彭茂美，在襄助巴塘教务之后不久，被喇嘛谋杀于理塘附近[44]。
1918年，在川东代牧区主教舒福隆的批准下，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了由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编著的《圣教入川记》，记载天主教传入四川的始末及后来教会的发展状况[14]。以外，圣家书局还于1924年出版了《圣教入安岳记》。该书由安岳县天主教人士撰写，经川东代牧区副主教纳慈轩（Urbain Claval）批准后印行，讲述清朝道光以前，天主教传入并扎根于安岳县的历史[45]。
根据出版于1922年的《中华归主》的统计，当时四川有天主教徒143,747人，教堂和小圣堂共计826座，分布在成都、重庆、叙府、宁远四个主教辖区。1918年有8,000名成人接受洗礼。除了通常的福传事工，教会设有将近400所堂区学校，有学生7,500人。此外，有学院三所，重庆两所，成都一所；以及神学院十所，女子学校五所，医院五所，药房七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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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来自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佩戈的方济各会修士帕斯高·纳达尔·欧特拉抵达位于甘孜藏区的磨西面。在打箭炉代牧区主教倪德隆及其助理华朗廷的协助下，欧特拉和几名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在磨西安纳堂旁边成立了一所汉生病疗养院[46]，称作圣若瑟之家[47]。由于被社会的排挤和边缘化，收容汉生病患者并非易事。不过到1935年，疗养院已有100名病人[48]。1935年5月，毛泽东领导的一支共产红军为逃避蒋中正的民国国军而经过磨西面，也就是之后被称为长征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根据巴伦西亚方济各会历史学家何塞·米格尔·巴拉奇纳·拉毘卓（José Miguel Barrachina Lapiedra）所著《帕斯高·纳达尔·欧特拉修士：汉生病患之使徒，中国之殉道士》（Fray Pascual Nadal y Oltra: Apóstol de los leprosos, mártir de China），以及天主教新加坡总教区区报《Malaya Catholic Leader》和佩戈广播电台（Ràdio Pego）的报导，“共产党军队洗劫了汉生病疗养院并抓捕了全部传教士。不少病人试图保护传教士，但被士兵用枪射击[49][50]。这些教士被带到毛泽东面前，毛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之后释放了五名教士，但是关押了其中两名——欧特拉和一名意大利修士伊毘法尼欧·佩格拉诺（Epifanio Pegoraro）[51]。这支由超过30,000人组成的红色军队中，女性也占了很大一部分。离开之前，他们洗劫了这个村庄，带走所有可食用和可移动的物品，导致这个区域的普通人完全丧失生存物资[52]。数日后，1935年12月4日，他们行军到小金县的两河口镇，一名士兵用剑将两名修士斩首[51]。”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玛莉-罗西妮·莎乐（Marie-Rosine Sahler）在于1937年1月17日写给诗人雷蒙·柯塔（Raymond Cortat）的信中叙述了她在磨西面的经历：“1935年，汉生病疗养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野蛮攻击，传教士和信徒不得不逃到附近的山上躱避八日之久。我们回去后发现疗养院被洗劫一空，所有补给物资都被掠夺得干干净净。不过，我们设法重获了一些物资并迎回部分病患，到现在已有148名病人[53]。”
1947年，来自河北正定神乐院的严规熙笃隐修会修士为躱避国共内战，将他们的修院迁移至成都新都县。李博岚院长带领40名修士经上海入川。1949年末，共产党军队接踵而至，修院被迫再次转移[54][55]。1949年圣诞日，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成都修院及周边地区。一些修士遭到毒打，其中三名修士（Vincent Shi、Albert Wei、Father You）在遭受酷刑折磨后殉道[56]。李博岚院长设法将其中十名修士转移到加拿大，包括九名中国籍修士和一名比利时籍修士。最终，修院迁至香港大屿山，于1956年2月19日正式开院，即现今的圣母神乐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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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应教宗庇护十一世之邀，西班牙赎世主会传教士开始在河北宣化教区的主徒会协助意大利教士刚恒毅作事工，之后到河南省西平县和广州市沙面岛传教。1934年转移到四川，最初四年仅活跃于成都代牧区，并在当地建有房屋和一座小圣堂[57]。1938年传教工作扩展至位于四川西南部诺苏州的宁远代牧区[58]。来自加利西亚地区的传教士田春耕在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宁远主教驻地西昌县度过。赎世主会传教团最终于1952年被共产党政府驱逐出境[58]。