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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血吸虫病在日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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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血吸虫病是一种由日本血吸虫引起的寄生虫病，曾在日本国内特定地区长期流行。在病因不明的年代，此病因其腹部严重肿胀（腹水）等独特症状，被视为一种恐怖的“奇病”，尤其在山梨县的甲府盆地一带，此病被称为“地方病”（ちほうびょう），带给当地居民极大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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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府盆地
利根川沿岸
小柜川下游流域
浮岛沼
片山地区
筑后川沿岸
日本国内过去的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地区
此病的病原体日本血吸虫的活体于1904年在日本国内被首次发现，其后其中间宿主淡水螺宫入贝，以及经由皮肤接触尾蚴的感染途径也相继查明，终于揭开了这种神秘疾病的面纱。以此为转捩点，日本医学界、政府与居民展开了长达近百年的全国性防治工作。这场艰钜的斗争结合了药物治疗的开发、以地方社区为主体的灭螺行动，以及将疫区水道水泥化等大规模的环境改造工程。
最终，日本于1978年确认最后一例新增感染者，并于1996年正式宣布扑灭此病，成为世界上唯一成功根除日本血吸虫病的国家[2][3][† 1]。这段从对抗未知疾病到成功根绝的历程，不仅是日本近代公共卫生史上的重要篇章，其防治经验也为至今仍受此病困扰的中国、菲律宾等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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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此病何时开始在山梨县被称为“地方病”[† 2]，目前尚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可知在明治20年代（1887-1896年）初期，甲府盆地的当地开业医之间已开始使用“地方病”这一称呼[8][9]。
医学上称之为“日本血吸虫病”，是在发现病原寄生虫、查明病因之后的事。然而在山梨县内，即使在病原查明后，直到今天，“地方病”一词仍被普通市民乃至行政机关广泛使用并固定下来，一般指地方性流行病的“地方病”一词，已成为“日本血吸虫病”的代名词。
由于腹部会极度肿胀，此病在古代被称为水肿胀满、腹胀病等。从以下史料文献的记载来看，这种“地方病”至少在近世时期就已在甲府盆地流行[10]。
《底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
酒井宪二解题[11]。
在近世初期（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成书的兵书《甲阳军鉴》第五十七品中，记载了甲斐武田氏遭织田信长攻击而衰亡之际，武田家臣小幡昌盛（小幡丰后守）因重病无法随军，透过同僚土屋昌恒向主君武田胜赖告别的场景。文中描述小幡的症状为“积聚之胀满”。积聚是东洋医学中指腹部异常的术语，胀满则指腹部单独肿胀的状态。“积聚之胀满”即指因腹部疾病导致腹部肿胀。此外，他乘坐笼舆（轿子）前往主君胜赖处，显示当时昌盛已无法行走。这些描述被认为与地方病的典型症状相符[12]。原文翻译如下：
此事发生于天目山之战前夕的天正10年3月3日（儒略历1582年3月26日[13]），胜赖一行放弃新府城的防守，前往岩殿山城途中，在甲斐善光寺门前所发生的事。小幡丰后守（小幡昌盛）于三日后去世。有观点认为《甲阳军鉴》的这段描述与地方病的症例相似，若此说成立，这便是记录地方病的最古老文献[10][14][15][16]。
之后，在江户时代中期的元禄年间（约1700年），流传著一种称为“水肿胀满”之药的民间疗法。到了明治时期，源于此法的“通养散”在龙王村（现甲斐市龙王）一带贩售[10][12]。此外，江户时代后期的文化8年（1811年），居住在甲府盆地西南部市川大门的医师桥本伯寿[17]所著的医书《翻译断毒论》[18]中记载：“甲斐之中郡（なかごおり[† 3]）水肿多”，描述了当时的情况[19]。
许多地方病患者在初期会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有些轻症患者仅有初期症状便痊愈。但若反复感染转为慢性重症，随著时间推移，患者手脚会变得瘦弱，皮肤发黄，最终因腹水导致腹部严重肿胀，无法自理生活而死亡[20]。
以今日的医学观点来看，寄生虫（日本血吸虫）的虫卵在肝脏等器官积聚，导致肝功能衰竭，进而发展为肝硬化。患者血管内不断产生的虫卵会堵塞静脉，引发栓塞，使无处可去的血流集中于肝门静脉，导致血压异常升高。结果门静脉高压加剧，伴随腹部静脉怒张（麦杜莎之头，caput Medusae）及腹腔内血浆渗出造成的腹水。最终，食道静脉瘤破裂等致命的并发症成为直接死因[21][22]。此外，肝硬化也常发展为肝癌。虫卵还可能随血流进入脑部积聚，引发偏瘫、失语症、痉挛等严重的脑部疾病[23][24][25]。
甲斐国（现山梨县）的人们从小耳濡目染，知道一旦腹部因腹水肿胀如鼓，便无药可救，必死无疑。而且，发病者多为贫穷农民，富有人家几乎无人罹患[26]，因此推测许多患者未经就医便已死亡。从具备地方病感染机制知识的现代角度来看，农民易于罹患的原因显而易见。但在缺乏近代医学知识的时代，这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奇病，甚至被视为佃农的职业病、生于甲府盆地之人的宿命。
- 水肿胀满，茶碗碎片
- 夏日消瘦，冬日枯槁，偶尔发福，已是腹胀
- 意指平时生活贫困而消瘦，若能“发福”，那也只是罹患腹胀病之时[19]。
此外，由于发病者多集中于特定地区，从幕末文久年间开始，便流传著感叹女儿嫁往流行地区的民谣[14]：
- 〽 嫁にはいやよ野牛岛（やごしま）は、能蔵池葭水（のうぞういけあしみず）饮むつらさよ（35°40′6.4″N 138°28′47.2″E）[† 4]
（翻译：死也不嫁野牛岛，能藏池的芦苇水，喝得好苦啊。）
- 〽 竜地（りゅうじ）、団子（だんご）へ嫁に行くなら、棺桶を背负って行け（35°41′43.2″N 138°29′54.7″E）[† 5]
（翻译：若要嫁到龙地、团子，就背著棺材去吧。）
- 〽 中の割（なかのわり）に嫁へ行くなら、买ってやるぞや経帷子に棺桶（35°41′9.6″N 138°26′32.5″E）[† 6]
（翻译：若要嫁到中之割，就给你买好寿衣和棺材。）
这些悲伤的口碑与民谣，流传于过去甲府盆地的疫区[12][28][29]。
对于连寄生虫的存在都一无所知的当时人们来说，这种奇病的原因，以及为何只在特定地区多发，一切都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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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明治7年）11月30日，位于甲府盆地西南端的宫泽村与大师村（现南阿尔卑斯市甲西工业园区附近的户长西川藤三郎，召集了两村共49户的户主，提议迁村[10]。该村附近位于甲府盆地海拔最低的湿地，是水肿胀满，即地方病的重灾区。当时此奇病的病因虽未查明，但农民们知道，在高处的村庄几乎无人患病。他们感到若再不行动，全村将会灭绝，因此做出了迁村的艰难决定。
当时明治维新刚过不久，仍处于无法轻易抛弃居住地的封建制度时代，全村迁移的居民运动自然不被允许。然而，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因奇病痛苦死去，村民们迁村的决心异常坚定，年复一年地提交迁村陈情书。直到三十多年后的明治末年，明治新政府才终于听取了村民的愿望，批准了迁村[30]。
在日本国内，因地方病等风土病而整村迁移的，仅此一例。地方病的发病率虽有差异，但已蔓延至甲府盆地的各个角落，盆地内的大多数农民，都在对这种不明真相、看不见的恐怖疾病的恐惧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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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解明期
从明治中期到大正初期，这种原因不明的奇病，其病因机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被逐步解开，包括虫卵的发现、病原体（日本血吸虫）的发现、感染途径的查明，以及中间宿主（宫入贝）的发现。
1881年（明治14年）8月27日[31]，一份开启此奇病病因解明之路的请愿书被提交了上来[10]。东山梨郡春日居村（现笛吹市）的户长田中武平太，向当时的山梨县令藤村紫朗[† 7]提交了《关于水肿胀满之御指挥请愿书》[32]。该村自古以来地方病流行，但全村约60户中，东西两端无病，仅中央的小松地区（35°39′50.3″N 138°39′41.3″E）有病。因此，他附上标示发病地区的村庄略图，请求调查病因[28][33]。请愿书中写道：“原因全然不明。是水之故？是土之故？抑或是身体之故？呜呼悲哉，困苦之状不忍卒睹。”这份请愿书，是村民们悲痛的呐喊[34]。
1884年（明治17年），县府派遣医师对小松地区的患者进行诊察，并调查了饮用水（井水）等居住环境，但仍未查明病因[35]。1887年（明治20年），县医院院长长町耕平及医官进行了当时刚普及的粪便检查，结果发现了一种虫卵，推测可能是一种钩虫[36]。然而，这究竟是什么卵，以及与此病的关联，在当时仍是未知数[37]。
同时期的1886年（明治19年），负责该地征兵检查的军医石井良斋发现，来自中巨摩郡及北巨摩郡特定疫区村庄的20岁左右役龄青年，大多身高仅140多公分，如孩童一般，腹部因腹水而肿胀，手脚瘦弱，面色苍白。这显然是该地特有的营养不良[15][38]。如此严重的发育不良集中发生在特定地区，令走遍日本各地的石井军医也大为震惊。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富国强兵是国策[地方病博士 1]，大量不适合服役的体弱者出现，被视为极其严重的问题。接到石井报告的军部高度重视此事，强烈要求山梨县知事藤村紫朗查明原因。知事也不得不严肃对待军方的意向，此后，行政部门开始认真投入地方病的防治工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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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15年后的明治45年6月上旬，由当时的东八代郡同盟医师会建立[39]。（摄于2011年5月）
