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探马儿

阿合探马儿（波斯语：اغار تمار，罗马化：Aghar Tamar，《史集》不同写本亦作“اغاز تمای”，罗什校订本为“اغار تهار”）^[1]，是蒙古帝国征服地中，领主（诸王、功臣）从自己的领地（投下领）获取的税收份额。尤其在华北地区（蒙古语称“契丹地方”），被征服民众需按“五户丝”制度每年缴纳一次丝绸原料，汉文史籍中因此称其为五户丝。

沿革

蒙古高原历史上的游牧帝国惯例是：征服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和领地，由负责该地征服的指挥官拥有领有权。蒙古帝国之前的辽朝，诸王在征服战争中获得的俘虏被编为“头下军州”^[2]，这一制度成为后来蒙古帝国“投下制度”的原型。

1206年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将麾下游牧民全部编入千户，分配给诸王和功臣。大蒙古国此时是诸王、功臣所领“兀鲁思”的联合体。1211年开始的第一次征金战争中，这些兀鲁思首领各自率军席卷华北各地。战后，成吉思汗将征服的华北地区分配给诸王、功臣，汉文史籍称这些分配的征服地（及其领主）为“投下”。波斯语《集史》记载，此次远征中“太原府的阿合探马儿归属察合台”，“拖雷征服地区的阿合探马儿作为继承财产的份额分配给其族人”^[3]。此处的“阿合探马儿”应指征服地税收中，领地领主获得的份额。但由于征金后蒙古军主力转向中亚远征，阿合探马儿的具体内容及诸王如何征收分配尚不明确。

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是亲征金朝，于1234年，灭亡金朝，完全征服华北。此时华北因第一次远征后诸王、功臣的权益（投下）与当地军阀（汉人世侯）交错，处于混乱状态。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进行河北人口调查，以调查结果——乙未（1235年）年籍为基础重新分配华北人口，即“丙申年（1236年）分拨”，并配套引入新税法“丝料”。“丝料”指缴纳丝绸原料的税目，因规定“五户纳丝一斤”作为投下领主的份额，此后蒙古帝国统治的华北地区将阿合探马儿称为“五户丝”^[4]。

窝阔台死后，蒙古帝国内部围绕帝位的争斗加剧，第四代大汗蒙哥死后更陷入武力争夺——拖雷家族内战。最终蒙哥之弟忽必烈获胜，但窝阔台系的海都、察合台系的八剌等中亚诸王反抗，无视忽必烈权威并扩张势力。1269年，海都、八剌与金帐汗国的别儿哥在塔拉斯会盟，分割了中亚诸城市的“税收份额”，这是本应由大汗分配的阿合探马儿。此次会盟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无视大汗权威重新分配了阿合探马儿。此后，忽必烈及其后继大汗无法干涉中亚以西领地的阿合探马儿。

为维持蒙古帝国正统大汗的权威，忽必烈对敌对的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以及遥远的金帐汗国、伊利汗国等无法实际供给阿合探马儿的诸王，名义上未剥夺其投下领主权限。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平定南宋后，试图像华北一样将江南（蛮子）地区作为投下分配给诸王、功臣，但因西北爆发王族叛乱（昔里吉之乱），分配计划暂缓。1281年（至元十八年）叛乱平息后，江南才正式作为投下分配，但因民政混乱无法像华北一样征收“五户丝”，改为由朝廷从税收中以纸币（交钞）形式向投下领主支付阿合探马儿，汉文史籍称此为“江南户钞”。

