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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孟加拉饥荒
發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的大饑荒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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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孟加拉饥荒在英属印度孟加拉管辖区（今孟加拉国、印度西孟加拉邦）发生，导致孟加拉地区约80万—380万人死亡[A]。受到营养不良、强迫迁移、环境卫生问题、缺乏医疗照护、英国政府政策错误影响，孟加拉疟疾、霍乱等疾病流行，增加了死亡人数[7]。饥荒重创孟加拉经济，大量人民陷入贫困、家庭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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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是农业社会，约有一半至四分之三的农村贫困人口徘徊在饥饿边缘。当地人口快速增长，但粮食产量停滞不前，人均粮食供应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引发了通货膨胀，当地工人薪水的涨幅不及物价升幅，购买粮食变得困难。鉴于日本入侵缅甸，英国实行名为“拒绝政策”的焦土政策，孟加拉又受到天灾影响，影响粮食供应，加上英国为了支援盟军让粮食价格上涨，平民的粮食消费下降[8][9][10]。主要由英国企业组成的孟加拉商会（Bengal Chamber of Commerce）经孟加拉政府允许推出计划，优先向军人和公务员等“优先阶层”分配物品、提供服务，却忽略了孟加拉的基层民众。印度各省在战时设立了省际贸易壁垒，进一步阻碍了粮食的运输。
此外，温斯顿·丘吉尔战时政府面对殖民地官员的多次请求，仍然拒绝对灾区援助食物，让饥荒恶化。孟加拉殖民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宣布饥荒发生，也未能提供有效的人道援助。孟加拉政府尝试控管大米价格，却导致大米流入黑市，反而造成混乱。直至1943年12月，孟加拉的稻米丰收，饥荒才开始化解。英国政府在饥荒期间把军队的利益置于平民生命之上，又拒绝把各地粮食运至孟加拉，而丘吉尔也因为他种族主义的思想而受到批评[11][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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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孟加拉家庭债务上升[15]、人口急速增长、农业产量停滞、社会阶层分化、农民失去土地[16]，导致部分群体陷入负债和贫困。他们无法应对经济冲击，也没有稳定获取粮食的渠道，导致二战爆发时上百万人受饥荒威胁[17][18][15]。
1945年，印度殖民政府饥荒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孟加拉农业以稻米为主[B]。孟加拉88%的耕地都用于种植稻米[19]，产量是印度之最[19]。米饭是孟加拉人的主食[20]，其他食物来源则包括鱼类和小麦[21][22][C]。孟加拉的稻米主要在5至6月播种，11至12月收成[23]。1942年的粮食短缺正正发生在稻米收成期[24]。
从二十世纪开始，孟加拉每亩的稻米产量停滞[25]，加上人口增长，让饥荒更容易发生[26][27]。由于死亡率下降[28][29]，孟加拉人口从1901年的4210万上升至1941年的6030万[30][31]，增幅达到43%，较印度整体为高[32]。虽然孟加拉的经济以农业为主[15][33]，但其生产力较低[34]，技术落后，一旦发生饥荒政府也难以提供援助[35]。耕地扩充导致森林被砍伐、天然水系被破坏、河道淤积，孟加拉的土地品质和肥沃程度下降，更较印度其余地区严重[36][37]。以上因素降低了孟加拉的粮食产量[38][39][40]。
1920年前，开发耕地能满足孟加拉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41]，但随着可开发的土地面积减少[42][43]，稻米开始短缺[44]，孟加拉需要进口更多粮食。然而，进口粮食仅占所有粮食的一小部分，未能有效缓解供应短缺[45]。根据加尔各答的医学院教授推算，1930年孟加拉人饮食营养不佳，损害当地人的健康[46]，而经济史学家科马克·奥·格拉达也指出孟加拉在平常的稻米产量也只能勉强维持人民基本生活[47]。这些情形让孟加拉大量人民持续受饥饿威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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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孟加拉债券市场和土地转让权有结构性转变，孟加拉时常出现饥荒风险[48][49]。英属印度的土地保有权复杂[50]，社会被分为扎明达尔（地主）、乔特达（富农）、小农和佃农等，各阶层享有的权利不一[51]。地主的权益被法律和习俗保障[52]，但无地农民的权利则持续丧失。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早期，乔特达的地位上升，能参与贸易，并向其他农民提供贷款[53]，又透过债役和土地掠夺等手段支配佃户[54]。
大萧条期间，大量金融实体消失，土地不多的农民在歉收月份需向当地放债人购买基本生活用品[55][56]。孟加拉商人米尔扎·艾哈迈德·伊斯帕哈尼称“孟加拉的农民在战争前有三个月能吃得饱足、五个月能勉强糊口、其余四个月只能挨饿”[57]。另外，如果工人没有种子、耕牛等可换成现金的物品，也会负债[58]。由于农作物歉收，小农时常陷入债务，最终被迫交出土地[59]，小地主和佃农也因高利贷而欠下了巨额债务[60]，债务人被乔特达强迫低价出售土地，成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工人[61]。大量的家庭债务被集中至单一的债权人身上，而且债务难以偿还，最终乔特达支配了孟加拉部分地区的低下阶层[62]。
