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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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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马克思主义（英语：Orthodox Marxism）是德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去世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多数派的官方意识形态。
正统马克思主义由著名哲学家卡尔·考茨基所创立，它致力于透过澄清古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歧义及模糊处来编纂和规范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开创人马克思及其创立人恩格斯所奠定的方向将其简单化和系统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引发的冲突导致正统马克思主义衰落并促使列宁主义兴起。
概述
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包括这样一种观点，即物质发展（生产力中的技术进步）是社会结构和人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及其关系（例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变化的唯一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制度变得矛盾和低效，从而造成某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以应对日益加剧的矛盾。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是社会范围内根本变化的载体，并且最终导致新的经济体系出现。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一词的原有意思中，“正统”一词是指运用经济史观及辩证法的方法，而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固有的规范方面，并不意味着固执地坚持马克思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意味着“修正”马克思主义，后来卡尔·考茨基以此名称指称他所创立的意识型态以与伯恩斯坦主义相区别，后者的拥护者后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创了社会民主主义。
卡尔·考茨基及其追随者普遍把自己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著名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孟什维克派人士及布尔什维克派人士也把自己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体现了各自所持有关于何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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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及主张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利益决定思维模式如何[注 1]， 身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必然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注 2]，同样地 资产阶级必然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其他所有学说（如 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地租论[注 3]）都是资产阶级用来捍卫资本主义的工具，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样描述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科学及真理的观点：
尽管无产阶级本身无可否认地是一个阶级，但它必须超越阶级利益，通过消灭社会的阶级分裂来捍卫人类的利益。无产阶级思想以同样的方式消除了阶级思想的相对性，包含着纯粹科学的绝对真理的内容，它将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实现。换言之，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历史上先于马克思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史前史。马克思主义给予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的地位，和基督教给予先知的地位一样；给予黑格尔的地位，则相当于基督教给予同耶稣联系在一起的圣徒约翰的地位。但是，自马克思出现后，所有的真理就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了，其他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都是对资本主义的辩护[1]。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人也不同的心灵论理结构（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mind），例如资产阶级人士有资产阶级心灵、 无产阶级人士有无产阶级心灵，因此他们必定会运用完全不同的论理来思考问题，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单凭发现某个理论的创立者的阶级背景便足以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正确性，例如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李嘉图所创立的比较成本论是具有欺骗性的，原因是李嘉图是资产份子[2]。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政策制定者及政府的决策完全受制于其阶级背景及利益，阶级被置于中心地位[3]，例如如果政府领导人是资产阶级人士，他一定会实施任何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事业发展的政策。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跟工具马克思主义（Instrumental Marxism）的观点很相似。工具马克思主义（或称精英模型(Elite Model)）认为身处于政府和权力职位的决策者往往“具有共同的商业或阶级背景，他们的决策将反映他们的商业或阶级利益”[4]。工具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政策制定者的阶级背景等纯粹是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本质的偶然因素，而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本质被认为是国家及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结果，以及它们再生产生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客观（即独立于意识的）功能的结果，而与参与管理生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个人的阶级背景无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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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无视种族之间的冲突和性别之间的冲突等等，原因是它认为过于关注这些冲突会分散人们对于真正的冲突即阶级之间的冲突的注意力。
