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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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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说明，此条目中的“布尔柳克”指大卫·布尔柳克
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赫列勃尼科夫（俄语：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Хлебников;；1885年11月9日—1922年6月28日），以笔名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俄语：Велими́р Хле́бников）著称，俄国白银时代诗人、剧作家，俄罗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文学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评价他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世界诗人”[2]。
1895年，赫列勃尼科夫生于阿斯特拉罕省的知识分子家庭。受父母影响，其自幼便对历史与自然感兴趣。1903年，赫氏考入喀山大学，就读期间曾因参与學生運動被捕。1908年，他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并首次发表诗歌《对罪人的诱惑》。此后，他成为俄罗斯未来主义流派的主要开创者，并在1912年与布尔柳克、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共同创作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宣告了立体未来主义的诞生[3]。1916年，赫氏应征入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赫氏持欢迎态度，并留在苏俄居住，继续写诗，直到1922年逝世。[4][5][6]
与其他未来主义者不同，赫氏具有神秘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更侧重于具体的事物与言词。在革新诗歌语言与形式方面，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甚至发明了“超理性”的无意义语，因而被评为“实验诗人”。作为文化上的斯拉夫派，他偏好从民间文学搜寻素材，并借助古斯拉夫语进行文学革新，赫氏代表作《笑的咒语》便由旧词形、新词形与自创词组成。尽管赫氏的写作风格过于新奇，对普通读者而言难以理解，但他仍旧享有“诗人的诗人”美誉，并影响了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苏联文学家。[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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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85年11月9日，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赫列勃尼科夫出生于俄国卡尔梅克北部的小杰尔别特。其父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赫列勃尼科夫出身于亚美尼亚裔家庭，为当地的督察官，也是研究鸟类的博物學家；其母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韦尔比茨卡娅出身于扎波罗热哥萨克裔家庭，具有史学教育背景。他在父母的五个孩子中排名第三，下面还有一个排名最小的妹妹维拉·赫列勃尼科娃，她后来成为前卫艺术家。[8][9]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童年时期的赫氏经常搬家：1891年，赫氏随家人搬到沃利尼亚省的皮德卢日内（今属乌克兰）；1892年后，他随母亲及同胞来到圣彼得堡的娘家居住一段时间，期间爱上了绘画。1895年，赫氏随家人搬到辛比尔斯克省的波马耶沃，并在两年后写了处女作《笼中的鸟》。1897年，赫氏考入辛比尔斯克古典文理中学，成为中学三年级学生；次年，他随家人搬到喀山，转入喀山第三中学（Третья Казанская гимназия）学习。1903年秋，赫氏考入喀山大学数理系，攻读数学专业。不久，喀大学生、社革党人谢·列·西蒙诺夫死于狱中，喀大学生发起示威，抗议帝俄当局的政治迫害；11月，赫氏因参与示威，被帝俄当局监禁一个月。[10]
