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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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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与抗议中心北京相近的中国直辖市天津，很早就出现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各类政治表达，并且天津、北京、河北的政治、社会运动，往往彼此联动。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体制内人士参与，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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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月15日晚，在听闻胡耀邦去世后，约有2000名学生在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内哀悼[1] 。4月16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校出现标语、挽联及大小字报。晚上该两校逾千名学生呼喊“沉痛悼念耀邦”、“要民主,反独裁”,在学校周围游行。4月17日，高校有人作阙词《采桑子·哭耀邦》:“神州惊泣动风雷,痛洒珠泪。几多思念,更奈何星陨心随。成败弹指千古罪,谁心有愧?无言以对,叹苍天意欲何为”。有人贴出对联“上有独夫下有愚民,国殇将至吾辈何悲”“中华上空耀星猝陨苍天低垂泪,炎黄大地希望何在天地常恸哭”。当晚9时，南开大学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唱《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国际歌》《国歌》等歌曲，喊着“打倒独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专制”等口号。并走向邻近的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天津师大校门紧闭）。他们冲挤大门，尝试鼓动师大学生参与。师大领导和教师在场劝阻，学生未出校门回应。之后一队警察到场。此后南开学生逐渐返校[2]。
4月18日，南开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新五四纲领》，提出十二条主张[2]：
一、拥护改革开放,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二、改革人大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政治活动素质,人大代表化;扩大政协权力,使其成为中国的参议院。
三、竭力支持和强化第二大党民盟的实力和地位,通力壮大改良,促使代表民主科学的民盟为一个能产生足够抗衡力的政党。
四、确立知识分子在国家领导阶层中的主导地位,实行英才领导。
五、李鹏辞职以谢天下,因其不才、不力、保守。
六、允许公开研究和讨论现有中国政治和权力问题。
七、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除党报、党刊外,将对全国报刊的直接领导改为通过立法监督的间接领 。除了违反法律和有损人类尊严、人类生存和有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思想外,允许新闻界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
八、对官倒的整顿公开化,允许新闻自由报导此类情况。
九、对1986年学潮和所谓自由化进行重新评价,共产党对当年的镇压和反自由化运动公开道歉,为方励之、刘宾雁平反。
十、特赦政治犯,那些在不同时期由于民主自由活动及持不同政见而依然在狱的政治犯立即释放。
十一、将共产党在各大学的领导降级为派驻监督,通过立法使大学成为独立自主、学术自由的文化科学圣地,永远免遭政治独裁、愚昧偏见的冲击。
十二、取消大学必修的思想政治课。
4月19日晚，南开大学有三四百名学生在学生食堂演讲，有十几个人发言。声称要“撤销北京市公安局关于游行的规定，修改宪法，搞国共合作”。演讲中，有人呼吁去天津市政府游行，有人反对有人响应。演讲结束后，中文系十几名学生抬着花圈和胡耀邦遗像，放到校园内的周恩来纪念碑前，学生没有上街[2][3]。
4月20日上午，北方交通大学学生给天津的大学生打电话，要求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当天的两个团体火车票共76张，都被学生购走，下午五点已有天津五十人到京，来自南开法律系、生物系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这是首批外地高校学生赴京活动。他们随北京高校学生离去。另有百余名天津学生购买到北京的火车票，计划21日下午2时赴京游行[4]。
4月22日，继续有学生示威活动。南开大学学生会干部集体辞职。生物系、数学系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准备带领学生到天津市政府请愿。该校临时学生会又称“新觉悟社”已拟定了《成立宣言》，提出邓小平停止垂帘听政、重新制定宪法、释放或平反魏京生、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彻底否定反右运动、重新评价八六学潮，并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十条行动纲领。新觉悟社也计划组织上百人到北京、成都、西安等地高校串联，为“五四”搞大型活动做准备，并提出“不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让社会上的人参加，争取工人同情”。公安局报告该组织核心圈“不让外人介入”，“以免被抓住把柄”[5][6][2]。
4月23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校发起罢课活动。当晚，逾万名学生举行了几天来规模最大的游行，其直接原因是天津高校赴京团回去后用大字报披露了20日新华门事件和22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激起了学生的愤怒情绪。此次游行，四人一排，井然有序，呼喊“爱国无罪 ”、“声援北京，严惩凶手”等口号[2]。
