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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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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报告”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秘密报告 (消歧义)”。《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俄语：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罗马化：O kulte lichnosti i ego posledstviyakh），也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俄语：секр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是一篇著名的演讲，是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1956年2月25日）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1][2][3]。该报告抨击了前任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在位期间的严重错误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首次披露了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期间所进行的政治迫害和杀戮[1][2][3][4][5]。此后，赫鲁晓夫等人在苏联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去斯大林化”，苏联国内社会氛围自此开始相对活跃，经济形势也开始好转[6][7][8][9][10]。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报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冲击了东欧共产集团和中国共产党原有的主导思想，即“斯大林模式”，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混乱[4][5][7][11][12][13]。
1956年3月，英国《观察家报》最先公开报道了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演说的消息[13][14][15]。1956年4月，以色列情报机构自波兰华沙获得完整演讲稿后，以色列官员将其转送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批准下，美国政府将讲稿披露给《纽约时报》[16][17]。1956年6月5日，《纽约时报》将赫鲁晓夫的报告全文公开发表[1][2]。在苏联国内，直到1989年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全文发表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直未得到公开[18][19]。依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该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同意的，早在1955年12月，苏共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党内高层领导人受迫害的冤案[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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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20]。当时苏联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农村日益贫困，粮食出现危机，住房短缺，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数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和监狱之中（古拉格）[8][21][22][23]。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去世导致了苏联共产党党内的一系列权力斗争，直至1955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巩固了最高权力[16][24]。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次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11]。
1955年秋，关于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11]。与此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重返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11]。1955年12月3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根据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苏共十七大选举产生的苏共党内高层领导人遭到迫害的冤案[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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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前后
1956年2月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11]。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审议了波斯别洛夫专门委员会所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11][12]；该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清洗”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而且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的酷刑和逼供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11]。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了赫鲁晓夫为报告人[11][12]。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25][26]。赫鲁晓夫报告的初稿由彼得·波斯别洛夫和阿韦尔基·阿里斯托夫于2月18日提交，赫鲁晓夫作了补充和修改，又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并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于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宣读最终版本的秘密报告[11][12]。
1956年2月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代表只能凭特别请柬参会，且外国代表团没有获准参加会议（但有部分老布尔什维克等获邀成为例外）[11][12][25][26]。赫鲁晓夫在此次“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被称为“秘密报告”[12][11][25]。赫鲁晓夫的报告近5个小时，列举并批判了斯大林在位期间的严重错误，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2][3][11][12]。部分内容如下。
-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等肆颂扬个人功绩，并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企业、城市以助长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提到列宁于1924年5月给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太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列宁提出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赫鲁晓夫还公布了列宁于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信中列宁要求斯大林为他在电话中侮辱唾骂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行径向列宁夫妇赔礼道歉，否则列宁就要和他断绝关系。[3]
- 赫鲁晓夫揭露“大清洗”实际上首先从镇压苏共党内反对派开始的，斯大林首创“人民公敌”（或“人民敌人”）的罪名，将思想斗争转变成对反对派肉体上的消灭。赫鲁晓夫列举诸多材料，证明是斯大林一直在推动阶级斗争并批准违法的使用“肉刑”，还暗示基洛夫被暗杀的真正幕后黑手就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借追查基洛夫案件的凶手为名发动“大清洗”。[3]
-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包括不相信诸多有关纳粹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再加上“大清洗”期间的政治运动残害了苏联红军很多优秀的将领，以至于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遭受惨败。而在纳粹德军对苏联的突袭取得初步成功之后，斯大林又对苏联的最终胜利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一切都完结了”，此后甚至停止做任何工作，直至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当面和他谈话。此后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斯大林“按照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造成哈尔科夫战役折损几十万士兵。[3]
-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譬如在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强行将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等几个民族集体迁徙到远方，同时取消了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国，这种野蛮非人道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矛盾，影响了苏联的社会稳定[3]。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称他完全不了解农村情况，几十年不访问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而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了苏联的农业落后[3]。
- 赫鲁晓夫还批判斯大林没有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按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相隔了13年，党的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开。斯大林晚年不仅不开中央全会，连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去几次，同时架空了中央政治局，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党内重要事务被局内“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等小组取代，对此赫鲁晓夫讽刺为“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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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闭于1956年2月25日闭幕后，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最初只向苏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透露，后来参阅范围扩大到普通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但报告内容作了认真修改、小册子上加注了“内部材料”字样[12]。在苏联国内，直到1989年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全文发表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直未得到公开[18][19]。
根据俄国解密档案记载，1956年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11]。另一方面，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阎明智、周彦连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25]；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也回忆称，是于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11]。中共代表团包括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五人，由朱德任团长[25]；2月27日和28日，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还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11][25]。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还为外国共产党准备了赫鲁晓夫演讲的单行本[12]。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报告只能散发给各国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为了保密，在部分国家如瑞典、挪威、西班牙，只是把有关领导人请到当地的苏联大使馆阅读这份秘密文件[12]。