来自社会上层的剥削和穆斯林的继承习俗[63]加剧了土地拥有权的不平等[64]，数百万孟加拉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D]，而在随后的饥荒中受最大影响的便是无地的农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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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是孟加拉经济的枢纽，也是孟加拉雨季和孙德尔本斯地区全年的主要运输方式[66]。孟加拉道路稀疏、路况不佳[67]，而铁道系统则较发达，但主要用于军事方面[68]。19世纪90年代，孟加拉铁道系统的发展破坏了自然水系，大量地区排水不佳[69]，而河道也过度淤积，增加水灾风险，降低粮食产量，而积水也成为了霍乱和疟疾等疾病的温床[70]。
孟加拉东西部的土质并不一致。孟加拉东部的沙土和孙德尔本斯的冲积土比西部的红土和黏土排水更快[71]，而受到土地退化影响，孟加拉中部和西部大片土地被迫休耕，又经常被水淹没，成为疟蚊的繁殖地，导致疟疾爆发[72]。孟加拉农村地区的用水主要来自管井和河川，并被存在陶罐中。积水的陶罐容易滋生疟蚊[73]，而河水容易被霍乱弧菌污染，井水则更安全[74]。可是，孟加拉在战时有高达三分之一的井已经失修[74]。
饥荒前的粮食供应
1942年至1943年初，军事、政治和环境因素让孟加拉的经济面临压力[75]。孟加拉的粮食需求因难民涌入而增加[76]，但是受到大英帝国各区之间的贸易壁垒限制，孟加拉难以获取稻米等谷物[7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入侵缅甸，超过一半在缅印度人逃至印度[78]。1941年底日军开始轰炸仰光，随后数个月大量难民穿越边境，从孟加拉和阿萨姆等地进入印度[79]。1942年4月，缅甸所有盟军部队撤退至印度[80]，但是难民不能使用军用运输工具[81]。5月中旬，曼尼普尔山区下大雨，平民的行动变得更为艰难[82]。
至少有50万名难民能够抵达印度，但数万名难民已在途中丧命，更有七至八成的难民在随后的数个月患上痢疾、天花、疟疾、霍乱等疾病[83]。难民涌入导致食物、衣物和医疗需求上升[76]，孟加拉本身就不充裕的物资进一步枯竭[84]，而官员也担忧传染病会在当地爆发[85]。难民涌入引发民众恐慌，民众恐慌性购买和囤积物品，可能成为饥荒爆发的原因之一[86][86]。
直至1942年4月，日军在孟加拉湾总计击沉了十万吨的商船[87]。根据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表示，英国陆军部和东印度舰队都承认英国舰队无力招架日本海军对锡兰、印度和孟加拉湾航运的攻击[87]。原先，铁道系统是殖民政府防止印度饥荒的关键[29]，但是日本的攻击和退出印度运动均影响了铁道运输[88]。再者，铁道在战时被用于军事运输，而为了阻碍日军行动，东孟加拉的部分铁道也被拆除，民用物资的运送受到进一步影响[89]。
1942年3月，日军占领仰光，切断了缅甸粮食运往印度和锡兰的通道[17]。由于难民涌入，当地的米价在1939年8月至1941年9月之间上升了69%[90]。由于失去了缅甸大米的供应，大米在印度各地被争相抢购，孟加拉出现猛烈的通货膨胀，大米市场被扰乱[91]。尽管如此，孟加拉在此后数月仍不断向锡兰出口大米，此时孟加拉已经出现粮食危机[E]。以上因素再加上政府的“船舶拒绝政策”（Boat denial policy）让粮食运输受阻[92]，以上失败的政策导致粮食危机恶化[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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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被日军占领后，战线逼近孟加拉，孟加拉也成为了印度受战争影响最重的地方[94]。各国的工人纷纷进入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从事军工行业。孟加拉和邻近地区的非技术劳工被军事承包商雇用，建设美军和英军的军用机场[95]。数十万名中国、美国、英国、印度军人抵达孟加拉[96]，导致生活用品短缺、供应紧张[97]。战争期间，各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均大幅上涨[98]，到了1943年初，粮食通胀更进一步上升[99]。
战时，几乎所有印度出产的布料、羊毛、皮革、丝绸都被军队收购[100]，企业被迫以赊销方式向军方低价出售商品[101]，但是企业仍然可以自由调整剩余商品的市价，部分企业此时大幅加价[101]。1942年末，布料价格达到了战前的三倍，翌年年中，布料价格已经达到四倍[102]。此时，大部分剩余的商品都被投机者收购[103]，导致平民的消费下降[104]。直至1942年10月军队开始分发援助物资，布料的短缺才得以缓解[105]。战时，印度的名目货币供给量上升，加上消费品稀缺，造成了通货膨胀[106]，但是各行业的薪水涨幅不均[107]。
大量孟加拉人在战争期间流离失所。孟加拉的农田被征用来建设机场和军营，超过三万个家庭（约15万—18万人）被迫迁出，失去工作[108]。根据饥荒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的报告，以上家庭的很多成员在饥荒受害[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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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日军可能会从孟加拉东部侵入印度，英军决定先发制人，在孟加拉东部和沿岸地区发动双管齐下的焦土政策，防止日军在当地取得粮食等物资[F]。