四川是赎世主会教士在华的第一个永久传教驻地[59]，成都和宁远两地的赎世主会后来发展成赎世主会中华副教省（Redemptorist Vice-Province of China）[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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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如同其他所有宗教，只被允许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监督下进行活动。1958年成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属于中国国内的区域-政府性质组织，不承认教宗首席权。天主教会的活动必须隶属于爱国会才算“合法”[61]。部分传教士被抓捕后送进思想改造营，在类似监狱的环境中接受思想再教育过程[62]。
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在彭州市活动的圣母军被定义为“反革命组织”遭到迫害取缔[63]（参见圣母军事件）。
1989年，时任甘肃秦州教区署理的王若翰经河北献县教区主教李振荣秘密祝圣为康定教区“地下主教”[64]。2011年，王若翰和他的两名亲兄弟——王若望神父、王弥禄主教，以及其他数名神父、数十名堂区教友会长被公安人员抓捕。他们被分开关押在至少两个地方，公安人员要求他们每天四个小时参加学习班，但容许他们向家里通电话[65]。
2005年，中国政府人员计划在成都教区和乐山教区中自选自圣两名主教。但因为他们明显的政治操纵，遭到这两个教区内大约140,000名教徒的反对[66]。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董育德设立了慈善基金协助重建被毁的教堂、学校和育婴院。董育德于1922年出生在四川三台县一座由英国公谊会差会开办的医院[67]，其父董宜笃是于1930年代驻广汉福音堂的圣公会传教士。她在1943年改宗罗马天主教[68]，于成都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领洗[69]。在圣座和一名四川爱国会主教的关系和解中，董育德是关键人物。这一举动也促使了在四川的地下教会和爱国会的共融。但因她在教会中的事工，中国政府在1997年将她驱逐出了大陆地区[70]。
2011年，甘孜藏区磨西镇（旧称磨西面）的谢玉明修女和黄旭松神父在向当局要求收回两处教会财产未果后被打伤。9月2日晚上8时，两人在磨西安纳堂神父楼前，被十几个来历不明的人突袭。谢玉明修女遭到毒打，头部和胸部受重伤，被送院治疗。黄旭松神父伤势相对较轻。原因是，两处教产分别为一所拉丁学校和一所男子学堂，于1950年代被充公。按照现行宗教政策，教产应当归还给教会，但一直没有执行。拉丁学校已被政府拆除，土地被一家私营公司占用。男子学堂现在改作磨西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宿舍。两名教会人员被打后，当地教徒愤怒不已。他们聚集在教堂门口，要求捍卫教会权益[71][72]。
据《亚洲新闻》2014年的报导，韩国外方传教会有派遣教士在四川服务[73]。同年，法国童军成员巴帝斯特·朗诺华-默林（Baptiste Langlois-Meurinne）在云南省西北藏区的澜沧江和怒江流域地带协助当地教徒并帮手搭建木制教堂。当地教会在历史传承上隶属康定教区。他在此期间遇到一名来自梵蒂冈的神父，即不属于中国官方爱国教会的神父。该神父为当地孩童秘密举办语言训练营，教授他们藏文、英文以及天主教教理[74]。
2015年，乐山教区沙湾堂区举办了跨教区朝圣活动。参与朝圣的教徒约有130名，他们打出天主教旗帜，并身穿印有“耶稣爱你”标语的服装，于7月9日至11日到宜宾、成都和南充三个教区朝圣。到达成都时，因朝圣队伍庞大引来武警、防暴大队和警察的阻拦。警察认为他们是在“游行示威”，要求朝圣人员立刻上旅游大巴离开，并禁止他们到宽窄巷子购物。该事件引来很多外教人驻足观望。7月11日是圣本笃瞻礼日，朝圣团在当日抵达南充西山圣安德肋本笃修院，之后开始拜苦路并参与陈功鳌主教主持的弥撒圣祭[75]。
南充教区2017年向罗马教廷申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圣髑，于2018年3月获准，6月圣髑莅临教区。10月22日若望保禄二世纪念日当天，圣髑由西山圣安德肋本笃修院迎往南充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供信徒瞻仰[76]。
2022年6月29日，在乐山教区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举办了庆祝建党节的活动，参与者包括该教区主教雷世银。而当天正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日。活动中，信徒被要求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据《亚洲新闻》报导，“中国的教会政治气氛浓厚，中共对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控制也愈发严格。[…] 雷主教于2011年在没有教宗授权的情况下被中共当局任命。作为一个备受讨论的人物，他也被指控有情人和子女。教宗方济各在2018年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签署后，解除了对他的绝罚。虽然这份临时协议于2020年10月续签，但未能停止中共对于天主教徒的迫害，尤其是对不愿服从中共控制的地下教会成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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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
