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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壳蜗牛运动是1980年代末台湾的一起反对高房价的社会运动。1987年，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标售中华航空总部附近土地创下当时天价，引发了台湾严重的房价狂飙期。当时民众在所得并无明显提高、房价却在短期内快速上涨的情形下，产生对于房价高涨的不安情绪。面对高涨的不满情绪，“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于1989年6月底发起无壳蜗牛运动，积极进行一连串针对住宅议题的街头造势、立法与监督阶段的活动。系列活动之一“万人夜宿忠孝东路”，号召群众在8月26日夜宿台北市忠孝东路，最终达成5万人上街头的运动成果，同时也是台湾第一次以都市议题为主的社会运动。[1]
1987年的台湾，刚经历解严、解除党禁、报禁，但政府对于集会与结社，依然抱持著戒慎恐惧的心情。此时台湾的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解放，人民开始走上街头，争取应有的权益。1987年，高雄出现后劲反五轻运动；1989年，台北出现无壳蜗牛运动；1990年，出现野百合学运。此时期的台湾民众对于政治、社会议题的感知，正逐步觉醒，蕴藏著强大的社会能量。
1989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经济发展长期仰赖出口导向模式，使台湾逐渐累积许多外汇。根据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全球资讯网显示，美金的汇率由1986年的38元升到1989年的25元。此趋势使国际资金涌入台湾，打算在升值过程中赚取一笔，而这些资本在台湾等待升值的同时，流入台湾股市、房市，使得房市大涨。
根据《住宅学报》第十八卷第二期，当时台北市的“地价”从1986年的每坪6.7万元快速升高到1989年的每坪25.1万元，涨幅高达274.5%倍，房价上升速度相当惊人。记者何世昌也指出，在李登辉刚继任中华民国总统的1988年，台北市新成屋、预售屋平均房价仅每坪16.4万元，1989年大幅度飙涨到24.0万元，一年房价涨幅高达46.3%。
面对1986年底以来狂飙的房价，1989年5月10日，台北县板桥市新埔国民小学教师李幸长及其同事们基于对高房价引起的社会不平，于新埔国小召开“无住屋者自救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揭开无壳蜗牛运动序幕，触发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以都市改革为议题的社会运动。
无住屋者自救委员会起初仅有李幸长及其数位同事；后续逐渐加入了以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为主的空间专业者，以及其他关心无住屋运动成员。
| 年 | 月 | 日 | 内容 |
|---|---|---|---|
| 1989 | 6 | 11 | 无住屋救援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综合大楼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8人出席，会后仅有25人加入组织[2]。 |
| 18 | 李幸长于台北国宾大饭店召开记者会，并有中华商场促进会、教师人权促进会、无自宅自力救济协调会、石牌国小潘运钦教师所预计筹组的组织也都加入、支持组织运作。[3] | ||
| 24 | 无住屋救援会在教师人权促进会商讨组织和登记事宜，并邀请曾于中和、天母发起抵制不合理房价的几位老师加入组织。 | ||
| 28 | 组织正式名称为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另称无壳蜗牛组织，确立了团结民众、打击不合理房价与房租的运动目标，以及夜宿忠孝东路的造势行动。 | ||
| 7 | 26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正式向中华民国内政部提出申请，成立社团。 | |
| 8 | 12 | 中华民国内政部核准无壳蜗牛组织登记，全名为“中华民国无住屋者团结组织”。 | |
| 26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发起夜宿忠孝东路活动，据估计当晚有4、5万人参与，是台湾史上第一场以都市改革为议题的社会运动。 | ||
| 9 | 8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至内政部参加“制定房租管制办法：管制房租、保障房客”早餐会。[4] | |
| 9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代表前往教育部沟通，建议高教司成立“学生住宿问题专案小组”以解决学生租屋问题。 | ||
