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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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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咖啡馆（英语：Cafe Astoria），位于台湾台北市中正区城内商圈，一楼为面包店，二、三楼为咖啡厅。原为在台俄罗斯人开设，本地人简锦锥接手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成为台湾文学作家聚集场所，一些台湾小说名著在此写出，今列台北市历史建筑。
历史
1920年，上海白俄布尔林（Burin Petter Noveehor）于霞飞路7号（今淮海中路和西藏南路路口、淮海中路7号）开设明星咖啡馆（Café Astoria）[1]。周联华回忆此餐厅离他在蒲石路（今长乐路）的家只有走路五分钟路程，有卖便宜的罗宋汤、罗宋面包，也有高价的料理[2]。1917年俄国革命后，不少俄国人逃至上海，至1930年代时当地俄侨已约两万人，其中就包含Astoria的常客艾斯尼（George Elsner）[1]。据简锦锥回忆录《明星咖啡馆》，1939年他八岁时，曾到上海和在当地工作的兄长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就路过Astoria[1]。
经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汤惟杰调查，上海自1990年代开始大规模拆迁，城市面貌变化巨大，原店面在1990年代之后就拆除建了高楼[1]。
简锦锥回台湾后，在日治时期读台北二中，战后时棋考上建国中学[3]。到他十八岁时，一天在台湾遇到来到他家商店买拐杖、已步入黄昏之年的艾斯尼，两人成为朋友，并帮他艾斯尼的外国朋友中介房屋[4]。不久，简锦锥与艾斯尼等六个年纪比他大三轮的俄国人一同重开明星咖啡馆[1]。
简锦锥找到房东高玉树在武昌街一段7号的店面[5]。此建物建于1948年至1949年，建筑为日治末期至战后初期常见构造方式，立面分割与比例样是延续日式街屋形式，为简单的洗石子泥作线板装饰墙面无复杂装饰的现代艺术风格[6]。据从小生长在附近的北市文献会史迹解说员、牙医师何良正解说，设计此栋的留日建筑师林庆丰代表作品包含台泥大楼等，但在设计这一侧的商店街时手法简洁明快，反映第二次世界质朴风貌[7]。虽店面正对台湾省城隍庙，但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不信庙冲[5]。这周围近十栋三层楼的房子，都是福华大饭店创办人廖钦福在战后初期所建[8]。
1949年10月30日开幕，初期为面包店，隔年开始设咖啡座[5]。该年代，台湾人在反共抗俄气氛下对俄国人多保持距离，简锦锥为不让家人担心，初期并未入股，仅出钱装修[1]。当时台湾地板不是黄泥土就是水泥地板，此餐厅却是满室木质地板，并以咖啡渣在地板上铺出通道，一上楼梯就可以闻到浓浓咖啡香[4]。唐鲁孙对这里食物的评价是比台湾一般日本式西点要高明多[9]。周联华生在美国的两个儿子生日时候想洋派一些，周联华遂会来此买蛋糕[2]。1950年代，外国大使馆与达官贵人会派遣黑头车，等著傍晚时分面包出炉[10]。该年代时，明星咖啡馆便吸引杨三郎、廖继春等人常在这里聚会[11]。
出入此俄国人大多是沙皇俄国时代的贵族、军官、知识分子和反共者及逃难者，之后部分人士跟随国民政府来至台湾[1]。小学时住在南京东路三段眷村的王豫元回忆，当时邻居有一名俄罗斯裔的装甲兵部队军官石文廷，常会收到一名俄罗斯女子玛丽亚带来的明星西点[12]。