4月24日，南开有学生开始罢课。次日，天津各主要高校出现部分学生罢课，学生到课率明显下降，南开大学三分之一学生罢课，集会演讲呼吁声援北京。87名南开青年教师贴出“支持学生罢课”标语。有学生将北京学生的来信抄成大字报贴出来，称“北京学生被军警打伤”、“北京高校已开始无限期罢课”等。高校的一些干部认为,如果北京事态不平息,天津的学生工作难以见效[2]。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再次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4月26日上午，南开二十多个系的学生代表在校内集会。有人认为这次学运是“有着深厚群众基础”，起因是因为“群众信任危机”、“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政府官员普遍腐败和一连串决策失误”,“经济发展缓慢”。也有人强烈反对四二六社论使用了的“政治斗争”一词，认为其“别有用心”。4月27日，南开大学学生继续罢课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2万多人拿着标语和横幅游行，并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新闻要讲真话”[7][8]。
4月28日下午2时，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纺织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天津轻工学院等八所院校的近万名学生在海河广场集合游行，在海河广场集合上街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示威者打着“邓小平说,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民主万岁”、“爱国无罪”、“新闻要讲真话”、“妈妈,我们没有错”等横幅,呼喊“学生请愿,不是动乱”、 “我们请愿,流血无憾”、“人民日报,胡说八道”、 “中央电台,颠倒黑白”、 “光明日报,一团漆黑”、“社论社论,奇谈怪论”等口号。游行中有人用手提喇叭演讲：“游行的目的就是证明学生的行动决不是动乱。”游行队伍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察摩托车维持秩序,两旁有警察将围观民众隔开,两边均有学生手挽手维持秩序，防止外人混入。有人认为天津市委对学生游行采取疏导方针，与北京市委做法大不相同，并纷纷议论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的处理方式。晚8时，这些学生陆续返校[9][2]。
4月29日，南开、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上千名学生乘78次列车到北京,在列车上散发传单。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继续有大学生因为不满，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讲话[2]。据4月30日的一份报告透露，南开大学里有更多的海报被张贴，有大约一半的学生参与罢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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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3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商学院、河北工学院、天津纺织学院、天津轻工学院、天津财经学院、天津师大的部分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商量次日晚上一起上街游行[2][11]。5月4日晚7时，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纺织工学院、 民航学院等10所院校5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沿途散发《四二九对话声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 《告天津同胞书》等传单，打的横幅主要内容是“反对新闻封锁”，“再造中华民族”、“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要求平等对话”、“纪念五四”、“要民主、要自由”等。晚11时游行的学生陆续返回学校[12]。
5月6日，天津大学数十名学生在校内集会演讲，有人从北京回来后传播信息，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还会有行动，也有人说“中央内部有斗争”。5月7日，南开大学有学生成立《宽容》杂志社，指其“奉行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的宗旨，对稿件“观点不作要求”。5月8-9日，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张贴《公告》称：“全国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已进入一个新时期，现就有关问题请教校内外关心学运的师生：1、在当前形势下爱国民主运动走向何处？2、各国民主运动进程及其对我们的教益。3、校园民主制度的形成途径”，“由于目前形势需要,因此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学生对话代表团”。自治会亦指其宗旨是“广泛宣传民主思想及一切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理论和成就,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探讨和推进校园的民主化进程,最终推动全国的民主化进程”。有人贴出该校学生与北大通话的大字报，称北大仍坚持罢课；要坚持到五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华。也有人鼓励学生“自由、广泛地进行各种集会,并结社和办报,首先在校内形成一种民主气氛”[2]。