| 13 | 无壳蜗牛智囊团正式成立，命名为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5]，结合建筑、都市计划背景的专家、学者。 | ||
| 24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与支援无壳蜗牛运动的学术团体“澄社”合办“关心住宅座谈会”，在舆论造势上给予无住屋运动协助。并于仁爱路国泰总部，进行三天夜宿露营活动，以抗议寿险业者炒作房地产。[6] | ||
| 28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于中正纪念堂举行“百对无屋佳偶结婚典礼”。结缡30载的崔长英及崔陈水金夫妇二人亦在其列。[7] | ||
| 30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为纪念崔陈水金女士对组织的支持，原先预备成立之社区租屋服务中心，以“崔妈妈”作为命名。 | ||
| 10 | 15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在瑞安公园举行记者会，正式成立崔妈妈租屋服务中心。[8] | |
| 16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行文行政院，要求会见李焕院长以研讨、解决住宅问题对策。 | ||
| 11 | 2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及艺术家赖守仁赠送“母子蜗牛”给行政院李院长，然而未被院方接受。组织随后发表“我们对住宅政策的沉痛建言”。 | |
| 3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再度前往赠送“母子蜗牛”，仍被行政院所拒绝。组织随后发表“给李院长的公开信”，并公开征求愿为无壳蜗牛奋斗的候选人收容母子蜗牛。[9] | ||
| 4 | 多位年底选举候选人表示愿意收容李院长拒绝接受的“母子蜗牛”。[10] | ||
| 5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于行政院门前举行蜗牛杯皮球赛，讽刺行政院跨部会住宅小组会议所提“改善当前住宅问题措施”。[11] | ||
| 6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拜会财政部，就“房屋租税”与“寿险业投资不动产比例”两项主题与财政部官员沟通。 | ||
| 9 | 内政部邀请6、70名专家学者及蜗牛族代表就“房租管制问题”分批举行座谈会。[12] | ||
| 11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与澄社举行“住宅运动与住宅政策座谈会”。 | ||
| 14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代表拜会营建署，就国民住宅、土地、资金及自力造屋等问题与营建署官员交换意见。 | ||
| 15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代表拜会经建会并提出“加强惩罚性财税措施，以平抑房屋市场的假性需求”、“二年内如期盖满五万户国宅的预计目标”、“拟定‘公平租屋法’以保障租赁双方合理权益”，以及“研拟‘奖励民间团体自力造屋条例’”等四项诉求。[13] | ||
| 16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要求会见行政院李院长届满一个月，致赠李院长象征满月的油饭及红蛋。蜗牛代表并公布各部会住宅政策体检表，抨击行政院的住宅方案为一个没有诚意的临时条款。同日，组织将母子蜗牛分送至支持修改住宅政策的候选人竞选总部以为其造势。[14] | ||
| 24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抗议房地产财团进军议会，并公布年底选举与炒作财团有关的候选人“金名单”。[15][16] | ||
| 29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公布所推荐的选举候选人名单。[17] | ||
| 12 | 4 | 组织所推荐候选人名单当选率为6成左右。 | |
| 5 | 行政院“改善当前住宅问题因应措施方案”召开跨部会会议，并决定两年内增建11万户平价住宅，将每户首贷额度调高为90万至120万元。台北县长尤清表示将尽速收回淡水高尔夫球场，以供各种社会团体做为兴建住宅之用。 | ||
| 7 | 淡江大学学生成立“外宿学生权益促进会”，成为第一个与高房租抗争的校园组织。[18] | ||
| 27 | 中共的中新社评选八九年度台湾十大新闻，无住屋者团结组织的夜宿忠孝东路抗议高房价的运动亦名列其中。 | ||