罗宋汤
俄罗斯软糖
明星咖啡馆开幕之前，蒋经国和蒋方良就与艾斯尼认识。当时蒋经国住在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四条通），离艾斯尼住的林森北路（七条通）相隔不远。明星咖啡馆开幕不久便来光顾。简锦锥回忆初次见到时，十多岁的他不知道这对夫妻是第一家庭成员，只见到蒋方良当初来店时，因能再尝到家乡味而相当兴奋，等开口才知道这西洋女子会说国语。[13]
简锦锥回想蒋经国很慷慨，不仅自己买单，还会给小费。一次蒋经国一家用餐，隔壁坐了一桌上海人，不过他们不认识蒋经国。上海人们用上海话说结账时，服务生没听懂，也没注意到，过了十几分钟，上海人看没动静就破口大骂。听得懂上海话的蒋经国就站起来说，要他们讲国语、不要发脾气，解释这位服务生很勤快的，不要责备他。[14]
1953年，蒋经国问一名女店员月薪多少，得到回答是新台币一百八十元后，改用俄语问艾斯尼，得到却是三百元，便用俄语对艾斯尼说要对这女员工好一点。简锦锥赶紧在旁解释，说这员工是试用期，而且是六小时月薪，不是八小时，等成为正式员工就会有三百元了。蒋经国才放心。[14]
店里招牌菜之一的罗宋汤选用一比一的肉与菜，牛骨跟牛肉加上甜菜根、凤梨、大量番茄、洋葱、西芹等，熬制五天以上方能端上[15]。蒋方良成了常客，有时是蒋经国陪同参加俄罗斯或飞虎队友人聚会，有时自己带孩子来喝罗宋汤或吃西点，或时只是在门市外带最爱吃的火腿、麸皮面包、俄罗斯软糖[13]。蒋方良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俄罗斯鱼冻，以白北鱼为主要材料，搭配甜椒调味[16]。1954年初，朝鲜战争战俘来到台湾时，明星咖啡馆特别请蒋方良将什锦饼干一大箱转赠[17]。
每年儒略历新年前夕，明星咖啡馆会举行传统俄罗斯派对，包括蒋经国夫妻也经常前来，当晚与会的俄罗斯人会穿着传统服饰起舞。随着蒋经国担任的官职越形重要，夫妻两人到店的次数也越来越少。1959年，蒋经国任青年救国团团长后，蒋方良写了一封俄文信，解释因丈夫有要事，往后无法再参加私人聚会。此后，夫妇俩再也没有出席任何一次的新年盛会，偶尔来到只是吃点心、喝咖啡，甚少再参加私人派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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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锦锥与俄罗斯人的合作期并不长，朝鲜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股东移民至澳洲等地[10]。简锦锥1961年独资承接经营，1964年正式增加中文名称“明星西点咖啡”[18]。之中的西点面包店，是由简黄碧霞经营[19]。俄国厨师都走光后，简锦锥必须想出新的经营对策，原本店里以俄式糕点受欢迎，便引进巧克力蛋糕取代之前主打的俄式糕点，凭着海外电话向香港朋友学习此种烘焙[18]。
1966年，新光创办人吴火狮想为母亲订制像寿桃那样层层叠叠的蛋糕，简锦锥从民俗技艺陀螺中得到灵感，作出多层蛋糕，总统府看到后也向明星订购，蒋中正过世前的生日蛋糕都由明星负责[20]。据老员工陈金生回指出，店里有一张九层蛋糕的照片，即侨委会为蒋中正祝寿特别订制的蛋糕[21]。
1969年6月6日，台北市政府建设局发表模范不二价荣誉的七十家商号名单，其中糖果糕饼食品类包括明星[22]。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点心多是出自明星咖啡馆，像是1974年刚考上科员的王豫元就曾自己去选购[12]。