居住在石和（现笛吹市）的医师吉冈顺作，对此奇病深感兴趣，是早期详细诊察患者、尝试以近代西医学方法探究病因的医师之一[40]。此病初期伴有腹痛、血便、黄疸，之后引发肝硬化，最终因腹水积聚而死亡。从这些临床症状来看，病因显然在肝脏或脾脏。但即使是不饮酒的幼童也会发病，因此显然不同于酒精性肝病。
吉冈绘制了患者的地区分布图，发现罹患者的分布沿著笛吹川的支流河道水路。此外，疫区流传著一些告诫孩童的禁忌与迷信，如“萤火虫虽美，捉了肚子会肿得像鼓一样死去”、“捉了鹡鸰肚子会肿起来死去”[41]。
从这些线索中，吉冈推测此奇病与河流或水本身有某种关联。但病因依然不明。束手无策的吉冈最终决定，只能对死者进行病理解剖，直接确认病变。然而在当时，别说解剖，就连手术开腹都被视为极其恐怖之事，据说平时威风的男性，一听说死后要被解剖，也会极度恐惧[42]。实际上，在明治中期的山梨县，尚无一例解剖案例[42]。
1897年（明治30年）5月下旬，一位病危的女患者主动提出遗体捐赠。她是居住在甲府与石和之间水田地带的西山梨郡清田村（现甲府市向町）的农妇杉山中，时年54岁[26][43][44][45]。中在40岁过后身体出现异状，地方病的症状逐渐加重，50岁后出现典型的水肿症状。吉冈医师曾数次为她进行穿刺排除腹水，但效果不彰，最终无计可施。
中问道：“顺作先生，我肚子里的地方病到底是什么原因？”病因不明的吉冈只能回答：“病因在肝脏是肯定的，但详情只能打开肚子直接检查肝脏才能知道。”[46]
“我虽生于此新时代[† 8]，却不幸罹患此难病，虽受众多医师仁术，然病势日重，终至无法起身，命在旦夕。
我年过五十，已无遗憾，但报效此世之志未酬。若能将此身解剖，探其病因，以供日后之参考，我死亦可瞑目。”
我年过五十，已无遗憾，但报效此世之志未酬。若能将此身解剖，探其病因，以供日后之参考，我死亦可瞑目。”
信赖吉冈医师的中，虽怨恨为何只有甲州人要受此残酷疾病之苦，但仍希望自己的身体能有助于查明病因，遂向家人告知了希望死后解剖的意愿。
家人起初虽感惊讶，但理解了中的恳切心情，同意并告知了吉冈。在当时，患者生前主动提出解剖是极为罕见之事[42]，吉冈为此感动落泪，与家人一同记录下她的遗愿，于1897年（明治30年）5月30日，连同亲属签名，向县医院（现山梨县立中央医院）提交了《遗体解剖御愿书》。县医院第六代院长下平用彩与县医师会接到献体申请后，惊讶之馀拜访了杉山家，为医疗的无力未能挽救其生命而亲自向中致歉，并含泪再三表达感谢[46]。
杉山中在提交解剖申请六天后的6月5日去世。依其遗言，次日6月6日下午2时，在杉山家的菩提寺盛岩寺（位于现甲府市向町的庭院内，由县医院院长下平用彩医师主刀[† 10]，在吉冈等四名助手的协助下进行了解剖[48][49]。
这次解剖，即今日所谓的“大体老师”，不仅是地方病患者的首例，更是山梨县史上的首次病理解剖[42]，因此吸引了甲府附近多达57名医师、开业医前来参加[48]。此事于两天后的6月8日，在山梨日日新闻上，连同东山梨东八代医师会会员总代表吉冈顺作本人所写的长篇悼词一同被报导[50][51]。
从遗体中取出的肝脏、胆管、脾脏、部分肠道被浸泡在酒精中保存[† 11]。参与的医师们确认，肿大的肝脏表面散布著许多白色斑点。与一般的肝硬化不同，肝脏表面附著著白色纤维状物质，肿大的门静脉中可见多处堵塞[32][52]。门静脉的肿大，正是解开此病病因的关键线索。
在盛岩寺的户外解剖现场，参与的医师中，有一位日后对解开此奇病病因起到重大作用的年轻医师——三神三朗[53]。
在中巨摩郡大镰田村二日市场（现甲府市大里町）开设内科诊所的三神三朗[† 12]，毕业于济生学舍（后来的日本医科大学）后返回山梨开业，解剖时年仅24岁[55]。三神内科[56]）所在的大镰田村是甲府盆地中央的地方病疫区之一，在三神内科，除衰老外，患者的死因几乎都是这种奇病。
三神从县医院的病理技师处得知：“杉山中的肝脏内有许多以变形虫卵团为中心的结节，同样的虫卵与结节也见于肠黏膜，虫卵的大小明显大于已知的寄生虫十二指肠虫卵（钩虫）”，他确信这种奇病与一种未知的新寄生虫有重大关联[36]。他自费购买了当时价格昂贵的德国进口显微镜，收集多名患者的粪便，从中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大型虫卵，并以“关于肝脾肿大”为题，于1900年（明治33年）在《山梨县医师会会报第3号》上发表了报告[57][58]。该会报还刊登了主刀解剖杉山中的下平用彩医师及军医石井良斋关于此病的报告，使得查明此奇病病因的呼声高涨，成为县医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59]。
从多名患者粪便中发现的虫卵，使寄生虫病的可能性大增。1902年（明治35年）4月15日，山梨县医学会在县医院邀请了县内外研究人员，召开了题为《关于山梨县某种肝脾肿大之原因》的讨论会[60]。
当时日本的寄生虫研究刚起步，但来自日本各地的病理学研究者，包括在佐贺县筑后川流域研究类似疾病的长崎医科大学教授栗本东明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三神发表了从患者粪便中发现的新虫卵，并主张产下此卵的母虫正是地方病的元凶[10]。然而，有人质疑肝脏组织内的虫卵与经消化道排出的粪便中的虫卵是否为同一种，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三神无言以对。
讨论会上还发表了杉山中之后数例解剖的所见，因肝脏组织内的虫卵呈树枝状排列，有意见认为母虫可能是在肝脏内产卵；也有意见认为是已知的肝吸虫。更有甚者，因其仅在特定地区流行，提出可能非寄生虫病，而是因狭窄地域内反复通婚造成的遗传性疾病[61]——这种对当事者而言近乎诽谤的意见。最终，讨论会未能就肝脾肿大的原因与此不明寄生虫卵的因果关系达成共识[62]。
参加此次讨论会的，还有日后与三神一同发现此寄生虫病原体——日本血吸虫的桂田富士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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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田富士郎是加贺国大圣寺藩（现石川县加贺市）出身的病理学家，时任冈山医学专门学校（现冈山大学医学部）教授，年仅35岁。他也是当时冈山县西南部流行的另一种寄生虫病（肝吸虫病）的研究者[63]。
1904年（明治37年）春，在山梨的讨论会上与三神意气相投的桂田，从冈山来到山梨三神的家中，两人一同在甲府盆地各处诊察患者并进行粪便检查，从数人的粪便中再次确认了三神先前发现的疑似新品种的虫卵[62]。此外，他们重新详细检视了县医院提供的杉山中等三人的病理标本，将显微镜倍率提高后，从大小和形状判断，这三例肝脏中的虫卵与粪便中发现的虫卵完全相同[64]。
桂田注意到这种不明虫卵没有卵盖。凭借在德国留学培养的鉴识能力，他意识到，虽然肝吸虫、肺吸虫等多数吸虫的卵有盖，但无盖的吸虫卵仅知有分布于非洲、中东的埃及血吸虫，而此虫卵在形态上与埃及血吸虫卵相似。
不过，当时虽已确认埃及血吸虫的成虫寄生于膀胱周围的静脉（因在患者血尿中发现虫卵），但其感染途径及生活史等仍未完全解明，正处于欧洲寄生虫学家们的研究阶段[65]。
桂田还推断，有卵盖的肝吸虫等是雌雄同体，自我繁殖；而无卵盖的埃及血吸虫则有雌雄之分。因此，他预测产下甲府发现的这种不明虫卵的母虫，应为雌雄异体[64]。
基于这些观察，加上患者在使用泻药后会发现大量虫卵，但仅有卵而无虫体排出，桂田与三神认为，这种寄生虫并非寄生于胆管、肠道等消化系统的传统类型，而是寄生于与消化器官相关的其他器官，例如血管内部，并怀疑是连接肠道与肝脏的肝门静脉。他们认为，若能从患者的肝门静脉中找到产下此卵的新种寄生虫本体，将是解开谜团的重大突破[64]。
此奇病，即日本血吸虫病，不仅感染人类，也感染其他哺乳动物。因此，在甲府盆地各处，常可见到腹部肿胀的牛等家畜及野犬等哺乳动物。
基于此，桂田与三神决定解剖一只腹部肿胀、高度疑似患有此病的家猫（雌性），名叫“姬”[66]。1904年（明治37年）4月9日，他们在三神的诊所解剖了这只猫，但因桂田在冈山医大的行程紧凑，无法进行需要细致操作的详细检验，便将取出的肝脏与肠道浸泡在酒精中保存，带回冈山的研究室[67]。
（上）从三神三朗的家猫“姬”的肝门静脉中发现的虫体断片素描。
（左下）从国母村（现甲府市国母）一名18岁男性的粪便中发现的虫卵素描。
（右下）从县医院提供的“杉山中”的肝脏标本中发现的虫卵素描。
一个半月后的同年5月26日，终于有空的桂田，从保存在酒精中的猫的肝门静脉内，发现了约1公分长的新种寄生虫（尸体）。但虫体有缺损，并不完整。桂田认为必须确认活体，遂携带检验所需器具，于7月下旬再次拜访甲府的三神[69]。
接到桂田将再次解剖的通知，三神准备了与上次情况相似的猫。两人锁定门静脉进行解剖，预测果然命中。他们从猫的肝门静脉中，发现了雄虫24只、雌虫8只，其中5对呈雌雄抱合状态，共计32只活体虫[36][70][71]。时为1904年（明治37年）7月30日[† 13][† 14]，这便是日后由桂田命名为日本血吸虫（学名：Schistosoma japonicum）的奇病病原寄生虫被发现的瞬间[72][73]。
桂田为求慎重，确认了解剖猫的肝脏与肠壁中的虫卵，以及新寄生虫雌虫卵巢内的虫卵，与杉山中等人的病理标本中的卵完全相同，从而证实了此新寄生虫与地方病的因果关系[74]。次月8月13日，他在官报6337号上报告了新寄生虫的发现[75][76]，并以德语发表了论文，因该寄生虫寄生于血管内且在日本发现，故将其新种命名为Schistosomum japonicum 日本血吸虫（后改名为Schistosoma japonicum）。
值得一提的是，次年1905年，在新加坡任职检疫官的英国医师[† 15]卡托，从一名因霍乱死亡的患者（来自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遗体中发现了同样的寄生虫，并命名为卡托血吸虫。但因桂田前一年的德文论文报告在先，根据命名法规，世界医学界追认桂田为第一发现者。发现新寄生虫的伟业与第一发现者的荣誉，若无三神的理解与合作是无法达成的，桂田在论文中对三神三朗表达了最高度的赞扬[77]。
日本血吸虫在连接肠道与肝脏的肝门静脉中，以宿主的红血球为食，雄虫抱著雌虫寄生，雌虫在门静脉中产卵。本应在血管（血液）中产下的卵，之所以会经由消化系统随粪便排出，是因为被运送到肠道附近肠系膜血管的卵会释放出蛋白酶，溶解周围的肠壁，使卵掉入肠道内。另一方面，随血流移动的虫卵会积聚在肝脏，同样释放的蛋白酶会导致肝脏内形成结节并纤维化，长期积累后便引发肝硬化[78]。
后续研究查明，日本血吸虫的寄生方式与其他已知寄生虫（如寄生于肠道或胆管产卵的寄生虫）完全不同[21]。
虫体的发现虽确定了此奇病为寄生虫病，但下一个课题是解开成虫体长达1至2公分的日本血吸虫是如何感染人类，并寄生于血管而非消化系统的生态机制（生活史）。
确定为寄生虫病后，对人类感染途径的解明工作随之展开。当时有两种假说：一是经由饮用水的粪口途径感染说，二是经由皮肤的经皮感染说。在甲府盆地，如前述民谣所唱“能藏池芦苇水，喝得好苦啊”，有些地区相信是饮用水致病；但也有不少农民怀疑是经由皮肤感染。疫区的农民们凭经验知道，进入水田或河流后，手脚会出现红肿发痒的接触性皮肤炎，当地人称之为“泥巴皮肤炎”[79]，而罹患此奇病的人，必定先经历过泥巴皮肤炎[80][地方病博士 2]。
