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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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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32年签署的浦纳协议 (英语：Poona Pact) 是圣雄甘地与B.R.安贝德卡之间的一项协商和解，为的是增加当时的"受压迫阶级" (depressed classes)，也就是现在的"表列种姓" （Scheduled Castes, SCs）在政治上的代表权。[1]这份协议是在"名义上的印度教徒"（泛指受压迫阶级以外，其他所有被视为印度教徒的群体）与"受压迫阶级"之间所达成，由代表印度教徒和甘地的M.M.马拉维亚（当时甘地正在绝食，因此委由M.M.马拉维亚作为代表），以及代表"受压迫阶级"的安贝德卡在内的23人共同签署。[2]
背景
根据1909年印度议会法案首次依个人身分在立法机构中分配席位（当时仅将穆斯林及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如大学、商业团体（如商会）以及地主列入。）。受压迫阶级在1919年取得一些席位，之后在1925年又进一步增加一些。[3]
《浦纳协议》的背景可追溯至1932年8月颁布的《社群裁决》，这项裁决为受压迫阶级在中央立法机构中保留71个席位。在第二次印度圆桌会议中，英国殖民政府根据《社群裁决》为印度次大陆受压迫阶级、穆斯林、锡克教徒、印度基督徒及其他人提出单独选区制，随后导致《浦纳协定》的签署。甘地所采的立场是不同意为受压迫阶级设立单独选区，但他不反对为其他群体设立。他发起绝食至死（fast unto death）行动[4]以强烈反对这项裁决，认为这是英国人试图分化印度教徒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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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与妥协
当紧张局势升级，迫使甘地与安贝卡之间必须展开谈判。两造争议的核心是安贝德卡要求为受压迫阶级设立单独选区，甘地对此提议坚决反对。甘地反对的原因源于他认为这种分离将导致印度教社会内部永久分裂。[2]
转捩点发生在1932年9月24日，当时由23名代表参与《浦纳协议》的签署，(其中包括代表印度教徒的M.M.马拉维亚 ，以及代表受压迫阶级的甘地和安贝德卡。该协议与《社群裁决》不同的是，为受压迫阶级在立法议会中分配有148个席位，远多于裁决原先指定的80个。[2]
安贝德卡本身赞成《社群裁决》，但他仍同意签署《浦纳协议》。协议于1932年9月24日下午5点，在印度浦纳的叶尔瓦达中央监狱签署。甘地并非《浦纳协议》的签署人之一，但他的儿子戴夫达斯·甘地则是参与签署者之一。[5]
当时受英国人囚禁的甘地，为抗议时任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决定而开始绝世致死的抗议。前述决定采纳安贝德卡在圆桌会议中的主张，即为受压迫阶级在英属印度省级立法议会的成员选举中设立单独选区。甘地写道，单独选区会"肢解与分裂"印度教社会。安贝德卡则认为上层种姓的改革者无法代表受压迫阶级，况且受压迫阶级需要自己的领袖。[6]
此协议最终确定147个选举席位。[7]根据《浦那协议》，为受压迫阶级保留的席位几乎是所提的单独选区提供席位的两倍。1933年1月8日被视为"寺庙开放日"（一种社会运动，目的是要打破印度教中对受压迫阶级（印度种性制度中的"不可接触者"，现称达利特）的歧视性传统，允许他们进入原本被禁入的印度教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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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那协议》中的条款
于1932年签署的《浦那协议》是圣雄甘地与安贝德卡之间的一项关键协议，它为受压迫阶级的政治代表权立下重要规定，这个阶级现被印度政府称为表列种性（Scheduled Castes）。[8]
该协议规定在各省的普通选民中，为受压迫阶级分配保留席位，具体分配如下：
这些席次是根据拉姆齐·麦克唐纳决议中所规定的省级议会总席次来确定的。
这些保留席位的选举将透过联合选区进行，但程序上有一项独特的区别：一个选区中所有登记在普通选民名册上的"受压迫阶级"成员将共同组成一个选举人团。[9]这个选举人团会透过单一选票制，为每个保留席位选出四名候选人。初选中得票最高的前四名候选人，将成为最终供普通选民考虑的候选人。[10]
联合选区和初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央立法机关中受压迫阶级的代表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立法机关分配给英属印度普通选民的席次中，有18%为受压迫阶级保留。[8]
协商期间的一个主要争议点是初选制度和保留席位的期限。安贝德卡提议十年后自动终止，并在十五年后就保留席位举行公投。甘地则建议将公投时程缩短为五年。[11] 商定的妥协方案指出，为候选人小组举行的初选制度将在首十年后终止，除非参与协商的社群在早些时候经双方同意而提前结束。[10]
该协议确保中央和省级立法机关中受压迫阶级的选举权，与罗锡安委员会（Lothian Committee）报告（于1930年由罗锡安勋爵领导的选举权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的建议一致。[12]重要的是它保障个人不会因其属于受压迫阶级的身分，而在地方机构选举或公共服务任用方面受到任何歧视。该协议要求应努力确保受压迫阶级在这些领域获得公平代表权，并将其教育资格纳入考量。[8]
教育拨款在每个省份中都有一部分被指定用于专门为"受压迫阶级"成员提供足够的教育设施。[10]
透过保留席位和初选的代表制度将持续，直到相关社群透过双方协议另作决定为止。这项条款的目的在依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或相关各方共识所作出的可能的调整，保有弹性。[10]
影响与遗绪
《浦纳协议》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的冲突：甘地强调透过社会和精神手段进行种姓改革，而安贝德卡则坚持将种姓问题视为一个政治议题来处理。安贝德卡认为如果没有"受压迫阶级"的平等参与，政治民主将毫无意义。[11] 《浦纳协议》的遗绪在印度的政治版图中持续存在。国会和议会中的保留席位是根据表列种姓的人口数而分配，以提供政治代表权。然而，目前的制度因稀释达利特议员的影响力而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选区中，达利特人口通常是少数。[8]
围绕著《普那协议》的争议包括甘地是否胁迫安贝德卡而达成签署协议的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和印度知名作家阿兰达蒂·罗伊伊等学者曾对这次协商过程中的互动与角力提出质疑。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项协议巩固安贝德卡在"受压迫阶级"中的领导地位，并让他们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2]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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