简锦锥因深感自己小时候遭逢战乱，对书桌有一份向往，因此经营咖啡馆时，特别重视作家，提供免费书桌让他们安心写作[23][24]。简锦锥为作家方便写作，把原先灯光幽暗的咖啡馆，灯泡亮度增加一倍，用电过度还遭罚款[23]。1960、70年代，台北市重庆南路书店林立，充满文学氛围，文艺青少年们、以及文化界人士会来此逛书店，再去明星咖啡馆里喝咖啡，感受那份文人雅士聚会的气氛[25]。传说，台湾中南部文艺青年搭火车来到台北市，第一件事是走到明星咖啡屋朝圣，才算走进了文学台北[26]。时有“杂志看文星、咖啡喝明星”之顺口溜[27]。明星咖啡不单是作家，也是音乐家、广告人、画家的集合地，黄春明说大家自嘲这里像动物园，有人来看，有人被看[7]。黄春明说，不只是小说家、诗人、电影导演都来这，崇拜作家的高中生也会来，因人多了，自然就吸引警备总部派人来驻店[28]。
附近与明星咖啡馆齐名的是台北中山堂旁曾做为古伦美亚唱片录音室的朝风咖啡，是蓝星诗社社员的聚会地，张继高、余光中、夏菁、邓禹平、吴望尧来此聚集。然而，朝风咖啡却被解除文资列册，2019年10月5日拆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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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周梦蝶自述，他是1959年4月开始到明星咖啡馆旁摆书摊[30]。周梦蝶曾饿昏在店门口，之后店员便习惯将面包牛奶搁在摊子旁，让其自取[31]。林海音回忆，周梦蝶会自己到纯文学出版社挑书，然后不用出版社送运，就自己拿书去明星咖啡馆[32]。简锦锥担心周梦蝶搬书辛苦，便说将书籍可寄放在隔壁简锦锥租给茶庄使用的房产，晚上也可至此地留宿[23]。简锦锥第一次请周梦蝶上楼喝咖啡时，周梦蝶加了六块方糖，因他觉得咖啡喝起来像是故乡用来惩罚不贞女人的大烟水（鸦片水）[33]。张香华回忆周梦蝶喝咖啡时不穿鞋、爱把脚盘在椅子上，连服务生也忍不住请他把鞋穿上[26]。
白先勇会提着滞销的《现代文学》给周梦蝶寄卖[34]。日后成为戏剧学者的汪其楣读北一女中时，会到周梦蝶诗摊，因有卖里尔克诗集[26]。年少时刚从台南迁到台北的刘长民，会把自己由香港正声出版社出版的书转给周梦蝶寄卖[35]。年轻时老往周梦蝶书摊跑的林淇瀁，在书中记述1970年代入伍前，将自己诗集拿给周梦蝶托售[36]。从1980年，周梦蝶因胃病开刀以后，就不再摆书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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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从故乡到台湾大学夜补班上课的季季，除在萧孟能的文星书店作店员外，也去明星咖啡馆写小说[38]。当年6月，她在明星咖啡馆楼下向周梦蝶买了一本新出的《现代文学》，首次读到陈映真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立即被所吸引，后又买到一本旧的《现代文学》，读到了〈将军族〉，便都推荐给十多岁的林怀民读，促使林怀民多年后将陈映真小说改编成云门舞集“陈映真‧风景”[39]。
季季惯在明星咖啡馆点一杯十六元的柠檬水，然后坐一天，在这写成《属于十七岁的》的书作[28]。1964年冬，她投稿《联合报》提到明星咖啡的小说，讲自己不喜欢浓浊液体的咖啡，所以喝柠檬水[40]。