然而，若感染源是饮用水，人无水无法生存[† 16][† 17]；若是经皮肤感染，叫农民“别下田”等于剥夺其生计[† 18]。在那个难以转行的时代，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佃农，只能怀著对奇病的恐惧与半放弃的心态，继续在水田中劳作，进行著赌上性命的稻米生产[81]。
东八代郡祝村（现甲州市胜沼町）出身、时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医局员的土屋岩保，于1905年（明治38年）7月在甲府盆地各处进行了哺乳动物调查。
土屋在解剖的狗与猫的门静脉中发现了大量日本血吸虫成虫，但在门静脉以外的血管中却未发现。他因此主张：“若为经皮感染，门静脉以外的血管也应有虫体。仅在门静脉发现，应是病原的虫卵或幼虫经口进入，在到达胃之前，从食道或咽喉等内壁侵入，最终到达门静脉”，提出了经口感染说。
土屋的观点获得了许多医学家与研究者的赞同。除黄热病、疟疾等由蚊子叮咬传播的传染病外，当时寄生虫学已知的感染途径，如十二指肠虫等，大多是经由饮食的经口感染。
这种寄生虫学界的既有观念，也助长了对土屋主张的支持[82]。
虽然缺乏确证，但经口感染说逐渐传开，甲府盆地的疫区严禁直接饮用河水或沟渠水，并强制要求将饮用水煮沸杀菌。然而，新增感染者仍不断出现，情况并无改善，对经口感染说的质疑也随之而起[83]。疫区居民及行政相关人员都强烈要求查明感染途径究竟是饮用水还是皮肤接触。为此，两位研究者于1909年（明治42年）6月进行了动物实验。
日本血吸虫的发现者桂田富士郎，与冈山医专的长谷川恒治一同，在冈山县小田郡大江村西代地区（现冈山县井原市高屋）的疫区水田，用狗和猫进行了实验。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藤浪鉴则在金泽医专的中村八太郎及片山地区开业医吉田龙藏的协助下，于广岛县深安郡川南村片山地区（现广岛县福山市神边町片山）的疫区水田，将17头牛分为四组进行实验，试图为感染途径的争论画上句点[84]。
藤浪与土屋同为经口感染说的支持者，他满怀信心地认为，这次实验中，乙、丁两组会感染，而设想经皮感染的甲组绝不会感染。然而，实验结果却与藤浪的预期相反。预防了经皮感染的丙、乙两组完全未感染，而预防了经口感染的甲组却全部感染（两种感染途径皆未预防的丁组，自然也感染了）。同样，桂田的动物实验也得出了经皮感染的结果[87][88]。
此外，京都帝国大学皮肤科的松浦有志太郎，进行了一项以自身为实验对象的决死感染实验，他将手臂浸泡在从片山地区水田采集的水中。松浦也是经口感染说的信徒，且从皮肤科的专业角度对经皮感染说抱持怀疑[89]。松浦在疫区停留期间，所有饮食物皆经煮沸，并谨慎观察皮肤是否出现红肿。前两次自我感染实验并未成功，但第三次实验中，松浦终于被感染。
与藤浪等人动物实验几乎同时期的1909年6月下旬，松浦在农民所说会引起皮肤红肿的水田中，右脚未做任何防护，左脚穿上橡胶绑腿，在疫区水田行走了数小时。结果，仅有未防护的右脚，从脚背到膝盖浸水处，出现了带有搔痒感的红斑。隔天红肿虽退，但实验约一个月后，已返回京都研究室的松浦感到身体不适，半信半疑地自行进行粪便检查，竟在自己的血便中发现了日本血吸虫的虫卵，之后一段时间内持续排出虫卵。幸运的是，进入10月后，松浦的身体状况稳定下来，病情未再恶化，但这次实验结果，也为经皮感染的验证提供了佐证[87]。
图片来源：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公共图像库，1986年。
得知三人的实验结果，其他医师与研究者一时难以置信，半信半疑。寄生虫能经由皮肤感染，在当时的医学界常识中是无法想像之事[90]。主张经口感染的土屋岩保也无法放弃自己的学说，于1910年（明治43年）8月，在西山梨郡甲运村（现甲府市横根町）的十郎川（35°39′26.5″N 138°36′46.8″E），仿效桂田与藤浪，将多达65只狗分组进行了追踪实验[† 19]。
深信经口感染的土屋，实验结果却与自己的主张完全相反，与藤浪、桂田的实验结果一致。他不得不承认经皮感染，并向山梨县知事报告“地方病的感染是经由皮肤”，学界的意见也统一为经皮感染[66]。
农民们所称的“泥巴皮肤炎”，正是日本血吸虫的幼虫（下节将解说的尾蚴）穿破终宿主哺乳动物的皮肤侵入时所引发的炎症，今日称为尾蚴皮肤炎（Cercarial dermatitis），ICD-10编码为B65.3[91]。
查明人类的感染途径并非经由饮食，而是经由水媒介的皮肤接触，预示了日后预防工作的艰钜。若为经口感染，尚可透过煮沸饮食来预防；但若是经由肉眼看来清澈无污的小溪、水田等自然水的经皮感染，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即使是健康的皮肤也会被感染的日本血吸虫病，其预防措施极为困难，如后所述，要扑灭此病，耗费了漫长的岁月[92]。
由左至右：
卵 (70-100µm × 50-100µm)
毛蚴 (0.1mm × 0.04mm)
胞蚴（长0.5-0.6mm，宽0.17-0.2mm）
尾蚴（长0.16mm-宽0.095mm）
成虫（雌16mm-20mm × 0.3mm，雄9.5mm-19.5mm × 0.5mm）[93]
感染途径确定为经由皮肤。但土屋又陷入了新的困惑：从人类或动物等终宿主的粪便中排出的日本血吸虫卵，孵化后在水中如何发育为幼虫，并再次钻入人类或动物的皮肤？
土屋将从粪便中虫卵孵化出的仔虫（称为毛蚴）放入水中，再将猫、鼠的脚浸泡30分钟，观察是否感染，但过了10天、1个月，猫、鼠皆无变化，粪便中也未见虫卵。他猜想刚孵化的毛蚴可能不具感染力，于是改用孵化6小时后的毛蚴实验，结果仍未感染。不仅如此，孵化后的毛蚴随时间流逝而死亡，48小时内全部死绝。无论是在流动的水中、有阳光的户外，还是微调孵化后的时间，重复各种实验，结果都一样[94]。由此可知，从虫卵孵化的仔虫毛蚴，无法直接感染哺乳动物，且在两天内便会死亡。
深思熟虑后，土屋得出结论：“毛蚴必定以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为中间宿主。在中间宿主体内，它们会成长为适合感染人体的形态。”[95]
1909年（明治42年），山梨县医师会会长喜多岛丰三郎设立了山梨地方病研究部，土屋担任其专任技师。1911年（明治44年）3月，土屋任期结束，受聘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其职位由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的宫川米次接任[96]。宫川是率先赞同土屋所提中间宿主必要性的人物，桂田、藤浪、三神等人也同样认同中间宿主的存在[97]。
成为地方病研究部专任技师的宫川，立即著手新的验证实验，目的是要弄清刚感染哺乳动物的日本血吸虫幼虫（幼体）是何种形态。他选择疫区之一的中巨摩郡池田村（现甲府市新田町）的贡川为实验地，从非流行区的东京运来大量兔子和狗，将其浸泡在河水中。日后，宫川从实验动物的股静脉抽血，在血液中确认了一种与毛蚴形态不同的幼虫。这是在吸虫类发育为成虫前一阶段的形态，寄生虫学上称为尾蚴[98]。
此验证确定了，从粪便中虫卵孵化的幼体（毛蚴）与经皮肤感染的幼体（尾蚴）形态不同，证实了日本血吸虫发育至成虫的过程中，需要中间宿主[99]。
寻找中间宿主的工作开始了。北巨摩郡塩崎村（现甲斐市双叶地区）出身、任职于新潟医科大学的川村麟也等数位研究者，在疫区采集了各种生物进行反复验证。1912年（明治45年）5月，山梨县医师会地方病研究部在西山梨郡住吉村（现甲府市住吉）设立了中间宿主研究用的试验池。次年6月，又在中巨摩郡西条村（现中巨摩郡昭和町）的开业医杉浦健造的住宅兼诊所内设置了感染试验用的试验田，由杉浦进行各种实验与考察[100]。
杉浦认为，广泛分布于疫区水道的川蜷可能是中间宿主。参与解剖杉山中的吉冈顺作也认为是川蜷，并请求土屋岩保协助实验。两人将川蜷放入水箱中，让毛蚴在其中孵化，进行了反复实验，但未能证实[101]。
Oncomelania hupensis nosophora
成贝壳长7-8mm，壳径2-3mm。螺层为7-9层，螺顶的1-2层常有缺损[102]。
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直到次年1913年（大正2年）夏天才被确定。九州帝国大学的宫入庆之助与其助手铃木稔，在佐贺县三养基郡基里村酒井地区（现鸟栖市酒井东町[† 20]）发现了一种体长约8毫米的淡水螺，并证实了其为中间宿主[103]。
宫入与铃木在酒井地区一条被居民称为“有毒沟渠”、因下水即会感染而令人畏惧的沟渠（水道）中发现了这种小螺。他们借用当地民宅的一间房，住宿约一个月，反复进行验证。他们确认，从虫卵孵化的毛蚴会侵入螺体，在螺体内由母胞蚴变态为子胞蚴，并持续分裂，最终发育为尾蚴，从螺体内游出至水中。他们将此过程连同记录整理成论文[104]。
此结果于同年9月，以《关于日本血吸虫发育之补充》为题，发表于当时的周刊医学杂志《东京医事新志》（第1836号）[105][103]，震惊了当时致力于此病研究的医师与学者们[106]。
当时的问题在于物种的鉴定。若不知此螺的真实身份，便无法判断它是遍布日本，还是仅栖息于日本血吸虫病疫区。多位研究者与学者根据论文中的黑白照片怀疑是川蜷，宫入本人也认为可能是川蜷的亚种，遂委托九州帝国大学理学部进行鉴定。结果发现，川蜷的螺层应为4层，而此螺却有7至9层，不仅各国论文无记载，连大英博物馆发行的最新世界贝类分类表中也未见收录，证实为一种新种贝类[107]。
此贝由Robson命名为新属新种Katayama nosophra。但后来发现，先前记载的中国产螺类Oncomelania hupensis与其同属，故改名为Oncomelania nosophora[108]。现在有时被视为O. hupensis的一个亚种O. hupensis nosophora[109][110][111]。
在日本的和名方面，为向备后国（现广岛县东部）的汉医藤井好直于江户时代后期1847年（弘化4年）记述此病症状的《片山记》[112]致敬，发现者宫入提议称之为“片山贝”（カタヤマガイ）[113]。
次年，宫入为调查而访问山梨县，在甲府盆地的疫区也确认了大量与佐贺发现的同种螺类[114]。山梨的地方病相关人士为表彰宫入博士的功绩，将此贝称为宫入贝（ミヤイリガイ）[† 21][66][115]，“片山贝”与“宫入贝”两个和名、通称便开始并用。尤其在山梨县，“宫入贝”的称呼被广泛使用，并沿用至今。此外，在冈山县高屋川流域的疫区，则以方言称之为“七卷贝”（ナナマキガイ）[116]。
确定中间宿主为宫入贝，意义极其重大。若日本血吸虫在发育过程中仅能寄生于宫入贝，那么只要能灭绝宫入贝，便能切断日本血吸虫的生活史，理论上就能控制新病例的发生。反之，没有宫入贝栖息的地区，也就不会有此病。长期以来，此奇病仅在特定地区流行的谜团，也随之解开。
此发现也对国外的寄生虫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两年后的1915年（大正4年），在埃及证实了埃及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是椎实螺的一种；同年又查明曼氏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是扁卷螺科的螺类。宫入贝的发现，奠定了今日寄生虫学的基础——即感染人类的吸虫，其中间宿主多为淡水螺类等软体动物，对世界血吸虫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17]。