出狱后，赫氏的性格变得孤僻内向[11]，他于1904年初从喀大退学，并随狱友[10]前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布尔马基诺居住；不过在同年秋天，他再度进入喀大数理系，攻读博物学专业。次年，受1905年俄国革命影响，喀大关停一年，赫氏则接受喀大博物学家协会的赞助，到乌拉尔地区进行五个多月的鸟类学考察。1906年末，赫氏在喀大博物学家协会上作了考察报告，并称其发现了杜鹃属的新种。由此，在阿列克谢·奥斯特罗乌莫夫的提议下，他成为博物学家协会的会员。1906年后，赫氏开始将学习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12]。1908年夏天，他与家人前往苏达克度假，结识了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和画家鲍里斯·格里戈里耶夫；同年秋天，由于年初的申请，赫氏转入圣彼得堡大学的自然科学系，成为三年级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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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秋，赫氏与周刊《春》的编辑瓦西里·卡缅斯基结识，而后赫氏在《春》上发表《对罪人的诱惑》[13]；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的诗作。1909年夏，赫氏随家人在基辅附近的斯维亚托申避暑，并与表亲玛鲁夏·利亚布切夫斯卡娅恋爱；同年秋天，赫氏经申请，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一年级，攻读梵语专业。由于赫氏认为同著名作家交往比课堂学习有益，因而他开始结识尼古拉·古米廖夫、阿·托尔斯泰等诗人。其中，赫氏与米·阿·库兹明交往甚密，甚至将库兹明看做自己的导师。此外，赫氏还加入了老友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组织的星期三聚会与诗歌学园。[14][15]:379
1910年初，赫氏住在圣彼得堡的沃尔科沃，给商人房东的女儿当了近两个月的家教老師。同时，他逐渐脱离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文学团体，并在老友瓦西里·卡缅斯基的带领下结识了米哈伊尔·马秋申与叶连娜·古罗夫妇，而赫氏在马秋申的家中结识了大卫·布尔柳克。上述人物关系密切，后来又结成新的文艺团体，成为俄罗斯未来主义的主要人物[11]。同年初春，布尔柳克将赫氏接到他的大房子居住，当布尔柳克进入沃尔科沃的住所接人，而后准备离开时，他在门边的地板发现一张纸片，上面写有诗歌《笑的咒语》，该诗后来成为赫氏的代表作[16]。[17]
尽管布尔柳克、卡缅斯基、马秋申与赫氏等人参与过尼古拉·库尔宾的文艺活动，并为《印象主义者工作室》文集供稿，但他们对库尔宾的文艺活动并不满意。于是，他们在1910年结成新的文艺团体，这个团体被赫氏称作“未来人”。同年4月，他们出版了俄罗斯未来主义的首部文集《鉴赏家的陷阱》（标题是赫氏起的）。赫氏作为文集的首要贡献者，很快便被推为俄罗斯未来主义的领军人物。[18][11][19]
1910年夏，赫氏前往喬爾尼夫卡拜访布尔柳克一家，这次拜访也被认为是“希列亚”小组的成立之始[19]。同年年末，赫氏萌生了退学的想法，至1911年夏，赫氏因未缴学费而被圣彼得堡大学开除，他的父亲也因此断绝了经济支持[20]。大学肄业后的赫氏开始过上颠沛流离、经济困顿的生活，但四处颠簸的他并未感到绝望，反而对文学创作更为热衷[11]。自1912年开始，赫氏成为流浪狗咖啡馆的常客。[17]
Крылышкуя золотописьмом（轻翅微振，翅脉纤纤）
Тончайших жил,（铸金句玉章，）
Кузнечик в кузов пуза уложил（蚂蚱将沿岸水草与信仰）
Прибрежных много трав и вер.（大批纳入腹中篓筐。）
«Пинь, пинь, пинь!» — （“嗙嗙，嗙嗙，嗙嗙！”——）
тарарахнул зинзивер.（哗啦咔嗒，山雀炸响。）
О, лебедиво!（嚄，艳若天鹅！）
О, озари!（嚄，圣光辉耀！）
Тончайших жил,（铸金句玉章，）
Кузнечик в кузов пуза уложил（蚂蚱将沿岸水草与信仰）
Прибрежных много трав и вер.（大批纳入腹中篓筐。）
«Пинь, пинь, пинь!» — （“嗙嗙，嗙嗙，嗙嗙！”——）