1966年，尉天骢、陈映真、姚一苇、刘大任、七等生等人在咖啡厅三楼办起《文学季刊》杂志[18]。此杂志的供稿者之一就是黄春明[41]。不过也因《文学季刊》，引起警总来店说店方支持左派[18][31]。
黄春明以往住台北市时，租屋只有一床、一桌，厨房和浴所跟人家共用，后来同租者有了小孩，难以在屋中写稿，便来明星咖啡馆写作[42]。他回忆早年这里一杯咖啡六元、炒饭十五元，一天几十元的消费，比租间好房子划算，加上明星咖啡从不赶久坐的客人，于此写完《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等，由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直接来取稿[28]。黄春明把1966年初到台北的自己，形容是“找不到窝下蛋的母鸡”，把明星视为自己的专属创作场地[41]。
后来二楼人多了，简锦锥便请黄春明到三楼，专门给他一张桌子写作[28]。1970年5月26日，明星咖啡在中山北路分店开幕，共计三楼，一楼为面包及西点门市生意，二、三楼则吃点心与喝咖啡、饮料的处所[43]。黄春明便改来分店写作[28]。晚年，黄春明因怀念明星咖啡写书的日子，便使用旧粮食局宜兰办公厅作咖啡馆[44]。
白先勇在大学时代便常来参加聚会[34]，写《台北人》时常在此赶稿[10]。
1979年9月15到17日，白先勇和沈登恩商量在明星咖啡馆三楼举行三天的台湾文学聚会。头一天，周梦蝶、管管、张默、洛夫、商禽、辛郁、罗门、蓉子、痖弦、丘彦明、梅新、蔡文甫、隐地、张健、罗青、景翔、何欣、姚一苇、高上秦、许世旭等诗人、编辑与会，原参加第二天小说家的李捷金也提前来。第二天，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磻、七等生、白先勇等小说家聚会。第三天，奚淞、姚一苇、沈登恩、白先勇聚会。[34]
林怀民自大学一年级就常来光顾，在明星待了约五年，于该段时间写出作品《蝉》[27]。他认为明星咖啡像是法国巴黎左岸咖啡馆，当这看见《嫁妆一牛车》的作者王祯和，自觉简直就像看到神[41]。对陈映真最深刻的印象，则是1960代在明星咖啡厅三楼，看着头大脸大的陈映真从二楼慢慢走上来，身影渐渐放大，最后变成巨人站在眼前[45]。至于季季对林怀民在此写稿的印象，就是他不时擤鼻涕，桌旁总放一叠卫生纸备用[39]。
留在台湾的艾斯尼，因咖啡馆股东纠纷一直郁郁寡欢，更因积劳成疾而中风，就由简锦锥照顾他到终老[47]。艾斯尼因年纪大了无法食用脆皮炉烤猪脚，简锦锥与厨师便试着调整工序，将脆皮变软皮，让艾斯尼可以继续享用这道家乡菜，这新作法的炉烤猪脚也列入菜单里[48]。
艾斯尼在1973年过世[12]，当时由黄春明在分店厕所发现已不省人事的艾斯尼[28]。
圣诞节时，简锦锥会去北投墓园为艾斯尼等三位流浪异乡的俄罗斯友人扫墓，并在观音山一座禅寺为他们立牌位[12]。后来，简锦锥透过一名德国客人，将艾斯尼部分骨灰送回俄罗斯[47]。
1980年代，台湾草根文学兴起，茶艺馆也跟着开张，文人慢慢离开咖啡厅，咖啡厅和西餐厅便成为一种纯吃饭喝咖啡的地方[11]。当台湾股市大热，股票族到明星咖啡厅看报、打探明牌，收红时大声叫好，抹绿时搥胸顿足，还有人闹自杀、差点从三楼跳下去，作家因吵闹绝迹[49]。随着圆山饭店、国宾饭店开张，明星咖啡馆的大厨被挖走，至1989年每日营业额掉到只剩台币五千左右，连连亏损让简锦锥不得不断尾求生[3]。当年12月10日，咖啡座结束，以腾出改他人租素食馆[50]。民众抱着怀旧的心情到喝咖啡，有些人还想向收购店中的老灯、旧桌椅，不过都遭到简锦锥的婉拒[51]。收店时，简锦锥特地将黄春明写出《儿子的大玩偶》、《苹果的滋味》的咖啡桌椅，和杯具送给黄春明[42]。