正统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参与任何国家、国族或宗教等等之间的冲突，就算是一个国家反抗其他国家的侵略或压迫一事所造成的冲突或者某个地区的居民争取独立一事所造成的冲突亦然，并且认为他们应该专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阶级的人士都有着各自的共同利益，属于不同阶级的人彼此之间则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例如资产阶级人士彼此之间必定会合作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并且共同压迫无产阶级人士，同样无产阶级人士必定会合作以对抗资产阶级人士，只有在无产阶级成功消灭其他阶级后，这种冲突才会结束[6]。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单方面地决定社会的文化及政治上层建筑如何[7]，这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8]，但正统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它的重要性，导致其将这一说法解释为经济决定论。
正统马克思主义跟古典马克思主义一样，没能正确地理解何谓马克思所创立的辨证唯物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将其解释为实证唯物主义，主张透过研究物质来发现世界的本质，原因是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9]，而正统马克思主义以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等人所发展出来的朴素唯物论为基础，将其解释为朴素唯物主义，主张透过把人视作跟其他物质无异的事物来了解历史如何发展，米塞斯声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条件独立于思想，而思想来自物质生产力[注 4][1]。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依赖于社会存在，生产条件独立于人类思想，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最后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米塞斯这样描述这种观点：“社会主义也被描绘成历史演进的必然目标和最终结果。有一种我们无可逃避的隐蔽力量，在引领人类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社会和道德境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净化过程，它最终的完美形式便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有着自然的必然性，是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的必然结果。”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总会持续向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向演进并不断去除旧社会的一切残留特征，它亦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崩溃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祸，但无产阶级最后将会成功克服困难并达成建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目标，这种观点被称为经济史观[注 5] [10]。
这种引导着世人走向社会主义阶段的力量被称为历史意志，类似于绝对唯心主义者所重视的绝对精神，历史意志如同神一样使人们在适当的时候产生出各种想法以发明新的技术，人们的所思所想都受其控制，这些技术的出现主导着历史发展[11]。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每当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富裕，无产阶级便会相应地变得更加贫穷，但这一理论所说的贫困不是指“物质贫困”[注 6]，而是指“社会贫困”，后者是指因感觉到自己不像别人那么富裕一事而出现的某种形式的贫困，一些学者将这种贫困的增长解释为“嫉妒心的增长”[12]。
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资本是会耗损的，它认为资本家总能通过资本赚取利润，它也认为只有通过人手劳动才能够使资本产生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完全无视了机器自动化劳动的存在性，因此正统马克思主义得出的结论是人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一个源头，这个理论与作为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核心理论的労动价值论有相似之处，故此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占有资本并通过工资来迫使劳动者为他们工作的这种行为是对劳动者的奴役。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本身无所作为，只是像食利者一样榨取金钱[13]。
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区分价值和价格，它认为不论一个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价格被售出，都是生产该产品的人所付出的人手劳动所产生的价值，意味着这个产品的价值就是这么大。正统马克思主义亦主张推翻资本家的统治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劳动者便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一切[14]。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在资本主义主导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自然比其他人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因此前者更容易在竞争中获胜，故此资本主义社会上的财产正在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手中，最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性会导致其他所有人都会被拥有全部生产资料的人奴役，最后只有一个人拥有全部财产，因而导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崩溃，以及造成所有人都没有财产和被奴役这一情况的出现，但此时如果群众已经接受社会主义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一信念，他们便会夺起反抗，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注 7][15]。
正统马克思主义强烈反对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渐进社会主义认为只需要在议会斗争中获胜，便有能力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以推动社会主义化进程，考茨基主义更放弃了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 而只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化[16]，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开始改变，由于从那时起连普通平民也能够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因此资本正在不断“民主化”[17]，即使革命从未爆发，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别最后都会消失[18]，故此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没有必要发动革命，只需要加紧推动资本民主化进程便能够消除传统资本主义在过去的盛行所造成的一切不公平现象。与此相反，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主导下，资本只会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手中，故此它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的出路。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是多数人的行动，政党等组织只可以是辅助他们的力量，这与作为列宁主义基础理论之一的先锋队论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形成对比。