第一个项目是“拒绝大米”政策，在孟加拉湾沿岸三个预计有大米剩余的地区实施。1942年3月下旬，孟加拉总督发布紧急命令[110]，下令立即销毁或没收当地多出的粮食[111]。官方公布的没收数量较少，对粮食危机的影响有限[112]，但实际上采购人员透过欺诈、压迫、腐败的手段收走了比官方数量更多的大米，连不相关的地区也受到波及[113]。政策也扰乱了当地市场，引发公众担忧[114]，非正式借贷被终止，大米流通受到限制[115]。
第二个项目是“拒绝船只”政策，在孟加拉湾和河流附近地区实施从在1942年5月1日开始[116]。政府授权军方没收、重新安置或摧毁任何可承载超过十人的船只，又可以征用如自行车、牛车、大象等其他交通工具[117]。军方根据此政策在农村充公了约4万5千艘船只[118]，严重扰乱了劳力、物资和食物的水路运输，船夫和渔夫的生计也受到影响[119]。农具、种子、大米的运输受阻[120]，依赖船运来运输货物的工匠和农民都没有得到补偿[21]，稻米的运输和市场体系几近崩溃[121]。政府没有维护和修理被没收的船只[122]，渔民无法继续工作[21]，军方也没有采取措施去分配粮食[22]。由于焦土政策破坏了孟加拉的社会，对很多孟加拉人来说仿佛英国——而不是日本——攻击了孟加拉[123]。印度国民大会党举行抗议，批评此政策对农民带来沉重负担[124]。此政策对随后饥荒有何影响仍受到广泛讨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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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入侵缅甸后，米价上涨，因此1942年中旬起英属印度诸省和土邦开始限制国内大米贸易[126]。印度的地方政府均希望粮食能优先被本地民众食用，以备不时之需[127]。1942年1月，旁遮普省禁止出口小麦[128]，增加了民众对粮食安全的担忧[129]。两个月后，中央省也禁止了粮食出口[130]。6月，马德拉斯管辖地禁止大米出口[131]，而孟加拉省、比哈尔省、奥里萨省也紧随其后颁布出口禁令[132]。
1945年，饥荒调查委员会认为省际的贸易限制为关键的政策失败[133]。孟加拉因此无法进口大米，市场失灵加上粮食短缺导致了大规模饥荒[134]。
缅甸陷落后，加尔各答作为亚洲战场的重工业中心和武器及纺织品主要供应商，其战略地位得到巩固[135]。为了配合战时动员，英属印度政府根据对作战的重要性，把当地人分为“优先”和“非优先”阶层[136]。“优先阶层”大多为巴德拉洛克和资产阶级等中上阶层，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流动性较高，在城市生活，并支持现代化，政府和私人机构重视他们的利益[137]。从而，农村的贫穷人口被迫与工人和部分中产阶级争夺稀缺的基本生活物资[138]。
1942年7月，食物价格继续上涨[139]，主要由英国公司组成的孟加拉商会制定了配给计划，优先向军工业工人分配物资，防止工人流失，孟加拉政府批准了这项计划[140]。农村的大米被转移至对作战重要的工人，尤其是位于加尔各答一带的工人[141]。战时工业、建设、纺织厂、造纸厂工人、矿工、公务员有更多福利[142]，获得食物补贴[143]，免受通货膨胀冲击[144]。他们又可以优先取得水、医疗用品和住房，享受免费交通[143][145]。在12月，被配给计划覆盖的人口达到约100万人[146]。
其他人获得食物和医疗的机会因此大幅减少[85]，印度东部广大农村未能从配给计划中受惠[147]，成为饥荒的可能成因之一[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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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英国代表印度向德国宣战，加剧了印度人民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在战时，反对英国的统治被视为通敌，印度国民大会党被当作“叛乱势力”[149]，殖民政府也能动用紧急权力，法外拘留反对者或镇压异议人士[150]。1940年10月，印度国大党最高指挥部宣布该党所有民选代表辞职，抗议英国政府把印度卷入战争[151]。1941年亚洲战场爆发，让加尔各答地区农民和工商业领袖对英国统治更为不满[152]。缅甸陷落后，中、美敦促英国透过谈判把印度交给民选机构管治，以争取印度与盟军的合作，英国工党也支持这提议。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印度在战后自治的可能性，但谈判在1942年4月初破裂[153]。
1942年8月8日，印度国民大会党发起名为“退出印度运动”的非暴力抵抗[154]，要求英国给予印度独立以换取印度支持盟军，否则将开展广泛的抵抗[155]。隔天，印度事务大臣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讲话，称国大党正计划瘫痪政府，破坏英国的作战努力。他的讲话让英美的公众舆论转为反对甘地和国大党。然而，国大党当时并不支持瘫痪政府[156]，直至英国殖民政府囚禁了运动的领导[157]，活动才转向暴力，工厂、桥梁、铁路和政府财产被破坏[157]，威胁殖民政府作战[157]。英国政府镇压了这场抵抗运动，超过6万人被拘留，约2500人被警察开枪射中[158]。在比哈尔邦，两名加拿大飞行员被私刑处死，导致空军报复性攻击抗议者，数百人死亡[159]。在孟加拉，抵抗运动在塔姆卢克和琼泰地区最为激烈[160][161][G]。由于当时政府已经在塔姆卢克摧毁了约1万8千艘船，加上通货膨胀，当地农民积极参与了抵抗[162]。