тарарахнул зинзивер.（哗啦咔嗒，山雀炸响。）
О, лебедиво!（嚄，艳若天鹅！）
О, озари!（嚄，圣光辉耀！）
——Кузнечик（蚱蜢），选自《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
1912年夏，赫氏作品《老师与学生》（Учитель и ученик）于赫尔松出版，这是他首部出版的个人作品[21]。之后，赫氏与阿列克谢·克鲁乔内赫结识，一同合著《地狱的游戏》与《尘世尽头》，这些作品均在莫斯科出版。同年冬，赫氏在青年联盟的辩论会上结识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而后赫氏与布尔柳克、克鲁乔内赫、马雅可夫斯基一同创作并发表《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宣告了立体未来主义的诞生[3]。[22]
1913年初，赫氏被选为诗人行会成员，并参与了“希列亚”小组与青年联盟的联合。同年3月，赫氏与布尔柳克、马雅可夫斯基的合著诗集《三人圣礼书》出版。1913年7月，“第一届全俄未来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乌西基尔科召开，克鲁乔内赫、马秋申与马列维奇出席会议，住在阿斯特拉罕的赫氏曾向马秋申写信，请求他寄钱资助自己参会，然而他却不慎弄丢了马秋申寄来的路费，最终未能成行。同年秋，赫氏与克鲁乔内赫合著的《像这样的词语》出版，首次提及“无意义语”的概念[23]。同年12月，未来主义歌剧《战胜太阳》在圣彼得堡月神公园上演，赫氏为这部歌剧撰写了序幕。[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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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赫氏结识了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二人互相赠书，并一同在流浪狗咖啡馆度过旧历新年[24]。其后，未来主义创始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访问俄国，开始巡回演讲。但赫氏不同意马里内蒂的政治观点与美学观点，反对将俄罗斯未来主义视作意大利未来主义的附庸。2月，马里内蒂到圣彼得堡进行演讲后，赫氏进入演讲厅，并与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散布他们共同起草的传单《如今的一些当地人……》，企图扰乱现场。然而，愤怒的尼古拉·库尔宾突然冲向二人，将整叠传单撕成碎片，赫氏的计划未能得逞。此次事件激化了赫氏与库尔宾、布尔柳克、马秋申等人的分歧，赫氏甚至一度向库尔宾提出决斗。请求遭拒后，愤怒的赫氏公开宣称，他与希列亚小组的成员从此没有任何共同点，并且不再是“所谓的未来主义者”。对于赫氏的状态，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于十月向父亲致信称：“他（赫氏）将未来主义思想视为唯一的生活支柱。而现在，当这种思想愈发黯淡、濒临破裂时，他的心里必定不好受。”[26][27][15]:382-383
而在同一年，赫氏的首部作品集公开出版。他还与季娜伊达·谢苗诺夫娜、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娃交往，频繁写信，甚至向季娜伊达求过婚。俄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赫氏作为二等后备军人与未婚人士，没有参与受训，因此获得两年的兵役豁免。避战期间，赫氏继续研究数秘术（详见“数字神秘主义”一章），意图搜寻“时间法则”，并于11月发表《1915-1917 年之战：新的战争学说》一书。[28][27]
1916年1月2日，赫氏与朋友聚会，宣告“时间之国”成立，他则被奥西普·布里克等友人推举为“时间之王”（详见“时间之国与地球主席”一章）[29]。3月初，赫氏在格奥尔基·佐洛图欣的公寓里成立“地球主席联盟”，通过签名同意成为“地球主席”的人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库兹明、马列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普罗科菲耶夫、布尔柳克、卡缅斯基、维·伊万诺夫等名流[30]。4月21日，赫氏应征入伍，被派驻至察里津服役；5月底，赫氏前往喀山军医院接受体检。为了逃脱兵役，赫氏向转任军医的尼古拉·库尔宾写信求助。7月，库尔宾给赫氏写信，附上“精神状况绝不正常”的鉴定意见，而在库尔宾的帮助下，赫氏得到了暂时的休假。1916年末，赫氏被派驻到萨拉托夫，而后成为第90后备步兵团第7连第1排的列兵。[31][32]。