正统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及英国）会首先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国内已经发挥了全部的物质生产力，因而走到了尽头[19]，如果群众大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便会自发地发起行动以实现社会主义。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正统马克思主义反对在资本主义制度变得成熟之前便发动革命，并且主张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地夺取全部国家的政权，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在世界各国国内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直到时机到来，社会主义将会同时在世界各地出现，这样社会主义者便能够马上获得胜利[注 8][20]。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分支，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在社会主义社会上仍然有必要存在，否则便会出现经济计算问题。卡尔·考茨基声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不是前者缺乏货币，而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获得财富的能力只能是资本。在社会主义主导下，没有动机把货币用作金融资本，因此货币在社会主义社会上有明显不同的角色[21]。
批评
支持法轮功的学者仲维光曾经多次在《新纪元周刊》及《大纪元时报》上发表文章以抨击正统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分支等等，他以一些拥护传统保守主义的、反对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学家所持有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声称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以来，以一元论为核心的基督旧敎的地位逐渐被以二元论为核心的所谓的政治宗教取代，二元论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特征，所有意识型态都是政治宗教，在后者的思想中，人被置于神的位置上，而且这些意识型态都是封闭的意缔牢结，它们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加上宗教信仰至今尚存的影响力，导致现今的西方人大多都十分循规蹈矩却甚少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作出反省，仲维光引述了拥护垨𦾔主义的政治学家弗格林教授的一些作品的内容，声称这些现象的源头是主张拯救自己的诺斯替教，诺斯替教相信人们单凭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便足以拯救自己，因而忽视神灵的存在性，仲维光亦声称科学其实只是在数百年前源自于位于欧洲的神学院的一个新兴的学门，原因是进化论的创立人查尔斯·达尔文曾经在神学院学习，他亦声称近代以来基本上所有政党都可以被看作所谓的政治基督敎的表现形式，强迫党员绝对服从党长，政治基督敎以二元论式的观念论为核心，排斥任何相反的观点并认为自身的观念是现实的最高形式，仲维光声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无神主义、唯物质主义及唯科学主义为基础的独断的意识型态，它不肯接纳其他意见，因而导致极权统治出现，仲维光声称只有促使以天人合一论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才能够使世人完全摆脱二元性思维模式并消灭所有意识型态，值得注意的是 仲维光不像守𦾔主义者那样公开表示自己敌视现代性，他声称现今所谓的现代社会其实只是政治基督敎社会，故此他声称只有在政治基督敎消亡后，人们才能够真正地推动现代化进程[22]。
然而，有意见认为仲维光所提出的这种抨击意见被认为过于空泛，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认可及不认可的观点，这是自古已有的事，并不是自近代以来才有的事，而且是以形式论理为客观依据的，只有不违背无矛盾律 才能够避免荒谬的情况出现，意识型态不只是作为个人纯粹主观看法的意缔牢结，它们与人们所身处的环境有密切关系，意识型态自古以来便已存在，它是一种由一套价值观所构成的思想体系，不一定会成为排斥性强的政治性宗教，而且消灭意识型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原因是只要人类存活在世上，他们复杂的思想便会产生各种意识型态。此外，政党不一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党长，例如声称自身奉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支之一的不可能主义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政党大不列颠社会党所实行的制度便具有十分浓厚的平等主义色彩，它声称自身是没有领导人的，只要是已经宣誓入党者，不论资历如何，都可以享有同等的权利。还有，马克思曾经在多部著作中对主导着国家的意理作出了详细的分析[23]。
其次，仲维光对基督敎教义及其历史的了解十分不足，一元论并非基督敎教义的核心部分，基督敎并不特别关注这些问题，一元论也在某些方面上与基督敎教义不相符，二元论也不是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唯一突出的理论，更不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多元论等众多理论都曾与之竞争，政治性宗教与二元论也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西方人也不像仲维光所宣称的那样只重视法律和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 人文主义在很久远的时期便已经在西方世界上蓬勃发展，近代西方很多哲学家如阿图尔·叔本华都在反思人性的方面上作出了很多贡献，拥护新康德主义的著名哲学家赫尔曼·科恩曾经在其著作中强调说人们能够在向上帝祈祷时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内心，精神分析学及心理学等学门都是在西方世界上发展起来的，更不用说现代西方社会强调个性解放，这是反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传统及法律的神圣性被日益削弱，就算是从宗教角度来看，犹太-基督敎伦理观念也十分强调家庭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此外，声称诺斯替教主张拯救自己这一行为过度简单化了其教义，诺斯替教主张凭借来自神灵的灵知来得到救赎，因此神灵在其教义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仲维光十分支持拥护传统主义的法轮功，但是仲维光对于亚伯拉罕诸教的负面看法与法轮功关于宗教融和的主张互相矛盾，仲维光也过于强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导致其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交融及共通之处，以及其他因素如地理环境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其他同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的文化的存在性，其对于科学史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科学的发展史可以被追溯到上万年前而不只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在中世纪时期，很多信奉天主教的神学家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一点就是 虽然天人合一论于先秦时期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这不意味着古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华人会因此而完全不受宗教狂热或意缔牢结所影响[24]，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其思想中完全去除是非对错等与二元性有关的概念，而且专制的君权思想在中华的影响力依旧十分强大，甚至比教权思想在欧洲的影响力更加强大，中华人与其他国族在很多方面上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此外，西汉帝国罢绝百家、独尊儒术，道家思想等等受到冷落，法家思想以儒家思想的面貌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中华人的思想自由大受摧残，只有在大乘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华后，思想界才开始出现新的思潮[25]。