退出印度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受到国际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态度也越发强硬[163]，可能减弱了英国战时内阁对舒缓饥荒的意愿[164]。首相丘吉尔更在和一名印度官员私下交谈时表示，“英国不会退出、不会道歉、不会软弱”，更向艾默里称印度人是“信仰野蛮宗教的野蛮人”[165]。内乱造成了政治和社会混乱，加剧了随后的饥荒[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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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4月，印度的缅甸大米供应中断，大米价格提升。到了6月，孟加拉政府开始管制大米价格，并在7月1日将价格固定在低于当时市价的水平。然而，管制价格导致卖家不愿出售大米，大米被囤积在仓库或流入黑市[167]。政府随后宣布除非发生严重牟利行为，否则不会管控价格[168]。随后四个月，当地的米价保持平稳[169]。但到了10月中旬，孟加拉西南部遭受一连串自然灾害，让米价再次不稳[170]，黑市再度收益[171]。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政府数次尝试从全省各地引入大米来提高供应、降低价格并打击黑市，但未能成功[172]。
1943年3月11日，省政府废除了价格限制[173]，米价随即大幅上涨[174]。在3月至5月，通胀尤为严重[175]，5月首次接获有人饿死的报告[176]。为了重建公众信心，政府强调危机“完全由投机行为引起”[177]，但公众仍然认为大米有短缺[178]。根据印度法律，进入饥荒状态可获取更多援助，但省政府并没有宣布进入饥荒状态。在饥荒前期，省政府曾表示预计印度政府会给予援助。但由于印度中央政府并未提供援助，省政府又没有足够的粮食，因此没有宣布进入饥荒状态[179]。
5月18日，省际贸易壁垒被废除，加尔各答物价短暂下降，但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物价则因商人抢购存货而上升[180]。省政府尝试查封，但没有成功发现明显的囤积行为[181]。在孟加拉，食物价格快速上升至4月前的五到六倍[182]，随后政府再次放弃自由贸易[183]，在8月恢复了省际贸易壁垒[173]。然而，根据非官方的报告，1943年末的米价已是1942年末的八至十倍[184]。政府派人采购大米，但米价依然居高不下，黑市不受控制[185]。
1942年末，孟加拉被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影响。稻米被真菌侵害，褐斑病爆发。10月16日至17日，孟加拉受气旋风暴吹袭，气旋和风暴潮蹂躏了农田，摧毁了住房，数千人死亡。同时，风暴也使真菌孢子扩散，加速了褐斑病的传播[186]。因真菌造成的减产甚至比气旋更多[187]。
该气旋风暴横过了孟加拉湾，在梅迪尼布尔和24区县一带登陆[188]。风暴造成14,500人和大量牲畜死亡，稻米库存被破坏[189]，当地疟疾个案也有增加[190]。风暴潮摧毁了梅迪尼布尔的防波堤，琼泰和塔姆卢克出现水灾[191]。水灾影响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狂风和暴雨则破坏了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气旋风暴对接近250万孟加拉人的住房、农作物和生计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192]。7,400个村落被完全或部分摧毁，霍乱、痢疾等疾病流行，大量住房和学校被摧毁，孟加拉最肥沃的农田也被严重破坏，大量作物受损[193]。
气旋、水灾、疾病等种种因素严重打击了孟加拉1942年末的稻米收成[194]。
大约在同一时间，官方报告预料当时的农作物会显著失收[195]，但当时的收成统计数字贫乏、不可靠[196]。印度的农业生产数据完全不足[197]，经常需要猜测数据[198]。当地几乎没有机构来统计这些数据，基层警官和村干部没有足够的地图等资讯，加上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动力来准确统计[199]。孟加拉政府怀疑这些报告的准确度[200]，没有采取行动[201]。
1945年饥荒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日军对加尔各答的空袭是饥荒的原因之一[202]。1942年12月，日军空袭加尔各答，持续了一周，基本上没有被盟军抵抗[203][202]，数千人逃离该市[204]，粮食经销商关闭了店铺[202]。为了确保市内“优先行业”工人的食物供应[205]，政府没收了经销商的稻米库存，让商人不再信任政府[206]。1945年的报告指出，从此时起，加尔各答的粮食贸易机制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粮食危机已经开始[202]。
对于饥荒是源自作物歉收还是分配失败仍有争议[207]。根据阿马蒂亚·森，1943年的稻米供应只比前五年的平均低5%，甚至比没有饥荒的1941年还要高[208]。饥荒调查委员会在报告得出：孟加拉在1943年的稻米短缺约为三个星期的供应量，虽然是严重的短缺，但不足以引发大饥荒[209]。他认为，饥荒的原因并不是粮食短缺，而是食物分配不均[210]。然而，当代的几位专家引述了更高的短缺数字[211]，有20%、25%、甚至是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下降[212][213][214]。
1942年12月起，包括孟加拉总督约翰·赫伯特、印度总督林利思戈侯爵、印度事务大臣里奥·艾默里、驻印英军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东南亚战区最高总司令蒙巴顿勋爵[215][216]等人开始要求英国政府进口粮食，但大部分请求都被丘吉尔战时内阁拒绝或削减[217]。殖民政府也无权动用英镑储备，或是利用自身的船只进口粮食[218]。虽然林利思戈侯爵支持进口粮食，但他认为军队应优先获得粮食[219]。印度事务大臣里奥·艾默里在1943年至1944年不断向英国战时内阁请求粮食援助，但一直遭到拒绝[220]。艾默里并没有提及农村日益恶化的形势，只强调了加尔各答工人的需求。英国只承诺向印度西部提供少量粮食，但未能惠及孟加拉，甚至希望孟加拉能向锡兰出口更多大米[E]。丘吉尔曾表示，大英帝国的任何部分都“没有理由不感受与母国同样的压力”[221]，但是英国本土的粮食其实相当充足[222]。