1696年成立四川宗座代牧区，教座设于成都。1856年成立川东南宗座代牧区，教座设于重庆[78][79]。四川宗座代牧区因此更名为川西北宗座代牧区[80]，亦称川西宗座代牧区或四川西境代牧区。
1860年成立川南宗座代牧区，或称四川南境宗座代牧区，教座设于叙州府（今宜宾市）[81]。1910年成立建昌宗座代牧区，教座设于宁远府（今西昌市）[82]。
现今四川和重庆的天主教会分为八个教区，包括一个总教区和七个附属教区。虽然成都是历史最悠久的教区，但川省的总教区设在重庆。以下按历史上的传教区域分类排列。
- 四川东境传教区
- 天主教重庆总教区（Archidioecesis Ciomchimensis; Chungking / Tchong-kin-fou）：1856年4月2日成立川东南宗座代牧区，自四川宗座代牧区（今成都教区）划出。1860年1月24日更名为四川东境代牧区，1924年12月3日更名为重庆代牧区，1946年4月11日升格为重庆总教区[78][83]，教座设于重庆圣若瑟主教座堂[84]。
- 天主教万县教区（Dioecesis Uanscienensis; Wanhsien / Ouan-hien）：又名“万州教区”。1929年8月2日成立万县宗座代牧区，自重庆宗座代牧区划出。1946年4月11日升格为万县教区[85][86]，教座设于万州区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87]。
- 四川西境传教区
- 天主教成都教区（Dioecesis Cemtuana; Chengtu / Tchen-tou-fou）：1696年10月15日成立四川宗座代牧区，1715年贵州宗座代牧区（今贵阳总教区）并入四川代牧区，1781年云南宗座代牧区（今昆明总教区）并入四川代牧区，1840年云南代牧区脱离四川重新成立，1846年贵州代牧区脱离四川重新成立，1856年4月2日更名为川西北代牧区，或称四川西境代牧区，1924年12月3日更名为成都代牧区，1946年4月11日升格为成都教区[88][80]，教座设于成都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89]。
- 天主教顺庆教区（Dioecesis Scioenchimensis; Shunking / Choen-kin-fou）：又名“南充教区”。1929年8月2日成立顺庆宗座代牧区，自成都宗座代牧区划出。1946年4月11日升格为顺庆教区[90][91]，教座设于南充耶稣圣心主教座堂[92]。
- 四川南境传教区
- 天主教叙府教区（Dioecesis Siufuana; Suifu / Suifou / Souifou / Su-tcheou-fou）：又名“宜宾教区”。1860年1月24日成立川南宗座代牧区，或称四川南境代牧区，自川西北宗座代牧区（今成都教区）划出。1924年12月3日更名为叙府代牧区，1946年4月11日升格为叙府教区[93][94]，教座设于宜宾圣体主教座堂[95]。
- 天主教宁远教区（Dioecesis Nimiuenensis; Ningyüan / Lin-yuen-fou）：又名“西昌教区”。1910年8月12日成立建昌宗座代牧区（Kienchang / Kien-tchang），自川南宗座代牧区（今叙府教区）划出。1924年12月3日更名为宁远代牧区，1946年4月11日升格为宁远教区[96][97]，教座设于西昌天神堂[98]。
- 天主教嘉定教区（Dioecesis Chiatimensis; Kiating / Kia-tin-fou）：又名“乐山教区”。1929年7月10日成立雅州宗座监牧区（Yachow / Ya-tcheou-fou），自叙府宗座代牧区划出，教座设于雅安市（古为雅州府辖地）。1933年3月3日升格为雅州宗座代牧区，1938年2月9日教座迁至乐山市（古为嘉定府辖地）并更名为嘉定代牧区，1946年4月11日升格为嘉定教区[99][100]，教座设于乐山耶稣圣心主教座堂[101]。
- 西藏传教区
西藏传教图（西藏—中国西部—印度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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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据《圣教入川记》所载，张献忠据蜀称王以后，命令耶稣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宫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俱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子午线及十二星宫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实为当时特出之物，见者莫不称奇[107]。”从目前所见资料，这是西方近代科学成果第一次在巴蜀地区出现[108]。张献忠屠蜀时，部分四川信徒南下逃到云南省，成为天主教传入云南之始[109]。
170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白日昇到成都传教[110]。自1704年起在本地信徒徐若翰的协助下开始依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翻译《新约圣经》，后世称为“白日昇（巴设）－徐若翰文理新约”。白日昇于1707年去世，导致这部译本仅翻译到《希伯来书》第一章。1739年，白日昇译本的抄本之一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后来第一位到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5年转抄白日昇译本，并在之后翻译圣经时将其作为主要参考[111]。受白日昇新约影响的马礼逊译本为新教中文译经正式拉开帷幕，对后世译本产生诸多影响。