还有，天人合一论因其论据虚玄一事而只能够成为文人清谈的话题，不能够深入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佛敎所认可的二谛论解答了为何二元性思维模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问题。最后，仲维光对现代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有错误之处，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特质的存在性，而许多拥护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的状况作出了详细的分析[26]。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出版于1922年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中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尖锐的抨击，他宣称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式的、不科学的和无法受到验证的：
这[注 9]是一种非常简单明确的哲学，并且在马克思的后继者[注 10]手里变得愈发简单明确。他们认为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科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的注解，而证据都是来自对这些话语的引用和解释。支持者们相互谴责对领袖“手谕”的无知。由此出现了一种对无产阶级的真正崇拜[1]。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米塞斯教授亦宣称当修正主义者试图消除马克思的思想中最粗劣的错处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视为异端份子并清除了他们，米塞斯教授总结道：“修正主义败给了正统学说，自由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立足之地。”[1]
此外，米塞斯教授作为历史唯心主义者，多次声称透过研究物质环境来预测历史将会如何发展这一方法是无效的。虽然米塞斯教授承认他认为绝对的自由意志不存在、人所作的决定如何取决于各种原因，也承认他不认可唯心论，但是他表示他不认可唯物论，而是认可心身二元论，并且声称目前只能证明精神能够影响精神、物质能够影响物质，却没有证据证明肉身能够影响思想，反之亦然[注 11][27]，故此他声称观念才是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力量[注 12]，因而强烈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有的关于历史的观念[28]。米塞斯教授亦表示他认为有一个无法被分割的坚实自我存在，故此他反对集体主义关于自我的观点[29]，这种观点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米塞斯教授亦声称正统马克思主义无法解答社会主义如何把生产效率提升至更高的境界这个问题[30]。
然而，米塞斯教授所指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缺陷及教条主义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后来出现的很多分支的理论中并不存在，这些分支大多克服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所持有的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 这一问题，并且持续地把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深化和复杂化。此外，不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关于生产效率的问题早已得到解答，他们认为所谓的稀缺性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现今的科技水平足以令企业生产足够多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31]。还有，心身二元论、历史唯心主义及个人主义关于无法被分割的自我的观点等等自近代以来受到很多挑战，逐渐丧失其重要地位。
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参与者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抨击意见。从1890年代第二国际开始，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人创立了一种被称为渐进社会主义的意识型态，试图修正马克思所持有的观点，其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及民主主义的扩展意味着渐进的议会改革能够被用以实现社会主义这一说法。但伯恩斯坦本人是革命者，并且于1918年加入了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一观点遭到考茨基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年轻的捷尔吉·卢卡奇的质疑，后者于1919年澄清了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定义，他声称正统马克思主义是这样的：
正统仅指方法。科学坚信辩证唯物论是通往真理的道路，其方法只有沿着其创始人所奠定的路线才能发展、扩展和深化。此外，它坚信，所有超越或“改进”它的尝试都导致且必然导致过度简化、琐碎和折衷主义[32]。
——格奥尔格·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总结
视角
卢森堡主义的创立者罗莎·卢森堡曾经撰文宣称正统马克思主义因担心偏离马克思的立场而不敢发展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因而违背了马克思的理念并将其思想过分简单化和教条主义化，她宣称：
既然通过‘第四等级的思想和我们的历史时期的特殊联系’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斗争就因此对社会科学产生有益的影响，而这一无产阶级精神文化的纪念碑就是马克思的学说。但是马克思的创造作为科学成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也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尽管它是为这一斗争而创造的。无论就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详尽而完整的分析来说，还是就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无限的应用范围来说，马克思的贡献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只有随着我们的运动逐步进入向前发展的阶段并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我们才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武库里去探索、完成和利用他的学说的一个个新的部分[33]。
——罗莎·卢森堡，〈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生产力都被发挥了出来之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因而反对过早地发动革命[34]。罗莎·卢森堡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声称：“现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按照某本书或某个理论的计划来进行的；现代工人的斗争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35]在她看来，即使是失败的革命，也是在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路途上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事件，而失败的革命能够成为革命者从中汲取经验的教材，革命者将会借此获得成功，在罗莎被杀害的那一夜，她在其遗言中宣称：