海都等诸王对忽必烈的反抗削弱了蒙古帝国的统一性，阿合探马儿的征收分配仅在东方的元朝维持。14世纪海都的窝阔台汗国在与元朝的决战（铁坚古之战）中败亡并解体，帝国内部对立消解。此后各地出现恢复旧投下权益的动向：1304年伊利汗国第七任君主合赞派使者经海路至元朝，使者滞留四年后获赠“蒙哥汗时期以来保管的应属伊利汗国的财货（阿合探马儿）”后返回；1336年（后至元二年）金帐汗国第七任汗月即别要求获得自拖雷家族内战后失联的晋宁路、永州路收益。1341年（至正元年）月即别汗去世、札尼别汗即位后，1345年（至正五年）开始向金帐汗国输送晋宁路平阳、晋州、永州三地岁赋2400锭（阿合探马儿）。这些事例表明，13世纪初设定的各王族阿合探马儿，在14世纪前半叶仍被各汗国记录，也证明元朝和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实为共享共同价值观的联合体。

五户丝

对五户丝征收内容记载最为详尽的文献，是《秋润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中堂事记（上）》^[5]。其中提到，五户丝是每户需缴纳丝22两4钱（折合1斤6两4钱）的税种，其中1斤上缴中央，6两4钱缴纳给投下领主的税法”。不过，由于实际征收以“2斤”为单位，因此《中堂事记》记载，上缴中央的部分为“每2户征收2斤，缴纳给投下领主的部分为“每5户征收2斤”，前者占总额的70%，后者占30%。即在以五户丝名义征收的税收中，七分之五（5户共5斤）作为国税归入国库，七分之二（5户共2斤）作为地方税交给投下领主”。 以“2斤”为征收单位的做法，是自忽必烈即位（中统元年、1260年）以后才开始的。窝阔台时期曾令每二户出丝一斤^[6]。由此可知，蒙古帝国初期规定，每2户缴纳的1斤丝归中央所有，“每5户缴纳的1斤丝归投下领主所有，“五户丝”这一名称的由来，便被认为源于此。

中统四年（1263年）曾规定“每10户需缴纳丝14斤”，这一数额也与“中央所得部分（每5户5斤）”、“投下领主所得部分（每5户2斤）”的总和相符^[7]。根据这一记载可知，在元朝时期，不仅隶属于投下领主的“五户丝户”，就连普通的“大数目户（‘大官’，意为隶属于皇帝的民户）”，均统一按“每5户征收7斤（折合每户1斤6两4钱）”的标准缴纳五户丝。

江南户钞

关于江南地区（蒙古语称“蛮子”）的阿合探马儿（意为投下所得，投下税）的征收，记载最为详细的是《元典章》卷24《户部10・投下税》中的《江南无田地人户包银》。正如《元典章》明确记载的那样，江南（蛮子）地区最初本计划与华北（汉地）地区一样征收投下税（阿合探马儿），但因江南统治秩序混乱，这一计划迟迟未能落实。于是，朝廷采取临时措施，从江南地区的税收中，按每1万户折算100锭纸币（交钞），作为投下税（阿合探马儿）赐予投下领主。此外，将“每1万户100锭”换算后，相当于“每户缴纳钞5钱”。

忽必烈时期江南地区投下税（阿合探马儿）的征收与分配方式，只是一种“临时措施”，但最终这种方式未经历重大变更，一直沿用至元朝末年。忽必烈之后的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不久，便依照中书省的奏请，将每户的征收额从500文（5钱）提高至2贯，增幅达4倍^[8]，但征收与分配方式仍沿用忽必烈时期的旧制。至此，“从每户税收中扣除2贯，折算为交钞分配给投下领主”的方式，成为江南地区投下税（阿合探马儿）的固定制度，汉文史料中将其称为“江南户钞”。元文宗图帖睦尔即位后编纂的《经世大典》，以及以《经世大典》为依据编纂的《元史》卷95《食货志3》，均记载了通过“五户丝”与“江南户钞”制度，赐予诸王、功臣的人口与土地数量。例如，《元史》卷95《食货志3》开篇记载答里台（太祖之叔答里真官人）家族时提到，朝廷以“五户丝”名义赐予其宁海州1万户，以“江南户钞”名义赐予其南丰州1万1千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