疾病扑灭期
随著宫入贝的发现，长期困扰人们的地方病的病因与机制全部解明，扑灭此病的行动也随之展开。相较于病因在短时间内被查明，扑灭此病却耗费了极其漫长的岁月。研究人员、当地居民等各方人士团结一致，在治疗方法的开发、感染源的控制、宣导教育，以及扑灭宫入贝的行动中，不断摸索，同步推进。本节将按各项对策分别记述其时序。
病原体（日本血吸虫）的发现、感染途径的查明，以及中间宿主（宫入贝）的确定，从预防地方病角度看是巨大的成果。但对已感染的患者而言，治疗却极为困难。因为日本血吸虫是寄生于血管内的寄生虫，无法像驱除寄生于消化道的蛲虫等寄生虫那样，仅用驱虫药将其排出体外。
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各种驱除血管内寄生虫的方法。返回东京帝大传染病研究所的宫川米次，于1918年（大正7年）至1923年（大正12年）间，与制药公司万有制药合作，开发了以酒石酸锑等化合物为基础的驱虫药——斯梯勃那（Stibnal: sodium-antimony-tartrate）[118]。在宫川与土屋的推荐下[119]，山梨的三神三朗受托进行治疗实验[120]。
三神以300多名患者为对象进行的临床试验[121][122]证实，该药能破坏寄生于门静脉的日本血吸虫的卵巢功能，使其无法产卵，从而使患者粪便中的虫卵消失。该药于1923年（大正12年）12月投入使用[123]。但此疗法极为困难，需要进行二十多次技术难度高的静脉注射。此外，半金属锑的副作用会引起全身关节剧痛、恶心、呕吐等，对患者的身体负担极大[124]。
直到约半世纪后的1970年代，德国制药公司拜耳开发出副作用较小的口服锭剂新药吡喹酮，斯梯勃那一直是治疗地方病的唯一药物[125]。然而，无论是斯梯勃那还是吡喹酮，都只是杀灭体内日本血吸虫的药物，无法清除已积聚在患者器官内的卵壳。换言之，地方病的治疗仅为对症治疗，无法治愈。
经皮感染侵入体内的尾蚴，在发育为成虫（日本血吸虫）前不会产卵，许多患者在此期间并无自觉症状。因此，大多数患者是在出现血便、腹水等症状恶化后才就医。若不能及早发现，治疗将更为困难。新药斯梯勃那，理想上应在虫体性成熟产卵前使用，效果最佳。即便无法做到，也应在虫卵积累尚少时尽早开始治疗，因此早期发现、早期诊断至关重要。最初，地方病的感染检查与其他寄生虫病一样，通过粪便检查进行诊断。但由于日本血吸虫寄生于血管门静脉内，出现在肠道附近的频率极低，因此传统的直接涂抹法（取少量粪便涂于玻璃片上，用显微镜观察虫卵有无）检出率低，常有漏诊[126]。
山梨县的地方病研究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了后述的美军研究部队提倡并共同开发的皮内反应（使用从寄生虫本体制备的抗原的检测法），并研究了各种集卵法及毛蚴孵化法（利用结核菌素反应等抗原抗体反应的诊断法），最终确立了MIFC法（merthiolate iodine formaldehyde concentration = 离心沉淀法）[127]。此法极大地提高了虫卵检出率。在甲府盆地进行的居民粪便检查中，直接涂抹法的检出率为0.1%，而MIFC法提高到了2.7%[128]。此外，AMSIII法（硫酸钠-盐酸-Triton-乙醚法）也被证实检出率高。通过预先对受检人群进行皮内反应[129]，可对粪便检查对象进行筛检。这种以寄生虫体成分为抗原的皮内反应，成为一种划时代的集体检查方法[130]，为地方病感染者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带来了福音[131]。
1910年（明治43年）至次年，山梨县医师会主导进行了健康检查及临床检验，首次对甲府盆地整体的发病情况及患者实数进行了统计学、医学上的调查[66]。此次健康检查主要关注肝、脾肿大及腹水有无等临床症状，调查对象为甲府盆地预估的45个市町村疫区，总计69,157名居民。其中，明确诊断为地方病患者的有7,884名，平均罹患率为11.4%。
下表为1911年（明治44年）甲府盆地各郡的日本血吸虫病检查成绩。患者总数与肝、脾肿大、腹水患者人数合计不符，是因为肝、脾肿大患者中包含了一些无法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的病例[132][133]。
这次首次调查证实了罹患率高的地区存在偏向性。罹患率异常高的地区，如民谣所唱“龙地、团子へ嫁に行くなら…”的登美村，罹患率高达惊人的55%；“中の割に嫁へ行くなら…”的旭村为35%、大草村为34%；“嫁にはいやよ野牛岛は…”的御影村为40%，证实了自古流传的特定地区流行的说法[134]。调查也再次证实，盐山、胜沼（现甲州市）等甲府盆地最东部地区无此病，往西至春日居、石和，疾病逐渐出现，越过甲府后，盆地中西部的罹患率急剧上升，尤其以韭崎下游的釜无川两岸地区为甚[133]。这种甲府盆地内西高东低的疫区分布[79]一直持续到流行末期[† 29]。此后，居民的感染调查与诊断定期进行，初期以虫卵检查为主，昭和30年代中期后改用皮内反应检查。
下表为流行末期20年间各市町村的患者人数，此为各医疗机构诊断的地方病患者实数，并非新增感染者数。昭和30年代后，腹水等重症患者已属罕见，40年代后，患者体内的尾蚴感染数量减少，粪便中难以检出虫卵，因此改用更精密的皮内检查等方法确认患者。1973年（昭和48年）起患者数一度增加，即为此因。
1917年（大正6年）的小册子（插图可能为中泽年章所绘[135]）
地方病是通过直接接触栖息有宫入贝的河流、水道等水域，被尾蚴感染而罹患。因此，从事水田耕作的农民时刻面临感染的风险。然而，非工作所需的儿童下河玩耍等感染，可通过正确指导来预防，因此对儿童的宣导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幼年感染会对其成长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已亲自担任两所小学校医[† 31]的三神三朗，也向山梨地方病研究部提出了此建议[137]。
然而，要让儿童理解日本血吸虫需经过中间宿主变态的生活史并不容易。仅用文字和文章难以理解复杂的感染机制。为此，山梨地方病研究部探讨了易于儿童理解的宣传方法，并于1917年（大正6年），制作了题为《我是地方病博士（日本血吸虫病的故事）》[† 32]的小册子，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创举。册子大量使用插图[† 33]，共16页，全彩印刷，制作了2万册，免费发放给疫区的小学生[132]。考虑到这距离宫入贝的发现、日本血吸虫生态被解明仅过了三年半，可见当时相关人士对防止儿童感染的重视程度。
册子内容以儿童易于理解的方式，解说了地方病是通过水中的病原虫（尾蚴）经皮肤感染的疾病，而这种病原虫潜藏在名为宫入贝的小螺中，因此在河中玩耍非常危险。为吸引小学生的兴趣，册子还设计了三个人物，使其具有故事性，如绘本一般。地方病研究部责成各校校长及全体教师在课堂上朗读此册，并指导学生写读后感等，致力于宣导教育[137]。
特别是尾蚴活动活跃的夏季，严禁在河中游泳。但在大正时代，疫区的普通家庭连浴室甚至自来水都没有，在以酷暑闻名的甲府盆地，要完全禁止儿童在河中戏水十分困难。为此，县政府优先补助疫区的中小学兴建游泳池，持续彻底地防止儿童感染[139][140][136]。
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仅有宫入贝一种，但最终的终宿主则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哺乳动物。终宿主粪便中的虫卵孵化出的幼虫（毛蚴），接触到水中的宫入贝，便成为感染源。
因此，对于用作堆肥的人类粪便，将其储存一段时间，让虫卵腐熟死亡，是切断感染源的有效手段。为此，县府鼓励设置用于储存粪便的改良式厕所[141]。山梨县自1929年（昭和4年）起对设置改良式厕所提供补助，1943年（昭和18年）更呼吁彻底普及，对人类粪便的感染控制取得了一定成效[142]。然而，要将家畜、野狗、野猫等动物的粪便集中储存，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权宜之计，1942年（昭和17年）就任山梨县知事的多湖实夫，尝试让耕作用的牛、马穿上尿布。这款由多湖知事热心设计、名为“官名粪受袋”的布制尿布，效果甚微[143]。
如此，对无法控制排泄场所的带虫动物的对策极为困难。1933年（昭和8年），寄生虫病预防法细则规定，对牛、马、山羊等家畜进行粪便检查与健康管理成为义务。并积极推动将耕作用家畜从感染率高的牛改为感染感受性较低的马。同时，尽可能收集田间的家畜粪便，集中于粪坑。此外，严禁随地大小便，并在学校指导儿童遵守[144]。
1943年（昭和18年）11月3日，为查明家畜的感染情况，东京高等兽医学校（后来的东京兽医畜产大学）的调查团在西山梨郡山城村（现甲府市上今井町）设立本部，展开调查[145]。此外，对野鼠等野生动物进行了计画性捕杀，并加强了对狗、猫等宠物的管理与监视[79][146]。
中巨摩郡西条村（现中巨摩郡昭和町）的杉浦健造医师及其女婿三郎[147]父子，是世代在该村作为开业医治疗地方病患者的地方医师。他们不仅提供无私的治疗，还持续向居民进行预防知识的宣导[148]。
然而，面对地方病患者不减反增的现实，他们深感预防之难，认为要根除此奇病，唯有扑灭中间宿主宫入贝。于是，他们将自家诊所的院子改建，饲养宫入贝的天敌——萤火虫幼虫的食物川蜷，以及捕食宫入贝的鸭子等，并资助其他共同奋斗的医师，倾尽家产，开始了扑灭宫入贝的行动。
此举最终发展为官民一体的扑灭地方病运动。1925年（大正14年），“山梨地方病扑灭期成组合”成立[150]，此后71年间，直到宣布绝迹，山梨县民团结一致，持续奋斗。
1933年（昭和8年）健造去世后，其遗志由女婿三郎继承。1947年（昭和22年）10月14日，昭和天皇行幸山梨县，视察地方病疫区时，便由三郎担任向导。视察在中巨摩郡玉幡村[149]现甲斐市）进行，内容包括说明当时甲府盆地的地方病状况、用显微镜观察虫卵与尾蚴、以及观察宫入贝的栖息情况等[151]。
之后，三郎还与制药公司合作开发了预防农作业者经皮感染的软膏，并与后述为调查血吸虫感染而到访甲府盆地的美军相关人员交换意见[147]。1949年（昭和24年），他更就任新成立的“山梨县立医学研究所”（后来的山梨县卫生环境研究所）初代地方病部长[152]，担任行政、医疗等各方面的协调角色，在战后的地方病扑灭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53]。
杉浦三郎于1977年（昭和52年）10月16日[154]外出到府服务时病倒，与世长辞。因无人继承，杉浦医院关闭，其内部、药品、器具等皆保持著他外出看诊时的原样被保存下来。
2010年（平成22年），杉浦家的土地与建筑被昭和町收购，杉浦家也将所有收藏品捐赠。为将健造、三郎两位医师毕生致力于地方病研究与治疗的功绩，以及先人对抗疾病的足迹传承后世，昭和町将该建筑整修，于同年11月16日设立并开放为“昭和町 风土传承馆 杉浦医院”（35°38′25.2″N 138°31′57.2″E）[155]。
不仅是杉浦三郎，其他致力于此病解明与治疗的地方医师及研究者，也多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相继去世，未能亲眼见证地方病的绝迹。1944年（昭和19年）9月3日，吉冈顺作去世（享年81）[156]；1946年（昭和21年）4月5日，桂田富士郎（享年79）去世，隔天4月6日，宫入庆之助（享年81）也与世长辞[157]。