简锦锥坦言，自从二、三楼租给素食餐厅，每月租金进账十五万元，原打算三年后重新开张，不过后来承租店家打下十年契约，加上一再展延。有客人以为咖啡厅还在开，便想从西点面包厂进去，甚至直接往厨房冲进去。顾店的简太太干脆在面包店里摆签名本，让客人表达对重新开张的支持。[3]
2002年4月6日下午，三楼的素食餐厅大火，北市消防局长出动卅辆消防车、五辆高空作业车、四部救护车与人员近一百三十名。当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三楼所有外窗被大型广告看板封死，加上屋顶铁皮加盖，火场浓烟弥漫整栋建物，难以从一楼进入灌救，只好持破坏机具，乘坐高空作业车从三楼外墙破坏广告看板，导致消防队员吴忠达跌落一楼造成左腿严重骨折。在消防局长张博卿亲自坐镇，16时49分扑灭。[52]
素食餐馆发生火灾经新闻媒体一报导，简锦锥三天内接到近三百通老客人关心电话，触动他重新开张。在女儿愿意接手下，简锦锥夫妻同时找来女儿高中同学简淑芬协助处理店务。[3]
简锦锥说服承租业者收回房子后，花半年时间请设计师依旧照片重新装潢，从灯具、窗台到摆设，花四百万元重回当年[3]。为了装潢，简锦锥从埔里搬回第一代旧桌椅，找出藏在家中的俄罗斯杯盘，还找来老师傅用手工作出和仿效当年的铁窗、木窗[4]。二楼协同创设明星咖啡的俄罗斯人艾斯尼、拉立可夫等人的照片、圣经、银器等物品，陈列在特制的柜子里供来宾缅怀，墙上悬挂着林怀民年少时的照片、白俄画家的画作也都回到老位置[41]。
2004年7月4日上午，改由简锦锥的女儿简静惠负责的明星咖啡馆重新开张。当天，马英九、周梦蝶、黄春明、陈若曦、季季、林怀民、隐地等出席。[41]
2008年，易智言找上简锦锥，说要拍将明星咖啡馆拍成戏剧，剧本变成艾斯尼与简锦锥建立友谊、又互相背叛的故事。简锦锥看完剧本便拒绝了。[4]
2014年，周梦蝶过世当天，有人在昔年他书摊位置的柱子上贴上其诗篇。简锦锥将这篇诗改贴到明星咖啡馆周梦蝶老位子的墙边，桌上放上周梦蝶照片。[23]
2018年2月，简锦锥辞世[12]。
2020年底电影《孤味》，片中父亲每回抵达台南与小女儿见面时一定会带的伴手礼，便是明星咖啡馆的俄罗斯软糖，亦在台湾掀起抢买热潮[53]。
2011年4月16日，台北市文化局文资审议委员会通过登录明星咖啡屋为历史建筑，会中认定日后明星咖啡可配合都市更新开发，但更新规划仍应保有原建物的空间与历史氛围，延续台湾近代文学记忆。[54]
因建筑漏水、电线和管线老旧问题，简静惠委托许伯元建筑师事务所修复，工程经费概算约新台币1千2百万元。2020年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私修复再利用计划补助，经核定总经费为新台币180万元，文化局补助额度70％。[6]
2010年3月26日，基泰建设举办第一次“重庆南路武昌街都更说明会”，计划拆除明星咖啡与附近一带十四栋楼房，共同改建为27层楼住商大厦[55]。至2023年，建商表示正洽谈整合，希望今年有能达成整合，改建后未来明星咖啡馆外观会恢复原有风貌[56]。
专书
作家谢祝芬以两年采访简锦锥，写出《武昌街一段七号：他和明星咖啡厅的故事》，于2009年3月10日公开发表。谢祝芬表示，简锦锥表现出“恩情很重，悲怨很轻”的“仁大于义”真情，是我们快要遗忘的台湾精神。[57]
2015年，为庆祝祝明星咖啡馆66岁生日，该店特别推出简锦锥口述《明星咖啡馆》一书[24]。此书不只有繁体字版，也有简体版在中国大陆上市[53]。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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