1943年8月4日，艾默里向战时内阁汇报饥荒蔓延，强调加尔各答和军队士气将受影响。一如既往，内阁只象征性地提供了少量的援助[223]。内阁解释盟军正准备反攻诺曼底[224]，因此船运不足[225]。1943年底，船运开始增加，但运输和储存设备和人手都不足[226]。1943年10月，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伯爵接任印度总督，向战时内阁提出一系列请求，要求提供大量粮食[227]。总督的请求被重复拒绝，他表示当前的危机是“英国统治下任何民族的最大灾难”[228]。1944年4月底，在艾默里和韦维尔施压下[229]，丘吉尔致函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请求美国从澳大利亚运送小麦，但被罗斯福以军事原因拒绝[230]。
不同人士对战时内阁为何拒绝援助有不同看法。英国学者莉齐·科林厄姆（Lizzie Collingham）认为二战导致的物资短缺和丘吉尔对印度人的敌意和歧视造成了这次饥荒[231]。美国历史学家马克·陶格（Mark Tauger）则表示英国担心运送物资的船舶会被敌军袭击，因此没有提供援助[232]。印度裔美国记者玛都希·穆克吉（Madhusree Mukerjee）也指控战时内阁“在收到艾默里的求助后向印度洋沿岸锡兰、中东、南非等地运送澳大利亚小麦，唯独没有援助印度”。[233]，又指当时盟军的船舶充足，1943年夏季甚至出现航运过剩，因此当时是救济饥荒的时机，但丘吉尔决定把剩余船只用来向粮食本已充足的英国本土运输面包[234]。经济学家彼得·鲍勃里克（Peter Bowbrick）指出英国政府低估了孟加拉粮食短缺的问题，加上英国正在准备霸王行动，不能援助孟加拉[235]。
大饥荒、疾病流行
根据估算，孟加拉6,030万人口中有80万至380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根据科马克·奥·格拉达，学界共识是约210万人[3][A]。当时的死亡数据被低估，在农村尤为严重。大量死亡和迁出的人口并未被统计[236]。随着饥荒的发展，受害者的死因也有所变化[237]。
在早期，孟加拉各地的粮食危机以不同速度恶化。印度政府把粮食危机的起始时间订为1942年加尔各答空袭时[202]，1943年5月升级为全面饥荒[238]。但在部分地区，粮食危机早在1942年中已经发生[239]。1942年12月之后，各地官员开始汇报“突然”和“令人担忧”的通胀，米价急升接近一倍；到了1月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一严重不足，造成民众痛苦[240]。1943年5月，朗布尔、迈门辛、巴克甘杰、吉大港、诺阿卡利、特里普拉这六个地区率先通报饿死个案。吉大港和诺阿卡利处于恒河三角洲的“拒绝船只”区域，受灾特别严重[176]。在5月到10月，饥饿为主要死因，加尔各答的医院人满为患[241]。根据饥荒调查委员会报告，街头和医院的饥民瘦骨嶙峋，宛如“活着的骸骨”[242]。孟加拉的所有人口群体都被疾病波及，但饿死的人大多为农村贫民[243]。
1943年11月，饥饿而死的数字达到高峰[244]。当年10月左右，疾病加速蔓延，在12月前后超越饥饿成为主要死因[245]，相关的死亡持续到1944年中[241]。在疾病之中，疟疾最为致命[246]，当中1943年12月因疟疾而死的人数为平均的两倍[246]。在疫情的高峰，加尔各答医院的血液样本有接近52%验出了疟原虫[247]。由于疟疾的症状和其他致命的发热疾病相似，疟疾死亡人数的统计并不准确[248]。其他和饥荒相关的死因包括痢疾以及营养不良造成的腹泻[249]。由于先前气旋造成水污染，加上当地卫生情况差、难民营拥挤，霍乱持续影响孟加拉[250]。由于孟加拉天花疫苗接种不足、无法隔离患者，天花也在孟加拉流行[251]。
虽然幼儿和老人更容易受疾病和饥饿影响，孟加拉成年人和较年长儿童死亡比率最高[252]。然而由于城市充斥着年幼和年长的移民，他们的死亡比率则更高[253]。一般来说，男性的死亡率比女性高[254]，但女婴的死亡率却比男婴高[255]。由于移民和自然灾害等因素，饥荒的死亡率也有地区差异[256][257]。总体来说，孟加拉东部死亡率最高，其次为西部，而北部的死亡率相对较低[258]。虽然孟加拉西部的农作物短缺最严重[259]，但东部距离战场最近[260]，受“拒绝船只”政策影响最大，而且当地种植稻米的比率较低[257]。孟加拉西部的工人能获得粮食作为报酬的一部分，但东部的工人更有可能只获得金钱的报酬[261][262]，但薪金赶不上通胀[263]，他们更难购买粮食[263]。
下图为1943年之1944年的超额死亡数字，死亡率为每千人的死亡人数[264]。
从上图可见，疟疾是饥荒期间死亡的主因，1944年尤为严重。相反，1943年霍乱造成大量死亡，但到了1944年霍乱造成的死亡大幅减少，天花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大幅上升。饿死的人数在1943年达至顶峰，到了隔年则显著下降[266]。
在孟加拉，疟疾药物奎宁短缺并且流入黑市[267]，疟疾疫情在1943年12月达到顶峰，并在1944年持续[268]。更进阶的抗疟疾药物米帕林几乎只有分发给军队等“优先阶层”，滴滴涕等农药只在军事基地附近喷洒，巴黎绿在其他地方被用作杀虫剂[269]。药物的分配不均可能导致了城市的疟疾死亡率较低[266]。和疟疾一样，因腹泻和痢疾致死的个案也在1943年12月达到高峰[268]。霍乱致死的个案在1943年10月最高，隔年因疫苗接种计划而下降[270]，随后当局也展开了天花疫苗接种行动，但成效不佳[271]。当时，孟加拉并不把“饿死”的人数单独列出，而会被分在“其他死因”之中[272]。
在整场饥荒中，饥饿和疾病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273]。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削弱了孟加拉人的免疫系统，加快了疾病的传播[274]。同时，由于孟加拉的社会动荡不安，大规模移民、人口拥挤、卫生恶劣、垃圾处理不良、害虫泛滥、死者无人埋葬等一系列问题，让疫情加速扩散[245]。
社会混乱
尽管孟加拉在饥荒前发生过暴力骚乱[G]，但在饥荒期间，孟加拉没有发生有组织的骚乱[275]。然而，饥荒导致当地医疗和供应短缺，食物和药物来不及供应，孟加拉的医疗设备也完全无法应付[276]。当时孟加拉的农民在危机时会依靠地主，以获得生活保障，但饥荒时地主自身难保，抛弃了农民[277]。
