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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
台灣清治時期各地的商業公會組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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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台湾话：Kau），或作郊商、行郊[1]，另有顶手、九八行[注 1]等称呼，为台湾清治时期遍布于台湾各地的商业公会组织，组织成员多为船商或聚居港口的商号。[3][4]:72-73 在清代中叶行郊面临台湾河口淤积、咸丰朝后因西方势力开办洋行等问题[5]，发展往下，1937年后因中日战争爆发、1949年后又因台湾海峡两岸呈现长期对峙的影响[6]，行郊的商业功能渐趋萎靡，已至消亡。[2]
现行郊组织多转为祭祀水仙尊王、天上圣母或关圣帝君的宗教团体而存续迄今。[2]
 台湾历史、台湾历史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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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时期 | |||||||||||
| 荷治 1624－1662 |
西治1626－1642 | 原住民政权及部落 －1933 | |||||||||
| 明郑时期 1661－1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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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治时期 1683－1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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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时期 1895－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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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时期 1945 迄今 | |||||||||||
| 其他台湾系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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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行郊”源自于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其原型可追溯魏晋南北朝之际，形容“工商货殖之民聚居于都市”的“行”，但“行”此一名词实际出现于隋代，而在唐、宋之际才发展成熟。元、明之后，“行”这类同业组织已经非常普及，但称呼并不固定，作“会”或作“帮”时有不同；又若这类同行所兴建的建筑设施，则又统称为“公所”或“会馆”。[2]:73-74
康熙廿三年（1684年），台南沿海、澎湖被纳入大清帝国版图之后，随着福建、广东移民陆续涌入，因应两岸贸易风气盛行[3]:70-72，也将原乡“同业公会”的制度带入台湾。[7]:130台湾的商人为避免恶性竞争、保障自身利益使然，大多采联合同一地区的商人组成帮会，而此帮会则被称为“郊商”或“郊行”。[1][8][2]:72-78
台湾最早有“行郊”二字的文字记录出现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立的“水仙宫清界碑记”（台南水仙宫）；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9]，官方正式开放台湾府彰化鹿港与泉州府蚶江为对渡口之后，“行郊”便开始大肆林立发展。不过，“行郊”此一名词仅见于福建闽南地区，由于郊商组成多为航运商人，便特别盛行于仰赖航海贸易的台湾。[2]:72-78
据考“郊”字渊源来自于明朝，朱瞻基在宣德四年（1429年）起间开办“税关”；后继的清朝政府延续此一在海关设卡验收查税的制度，原本系指“交关”之意，而“交关”的“交”在台语之中兼具“做生意”的意思，故往后在台湾往返商的船之间，渐渐乃有以音近的“郊”代替“交关”之用法。[2]: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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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行郊”为各类同业商会的统称，在台湾日治时期多转称为“商会”，探究“行郊”其商业团体之组成，有其划分如下表：[2]:83-85
组织
“行郊”组织由“郊员”运作，郊员又分成“炉主”与“炉丁”。凡成为郊员一分子之前，需缴交“插炉银”（入会费），另外需在登记簿上须注明其详细居所、店号以及负担金额，便可成为该行郊的炉丁（又作炉脚、炉下）；而主掌行郊所有事务者即为“炉主”。炉丁若要退出行郊，必须先行通报炉主、若炉丁触犯郊规，炉主对炉丁亦有处分的权力。炉主除行郊业务外，因商业活动高度仰赖航海平安，特别看重海神信仰，故每年度皆必须操办祭典大会，以祈求风调雨顺，而行郊普遍会挑选农历三月廿三日妈祖圣诞日，抑或是农历五月初五的水仙尊王圣诞日举办祭典大会；大会聚餐之日炉主有义务向炉丁报告该年度的收支以及行郊的状况，且炉丁可针对炉主报告时提出意见或质疑。[2]: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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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行郊为一商业组织，乃由各方筹措经费方可运作。因应清代地方政府效能不彰，亦常有赖郊商成员出面主持社会公益、约束乡民，甚至出资筹组民团、保卫乡里（林爽文事件、蔡牵事件等皆有郊商出资参战的身影[10]），故行郊经费上的运作对单一聚落的影响性可谓举足轻重。[11][12][4]: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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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
“郊”泛指一统称、集合名词，例如“泉郊”此一名词，可见于鹿港、亦可见于笨港或台南，郊下有其“商号”，商号才是商人实际经营的公会行号；在云林北港“泉郊”的商号称作“金石顺[2]:98”、在台北艋舺的“泉郊”作“金晋顺[2]:105”、在彰化鹿港的“泉郊”又作“金长顺”，旗下曾有多达两百间店家。[4]此外，商号由于经营据点时常跨足不同县厅，即便是同一商号，在不同地方也会被冠上不同的郊名，以商号“金长顺”为例，在鹿港被归属为“泉郊”，但在澎湖却被归类成“厦郊”。[2]:100、96
在清廷尚未开放台湾开港通商前，全台湾各地皆有不少知名的郊商组织，其中以“府城三郊”、“鹿港八郊”和“淡水三郊”较为知名。郊商之间亦会因利益纠纷、省籍不同，导致武装冲突，其中以咸丰三年（1853年）“顶下郊拼”最具代表性。[4]:72-73
没落
行郊尽管为清领时期甚为流行的商业组织，但终究因不敌环境和社会变迁而走向衰落，造成行郊衰败原因，兹列如下：[2]:132-144
- 社会动荡：台湾为移垦社会，官府与班兵素质参差不齐，械斗、民变频繁[13][14]，每逢民众作乱，不仅市街遭到战火波及，财产受损，也会造成郊商经济上的损失。
- 郊规效力不足：郊员虽受制于郊规，但官府鲜少干涉行郊业务，对触犯郊规者缺乏第三方裁量和执行单位，导致郊规无法有效约束郊员，形同具文，但若有触犯者，依旧连带破坏行郊的商誉。
- 航运风险：航运的获利虽大，但沿途面临气候、海象、礁石等不确定变数也高。又一旦发生船难，船只的损失也十分惨重。[注 2]
- 胥吏索求：商船进出港口，常要面临胥吏索贿的陋规，此一陋规称之为“规礼”，而规礼之金额多寡，甚至公开授受，成为定例，长此以往，并不利商业发展。
- 港口堵塞：诸如鹿港、笨港、八里坌、安平都曾面临河流淤塞的问题，导致原本发达的通商口，变成无法从事大型航运的废港。
- 洋行设立：咸丰八年（1858年）间，清廷签署〈天津条约〉后，陆续开放台湾各处的港口[5]，便于各处开立洋行与郊商竞争，洋行在挟有轮船载货量以及政治上的优势，郊商仍采用的戎克船受限于气候和动力限制[3]:94-96，难以与外商争抢生意。
台湾日治时期前期，日本政府仍透过台湾当地的行郊管道与福建厦门等地通商，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政府限制与中国沿海岸口的贸易行为，连带影响行郊出口贸易量紧缩。而1949年后，台海两岸更呈现军事上长期的对峙，更导致日后的衰落、甚至解散。[6]不过，由于行郊组织的办公会馆常合并用于寺庙，少数行郊如澎湖的台厦郊会馆和台南的水仙宫等，尚有保存原行郊组织的祭祀功能迄今。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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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延伸书籍
- 林玉茹，《向海立生：清代台湾的港口、人群与社会》，台北市：联经出版，2023年3月23日。ISBN 9789570864335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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