| 1990 | 1 | 15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邀请新科立委与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于立法院举行都市及住宅政策改革委员会筹备会，会中决议正式成立该组织。[19] |
| 2 | 5 | 行政院审查会通过“保险法修正草案”，将保险业投资不动产比例从三分之一降至百分之二十五，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对此比例大表不满，认为降幅过低，不足以抑制投机炒作。[20]2月8日就财政部调低保险业资金投资不动产比例为25%的争议，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提出开放“相互保险制度”为根本解决之道。[21] | |
| 3 | 12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代表参加为期三天全国土地会议，并提出对相关政策的25点主张。[22] | |
| 22 | 李焕院长针对无住屋者团结组织4月15日的成立大会，事先要求内政部在4月14日前，对土地问题会议的结论提出执行的时间表。 | ||
| 4 | 15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召开成立大会。[23] | |
| 6 | 15 | 《蜗牛战报》创刊号出刊。 | |
| 20 | 内政部委托无住屋者团结组织调查研究国宅现住户及等候国宅者的满意程度及需求意愿。 | ||
| 7 | 7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义工陈冠甫，徐进钰前往台湾研究基金会发表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台湾都市社会运动之社会学分析--以住宅运动为例论文。 | |
| 8 | 2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与日本“日本土地住宅 FORUM”及韩国“经济正义实践联合”假日本静冈举行“日韩台土地住宅问题连带会议”。 | |
| 14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拜会教育部谈学生住宅问题与因应对策并提出七点主张。[24] | ||
| 16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拜会劳委会谈劳工住宅问题与对策。[25] | ||
| 21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拜会财政部王建部长，并提出“防杜土地住宅投机炒作11点租税改革政策”。[26] | ||
| 25 | 因应政府对住宅问题并未有效回应，“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于826夜宿忠孝东路隔年，再次发动825重返忠孝东路活动以作为抗议，却遭时任行政院长郝柏村下令打压。[27] |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成立之后，针对826夜宿忠孝东路行动，展开一系列前期造势活动。除既有造势活动外，组织因应房地产业者及政府部门的回应，设计一连串幽默、诙谐的抗争风格，以抨击官僚体系对住宅问题的无能及敷衍，同时借由漫画、文宣的方式，对抗以炒作者为主流的住宅商品化之主张。
1989年6月25日，《首都早报》以“你认为房价合理吗？”为主题，邀请无住屋救援会组织发起人李幸长与王应杰辩论。6月30日，《华视新闻广场》邀请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参加，与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王鸿楷、 国立政治大学地政学系教授张金鹗、台湾房屋方瑞生进行电视辩论。
1989年7月9日，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在台北车站及闹区发送“蜗牛主义宣言”[28] 。7月17日，无住屋者团结组织至台北县、台北市国民住宅抽签会场散发传单，邀请关心住宅问题的无壳蜗牛加入抗争的行列。
1989年8月4日，无壳蜗牛代表陆续拜会各政党（国民党、民进党、工党、劳动党）中央党部，请各政党年底勿推出与地产投机炒作挂勾的民意代表候选人[29] 。8月15日，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参加立法院集思会举行之“如何落实‘住者有其屋’政策”座谈会。8月18日，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于内政部“国民住宅问题记者会”会场外抗议。8月20日无壳蜗牛至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复家门口，邀请其参加忠孝东路夜宿活动[30]。
