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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日本人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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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日本人遣返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1946年2月21日于台湾展开在台日本人的遣返行动。
背景
1945年，大日本帝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随即开始安排外地日本人的遣返计划[1]。根据初步规划，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撤离并非优先事项，而是预计于最终阶段执行[1]。这是因为相较于满洲等地，台湾的治安情势稳定，未发生大规模的冲突[1]。
战后初期，驻留台湾的日本人中，实际希望返回本国者相对较少[2]。这主要因为战前战后，当地台湾人对日人并未表现出敌意，使其较少感受到不安[2]。与朝鲜、满洲等地的日本人相比，台湾的日本人在战败后的心态上显得相对独特[2]。在战争结束时，在台湾的日本人总计约有48万8000人，国民党政权设立“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由总督安藤利吉担任部长，农商务局长须田一二三担任副部长。实际业务由副部长负责。
多数居住于都市的在台日本人，虽然因物资短缺被迫变卖生活用品，但仍可自由行动，亦未遭驱离住所[2]。此外，战前发行的台湾银行券在战后仍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经济秩序未如其他地区般急遽崩坏[2]。与朝鲜的日本人自发组织自卫团不同，在台日本人并未建立类似组织，因为台湾总督府在战后仍持续运作，提供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2]。
然而，随着台湾政权交接，治理核心转移至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台湾人的政治参与受限，社会上逐渐积累对政府的不满。此外，来自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问题、语言与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使得台湾社会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不断加深，进而波及到日本人。由于接收过程引发的失业潮、物价飙升以及反日情绪的上升，使得原本安稳度日的日本人开始产生归国意愿[3][4]。
1945年10月，随着台湾接收逐步落实，台湾总督府的影响力亦逐渐式微。此外，战败时驻扎台湾的日军共约22万人，尽管战后解除现地招募士兵与台籍军人的服役，使军队规模缩减至约17万人，但其持续驻留仍被联合国视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由于当时日本缺乏足够的运输船只，联合国决定优先调度船舶以加速日军撤离[5]。最初，军人与军属的遣返被列为首要任务，而自1946年2月21日起，正式开始安排一般民间人的归国行动。该计划分为数个阶段，其中以第一次至第三次大规模撤离为主[1]。
1945年12月31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日侨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处长周一鹗兼任主任委员，副处长高良佐、日俘遣送处长王成章二人兼常务委员，另以美军联络处派代表麦罗期为顾问。[6][7]并于1946年2月15日公布“台湾省日侨遣送应行注意事项”。根据规定，日侨是否留在台湾，主要其志愿及政府需求需之标准。其中，虽志愿留台，但政府认为无留下留台需要者就会被遣送回日；反之，即使有日侨希望回国，但若具备学术、技术或其他特殊专长，仍会被征用并令其留台。[8][9]日侨遣送工作由台湾省日侨管理委员会负责，而日俘遣返工作则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之日俘处理处负责。[10]期间，各法令汇编成册《台湾省日侨管理法令辑要》，于1946年出版。[11]。
台湾遣返行动最终共撤离日本军人及军属15万7,388人，民间人32万2,156人，合计47万9,544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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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归国
第一次归国行动自1946年2月21日至4月29日进行，期间撤离28万4,105人，其中包括军人军属家属8,208人、遗族与留守家属5万9,941人、一般日侨21万5,956人。
| 军人、军属家族 | 8,208人 |
| 遗族、留守家族 | 5万9,941人 |
| 一般日侨 | 21万5,956人 |
| 合计 | 28万4,105人 |
“日侨”一词源自中华民国方面，类比于华侨，用来指称居住于海外的日本人。当时分布在台湾各地的日本人被集中到基隆港、高雄港、花莲港的“集中营”后，再从这些港口搭船离台。所谓“集中营”，指的是临时设置在码头的仓库。每位遣返者遣送回国时，必须填写移交清册、遣送日侨回国证明书等相关文件[12]、“私人财产清册”的证明，仅被允许携带现金1000日圆、途中所需的食物以及两个背包的必需品。[13]
自1946年3月2日起的航班开始留下详细的出航纪录，包括每日出发人数及出发地点。根据这些纪录，从3月2日到4月18日期间，每天都有遣返行动，短短两个月内便将近3万人送返日本。[14]此外，日方于战争结束初即合并原有之协和会与互助会，组织蓬莱俱乐部负责办理日人救济互助事宜。旋因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疑虑而解散。[15]继于1946年1月1日改组“日侨互助会”以负责台湾省日侨管理委员会内之日方业务。[16][17]
台湾的遣返事业共动用了212艘船舶，其中83艘为美国制的“自由轮”，运送了近23万人。此外，部分原日本军队与商船在美军管理下也被投入使用。归国者主要登陆于大竹、田边、鹿儿岛、宇品、佐世保，另有少数人经名古屋、浦贺、博多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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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遣返
第二次遣返主要针对“留用日侨”与“残余日侨”两类日本人。“留用日侨”指的是受中华民国政府要求而留在台湾，从事教育、科研、产业、农林渔业、交通等工作的日本人。截至1946年4月14日，约有7,174人（含家属共2万7,612人）属于此类。
“残余日侨”则包括拒绝回国的潜伏者、密航者、与台湾人结婚但遭离异后寻求归国者、服刑中的罪犯、战犯嫌疑人、孤儿、疗养机构内的高龄者，以及罹患结核、痳疯病、精神疾病者。
第二次遣返于1946年10月至12月进行，共动用了9艘船舶，运送1万8,585人，其中“留用日侨”为1万6,997人，“残余日侨”为1,588人。虽然这些留用日侨原本是因应中华民国政府的需求而留下，因此应由该政府负担遣返费用，但由于财政困难，最终由日本政府提供6艘船（包括医疗船“橘丸”），中华民国政府提供3艘船（包括“台南号”），共计9艘船进行遣返。
第三次遣返
第二次遣返结束后，大部分在台日本人已返回日本，但1947年仍有919名留用日侨（含家属共3,322人）滞留台湾。该年2月28日爆发二二八事件，促使留用政策迅速终止。台湾省政府颁布了《台湾省残余日侨集中遣送实施办法》。除了重病患者、与台湾人合法结婚并正在申请国籍者、涉及刑事案件但尚未审结或服刑期满者，以及经核准可留台的特例外，其他人都必须强制遣返。
在等待遣返的期间，台湾省警务处与各地警察机关负责管理及维持秩序，而交通运输与港口的临时集结地则由相关机关协助安排。5月7日，医疗船“橘丸”抵达佐世保港，约1,000人上陆。次日，“台南号”抵达同一港口，载运2,203人回国。[18][19]，5月28日，所有待遣返人员都已集中到基隆港，并顺利完成遣送作业，总计遣返432人。 1947年出版的《台湾省日侨遣送纪实》一书记述自委员会设立开始至1947年5月裁撤为止的工作总报告，主要记载在台日人之调查报告，亦包含琉球籍民与韩国籍民之调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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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阶段
1948年5月，海王丸执行第四次遣返，11月再次执行第五次遣返。之后，第六批与第七批遣返行动分别在1948年12月和1949年8月进行，前者遣返了343人，后者遣返了272人。政府层面的台湾遣返事业正式结束。
1950年代初期，国立台湾大学仍留用矶永吉、松本巍、高坂知武共三名农学专家[21]3名日籍学者留用，分别于1956年、1968年、1983年退休返回日本。
知名遣返者
另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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