四川教会在18世纪发展成为新的社会核心和共同体。信徒追随福音，彼此团结，大家紧密维系在一起，这种动力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与众不同。四川的传教士也很重视建立本地教会及训练本地信徒，再从资优者中拣选一些作为巡回传道员[112]。这段时期的四川教会成为在贵州省做福传工作的主力，川东副代牧尚-马丁·慕雅和四川传道员孙本笃（Benoît Sen）于1774年进入贵州东北部传道。后有四川女传道员罗宋氏在贵阳市妇女中传道[109]。1798年，又有四川传道员胡世禄在贵阳传道并在当地建堂，即现在的贵阳圣若瑟主教座堂[113]。19世纪有四川女传道员易贞美到贵州宣教，并在当地殉道。2000年10月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她封圣。
徐德新主教主持的四川教会第一次大会于1803年9月2日在成都以西40公里处的崇庆州召开，成为在中国境内首次召开的天主教教会会议。该会议的成果于1822年在罗马以拉丁文出版，题名《四川代牧区会议》（Synodus Vicariatus Sutchuensis）。这份会议成果一直引导中国多地教会的牧养之道直至被1924年的天主教上海会议取代[28]。此外，四川会议法于1857年由第四任法国籍朝鲜宗座代牧张敬一宣布为朝鲜王国天主教会的官方牧养法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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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动植物学者身份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四川和康藏地区搜集了众多动植物标本，比如苏烈、彭茂美、方罗日等。其中最知名的是遣使会神父谭卫道，他于1869年在四川邓池沟圣母领报堂从事福传工作和动植物研究时发现大熊猫，此地也被誉为全球首只大熊猫发现地。为了纪念他，在邓池沟村邻近兴建了戴维小镇（谭卫道本名是阿尔芒·戴维）。现在圣母领报堂内保存了谭卫道神父的起居、研究动植物经过及发现熊猫的过程等资料[115]。
1899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在重庆创办川东代牧区印刷所圣家书局，1906年书局从沙坪坝迁到曾家岩。截止到1949年，圣家书局出版的书报刊物达40万种，居全国天主教出版机构第二位[32]。其中知名的有1904年创刊的《崇实报》（La Vérité），并有法文附刊[116]；1918年出版的《圣教入川记》；1924年出版的《圣教入安岳记》。圣家书局多次再版原由川南代牧区叙府永生公馆发行于1900年的《圣教礼规》，成为此书普世推广工作的主力。《圣教礼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省经过百年积淀，为规范四川教会礼仪规矩的成果。该书除了在四川教会流传外，还于1904年由纳匝肋静院在香港印行，1932年由土山湾印书馆在上海发行[32]。
彭州市下辖的白鹿镇因其浓厚的法国天主教传统被打造成了一座“法式小镇”。四川大学宗教文化研究学者廖翔慧认为塑造法式风情吸引游客是为了经济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丧失小镇真正的宗教特色和本质，并逐渐世俗化。天主教风情和欧式建筑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教会活动和信徒人数却没有随经济一同增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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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详细描述了清末成都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民众（俗称教民）、袍哥会和官府三方势力的激荡，展现出当时天主教会势力之强盛[117]。该小说于1992年改编为电影《狂》，1988年和2008年两次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参见1988年版《死水微澜》）。
朝圣地
下列教堂为“西南教会四大朝圣地”其中两处，另两处位于贵州省境内[118]。
传播年表
下表根据《圣教入川记》整理而来。因此书由川东教区出版，所以主要记载的是川东地区[108]。
相关条目
- 四川基督教
- 罗宋氏——18–19世纪四川传道员，因其热心传教被教会封为可敬者
- 刘翰佐——18–19世纪乐至殉道圣人
- 易贞美——19世纪绵阳殉道贞女，2000年10月1日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封圣
- 杜仲贤——20世纪瑞士传教士，殉道士，康定教区事工，1993年5月16日由若望保禄二世列真福品
- 河北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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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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