1989年8月23日，因应无壳蜗牛诉求，内政部承诺推出大量中低价位国民住宅[31] 。8月24日，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代表与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萧万长共进早餐，邀请其参与826夜宿忠孝东路活动，未得到正面回应。8月25日，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代表至内政部拜会部长许水德，要求内政部制定房租管制办法，同时邀请许水德参加826夜宿忠孝东路活动；同日下午，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代表再度前往内政部，抗议内政部次长张隆盛“全世界并无实施房租管制的先例”言论。[32]
由于当时集会结社自由才刚开放，整体社会仍不敢尝试街头抗议。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上街参与、抗议不合理的房价飙涨，以及政府纵容财团炒作房地产，1989年8月26日，无住屋者团结组织于全台房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举行夜宿忠孝东路活动，融合了前所未有的元素，把街头塑造成欢乐嘉年华会，希望透过幽默、讽刺手法引起民众关注，并走上街头声援。[33] 夜宿忠孝东路活动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号召5万名市民上街抗议高房价。除了是解严后第一场由公民自发性的社会运动之外，也是第一场以公共议题为主的运动，创下当时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纪录。 无壳蜗牛的运动策略虽然以轻松、欢乐的形式演出，但针对高房价议题仍以严肃态度对待。此一运动策略影响了台湾的公民团体，形成在抗议现场演出行动剧的惯例。
- 社会反应：针对826夜宿忠孝东路活动，联合报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有8成以上民众知晓此活动、6成以上民众表示支持。[34]
- 立法部门：8月28日，台北市议会第五届第八次定期大会中，多数议员以“蜗牛住屋问题”作为质询重点[35]；在野政党各候选人亦举办“住者有其屋”住宅政策演讲会。
- 行政部门：9月1日，财政部金融司修正《保险法》，限制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的金额比例[36]；9月23日，政府公布“当前住宅问题因应措施方案”；10月24日，行政院指示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部长级专案小组，针对财税金融、住宅供给、土地政策、住宅资讯面上，落实执行“当年住宅问题因应措施方案”[37]，并订于11月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 学术界：于1989年9月13日，由一群建筑与都市计画专业相关的学者专家正式组成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作为支援无壳蜗牛的智囊团。该组织的成立，对于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在对外诉求，并寻求建构专业权威时，取得了策略性的有利地位。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的成立，不仅象征来自学界、专业者的反省及另一种声音，同时意味著除了住宅危机之外，更要求都市全面性改革[38]。另一个支援蜗牛运动、集结台湾学界自由派人士的学术团体澄社，于9月中旬以后，透过与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合办座谈会，帮助无住屋运动造势与形成舆论[39]。
当时提出的诉求主要为三个面向：
- 居住理念：提出“住者有其屋”概念，认为“人者有其窝，拥有自己的家是最基本的权利，就如一只蜗牛一个蜗。”
- 政府制度：向政府提出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和税制改革的要求，从制度层面作出改变。
- 市场交易：希望政府能抑止炒房的风气，使房价回到合理、民众可负担的范围。
1989年7月，无住屋者团结组织在街头发送《蜗牛主义宣言》，内容中提到他们的居住理念与诉求：
“所有动物中我们最羡慕蜗牛，因为它们都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房子是他们生命的一部份，是它们最基本的权利，是它们的生活尊严的保障。而且蜗牛的社会也很合理，一只蜗牛一个窝，既不少，也不贪多。
但是，请您想一想，假如蜗牛的壳变成可以炒卖谋利的商品，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有些贪心的蜗牛会开始买卖蜗牛壳，它们不肯合理地将多馀的壳让给他的＂同胞＂使用，而需索高额的‘壳租’或‘壳价’。于是很快会出现一些买不起壳的‘蜗牛’，一天到晚可怜兮兮地在找他的壳。但是，还好在蜗牛社会里，蜗牛壳被视为是蜗牛生命中的一部份，事关重大，蜗牛的政府不会视而不见，会赶紧出来主持公道、想想办法。