饥荒导致家庭破碎，孟加拉儿童被遗弃、贩卖、甚至遭到性剥削[278]。在城外，乞讨的儿童排队长达数公里，他们赤身露体、无家可归、没有父母、朋友，唯一的财产就是空罐子[279]。马希沙达尔一名教师目睹了儿童进食“乞丐排泄物里的未消化谷物”[280]。民众发起饥饿游行要求救济，而佃农和无地工人则从富裕地主的仓库掠夺粮食[281]。作家斐达·贝荻表示饥荒“不只是大米供应不足的问题，更是社会分崩离析的问题”[282]。
饥荒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打击最大，随着饥荒持续，他们千方百计挣扎求存。他们减少进食、变卖财物，最终家庭破碎。男人卖掉田地，离开家乡去求职或参军，女人和小孩变得无家可归[283]，被迫迁移至加尔各答等大城市求援[283]。
在加尔各答，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横死街头[217]，约有10万至15万人个病人进入了加尔各答[284]。当他们离开乡村后，存活的机会不高，很多人死在路边，路上遍布骸骨[285]。
社会的混乱造成了孟加拉卫生条件的灾难性崩溃[245]。大规模移民导致洗衣和煮食的工具被变卖，设施被抛弃[286]，人民只能在街头喝雨水解渴，随地便溺[287]。孟加拉的医院极其脏乱，卫生相当恶劣，病人无法得到适当照顾，出现消瘦、腹泻等症状[288]。到了1943年10月，总督魏菲尔领导军队接管救援物资，医疗资源变得充足，孟加拉医疗的状况才有所改善[289][290]。
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墓地和火葬场不堪负荷，饿殍陈尸街头[291]。在乡村，尸体经常被丢弃在河流和水源中[292]。有幸存者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埋葬死者，也没有力气去祭祀，只能把尸体拖进水沟里[293]。尸体被遗弃在公众地方腐烂，尸体和活人都被秃鹰啄食或被狼拖走[294]运河旁随处可见被动物蹂躏的尸体，有记者在1943年11月在梅迪尼布尔七英里的船程发现至少500具骸骨[295]。孟加拉的报纸把孟加拉比喻为“巨大的火葬场”、“鬼魂和恶灵的聚集地”[296]。
饥荒期间，孟加拉的布料极度短缺，让孟加拉的穷人只能穿破布甚至赤裸过冬[297][298]。英军以低价购买了印度制造的鞋子、降落伞、制服、毯子，消耗了将近所有印度生产的纺织品[100]，印度的棉花、丝绸、皮革和羊毛都被军队用尽[100][299]。
剩余的一小部分纺织品被投机者购买，出售给平民，但仍然受到严重通膨影响[100]；1943年5月的价格比1939年8月高出了425%[299]，并非“优先阶层”的人民的衣料供应日渐短缺。有人盗墓取衣，或在偏僻地方剥掉别人的衣服，甚至有妇女因为缺少衣服而自杀[102]。很多妇女整天留在房间里，与女性亲属共用一块布，只能轮流外出[300]。
饥荒导致对妇女的剥削加剧，妇女买卖案例增加[301]。在饥荒前，孟加拉的农村低种姓的贫困部落妇女已经经常被乔特达（富农）性剥削[302]。气旋和饥荒过后，大量妇女变卖或失去所有财产，被男性抛弃。移居至加尔各答的妇女只能靠乞讨或卖淫来维持生计，唯一的收入就是食物[303]。1943底，一船船的妇女在孟加拉东部准备出售[304]。女孩也被卖给军人，男孩则成为淫媒[305]。家庭将年幼的女孩送给富裕地主，以换取少量的金钱或粮食[306]，或是送去卖淫。女孩被甜食引诱并被绑架至妓院，终日活在恐惧之中，随时面对死亡，但她们无法在外面存活，只能留在妓院[307]。被性剥削的妇女不被社会接纳，无法回归家庭[308]。在高度重视女性贞洁的社会中，这些女性被永久边缘化[309]。
在饥荒期间，约有数以万计的儿童沦为孤儿[310]。儿童被遗弃在路边和孤儿院门前[311]，或被卖出以换取少至1公斤的大米[312][313]。儿童被卖后成为仆人[314]。历史学家保罗·格林诺（Paul Grenough）认为，饥荒期间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对社会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失[315]。
饥荒期间，孟加拉省政府和印度殖民政府的反应迟钝[316]，1943年初有私人组织发放了少量的援助[317]，但只限于加尔各答附近[318]。在4月，政府援助开始流入偏远地区，但仍极度有限[191]，大部分的现金和粮食都流向了较富裕的地主和中上阶层[319]。这一阶段的援助分为三种[320]：农业贷款[321]、无偿粮食援助和“试验工作”。试验工作是指以辛劳工作换取的少量金钱和食物。政府认为，如果有大量人为了获取食物而选择辛劳工作，就代表饥荒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政府最终仍没有宣布进入饥荒状态[322]。农业贷款对没有土地的穷人没有帮助[323]，而大部分救济的粮食都流向了市场[324]，不仅无法帮助穷人，更把穷人置于和富人的直接竞争之中[325]。因此，从危机开始直到1943年8月左右，私人慈善机构是穷人获取援助的主要途径[326]。
由于孟加拉省政府不知如何应对因人为冲击导致的市场瘫痪，政府推迟了援助计划[327]。再者，政府最关心的是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农村的贫困人口。省政府也期望印度殖民政府能从外省运送粮食来救济孟加拉，但省政府长期宣称当地的大米供应“充足”，不敢承认短缺，避免粮食囤积[318]。在政府援助的分配中，贪腐和裙带关系猖獗，经常有将近一半的物资流入了黑市或官员的亲友手中[328]。尽管根据饥荒相关的法律，政府可以宣布进入饥荒状态来增加援助[329]，但是政府没有这样做[179]。
鉴于政府的援助起初有限，不同的私人团体和义工尝试满足当地的紧急需求[330]。左翼人士、商人、妇女团体、远至卡拉奇的公民和身处东非等地的印度侨民纷纷响应，协助救济工作，捐赠食物、金钱和布料[331]。支持英国参战的团体和反战的民族主义者各自设立了救济基金和援助团体[332]，虽然些团体的努力被印度教和穆斯林宗派主义破坏，被指控援助偏袒某一方[333]，但这些团体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援助[331]。