三神三朗晚年，常去甲府市向町盛岩寺祭拜杉山中的墓，那里是他毕生研究的起点。他常在中的墓前，默默地长时间低头致意[53]。他一生坚守地方开业医的岗位，直到去世前一周，仍在为地方病患者把脉。在意识模糊前，他让长女礼子准备纸笔，仰卧在病床上，写下了辞世诗：“川中で 手を洗いけり 月澄みぬ”（川中洗手毕，明月正澄澈）[158]。在河中洗手——在别处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却是三神三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梦想的景象。他将没有地方病的甲府盆地的未来托付给后人，于1957年（昭和32年）3月13日[159]去世，享年85岁[160]。
关于远离甲府盆地的中富町的补充说明[†a 1]
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被证实为宫入贝后，宫入贝的栖息区便与地方病的流行区完全吻合。因此，有宫入贝栖息的地方，即为地方病的流行区，也就是疫区。
为比较大小，旁边放置了香烟（Mevius），长85mm，直径6mm。
山梨县于1933年（昭和8年）9月25日，依“寄生虫预防法施行细则第2条之日本血吸虫病疫区指定”公告，首次将甲府盆地的10,023公顷指定为地方病疫区。但后续调查发现，两年后的1935年（昭和10年），疫区范围扩大至19,635.5公顷[162]。
最初推测可能仅指定了宫入贝大量栖息的水田，但无论如何，在采取措施前，疫区面积接近20,000公顷。然而，随著后述的扑灭宫入贝事业的推进，疫区指定面积逐渐缩小，并于1960年、1961年、1974年分三次陆续解除了疫区指定[163]。至1977年（昭和52年），疫区面积已减至11,764.1公顷，约为最初指定面积的一半[164]。
最终，于1994年（平成6年）4月18日，山梨县公告第263号全面解除了疫区指定[165]。
右侧地图为1970年代甲府盆地宫入贝栖息地（疫区）的简图，以三种颜色表示宫入贝的栖息密度[166]：
- 稀疏区（黄色）：每平方公尺宫入贝栖息数19只以下
- 中间区（橙色）：每平方公尺宫入贝栖息数20至29只
- 密集区（红色）：每平方公尺宫入贝栖息数30只以上
从地图可知，地方病在甲府盆地西侧肆虐。盆地东部的笛吹川沿岸至南北贯穿甲府市中心的荒川之间的区域（现笛吹市至甲府市东部），栖息密度最低；从荒川右岸（西侧）开始，栖息密度逐渐升高，盆地最西部的釜无川两岸一带则是栖息密度最高的区域。
大正时期，甲府盆地各处的疫区水田中，即使是栖息量少的地方，每平方公尺也能采集到100只宫入贝；严重的地方，宫入贝甚至层层叠叠，能用扫帚扫进畚箕里[167]。此外，宫入贝是水陆两栖，活动范围广，不仅限于水中。它们甚至会爬上阳光照射不到的茅草屋顶，最严重时，连厨房的窗框都爬满了宫入贝[168]。这意味著，在水中感染了毛蚴的宫入贝，爬到陆地上后，若接触到露水等水滴，尾蚴也可能游出至水滴中。
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甲府盆地的民众间又流传开了新的谚语：
踩到朝露也得地方病
在宫入贝栖息密集的地区，仅是赤脚走过草丛就可能感染，这种恐惧让农民们束手无策[169]。
宫入贝被证实为中间宿主后，“扑灭地方病即是扑灭宫入贝”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宫入贝发现的次年，1914年（大正3年），土屋岩保便在中巨摩郡国母村小河原（现甲府市上小河原町）的沟渠中，进行了用硫酸灭螺的实验[170]。也尝试了掩埋法及火烧法，但一直未能找到一种兼具成本效益与决定性效果的灭螺方法。
在此情况下，地区居民自发地开始了捡拾宫入贝的行动[141]。听闻“消灭宫入贝就能消灭地方病”的农民，自发地行动起来[171]。这是一项动员了妇女甚至幼童的艰苦工作，他们用筷子将米粒大小的宫入贝一只只夹进碗里。为鼓励农民的努力，县府对每收集一合（约180毫升）的宫入贝给予50钱的奖励，每增加一合再追加10钱的奖励金[132]。
此活动自1917年（大正6年）起持续了八年，共收集了“38石5斗8升0合7勺”（约相当于96俵米袋）[172]的宫入贝。但宫入贝繁殖力强，仅在一个地方清除可见的螺贝，无异于杯水车薪，人们迫切期盼更有效的扑灭方法。即使只剩下一只宫入贝，也无法切断感染。一只宫入贝可被1至4只毛蚴侵入，经过变态分裂，最终能产生数千只尾蚴[173]。
灭螺工作出现新转机，是在1924年（大正13年），由内务官僚出身的本间利雄就任山梨县知事之时[174]。本间的前一个职位是广岛县警察部部长，此前也曾作为广岛县职员，参与过深安郡川南村片山地区疫区（片山疫区）的宫入贝扑灭事业，熟知当地用石灰喷洒灭螺的效果[79]。
利用石灰灭螺的方法，是由查明经皮感染、已成为广岛日本血吸虫病研究第一人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藤浪鉴所构想。藤浪在大学研究室饲养宫入贝，经过多种药剂试验后，判断生石灰是符合条件的灭螺剂。
生石灰（氧化钙）是易溶于水的粉末物质。实验证明，若将生石灰在疫区水中的浓度调至1%至2%，生石灰会覆盖宫入贝体表并渗入体内，麻痹其神经系统，使其呼吸困难，在24小时内可杀死90%以上的宫入贝[175]。而且，石灰在日本国内即可开采、精炼、制造，相较于其他药剂，价格也较为低廉[176]。
片山疫区自1918年（大正7年）起，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生石灰灭螺活动，共使用1995吨[177][† 35]，取得了显著成效，片山疫区的宫入贝几乎绝迹[178]。基于此经验，本间对在山梨实施石灰喷洒充满热情，他邀请藤浪鉴至甲府，与山梨县内的研究人员共同探讨石灰喷洒的可行性，但两地最大的差异在于疫区的面积。
甲府盆地的疫区面积是片山疫区的16倍多[179][180]。亲眼目睹广阔的甲府盆地疫区后，藤浪本人也痛感石灰喷洒作业“非比寻常”[181]。
然而，若不行动，一切无从改变。山梨县于1925年（大正14年）决定喷洒生石灰，并如前述，于同年2月10日组织成立了“山梨地方病预防扑灭期成会”[182][183]。从1924年（大正13年）至1928年（昭和3年）的五年地方病扑灭对策费用共计166,379日圆，其中约八成，即131,943日圆来自捐款[141][142]，足见居民对扑灭地方病的强烈期盼。
就这样，由行政部门与地区居民共同进行的宫入贝扑灭活动，持续了70多年，直到宣布绝迹。从喷洒生石灰到氰氨化钙，从乙炔火焰喷射器焚烧栖息地[184]，到利用鸭子等天敌捕食，再到后述的PCP灭螺，以及水道的水泥化，人们穷尽一切手段，为实现扑灭宫入贝、根除地方病的最终目标，一代接一代地奋斗著[地方病博士 3][185]。
太平洋战争末期的1944年（昭和19年）10月至次年4月，在菲律宾中部的维萨亚斯群岛雷伊泰岛帕洛地区，约1,700名美军士兵集体出现高烧、腹泻等症状。起初怀疑是疟疾的美军军医，经粪便检查后，查明士兵们罹患的是在日本发现的日本血吸虫病。当时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知识与预算上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军自负已做好周全的传染病预防措施，在雷伊泰岛感染日本血吸虫病，对他们而言是一次失策[186]。
由于在菲律宾的这次经历，美国对甲府盆地流行的地方病产生了极大兴趣。在日本被占领期间的1947年（昭和22年）10月，由美军热带病委员会委员乔治·亨特（George W Hanter）博士[187]为核心的GHQ卫生部队进驻山梨县，在甲府站内，将铁路客车改造为临时研究所（即所谓的医疗车）[† 36]，与山梨县内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地方病的调查研究[188]。据说，当时看到山梨县于1917年（大正6年）制作的《我是地方病博士》的美军医疗相关人员，对其精美的制作与浅显易懂的宣导内容赞叹不已[189]。
该研究所是座间基地（神奈川县座间市）内驻日美军设立的美陆军第406综合医学研究所（简称406MGL）的分支机构。在甲府站内的研究所进行了灭螺药剂的测试。在美军带来的各种药剂中，发现有机氯化合物五氯酚（商品名：山都儿）具有有效的灭螺效果。基于此，成功开发出成分相同且可在日本国内生产、杀伤效果更强的灭螺剂——五氯酚钠（简称Na-PCP，日化辞编号：J809E）。该研究所也同时为患者提供治疗，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寄生虫列车”、“医院列车”，日美共同研究在此持续了九年[79]。
PCP的灭螺工作主要由农民等地区居民以人海战术进行，取得了一定成效[184]。但1965年（昭和40年）10月，中巨摩郡昭和町的养殖池因药剂流入，导致7,000条观赏用锦鲤死亡[190]，其对鱼类及农作物的毒性成为问题。
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1968年（昭和43年）起，改用一种毒性较弱的灭螺剂——当时在东北地方用作“杀百足剂”的Yurimin（BAB，日化辞编号：J3.051A，3,5-二溴-4-羟基-4'-硝基偶氮苯）的改良颗粒剂[191]。然而，投入使用后不久，Yurimin的制造商因原料短缺而被迫停产。山梨县卫生公害研究所的梶原德昭、药袋胜等人主导了替代灭螺剂的调查研究，自1976年（昭和51年）起，改用二氯溴酚钠（通称B2）[192][193]。
从1960年（昭和35年）至1987年（昭和62年）的27年间，共计喷洒了Na-PCP 328吨、Yurimin 175吨、B2（粒剂）87吨、B2（液剂）87千升，作为灭螺剂用于甲府盆地的宫入贝栖息地（疫区）[194]。
1936年（昭和11年），对甲府盆地宫入贝生态进行观察的生物学家岩田正俊提出，宫入贝喜好栖息于水田、水道等水流平缓之处，因此将水道以水泥铺设并直线化，可加速水流，创造不利于其栖息的环境[195]。但在昭和初期，水泥价格昂贵，用其覆盖甲府盆地所有水道的提议，因成本问题而难以实现。
约1955年（昭和30年）
约1955年（昭和30年）
然而，宫入庆之助的弟子、九州大学的冈部浩洋[† 38]与岩田繁男，在筑后川流域的疫区佐贺县旭村进行的宫入贝产卵孵化实验证实，水泥水道中的产卵孵化率极低，证明了沟渠水泥化的显著效果[196]。
此外，在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时任寄生虫部长小宫义孝[197]向各机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山梨县由县职员佐佐木孝主导，自1948年（昭和23年）起，在中巨摩郡饭野村（现南阿尔卑斯市饭野）试点推行水道水泥化[198]。
最初的水泥化工程仅为814公尺的试验性质，但次年1949年（昭和24年）8月的成效调查发现，若无一定水流，水泥化的水道仍会因泥沙、枯叶堆积而让宫入贝栖息繁殖。试验报告指出，施工后仍需定期清扫等维护工作[199]。
尽管如此，事实也证明，有一定流量与流速的水泥化水道确实不适合宫入贝栖息。 水道水泥化的优点包括：
- 水泥覆盖可将原有的宫入贝掩埋。
- 水泥化后，若流速达每秒2尺（约61公分），产下的卵便无法附著于水草等物而被冲走，使螺类无法繁殖。
- 即使在水泥水道中栖息，也易于发现，便于精准消毒灭螺。