领导失灵了，但领导能够而且必须由群众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道：
“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36]
——罗莎·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先由资产阶级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并建构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无产阶级才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但列宁主义的创立人弗拉迪米尔·列宁不认同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认为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弱，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7]，后来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俄国革命被推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势力不断扩大，同年十一月，布尔塞维在十月革命中推翻了俄罗斯共和国并建立了苏维埃俄国，后来更击败了俄罗斯国，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声称这些事件的发生证明了他们所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38]。
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不发动革命，仅仅进行抗争，也能够改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资本主义本身也会随时间流逝而逐渐人道化，马克思所抨击的原始资本主义早已不复存在，现今的传统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民主化和去中心化，例如互联网的出现使资讯得以自由流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或许终有一天会演变为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亦认为过去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名义上奉行置国民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共产社会主义 但实际上奉行置国家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社会共产主义的极权国家，因此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的倒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并且认为马克思的理想现今正在悄悄地被实现，然而，理想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受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他们声称现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十分专制，而且资本主义仍未摆脱其剥削劳动者的特质，所谓的去中心化进程仍然尚未被完成，例如互联网至今仍然受到科技巨头所掌控，这是技术资本封建主义（Techno-Capitalist-Feudalism）的特征之一，技术资本封建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等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更加极权化。虽然现今资本主义的地位离被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注 13][39]取代的日子还非常远[40]，但是技术封建资本主义的出现仍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此外，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不一定是完全去中心化的，例如如果要实行计划经济模式，便需要有一个机构负责分配资源，过度的去中心化只会造成混乱[41]。
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所拥护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支，试图透过审视正统马克思主义领域之外的文化等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开放和灵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捷尔吉·卢卡奇、卡尔·科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法兰克福派，往往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关于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影响的观点持开放态度，这些所谓的影响包括精神分析学及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宗教社会学理论。马可·托雷斯解释了法兰克福派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转变：
1920年代初期，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最初成员──卡尔·格伦伯格、亨利克·格罗斯曼及卡尔·奥古斯特·维特福格尔等人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了，他们都是奉信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将自己的任务理解为促使科学进步，这将有助解决整个欧洲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事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即使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也很有可能发生。但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整个欧洲抬头，该研究所的年轻成员看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必要性。除了累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相关的知识之外，他们还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具批判性及消极性的方法，以在反动主义盛行的时刻维持对社会的完整的和深入的理解。这可以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到批判论的政治上必要的转变[42]。
——马可·托雷斯，〈不存在的科学：早期法兰克福派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论的转向〉
塞德里克·罗宾逊确立了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 Marxism）传统，包括像塞利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和W·E·B·杜波依斯这样的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对种族的研究。
在战后时期，新左派及新社会运动兴起，知识思潮和政治思潮再次挑战正统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意大利自治主义、法国情境主义、南斯拉夫实践派、英国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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