1917年3月，赫氏获得五个月的休假，并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创作诗歌《人民举起至高的权杖……》。4月末，赫氏在哈尔科夫收到部队传票，前往萨布罗娃别墅（当地的精神病院）进行为期十日的体检，又获得5个月的休假。5月25日，赫氏准备乘火车前往圣彼得堡，结果却因为“逃脱兵役”而在特维尔站被捕，送往军队拘留所[33]。没多久，由于赫氏持有五个月休假的证明文件，他最终被释放，并前往圣彼得堡，参与艺术工作者联盟文学部的工作。11月，赫氏发表《致马林斯基宫的信》，以“地球政府”的名义否定俄国临时政府的法理。十月革命爆发后，赫氏先后抵达莫斯科、阿斯特拉罕，观望革命进展。期间，他曾与马雅科夫斯基一同居住在达维多夫的公寓，也曾在《下诺夫哥罗德工农报》发表诗歌。1918年9月，赫氏与留·伊夫涅夫随考察队前往伏尔加三角洲，勘察保护区的选址，期间曾向伊夫涅夫口述“印俄联盟”与“泛亚联盟”的政治构想。同年，他任职于军队报纸《红色战士》，并成为阿斯特拉罕人民大学的学术委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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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赫氏进入苏俄第十一军政治部信息司，领导部队的文学委员会。工作约一个月后，他离开阿斯特拉罕，前往莫斯科商讨文集的出版事宜。4月10日，赫氏出席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司国际处的会议，提议“借助无线电处理艺术事宜”。一段时间后，赫氏前往哈尔科夫旅行，但邓尼金的南俄白军于6月25日攻占此地。为了逃过白军的征兵，他再次避居萨布罗娃别墅（当地的精神病院）。期间，该院医生弗·雅·安菲莫夫曾研究赫氏的“创造性幻想规律”。红军反攻后不久，赫氏离开医院，正式移居此地，并参与“未来”文学工作室的活动。1920年2月，他开始染上斑疹伤寒，健康情况变差。4月，他与意象派诗人叶赛宁、马里延戈夫的文集《曙光饭店》在哈尔科夫出版。9月初，赫氏出席巴库的第一届东方人民大会，而后又在阿尔马维尔出席“第一届高加索-顿涅茨克无产文化组织大会”。会后，他前往达吉斯坦旅游，并于10月受邀为《高加索公社》撰稿，任职于巴库的俄罗斯电讯社。1920年10月底至1921年1月，赫氏被伏尔加-里海区舰队的文教部门招募为编外讲师。就职期间，赫氏于巴库的红星水手大学作过数次报告，宣扬他的数字神秘主义理论。[35][36]
1921年4月14日，赫氏搭乘“库尔斯克”号运输船，随红军前往吉兰苏维埃共和国。此后，他在塔雷什汗王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于当地报刊上发表诗文，并曾在拉什特驻兵俱乐部中作过数次报告。然而，伊朗崇高国的保王派部队逐渐击溃了吉兰的森林军，赫氏也于1921年7月末赶上“经验”号运输船，随红军撤退。同年秋，赫氏离开巴库，前去皮亚季戈尔斯克，途中不幸遭劫，甚至被人扔出车厢。到达目的地后，赫氏再度进入俄罗斯电讯社，成为一名守夜人。12月，已被解职的他来到莫斯科，与马雅可夫斯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37][38]
1922年1月，赫氏写完了诗剧《冉格齐》（出版于同年7月）；2月，赫氏出版了小册子《展望1923年》，结识了出版人兼画家彼得·米图里奇。5月14日，米图里奇将患上坏疽的赫氏带到自家妻小的住处，亦即桑塔罗沃村（今属克列斯齐区管辖）疗养。不料在5月16日，刚抵达桑塔罗沃村的赫氏开始发高燒。5月20日后，赫氏双腿无力，行动日渐困难，但仍旧坚持伏案创作。5月26日，赫氏病情恶化，米图里奇等人派车去克列斯齐找医生，但医生不愿前往乡村出诊。直到5月28日，赫氏才顺利地被送往克列斯齐镇医院治疗。5月末，米图里奇决定向赫氏的友人告知病情，但赫氏拒绝向马雅可夫斯基与克鲁乔内赫告知病情。6月过后，赫氏的坏疽恶化，精神情况亦陷入绝望。至6月22日，救治无望的赫氏被安置在桑塔罗沃村的一间澡堂更衣室，等候死亡的来临。尽管阿克梅派诗人尼古拉·普宁接到米图里奇的来信后，为赫氏寄送药物，甚至帮他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医院寻床位，但赫氏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38]