（摄于2011年7月）
1950年（昭和25年），在实验现场的实地勘验证实，水泥化水道的水流若流速达每秒1公尺以上，宫入贝会被100%冲走。于是，通过厚生省，在寄生虫病预防法中加入了“沟渠水泥化条文”[† 40]，并自1956年（昭和31年）起，以超出县预算的国库补助，正式启动了水泥化事业[200]。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属于行政区域外而无法施工、成为水泥化工程瓶颈的国铁用地内（中央本线及身延线）沟渠的水泥化，是凭借曾任运输政务次官、日后成为第九代自由民主党副总裁、出身于旧白根町（现南阿尔卑斯市下今诹访）的金丸信的政治力量，跨越了行政壁垒，向各方协调才得以实现的[201]。
就这样，遍布甲府盆地如蛛网般的大小水道，全被水泥覆盖。至1979年（昭和54年），投入水泥化的预算已达70亿日圆[202]；至1985年（昭和60年），累计总额突破100亿日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203]。
至扑灭事业结束的1996年（平成8年），为防治地方病而水泥化的甲府盆地水道总长度，已达2,109公里（2,109,716公尺），相当于从北海道函馆市到冲绳县那霸市的直线距离[204][205]。
终息宣言
1979年（昭和54年）。
水道的水泥化，加上地区居民持续不懈的灭螺、消毒等措施，其成效体现在新增感染患者的减少上。
- 流行末期甲府盆地日本血吸虫卵阳性率与宫入贝感染率的推移
- 山梨县日本血吸虫流行地区的检查成绩 - 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感染症情报中心IASR数据引用并部分改动（1961年-1980年）。
注：虽有至1992年的检查数据，但自1981年起，受检者与宫入贝的感染率均为0%，故此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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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卵者人数以1944年（昭和19年）的6,590人为高峰，之后开始减少，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急剧下降。这除了水泥化与新药灭螺外，还被认为有多种复合因素[207][208]。
不过，这些因素并非仅为防治地方病而刻意为之。高度经济成长期日本生活环境的剧变与都市化，与灭螺剂喷洒、水道水泥化等措施产生了协同效应，最终为扑灭日本血吸虫病做出了贡献[209][210]。
- 第一个因素是战后甲府盆地产业转型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过去以稻作为主的甲府盆地中西部农业形态，转变为桃、樱桃、葡萄等水果种植。需要长期蓄水的水田减少，从而压缩了宫入贝的栖息地。这一点在疫区，特别是釜无川右岸一带及甲府市东部至旧石和町南部一带尤为显著。甲府盆地中部也因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的住宅开发（县营玉川团地（35°37′57.2″N 138°31′53.8″E）、甲府河畔新城（35°36′36.4″N 138°30′40.8″E）等）及大规模工业园区（国母工业团地（35°37′3.5″N 138°33′6.6″E）、釜无工业团地（35°37′35.8″N 138°31′5.9″E）等）的建设，水田相继消失[211]。
- 第二个因素是农业机械化。水田减少加上机械化普及，农用家畜几乎消失，牛等受感染家畜粪便中的虫卵也随之锐减[207]。肥料也从堆肥等自给肥料转向化学肥料等所谓的商品肥料，从物理上避免了虫卵成为感染源。
- 第三个因素是普通家庭使用的合成清洁剂的废水对尾蚴的杀伤效果。昭和40年代，合成清洁剂尚无管制，下水道普及也较晚，甲府盆地的含清洁剂废水几乎是直接排放。这种本应受谴责的行为，对日本血吸虫而言，却是意外的收获[207]。实际上，久留米大学教授塘普于1982年（昭和57年）的实验证明，将尾蚴放入浓度为0.14-0.25%的家用合成清洁剂溶液中，5分钟内全部死亡；即使将溶液稀释100倍，尾蚴也会在24小时内全部死亡[212]。
在这些因素中，转向果树种植极大地改变了甲府盆地的农业形态，塑造了今日所见的果园遍布的甲府盆地特有景观。
山梨县于1952年（昭和27年）为扩大当时需求高涨的养蚕业，将山区的梯田等水田改为桑田，全盛时期有4万户农家从事养蚕。但随即在1958年（昭和33年），因生产过剩，蚕茧价格一路下跌[213]。
为应对此况，山梨县探讨了替代稻米与养蚕的新品牌农作物，最终将意见集中于葡萄、桃子等果树种植。甲府盆地邻近京滨地区这一大消费市场，且随著国道20号新笹子隧道的开通，运输条件也大为改善。甲府盆地温差大的气候本就适合果树种植，如盆地东部胜沼地区自江户时代起栽培的甲州葡萄便是代表。地方病扑灭协力会与地方病扑灭对策促进委员会也推动了从水田向果园的转变[210]。
这次果树种植转型对甲府盆地全体农民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是祖辈传下的稻田，但为了告别同样困扰祖辈的地方病，没有人反对。1960年（昭和35年），甲府盆地的果树产值达49.5亿日圆，占山梨县农业总产值的20%，远超全国6.3%的水平[213]。此后，甲府盆地的土地利用转型加速，葡萄酒制造及葡萄采摘等观光产业也随之发展[210][213]。不久，新增感染者中低龄带卵者的比例下降，自1966年（昭和41年）起的调查显示，带卵者绝大多数为35岁以上[79]。
在甲府盆地，自1978年（昭和53年）在韭崎市内确认一例急性日本血吸虫病感染后[214]，便再无新增感染者。宫入贝虽未被完全扑灭，但自同期起，再未发现感染尾蚴的个体。人类以外的哺乳动物感染，也自1983年（昭和58年）在野鼠中确认最后一例后，再未发现[212]。
1985年（昭和60年），对虫卵抗原呈抗体阳性者（皮内反应检查）的平均年龄已达60.6岁，带卵者人数的下降及抗体阳性者年龄结构的老化，显示甲府盆地的日本血吸虫病（地方病）流行，在1980年代前半期已基本终息[205]。之后，从1990年（平成2年）起，对甲府盆地的4,249名中小学及高中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ELISA检测[† 41]，所有受检者均为阴性，无一感染[215]。
基于此，山梨县知事的谘询机构——山梨地方病扑灭对策促进委员会（会长刑部源太郎）于1995年（平成7年）11月15日向县知事提交中期报告，指出“自1978年后无新增感染病例”、“自1977年后未发现受感染的宫入贝”，因此“本县的地方病流行现已终息，可视为安全”[216]。次年2月13日，山梨县议会答复并议决：“宫入贝虽仍存在，但再次流行的可能性极小”。当时的山梨县知事天野建遂宣布地方病终息[217]。
- 宣言
- 日前，山梨县地方病扑灭对策促进委员会提出答复：“本县的地方病，现阶段流行已终息，可视为安全。”
- 兹此，我宣布本县的地方病（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已经终息。
— 平成八年二月十九日 山梨县知事 天野 建[218]
始于1881年（明治14年）8月27日旧春日居村请愿的地方病问题，于1996年（平成8年）2月19日，历经115年，终于迎来了终息[† 43]。
然而，这仅是日本血吸虫的扑灭，并非中间宿主宫入贝在山梨县内的完全绝迹。尽管可能性低，但只要中间宿主宫入贝存在，因进口宠物或外国带卵者等输入性传染病而再次流行（再发性传染病）的风险依然存在[219][220][221]。山梨县至今仍定期进行宫入贝的栖息调查与监视活动，由居民及受政府委托的民间企业等执行[222]。此外，也持续对中小学及高中生进行地方病的集体检查[223]。自1996年终息宣言后，山梨县卫生公害研究所利用GPS对甲府盆地西部残存的宫入贝栖息地进行定点观测，并使用GIS软体制作风险地图及详细的栖息地数据，持续进行调查[224][225]。宫入贝在千叶县小柜川流域[226]也确认有栖息，1986年（昭和61年）千叶大学医学部的实地调查确认，该流域部分地区过去也曾流行日本血吸虫病[227]。
此外，2014年时，日本国内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仍按产地分别饲养宫入贝，而在日本自然界已绝迹的日本血吸虫本体，也在严格管理下，与宫入贝及作为终宿主的实验动物一同饲养，以人工方式维持其生活史并继代饲养[† 44][228]。这是为了预防万一再次流行时，制造皮内反应诊断所需抗原而不可或缺的[229]。
就这样，自古以来充满谜团的地方病（日本血吸虫病），经由众多医师、研究者的努力，查明了病原与感染机制，并通过跨世代众人的努力，在日本国内得以控制并扑灭。然而，为何宫入贝仅栖息于甲府盆地等有限地区，这个疑问至今仍未解开。虽已从生物学、遗传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各种角度进行研究[230]，但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29][231][232]。
地方病防治的负面影响
有些生物，既非日本血吸虫也非宫入贝，却因此被根除，或数量大减。独立行政法人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的石坂真澄如此形容：“如果日本血吸虫和宫入贝是蝴蝶[† 45]，或许会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而受到珍视”“生物并非为人类而存在”[233]。
在昭和町，由于扑灭宫入贝所用的灭螺剂[234]、镰田川流域等河川的水泥化[235]，以及前述高度经济成长带来的土地开发与污水排放[236]，导致与宫入贝形态、生态相似的川蜷减少，以其为幼虫期食物的萤火虫，其数量与栖息地也随之减少[237][236]。此外，火焰喷射器将宫入贝与萤火虫的蛹一同烧毁，也是原因之一[236]。
镰田川的萤火虫发生地（35°37′56.5″N 138°32′21.3″E）虽于1930年（昭和5年）被指定为国家天然纪念物，但因数量减少，于1976年（昭和51年）被解除指定[237][238]。当时的昭和町民虽意识到减少宫入贝会导致萤火虫减少，但为了扑灭地方病，只能接受天然纪念物指定的解除[236]。
一度消失的萤火虫，于1987年（昭和62年）在昭和町内的河川突然大量出现。次年，为复育萤火虫的志愿者成立了“昭和町源氏萤爱护会”，会员们在家中设立萤火虫饲养场，并为保护其栖息环境而进行河川清扫等活动。此外，昭和町内约4,000个下水道人孔盖也设计成萤火虫图案，全町共同推动萤火虫的保育活动[225]。昭和町风土传承馆杉浦医院内的池塘，也营造成适合萤火虫栖息的环境[239]。
呈红褐色的杂草丛生地带即为臼井沼。（上方的已开发地区为立川飞机甲府制造所旧址）这些地区皆已被填平，景观与今日大不相同。
基于日本国土交通省之地图和航拍图浏览服务制作
。1975年拍摄的三张照片合成。旧田富町（现中央市）的釜无川左岸沿岸，曾有一片名为臼井沼的湿地，面积约18公顷[242]。臼井沼曾是山梨县民熟知的野鸟栖息地，但最终被填平[243]。