1943年5月，省级贸易壁垒被废除，粮食流入加尔各答的买家[334]，但在7月17日达摩达河在梅迪尼布尔泛滥，破坏了主要铁路线，严重阻碍铁道运输[335]。随着饥荒恶化，省政府在1943年8月设立稀粥厨房，但分量仅仅足矣维持生命[336]，而且有时侯稀粥腐坏或被泥土污染[337]。稀粥的米经常被较难消化的谷物取代，有民众进食后肠胃不适甚至死亡[338]。
8月，受损的铁道被修复，重要物资在9月被送往加尔各答[339]。然而，孟加拉掌管民生物资的部门人手和设备不足，无法分配物资，大量粮食被堆放在加尔各答植物园等空旷地方[340]。10月，博尔德·韦维尔元帅接任印度总督，两周内就要求军方协助运输和分发重要物资。援助物资迅速被送达，英国出动皇家空军和军用卡车，向农村地区发放物资[341]。孟加拉从旁遮普进口了谷物和医疗资源[289]，舒缓了医疗资源短缺[342]。部分普通的士兵违抗命令向穷人提供军用口粮充饥[343]，他们因为在救济工作的高效被孟加拉人尊敬[344]。同年的12月，由于先前大片农地改为种植稻米，孟加拉的稻米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米价开始下降[345]。撑过了饥荒和疾病的人自行收割了稻米[346]，但部分村庄已经没有人能够从事收割[347]。对比其他官员的迟钝，韦维尔果断推出一系列政策[348]，承诺以其他省份的粮食来喂饱孟加拉农村人民、设立配给制度[345]，并以辞职作威胁[229]，说服英国增加进口[247]。1944年1月，所有官方的救济工作结束[349][350][351][140]。
经济和政治影响
孟加拉大饥荒加速了原先存在的社会经济进程，导致贫富差距恶化[352]，严重破坏了孟加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摧毁了数百万个家庭[353]。饥荒导致孟加拉人不堪重负，陷入贫困，被迫出售土地等资产[354]。随着饥荒蔓延，孟加拉约160万个家庭全部或部分出售或抵押了田地，当中有16万个家庭彻底失去了所有土地，由地主沦为劳动者[355]。多个职业的收入都有下降。从绝对数字来看，饥荒后贫穷最严重的是妇女和无地农民。相对来说，从市农村贸易、渔业、船夫、牛车夫等受到的打击也很大[356]。
缅甸陷落后，殖民政府对食物和医疗资源分配的恐慌反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后果，错误的政策可能促进了英属印度统治的崩溃[147]。“拒绝船只”政策激起全印度的广泛反对，圣雄甘地也发表社论批评，助长了印度独立运动。“拒绝政策”引起了公众的担忧，助长了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反过来让战时内阁强硬回应。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决议猛烈抨击“拒绝政策”，因此被战时内阁视为叛国，导致国大党的领导层日后被捕[357]。饥荒在印度被视为全国的不公正，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称为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最终审判[358]。本杰明·R·西格尔（Benjamin R. Siegel）认为饥荒改变了印度的政治格局，凸显了印度自治的必要。关于饥荒的报导联系了印度人和孟加拉人，一场局部的饥荒最终演变为全印度反对殖民的事件[359]。
媒体报导
加尔各答的主要的英文报纸为英资的《政治家报》[360]和印度独立运动家编辑的《甘露市场报》[361]。在饥荒早期，政府施压报社，希望平息公众对粮食供应的担忧[362]，强调当地没有大米短缺。因此，《政治家报》发表社论，声称饥荒“完全是由投机行为和囤积引起的”，并赞扬了政府部门的努力[362]。有关危机的报导遭受了严格的战时审查，不允许使用“饥荒”等字眼[291]，后来《政治家报》表示英国政府似乎在向公众隐瞒孟加拉发生饥荒的事实[363]。
1943年7月中旬开始，以上两份报纸才开始发表对饥荒的详细报导，包括了饥荒的范围、影响，以及各界的反应[364]。1943年8月22日，《政治家报》的编辑伊恩·斯蒂芬斯（Ian Stephens）发表了一系列饥荒受害者的照片，当中的小孩肋骨突出，大量“木棍般”的人挤在一起[365]，登上了头条新闻[363]，英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366]。隔天早上，德里的二手报纸价格飙升[291]，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者也传阅了相关报导[367]。英国本土的《卫报》表示饥荒恐怖得难以形容[368]。虽然受到审查压力，《政治家报》仍在下周刊登了更多照片[367]。这些照片的发布和斯蒂芬斯的社论促使英国政府救济灾民[369]，这个决定得到了包括饥荒调查委员会等的赞誉[370]，被形容为拯救了很多生命的勇气之举[291]。随后，《甘露市场报》和印度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战争》也刊登了类似照片[371]。
印度画家奇塔普罗萨德·巴塔查里亚（Chittaprosad Bhattacharya）发表了饥荒场景的速写本，随即被英国政府查禁，5000册被没收销毁[372]。其中一本被奇塔普罗萨德的家人藏匿，目前在德里美术馆展出[373]。孟加拉画家扎伊努尔·阿贝丁也有关于饥荒的速写[374]。
1973年，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把一部关于孟加拉饥荒的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遥远的雷声》，成为了《纽约时报》评选的“史上最佳的1000部电影”之一[375]。
历史学
饥荒过去后，关于饥荒成因的争议持续不断。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198]，对饥荒的分析和结论都被政治化[376]。
1942年末粮食失收的程度和对其后饥荒的影响有多深仍有争议[47][H]，当中粮食供应短缺（第一种观点）和粮食交换权利失衡（第二种观点）何者影响较大仍被争论。前者观点认为天灾和战争导致的粮食歉收是饥荒主因[377]，后者观点则认为孟加拉的社会问题（例如贫穷）和扰乱市场的事件（例如战争）相互影响，让部分人在粮食足够的时候也不能获取食物[378]。