1956年3月，英国《观察家报》最先公开报道了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演说的消息，这是由英国记者约翰·雷蒂从苏联方面获得的消息[13][14][15]。同年4月，以色列情报机构自波兰华沙获得完整的演讲稿后，以色列官员将其转送给美国中央情报局[16][17]。据一些资料记载，当时中情局在世界范围内对赫鲁晓夫的讲稿悬赏100万美金[17][27][注 1]。此后中央情报总监艾伦·杜勒斯向其兄长、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建议，将赫鲁晓夫的讲稿披露给媒体[16][17]。在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批准下，美国政府将讲稿披露给《纽约时报》[16]，后者于1956年6月5日将赫鲁晓夫的报告全文公开发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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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影响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等人在苏联国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去斯大林化”，改变了诸多斯大林时期的政策[6][7][8][9][10]。苏联国内社会氛围自此开始相对活跃，经济形势也开始好转[6][7][8]；苏联工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至1960年）、第七个五年计划（1959至1965年）期间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7]。但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十分有限度，改革亦有阻力[7][29]。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通过批判斯大林，削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苏共党内保守派的影响[30]。发表秘密报告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将对斯大林展开批判，获得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大多数人的支持，但遭到了少数党内保守派一定程度的反对[11][30]；赫鲁晓夫表示，保守派之所以反对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是因为害怕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揭露，并威胁如果不同意他发表秘密报告，将把所有相关内容向整个大会公布，最终保守派被迫妥协、以推卸部分责任[30]。1957年，苏联爆发“六月事件”，赫鲁晓夫遭到苏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强力挑战，但最终在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获胜[31]。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与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宣扬和平共处路线，而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也改变了此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方针[32][33]。至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作出决议，将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进行火化，决议称“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水晶宫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在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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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所影响，20世纪的不少国家包括一些革命政权以及刚独立的殖民地，在寻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制度时，都会模仿苏联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模式，即“斯大林模式”[36]。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亡三年之后的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期间，以秘密报告地形式强烈批评斯大林主义，并推行“去斯大林化”的政策[6][7][8][9]。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惊了与会者，也震惊了世界，以致于部分与会人士当场晕厥[12][16][37]；其中，因肺炎住院的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因为遭受强烈刺激突发心脏病于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猝死[38]。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看完秘密报告后说：“报告讲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是来这里做客的，不便于讲什么”[25]；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私下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25][39]。与此同时，在赫鲁晓夫的演讲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去斯大林化”的进程符合美国的利益，并预计政策转变所引发的内部危机将使苏联陷入暂时的瘫痪，故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进行干预，任凭这次演讲成为东欧国家一系列要求民主改革的草根运动的推动力[16]。
此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冲击了东欧共产集团和中国共产党等世界各地共产党原有的主导思想，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混乱[7][12][41]。但不少曾经采纳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或多或少都跟随苏联放弃了斯大林主义，转而采纳赫鲁晓夫较开明的政策[36][41][42]。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新西兰共产党的某部分派别，却是几个显著的例外[11][36][41]。毛泽东等人指责苏共新领导层搞修正主义[43]，成为中苏交恶的重要诱因，两党于1960年起展开论战[4][5][11][41][44]；中共自行发展出“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该主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遗留下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45]。《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吴冷西后来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乱，无条理，就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错误无甚印象。”[46] 而之后在整个苏东集团国家以及蒙古当中，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中共立场的国家、坚守斯大林主义，导致1961年“苏阿决裂”[41][42]。此外，金日成对朝鲜国内“去斯大林化”的支持者展开了政治清洗，进行处决、强制流放或关入劳改营[36]；但朝鲜及北越在中国、苏联之间“脚踏两只船”，其中朝鲜在1962年10月与中国签订《中朝边界条约》、索要回长白山白头峰和天池的部分领土后，才开始向中国靠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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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后续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赫鲁晓夫，进而上台执政，实行了“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肯定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言论，并于1966年初决定终止“去斯大林化”[47]；新领导层试图在斯大林的功过评价问题上寻找平衡，此时尽管支持“去斯大林化”的力量还存在，但已无法对官方和民众产生巨大影响[9][10]。在此期间，知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尤里·丹尼尔因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控犯有“诽谤罪 ”投入劳改营，《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被苏联官方驱逐出境，《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作者费尔德宾则受到克格勃特工的追杀[47]。勃列日涅夫还在1979年斯大林诞辰100周年时发行了照相纸年历纪念册，并且在1969年斯大林诞辰90周年时，在列宁墓背后的克里姆林宫城墙下中立起了斯大林的一座半身铜像，与基洛夫、伏罗希洛夫等人并列[47]。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重新把伏尔加格勒恢复为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之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开始采取各类方法，树立对其自身的个人崇拜，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陆续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以确立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47][48]。
国际上，在1964年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看来，苏联仍然是修正主义的延续，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49]；其中朝鲜是在内部文件中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但在公开场合中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41][50]。但在西方各国和苏联国内的主流观点看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却被视为是斯大林主义的恢复，主要体现在之后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官僚“干部队伍的稳定”，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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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52]，而第二次“去斯大林化”的浪潮也是当时戈尔巴乔夫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且持续时间长、强度更大[9][10]。一批历史档案开始对外开放，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也逐渐从劳改营或国内流放地释放回来，譬如1986年底，著名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从流放地高尔基市返回莫斯科[52]。《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主流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52]。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987-1988年间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达到了高潮[52]。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首次在苏联境内发表[18][19]。
1990年7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再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清楚地写道：“极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52][53] 在其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赫鲁晓夫时期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朝社会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不过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还有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这个“深层基础”就是“斯大林体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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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欧地区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推行“去共产主义化”运动，并展开了民主化转型[55][56][57]。2008年，梅德韦杰夫出任俄罗斯总统至2012年，“去斯大林化”出现第三次浪潮[9][10]。期间，乔治亚当局于2010年在斯大林出生地戈里拆除了斯大林铜像[58]。
2025年7月5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报告和选举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是错误的，这是一份错误且带有政治偏见的评价[59]。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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