这是因为当时的田富町民召开了总动员大会，决议“为扑灭地方病，唯有填平宫入贝繁殖的温床——臼井沼”。与经过土地重划的水田、田地等其他宫入贝栖息地不同，臼井沼中央杂草丛生、道路不通，人类难以进入，因此难以有效灭螺。在1970年代，甲府盆地各处的灭螺对策已初见成效，但臼井沼的宫入贝仍在大量繁殖。实际上，山梨县卫生公害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臼井沼捕获的野鼠中，感染地方病的比例，1971年（昭和46年）为13只中的8只（61.5%），1975年（昭和50年）仍高达73只中的24只（32.9%）[242]。
以臼井沼周边居民及町议员为中心，当时的田富町议会反复审议，于1976年（昭和51年）3月，田富町向山梨县议会议长提交了填平臼井沼的请愿书。对此，鸟类保护团体反驳称“此处是候鸟迁徙的珍贵中继站”，并于同年4月制作了题为“让我们思考臼井沼的开发”的传单，向田富町全户发放，反对填平。他们也向当时的山梨县知事田边国男陈情，主张应仅以水泥沟渠防治宫入贝，避免填平沼泽[244]。
另一方面，由田富町等山梨县内市町村组成的地方病扑灭协力会，于同年5月21日向田边知事提交了主张全面填平臼井沼的陈情书。两天后的5月23日，在臼井沼现地举行了“田富町地方病扑灭町民总动员大会”，超过200名居民及相关人士参加。会场各处竖立著“健康第一，填平第二”、“人比鸟重要”等标语牌，填平支持派与反对派之间气氛紧张。同日，日本鸟学会在山梨大学召开集会，通过了永久保存臼井沼的决议案。1976年3月至5月间，围绕臼井沼的填平问题，相关各方情势紧张[244]。
被迫做出决策的行政方（山梨县）最终决定填平臼井沼。同年6月22日的例行县议会上，田边国男知事答辩称：“县府为回应当地居民的夙愿，认为扑灭地方病，除填平外别无他法”。29日的本会议上，虽有在野党各党派提出反对意见，但经起立表决，自民党等的多数赞成下，原案通过，确定填平[245][246][247]。
之后，臼井沼最终由富士观光开发开发为住宅区[243]，即甲府河畔新城。臼井沼北部则由县府主导，将位于甲府市中心的连雀商店街的批发商集中迁移至此，建成了山梨县流通中心[248][† 46]。
日本血吸虫病扑灭的影响与评价
如开头所述，在山梨县被称为地方病的日本血吸虫病，虽有局限，但在日本国内其他地区也曾流行。但无论何处，都在20世纪末被控制并扑灭。然而，在亚洲各地，至今仍有地区受此病困扰，若将范围扩大至所有血吸虫病，则在以开发中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各地，仍有感染流行区。
（摄于2014年12月6日）
山梨、广岛、福冈、佐贺等日本国内各地的日本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研究人员与医师层面，从病因解明初期便通过各种论文等学术途径，进行了跨地域的交流与意见交换，对查明病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在以地区农民为主的灭螺作业等需要现场居民交流的民间层面，战前几乎没有交流，各地的防治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在那个时代，民间的通信、交通、资讯传播等基础设施还很薄弱。
在山梨被称为“地方病”，在广岛被称为“片山病”，在福冈被称为“Manpukurin”，在遥远的各地以不同名称称呼的奇病[251]，以及在中国被称为“血吸虫病”的疾病，最终被证实为同一种病，这不仅归功于研究人员的努力，也得益于资讯传播技术与交通工具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更多人能共享资讯。
战后混乱平息后的1953年（昭和28年）12月，山梨、佐贺、福冈、广岛、冈山五县的知事组成了日本血吸虫病疫区知事会，约定交换研究成果[252]。1960年（昭和35年），各县疫区的市町村长、行政相关人员首次齐聚一堂，成立了“日住病全国疫区对策协议会”，由当时的韭崎市长浅川彦六担任首任会长[253]。
第一届会议在甲府市的舞鹤会馆举行，会上各方誓言，将每年轮流在各县召开协议会，进行疫区视察、协调对策、汇总对国家的诉求等，互相鼓励，携手合作[254]。
在第一届会议的视察中，福冈县的职员看到甲府盆地转为果园的土地利用方式后，深受启发。他想起久留米市长门石町内筑后川河滩地放牧乳牛的情景，心生疑虑，返回福冈后立即调查。果不其然，在河滩地发现了大量宫入贝，且其中半数以上感染了尾蚴。最终，这片河滩地于1965年（昭和40年）前被改建为高尔夫球场、网球场等，筑后川流域的宫入贝被完全消灭。对福冈的相关人士而言，甲府盆地的土地利用视察，成为了推动福冈扑灭此病的划时代事件[255]。
日住病全国疫区对策协议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向相关省厅陈情，推动了寄生虫病预防法的修订（延长水道水泥化补助事业期限）等扑灭活动。随著各地防治事业的稳定，于1982年（昭和57年）5月27日，在甲府古名屋饭店举行的第23届大会上宣布解散，结束了其历史使命[256]。
虽然日本国内的日本血吸虫病已被扑灭，但至今在亚洲各地[† 48]仍有地区受此病困扰。日本在研究及扑灭日本血吸虫病方面的经验，对亚洲各地的流行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1955年（昭和30年）11月4日，东京大学附属传染病研究所（现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的副教授佐佐学[257]，作为由二十多名日本医师组成的访中医学团[† 49]的一员，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与中国的医疗相关人员及要人举行了会谈。
会谈一开始，刚建国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便说道：“今天，我恳切地想请教各位从日本远道而来的朋友。有一种病叫血吸虫病，是我国人民健康的最大敌人。本次会谈，我想将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259]。”这番话让负责寄生虫病的佐佐学大为惊讶。周恩来口中的血吸虫病，正是日本血吸虫病。据周恩来所言，血吸虫病的流行地带居住著两亿人口[260]。
周恩来还能说出“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宫入贝”、“这种贝类是中间宿主”等专业性极强的对话，令在场的日本医师团惊叹不已，因为若非寄生虫学家，根本无法应对如此深入的交流[261]。一国总理能如此详细地掌握在日本解明的寄生虫病始末，足证此病对中国的严重性。
会谈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佐佐学由北京医学院教授锺惠澜陪同，暂时与访中医学团分开，乘坐中国政府要人专用的特别列车[262]，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流行区视察，走访了江苏省、湖北省、浙江省、广东省、福建省等地。在南京参观了国立医学研究所，在无锡访问了江苏省血吸虫病预防处[263]。
之后，即便在邦交正常化前，日本相关人士仍在中国提供灭螺、斯梯勃那治疗、水道水泥化实验等援助与技术支持，日中间的意见交换与合作关系持续发展[264][265]。
亚洲另一个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地菲律宾，此病主要在维萨亚斯群岛的贫困阶层中蔓延。如今，虽有替代斯梯勃那的有效驱虫药吡喹酮，但许多贫困患者仍无力负担。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非政府组织（NGO）、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组织，日本医师持续在当地进行治疗并指导当地医师[4][266]。
其中一位是市立甲府医院的林正高医师，他发起了为菲律宾日本血吸虫病治疗筹集吡喹酮药费的募捐活动，每份捐款700日圆（约为一人份的药费）[267]。此活动于1987年（昭和62年）12月以“挑战地方病之会”的名义在市立甲府医院内成立。发起人之一的大冈昇平，将其在《中央公论》1988年（昭和63年）1月号上发表的《日本血吸虫 - 雷伊泰战记・补遗》的全部稿费捐出，成为第一笔捐款，引起了广泛关注。虽每份仅700日圆，但在成立后的15年间，共募集了约8919万日圆的善款[268]。曾世世代代受此病折磨的甲府盆地人民，得知菲律宾仍有许多人受此病之苦，便将其视为自己的过去，踊跃捐助。
出身于旧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在长野县冈谷市长大、毕业于信州大学医学部的林医师，于1964年（昭和39年）作为新进医师首次实习的地方，偶然就是甲府[269]。在毫无预备知识的情况下，他初次见到地方病患者，深受冲击，虽感困惑，但仍决定将此病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甚至在甲府购屋定居，持续奋斗。读著捐款汇款单上充满温情的留言，林医师感慨万千[270]。
在菲律宾国内的日本血吸虫病疫区，罹患率从1981年的10.4%成功降至1995年的约5%。时任菲律宾共和国卫生部长的詹姆・Z・加尔韦斯-坦（Jaime Galvez-Tan）[† 50]引用错误：没有找到与<ref>对应的</ref>标签、“ハイメ・ガルヴェス・タン”[271]。一般而言，菲律宾的卫生部也称保健部，部长也称长官。}}向“挑战地方病之会”代表林医师颁发了感谢状[272]。2009年（平成21年），林医师荣获诺华地区医疗奖[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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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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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450
450以上
血吸虫病除日本血吸虫病外，还有中南半岛的湄公血吸虫病、非洲大陆及拉丁美洲一带的埃及血吸虫病、曼氏血吸虫病等多种类型，遍布世界各地。如今，随著吡喹酮等划时代驱虫药的普及，这些血吸虫病的重症患者已逐渐减少。在日本宣布终息20多年后，国内知晓日本血吸虫这一名词的人已越来越少。三省堂的辞书编纂委员之一饭间浩明于2017年（平成29年）表示，已将“日本住血吸虫”一词与其他数百个词语一同从最新版的三省堂国语辞典中删除[274]。
然而，根据2015年WHO的报告，血吸虫病流行国达78个，其中52国具高感染风险。全球推估感染人数约2.61亿，2014年全球有4000万人接受了血吸虫病治疗。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至今每年仍推估有2万至20万人[† 51]因血吸虫病死亡[275][276]。
