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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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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一般指近现代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开辟以供国际贸易的条约口岸（英语：Treaty Port）。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清政府曾经在条约规定的约开口岸之外自愿开放部分口岸以供通商，因此被称作自辟口岸，二者合称商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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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是国际贸易中商品、服务、资金流动的关键地点，通常由海关、检验检疫、边防等机构管理。这些口岸是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也是跨国商业活动的重要枢纽。[3]
中国的商埠
- 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 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实际在汕头）、琼州（实际在海口）、镇江、汉口、九江、淡水、南京
- 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天津
- 烟台条约（1876年9月13日）：宜昌、芜湖、温州、北海
- 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0年3月31日）：重庆
- 藏印议订附约（1893年12月5日）：亚东
- 续议缅甸条约附款（1897年2月4日）：腾越、梧州、三水（三水县江根墟）
-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2年9月5日）：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
- 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4月27日）：江孜、噶达克、亚东
- 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10月8日）：奉天（沈阳）、安东（丹东）
- 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沙市、重庆、苏州、杭州
- 通商行船续约（1903年10月8日）：长沙、奉天（沈阳）、大东沟（丹东）
- 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12月22日）：凤凰城（凤城）、辽阳、新民屯（新民）、铁岭、通江子（通江口）、法库门（法库）、宽城子（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宁安）、珲春、三姓（依兰）、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1909年9月4日）：龙井、局子街（延吉）、头道沟、百草沟
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一旦与上述国家中的一国签订条约开放商埠，则其他国家自动取得在相应商埠地的一切权利。其中，日本在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的四处商埠地，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算作租界。
所有不因不平等条约而自行开辟之商埠，皆谓自辟商埠。至清末及百日维新时期，中国也自行开放商埠，以遏止西洋商人扩展口岸以及与华商争利。[4]
1898年，清朝帮办路矿大臣张翼奏请朝廷开辟秦皇岛为商埠。光绪皇帝钦定，将秦皇岛辟为商埠。[5]
1899年，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被开辟为商埠地，与秦皇岛为首三座自辟商埠。[6]
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与其前任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庭，要求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商埠，于5月得到批准。
1905年，清廷自开昆明为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开放程度更增。 [7]
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奏准自开商埠于湘潭和常德两处，却于1906年受当地民众大力反对，清廷不敢贸然开埠，遂不果。[8]
1907年，清廷总理衙门同意广西巡抚黄槐森之请求，自行开放南宁为商埠。[9]
1909年，清廷批准于香山县成立香洲商埠，以遏止澳门葡商侵占华界。[10]
1914年，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 “其奉天所属之葫芦岛，前清末年业经议准开埠有案，一体开放。” 葫芦岛成为民国时期第一批自开商埠。[11]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胶澳（今青岛），遂开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其行政区域与德胶澳租借地相同。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胶澳商埠，后改为青岛特别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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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商埠
朝鲜的商埠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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