5月10日中午，南开大学出现题为《和平民主进京》大字报称“学生运动正处在关键时刻。为了把本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天津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组织“和平民主请愿团”于5月14日骑车进京”。晚上，天津高自联在南开大学召开天津各高校自治会负责人会议，宣布天津赴京请愿团共有500人参加，目的为“欢迎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声援北大，敦促政府尽快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要求深化政改，加快民主化进程”。天津有关部门和校方则努力劝阻请愿团到北京[2]。另外天津也有两个穆斯林阿訇计划带二十余名教徒和传单到北京与牛街的回族串联，抗议上海《性风俗》事件[13]。
5月11日，天津11所大中专院校教职工，科技、文艺、新闻等单位工作人员，加上天津市委、党校干部,工矿企业干部,共数万人上街游行,市民夹道欢迎。500多名南开大学学生骑自行车由天津抵达北京声援。5月14日早六时，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天津师大、纺织学院、商学院等院校约七百多名学生骑自行车从南开大学出发，进京请愿。学生出发前学校和公安机关做了劝阻工作，但学生执意不听，公安机关遂派出干警沿途维护秩序。行进途中，有的学生向群众散发传单，有的利用间歇时间进行演讲，部分学生在公路上先后拦截十几辆卡车搭车进京，人群中还有一名美国学生。还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700多名“和平民主请愿团”人员乘火车进京。下午六时许，这批天津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吸引数千学生和群众跟随[14][2]。“天津高校自治联合会”、“天津工人爱国联合会”、“天津爱国民族自治会”、“天津市民请愿团”、“中华各界爱国民主联合会”等民运组织亦相继成立。其中“天津爱国民族自治会”负责人为李振琪。“天津市民请愿团”主要成员包括冯国伟、叶福展、贾长岭。亦有民运人士周恩东成立“天津工人自治联盟”[15]。
5月15日，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引起天津高校学生声援。5月16日下午，由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赴京请愿团第二梯队，在学校签名后出发，骑自行车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截止晚上7时，天津各大学已有1500名学生乘火车前往北京，声援绝食静坐的学生[16]。16日下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大等校学生陆续到天津东站广场静坐、发表演讲、呼喊口号，晚饭后人数达到400多。当日还有南开大学90名正副教授、256名青年教师联署“南开大学教职工紧急呼吁书”。
5月17日-18日，天津市逾五万名工人、干部、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中学生游行，其中有逾万名高校师生，有的老教授由学生搀扶著昂首前行。50余名电视电台编辑、记者游行至“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与学生汇合。南开部分师生抬着骨灰盒和花圈游行（因据传北京有绝食学生死亡），高呼“学生绝食，政府绝情，人民绝望”等口号，标语和横幅有“改组政府”、“家长专制，立即结束”、“老人政治，关停并转”、“集体负责，集体辞职”、“解散中顾委”、“要廉政，不要帘政”、“拖延对话，等于屠杀 ”、“赵紫阳、李鹏出来”、“不自由，毋宁死”等等。有的学生用草帘讽刺邓小平“垂帘听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坚白和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分别发表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呼吁中共中央立即与学生对话。当天早上，还有2000余名学生乘长途公共汽车到北京声援[2][17]。
5月19日，天津声援北京的游行人数在万人以上。北京宣布戒严后，20日凌晨二时，南开、天津大学等院校6000多名学生和教师上街游行，到天津站广场静坐，早上九时许，学生陆续返校[18]。
5月20-21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十几所高校5000余名学生教师在南开大学集中后上街游行，呼喊“打倒李鹏”、“打倒腐败政府”、“邓小平、李鹏下台”、“紫阳出来”等口号。天津高校也广泛流传万里、邓颖超发表声明，反对李鹏政府的流言。还有高校出现个别党员以支部或个人名义张贴反对戒严的大字报[2]。22日，南开大学元素所的研究生以学生党支部的名义贴出题为《致中共中央》的大字报，呼吁“建议中央马上免去李鹏政治局常委职务；中央提请人大常委会免去李鹏国务院总理职务；中央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临时主持国务院工作；建议立即撤销北京的戒严令”。5月23日，天津市高学生三五成群到各工厂演讲，呼吁罢工。一些下岗工人与学生联系密切[2]。
5月24日，李鹏与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谈话[2]。天津市公安局报告，天津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已决定将派出一万名学生到北京声援[19]。各高校300多名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多数学生在校内张贴大字报并集会演讲。晚上，南开大学、纺织学院、医学院、技工师范大学三百多名学生到天津站广场静坐。官方指24日晚十时至25日凌晨二时，“天津民众声援团”二百多人骑着自行车“在主要街道来回乱窜，狂呼乱喊，并几次进入天津站广场骚扰”[20]。
5月25日上午，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加上工人和知识界人士（包括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新闻界）上街举行环市大游行，逾三万人参加，有5万名群众目睹了此次抗议，为天津自戒严令发布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打着“天津作家协会”、“南开大学教授”横幅的队伍走在最前面，许多人请游行队伍中的作家冯骥才、蒋子龙签名，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南开大学教授陈茹玉，天津市政协常委、中科院学部委员陈荣悌，中科院学部委员何炳林，作家柳溪亦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于下午一时陆续散去。下午三时，天大机电分校、南开大学、天津医学院等14个院校和单位的300多人在天津广场演讲、静坐[2][21][22]。。