很不幸，我们就是这个社会中没有壳的蜗牛。我们的个性很温和，我们爬得很辛苦，我们从不抱怨，我们小小的心愿就是辛苦工作，买到我们自己的窝。但是当我们好不容易累积了一点血汗钱的时候，却发现在一夜之间所有蜗牛壳都涨价了。因为，那些已经有壳的人把我们的壳买走了。我们算了一下，绝望地发现，我们永远也买不起壳了，我们的孩子大部分要做没有壳的蜗牛了。
问题出在那里呢？那些卖壳的专家告诉我们说：这是自由市场，怨不得别人。天啊！辛苦工作一辈子还买不起房子，难道是我们的错吗？如果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这些温温吞吞､好脾气的蜗牛有理由生气吧？
我们呼吁我们的社会向蜗牛社会学习，把住宅当作基本人权，是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是一个美满与安定社会的基本条件。
我们呼吁我们的政府向蜗牛政府学习，即使干什么事都慢吞吞，房子这件事一定要急著去办，帮我们主持公道的房屋价格，调配社会资源、广兴住宅。
我们呼吁那些已经有壳的同胞向蜗牛学习，不要把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房子，拿来当赌博的筹码或谋利的工具，炒来炒去，搞得我们买不起房子 ，租不起房子 。当我们没有壳的时候，我们可没有蜗牛那么温和的好脾气！！
最后，我们要呼吁我们社会中所有无壳的蜗牛团结起来，祇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住宅问题。团结起来，＂我们会有办法的！＂”
随著情势的演变，运动母体的“无住屋组织”之组织活力日渐消退，留下两个继续运作的子部门：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与崔妈妈服务中心。
1、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URs）
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成立于1989年9月13日，由无壳蜗牛运动中的智囊团合作成立，结合了建筑、都市计画等住宅相关的专家学者。此组织从关注土地、住宅政策，转化为以都市议题、及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社区为主的运动团体。近年来则重新关注住宅政策、社会住宅推动与实价登录制度。
2、崔妈妈基金会
1989年9月28日后，高房价已逐渐转嫁到房租上面，租屋资讯受垄断的现象逐渐严重。又逢928婚礼中的崔陈水金女士仙逝。为了纪念并感谢她对此运动的支持，蜗牛族将预备成立的社区租屋服务中心以“崔妈妈”命名，希望为房东、房客双方提供免费的沟通桥梁，藉提供社会服务方式，建立联络网，扩大组织群众基础，并且为未来推动“公平租屋法”铺路。
随著1989年年底选战的接近，无住屋者团结组织认为在826夜宿忠孝东路活动后，已得到造势阶段方面、初步预估的效果。在形式上，干部认为选举对运动第二阶段—立法阶段而言，是一个转机。因此想透过选举过程，寻求民意机构的支持，进而影响政策、为立法运动奠基；另一方面，组织也希望利用选战形势为“928百对无屋佳偶结婚典礼”活动造势。
在9月中旬，以组织名义寄出“住宅政见问卷调查表”给全国三百多位公职候选人，并对外宣称此结果将于928当天活动中公布，以提供选民作为年底选举之参考，这也是组织首次与公职选举发生直接关系。
随著826夜宿忠孝东路及928婚礼活动结束之后，组织深刻意识到须透过与政府官员在台面上的谈判，结合群众运动与谈判沟通两条路线，进一步施压政策，达到改造政策的目的。因此，组织随后行文至行政院，要求与行政部门进行对话，共同研讨解决住宅问题之道。然而此构想却受限于行政院长始终避不见面，迫使组织在谈判施压的对象上产生变化。
另一方面，关怀住宅问题的赖守仁艺术家所雕塑的“母子蜗牛”塑像，经由组织赠给李院长的方式，以凸显行政部门无能颟顸的官僚作风。然而因行政院一再拒收“母子蜗牛”塑像，最后组织宣布公开征求愿为无壳蜗牛奋斗的候选人，使运动的阶段可以顺利过渡至立法路线。
行政部门感受到来自组织与一般民间的压力，被迫提出对策以作为回应，因此在11月初由经建会召开跨部会住宅小组会议，针对“因应当前住宅问题措施方案”中十一项重要具体计划，拟订细部执行计划统筹分工。然而在组织派代表拜会主管住宅政策的相关部会：内政部、财政部、经建会讨论相关政策事宜的过程中，发现各部会之间相互推诿，诸如：财政与内政部会之间为了课房地产交易税问题上，大踢皮球。
因此，组织决定在行政院门前举行蜗牛杯皮球赛方式嘲讽，并在11月16日求见行政院长满月时，公开抨击此一方案是没有诚意的“临时条款”。至此，组织直接施压行政部门的方式暂告一段落，转而尝试结合民意代表及公职人员，向政策改革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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