两边的观点都认为缅甸陷落、气旋风暴和褐斑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孟加拉出现粮食短缺。然而，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人不认为粮食短缺是主因[379]，而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如彼得·鲍勃里克）认为粮食供应的急剧下降是饥荒的关键[380]。S. Y. 帕德马纳班（S.Y. Padmanabhan）和马克·陶格都认为褐斑病的影响被大幅低估[381]。褐斑病不易察觉，孟加拉的官员可能因此忽视了褐斑病[382]。
相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383]则形容孟加拉饥荒是“权利的饥荒”。阿马蒂亚·森指出孟加拉本应有足够资源来养活人口，但战事通胀、投机购买、恐慌性囤积让孟加拉的贫困人口无法购买粮食，造成饥荒[384][385]。这又导致了无地农民的实际工资下降[386]，进一步加剧饥荒[387]。受《政治家报》的编辑伊恩·斯蒂芬斯启发，阿马蒂亚·森认为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能够避免饥荒[388]。
饥荒的发生也有政治因素[389]。对于英国政府在饥荒的角色，一派认为政府无意造成或无法应对饥荒[390]，另一派认为政府故意造成或忽视了饥荒。前者认为政府无能[391]、不知所措[392]、混乱，造成了一系列可避免的政策失误[147]；后者则认为饥荒是殖民统治菁英战时优先政策的产物[393]，出于军事考虑，孟加拉的穷人得不到救济[394]。
阿马蒂亚·森认为英国政府处置失当的原因是英国误解了饥荒成因。阿马蒂亚·森认为英国把重点放在了缓解粮食不足，但真正的问题是食物价格过高，民众无法负担，才是饥荒的主因[395]。相反，科马克·奥·格拉达则认为饥荒的主因是粮食歉收，而非囤积或投机行为[396]。他认为缺乏政治意愿和战争的压力迫使英国政府作出一系列决定，包括“拒绝政策”、拒绝宣布饥荒状态、以及省际贸易壁垒，造成粮食市场“巴尔干化”[397]。英国政府为了满足战时目标，牺牲了印度的利益[398]，甚至不惜让印度人挨饿[399]。英国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些后果，但由于印度人并没有直接协助英国作战[400]，英国牺牲了印度，因此这观点认为英国政府对孟加拉饥荒负有道德责任[401]。饥荒期间，总督林利思戈侯爵不想侵犯省份自治，没有运用权力消除省际贸易壁垒，阻碍了粮食流通，也负有责任[402]。印度经济学家乌察·帕特奈克（Utsa Patnaik）认为政府的政策导致了工资赶不上通胀，故意让穷人得不到食物，导致广泛的饥荒，是英国系统性殖民剥削的一部分[403][404][405]
由新闻工作者玛都希·穆克吉陈述、自饥荒时期就存在的论点[406]则指控温斯顿·丘吉尔等英国政府关键人物[407]出于种族主义、维护帝国主义、对退出印度运动和孟加拉民族主义的愤怒[408]，反感印度人民和其独立运动[409]。其中，丘吉尔曾向艾默里说过“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等言论，艾默里则在日记写道“丘吉尔如此讨厌印度，把一切对印度的援助视为浪费”[289]。蒂尔坦卡·罗伊（Tirthankar Roy）则不同意这一观点[410][411]，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发布了假消息，例如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宣称孟加拉没有粮食短缺，才导致了英国政府反应迟钝[411]。
由英属印度政府任命的饥荒调查委员会[412]和其主席[413]都认为大部分责任不在英国政府[414]。委员会报告承认价格管控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失败[415]，但把矛头指向了地方政治人物和孟加拉省政府[416]。委员会表示孟加拉政府有能力采取措施防止饥荒发生[417]，但孟加拉政府没有控制好粮食供应[418]。饥荒调查委员会被指控故意不批评、偏袒英国[419]，但彼得·鲍勃里克认为该报告大致准确，并支持其分析[420]。根据《政治家报》的社论，早在1943年，英国就指责印度官员应该为饥荒负责[363]。
保罗·格林诺认为，由于本身的人口压力和市场问题，孟加拉容易受饥荒影响，一系列扰乱市场的政策直接导致了饥荒[421]，而战争、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则加剧了饥荒[422][423]。危机发生后，社会的各阶层都被抛弃：男性抛弃了亲属、地主抛弃了庇护者、而政府也抛弃了农村贫困人口。被抛弃的人处于弱势，在饥荒中面临死亡[424]。
最后还有一指控，认为大型工业家的投机行为、战时牟利、囤积和贪污大幅加剧了饥荒[425]。根据150万人死于饥荒的假设，饥荒调查委员会计算出每死一个孟加拉人，商人就可以额外赚取接近1000卢比[426]。委员会指出孟加拉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其他人却在挨饿，全省腐败盛行，深入社会的各阶层[427]。
2019年，维马尔·米甚拉（Vimal Mishra）联同印度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发表研究报告，总结出丘吉尔的政策显著促成了饥荒。报告指出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和印度以往的饥荒不一样，并非由严重旱灾引起，而是战时市场混乱、丘吉尔政府持续从印度出口粮食和拒绝紧急援助的后果。相反，面对1873至1874年的比哈尔饥荒，地方政府的反应更有效，反映出英国殖民政策加剧了孟加拉饥荒[428]。
参见
注译
参考来源
Wikiwand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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