5月26日，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张炜在天津市的表态会上，公开表示反对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表示不赞成李鹏讲话，并宣布辞职，是第一个局级干部辞职。张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共青团北大团委书记、全国学联副主席、天津开发区主任。当时已内定升任天津常务副市长[2]。
5月28日上午，高校一千余名学生（河北工学院约150名、南开大学数百名）打着“世界华人大游行”的横幅游行，响应当天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他们呼喊“打倒独裁政府”、打倒专制政府”，“结束老人政治”等口号。下午，游行和静坐的学生陆续返回学校。广场静坐的学生负责人、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马力认为静坐“不打算搞时间太长了”，并表示“这次学生运动失败了，但要唤起民众，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2]。
5月底，受空校运动影响，高校在校学生开始减少，大批学生离校回家。5月31日，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以学生运动已取得成果的名义，发表辞职声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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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月1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有人呼吁搞“不合作运动”，校内呼吁“不合作运动”的大字报称“抵制购买今年的国库券；把银行存款取出，摧毁李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开展空校运动，师生都回家”。口号是“李鹏不下台，我们不回来”[2]。
6月2日，公安已抓获一百四十五名“流窜罪犯”。6月2日晚，天津大学“自由之声广播电台”开播，二三千人围观，导致交通阻塞。广播的主要内容包括宣传当时北京学生立起来的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像，于光远支持学生运动，并指责《北京日报》总编辑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急先锋”等。随后有学生在天津大学广场集结后在校内游行，最多时达2000余人。南开大学、纺织工学院还有人贴出公告或进行广播，鼓动学生“空校”[23]。
6月3日晚，戒严部队开始进军天安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知》后，各大学学生反应强烈。6月4日上午，南开、天大、纺院、商院、轻院、师大等九所高校一万多名学生抬着花圈、戴着白花和黑纱，举着横幅，呼喊着口号上街游行、演讲，有的学校组织了“敢死队”，还有人扬言要组织暗杀队。全市十八路100多部公共汽车被刷上标语。和平公安分局门口的一部大轿车、一部警车的玻璃被南开学生砸坏。南开和天大还分别组织了几十人的“赴京敢死队”，声称“要为北京死难的学生报仇”，并强行进入车站被劝阻。公安局指学生自治会领导者的态度十分强硬，鼓动学生敢死队卧轨阻拦火车[24][25]。
6月5日，支持民运的高校学生情绪相当激烈，在校内放哀乐。有些学生到街头和市政府门前演讲。下午，仍有十余所高校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6月6日，天津市高校中仍流传北京流血的消息，不时出现抗议的大字报。上午7时，南开约三百名学生在学校附近路口拦起人墙、设置路障，阻断交通。6月7日，天津继续有民众在街上示威游行或设置路障[2]。
后续
六四事件后，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进入中央领导高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事件中，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因其处理手法（以及处理1986年天津学潮的成果）得到邓小平赏识，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政治局常委[26][27]。六四之后，天津市当局在各地成立“保卫人民、保卫天津大队”(双卫队)，以堵截示威者，并于6月8日，成立天津市双卫队总指挥部以随时出动打击“制造事端”的民运支持者。6月8日,天津市守桥武警抓获汪胜利、 陆新明两名参加北京 “打、砸、抢、烧暴乱分子”[28]。
6月9日,公安机关在双卫队配合下，取缔“天津工人爱国联合会”“天津爱国民族自治会”两个组织，抓获王宁、李振琪等十余名骨干分子。11日,天津市双卫队指挥部与公安局联合缉捕了19名由北京和其他地区进入天津的民运分子。天津公安段民警抓获携带500多份民运组织“中华各界爱国民主联合会”简介及话筒等物，从北京来天津的孙建春[28]。
6月12日,天津公安局发出关于取缔“天津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天津爱国工人联合会”、“天津爱国民族自治会”及各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等民运组织的通告,限定其五日内“登记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天津日报》透露，公安机关逮捕冯国伟、叶福展、贾长岭等一批“市民声援团”、“市民请愿团”成员。6月15日,天津铁路公安分局抓获北京的民运参与者龚永刚、龚辉、刘建强三人。
当局指到15日,天津公安局已抓获67名由北京及外地逃入天津的民运分子。6月21日,天津各级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联合行动,捕获孙家明、李风金、韩振元 、卢金生、王立清等一批犯人。26日,铁路西站双卫队又抓获四名犯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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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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