在山梨县宣布终息两年后的1998年（平成10年）5月，于英国伯明罕举行的伯明罕G8峰会上，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向各国领袖提交了一份题为《迈向21世纪的全球寄生虫防治战略 - The Global Parasite Control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报告书，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寄生虫防治[277]。这份被称为桥本倡议（Global parasite control initiative of Japan (Hashimoto Initiative)）[278][279]的报告书，源于桥本在前一年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举行的丹佛G8峰会上，指出全球寄生虫防治的重要性，并将其具体化。丹佛峰会后，桥本指示日本厚生省组织了以杏林大学医学部教授辻守康为委员长的“国际寄生虫对策检讨会”[280][281]。
桥本倡议提出后，众多日本寄生虫学研究者与医师前往世界各地，持续进行寄生虫病的防治、治疗及中间宿主扑灭活动[282]。日本国内也持续进行血吸虫病的治疗研究。除了传统以吡喹酮等驱虫药为主的感染后治疗，长崎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于2014年（平成26年）成功鉴定了直接与宿主相互作用、在人体免疫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血吸虫本体（膜表面）及分泌性蛋白质，并确定了编码这些蛋白质的基因家族，推动了日本血吸虫病预防疫苗的开发研究[283]。
日本之所以能在全球寄生虫防治中扮演领导角色、发起倡议，是因为日本不仅克服了日本血吸虫病，还成功控制了多种寄生虫病，是拥有丰富经验的公共卫生先进国[284]。
以下引用寄生虫学家、自治医科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285]于2005年所写的《日本的血吸虫研究历程》：
日本血吸虫病是血吸虫感染症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在发现日本血吸虫后，其感染途径、中间宿主贝的发现，日本皆为世界首创。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控制血吸虫病的国家。血吸虫病在全球寄生虫感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日本成功控制日本血吸虫病，成为了一项值得骄傲的、具开创性的历史事实。我们必须记录下，日本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大角色。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庞大，虽多以日文写就，未必为世界所尽知，但必须明确指出，正是这些成果，最终促成了日本血吸虫病的控制。
— 日本的血吸虫研究历程。2005年 石井明[286]
世界上除了日本血吸虫病，还有多种血吸虫病，但日本不仅是全球首个解明日本血吸虫病机制的国家，也是唯一成功扑灭此病的国家。在这段历史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山梨县，于2005年（平成17年）开馆的山梨县立博物馆常设展中，设立了关于“地方病”的专区。中巨摩郡昭和町则利用旧杉浦医院的建筑，于2010年（平成22年）开设了地方病资料馆（风土传承馆杉浦医院）[287]。
此外，山梨县内中小学的品德教育教科书中也记载了扑灭“地方病”的历程[288][289][290]。自2012年（平成24年）起，部分小学利用综合学习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地方病”历史的教学[291][292][293]，NHK教育频道的小学四年级节目NHK for School也曾介绍此主题[294]。这些活动旨在将扑灭地方病的历程与经验，传承给后世[295][296]。
年表
在1913年（大正2年）感染机制查明前的事件，基本按时序记述。但此后，“感染预防对策”、“治疗与诊断法开发”、“宫入贝扑灭运动”等多项措施同步进行，若按时序记述会显得杂乱，因此从“#宫入贝的发现”一节至“#甲府盆地水道的水泥化”一节，是按各项对策分别记述其历程。此处以年表形式记录地方病的历史。
注脚
- 就任时为“山梨权令”，明治7年（1874年）10月起为“县令”，明治19年，因职称改制而为“知事”。
- 《遗体解剖御愿》的内容对当时的农民而言，知识水平较高，且毛笔字迹流畅，因此有观点指出，可能是在征得中本人同意后，由吉冈等相关人士代笔。林 (2000) pp.73-74
- 主刀的下平医师，亲眼目睹了无数的虫卵，说道：“因未能发现其原虫，故难下定论，但此病恐为一种新型寄生虫所致。”山梨地方病扑灭协力会编 (1977) p.10
- 三神内科至今仍在原址（甲府市大里町）作为三神医院营业。2017年时的院长三神柏是三神三朗的孙子。
- 三神脑外科内科医院的中庭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铜版字：“明治37年7月30日于此地首次发现日本血吸虫 三神三朗”。药袋胜“山梨県の住血吸虫の防圧”《住血吸虫症と宫入庆之助-ミヤイリガイ発见から90年》宫入庆之助记念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5)，p.32
- 根据官报6337号中桂田的报告，第二次解剖猫的时间为7月25日，但此处以发现地石碑记载的7月30日为发现日期。
- 当时日本农村的自来水与污水处理系统远不如今日普及。
- 也有资料（NPO法人宫入庆之助纪念馆折页）称发现的水道位于酒井地区北邻的现鸟栖市曾根崎町。
- 宫入贝的学名为Katayama（后改为Oncomelania）nosophora。"カタヤマガイ（别名ミヤイリガイ）"日本红皮书检索系统 2014年4月13日阅览
- 山梨地方病扑灭协力会编 《地方病とのたたかい》 平和印刷社，p.56，部分改动制作。
- 东山梨郡：冈部村，（春日居村未完成检查）。
- 中巨摩郡：贡川村、西条村、国母村、大镰田村、二川村、稻积村、三町村、常永村、小井川村、花轮村、忍村、池田村、玉幡村、今诹访村、田之冈村、御影村、百田村、大井村、五明村、藤田村、镜中条村、南湖村，（松岛村、龙王村未完成检查）。
- 北巨摩郡：登美村、塩崎村、龙冈村、更科村、神山村、大草村、旭村。
- 最后确认的日本血吸虫病病例发生在韭崎市内。林 (22000) p.80
- 山梨地方病扑灭协力会编 《地方病とのたたかい》 平和印刷社，p.51、p.105，部分改动制作。
- 三神三朗主动担任甲府市立国母小学及同市立贡川小学的校医，为早期感染患者的发现与治疗做出了贡献。山梨地方病扑灭协力会编 (1977) pp.174-177
- 插图与故事是通过悬赏征集而来。山梨地方病扑灭协力会 (1977) p.21
- 未感染尾蚴的宫入贝是安全的，但拍摄地点不予公开。图片的GPS数据已移除。
- 据说是因为甲府市内在1945年（昭和20年）7月的甲府空袭中化为焦土，幸存的山梨县厅等建筑也已被GHQ征用，在重建尚未完成的1947年（昭和22年），没有其他可作研究所的建筑物。小林 (1998) p.154
- 照片摄于中巨摩郡昭和町押越，标牌上记载了设置年度、施工单位及长度。
- 据说水泥化的立法，是由日后担任厚生大臣的山梨县选出的内田常雄议员推动的。林 (2000) p.80
- 山梨县自1986年起，将皮内反应改为ELISA法，对虫卵抗原ELISA阳性者进行MIFC法粪便检查，但未发现带卵者。药袋胜“山梨県の住血吸虫の防圧”《住血吸虫症と宫入庆之助-ミヤイリガイ発见から90年》宫入庆之助记念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5) pp.34-35
- 2月13日答复后，于次周2月19日发布终息宣言。
- 感染日本血吸虫的小鼠-Youtube （2012年12月24日阅览，2025年4月24日前连结失效）福马林标本容器上可见“感染日2011年4月25日（40～45只）、标本制作日2011年9月3日 (18W)”的字样。
- “臼井”此地名，至今仍以“臼井阿原”的形式保留在河畔新城附近。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
スラウェシ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英文）Jaime Galvez-Tan 2016年5月4日阅览
- 血吸虫病的死因多样，但常被归类于“血吸虫病症状”这一笼统死因，因此难以估算如肝、肾衰竭及膀胱癌等潜在病理的死亡人数。故死亡人数的估计值在每年2万至20万之间有很大差异。
关于中富町
- 遗体解剖御愿
- 泉 (1979) pp.73-74的现代文翻译，部分改动引用。遗体解剖御愿，原文引用如下。山梨地方病扑灭协力会编 《地方病とのたたかい》 平和印刷社，pp.118-119。死体解剖御愿
西山梨郡清田村第弐百拾六番
戸主 杉山源吉养母
杉山なか
当五拾四年
私仪太平ナル御代ニ生存スルコト已ニ数十星霜ヲ経过スルモ素ヨリ无教育ナルヲ以テ未ダ曽テ君恩ノ万分ノ一ダモ报ゼザルニ一朝病ノ为不帰ノ身トナランコトハ遗憾至极ト存候然ルニ不幸ニモ昨二十九年六月顷ヨリ疾病ニ罹り悩ムコト甚シ、依ツテ早速ニ某医ヲ迎ヘ诊ヲ乞ヒタルニ病名サヘ指示セザルヲ以テ其后又二三某医ヲ乞ヒタルニ是又前同様莫トシテ一ツモソノ要领ヲ得ズ、遂ニ荏苒时日ヲ経过シ同年十一月ニ至ルニ病势ハ渐々増进スルノミニテ毫モ减退セザル故最后谛メノ为同月下旬贵院ノ温厚笃実ナル御诊察ヲ仰ギ充分ナル御鉴定ヲ得タルニ岂図ンヤ当地ノ近傍有名ナル地方病ニシテ未ダ病原ノ発见セダル最モ恐ルベキ疾病ナリ、是迄数多ノ该患者発见スルモ病原不明ノ为十中八、九ハ鬼籍ニ転ヅルノ不幸ニ接シタリト、妾事モ発病卧床最早殆ト一ケ年间ノ敷ニ及ブモ素ヨリ病原不明不治ノ病ナルヲ以テ如何ニ先生ノ百方御尽力且ツ御治疗ヲ受クルモ日々衰弱ヲ増进スルノミニシテ到底恢复ノ见込无キハ勿论不日死亡ノ不幸ニ陥ルハ目前ナルヲ以テ、死后ハ是共贵院ニ于テ解剖被成下充分ノ病原発见セラレ以后该地方病ニ罹リ悩ム処ノ数多ノ诸氏ヲ助ケ、医学上永远ニ妾ノ寸志ヲ遗保セランコトヲ恳愿至候。依ツテ本日ヲ以ツテ戸主夫并ニ亲属（原文如此）立会连署ノ上御愿申上候也。 明治三十年五月三十日
右戸主 杉 山 源 吉
右夫 杉 山 武 七
右本人 杉 山 な か
右亲属（原文ママ） 向 山 太 平
右亲属（原文ママ） 戸 沢 近 太 郎
— 杉山中 《遗体解剖御愿》 1897年5月30日
注：文中的“妾”是日语第一人称代词#妾（わらわ）的意思。
- 我是地方病博士
- 古有谚云“病从口入”，但对地方病而言，“病从皮入”才是对的。绝非从口而入。
只要在有病虫的水中待上三四十分钟，病虫便会穿破皮肤，进入体内。
— 《我是地方病博士》p.5 - 疾病的研究有了进展，原因也清楚了，预防和驱除的方法也知道了，但困难的是实行。
一两个人再怎么努力驱除也没用。必须要那个地方的所有人齐心协力才行。
— 《我是地方病博士》p.11
参考文献
相关条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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