1922年6月28日上午9时，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病逝，享年36岁。据米图里奇回忆，当赫氏前往桑塔罗沃村时，他曾经表示“负有同我一样使命的人，都是在三十七岁时死去的”[11]。而赫氏的逝世日期距离其37岁生日仅差数月之遥。次日，赫氏的友人向米图里奇写信，表示他们仍在帮忙，但赫氏的尸体已被安葬在鲁奇村附近的墓地。7月1日，伊萨科夫带着医生赶到桑塔罗沃村，确定了赫氏的死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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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
1913年12月，赫氏在流浪狗咖啡馆吟诵了一首具有反犹色彩的诗歌，内容包括血祭诽谤与贝利斯案。阿克梅派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听后，愤怒地说道：“作为一位犹太人和俄国人，我深感受辱，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要向你提出决斗！”随后，二人让什克洛夫斯基担任决斗证人，而什克洛夫斯基又找到帕维尔·菲洛诺夫担任第二位决斗证人。菲洛诺夫得知此事后，便对赫氏说道：“我会把你们俩都揍一顿，直到你们和解为止。我不容许普希金再次被杀，而且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什克洛夫斯基也援引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死亡，表明了反对态度。最终，在两位决斗证人的努力下，这场决斗并未发生[39]。
1920年4月19日，意象派诗人们在哈尔科夫市剧院举办晚会，以戏谑的方式“加冕”赫氏为世界主席[36]。据马里延戈夫回忆：赫氏身披麻布长袍，赤足而立，聆听由叶赛宁与马里延戈夫吟诵的赞美诗。当赫氏宣誓称“我信”时，叶赛宁不满地肘他，叫他说大声点，然而内向的赫氏感到迷茫，说话声也变得更轻。随后，二人从鲍里斯·格卢博科夫斯基手上借来戒指，将其作为“权戒”给赫氏戴上。晚会结束后，格卢博科夫斯基前来讨还戒指，赫氏却惊恐地将手藏在身后，弱弱地说“这…这…这是地…地球的象征啊…而我…现在…他们…叶赛宁和马里恩戈夫把我封为主席了……”最终，失去耐心的格卢博科夫斯基粗暴地将戒指扯下，叶赛宁则大笑不止。[40]
思想
对马海战后，赫氏为俄军的惨败所震撼，此后他便开始探索神秘数字，意图找到历史的规律。据拉达·帕诺娃研究，赫氏的神秘数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统治世界者，另一类则是前者的臣民。起初，赫氏将“统治世界”的数字设为“365”（一年的天数），而后他又从365减去48（阴历中一年的週数），得到了他发现的神圣数字“317”。赫氏十分痴迷“317”这个数字，他不仅将其列为“地球主席”的数量，还将其视作大规模战乱的间隔数。赫氏还使365加上48，得出国家兴替的周期“413”；他又对“28”进行考察，将其视作世代交替与“星球字母”的周期。[41][42]
1920年后，赫氏的探索转向“2”和“3”。他在《命运的版报》中提出：“2”是象征自由的吉祥数字，为事件正向发展的基础；“3”则是不吉祥的负面数字，为事件反向发展的基础。为了说明这点，他在1922年写了诗歌，运用俄文辅音“Д”与“Т”开头的“星球字母”进行说明：[41][42]
| “ |
Трата и труд, и трение,（消耗与劳动，以及磨擦，） |
” |
赫氏将“统治世界”的神秘数字视为一种周期规律，将其投射到真实的历史事件日期，即“统治世界者的臣民”中。通过演算，赫氏提出了“钟摆”式的历史哲学，认为在特定的时间间隔下，“事变”与“反事变”会循环往复地出现，而“振动波”的扰动则会影响历史进程，使其具有复杂性。实践上，赫氏于1912年在《老师与学生》中指出，他在库帕拉节当天找到了“国家崩溃的法则”，这一法则基于一个带有365的方程，而他则依据该法则，从534年汪达尔王国灭亡开始演算，提出1917年将会出现国家崩溃的情况，不经意间预言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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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氏看来，时间是可逆的，历史周期律也完全可以克服。而在1916年，他开始计划筹建乌托邦式的“时间之国”。在赫氏的设想下，“时间之国”的领袖是“地球主席”，该职务由世界上最优秀的317个人担任，这317位“地球主席”可以通过和善的意志，号令相对低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范畴 --“地球政府”。赫氏将“时间之国”的居民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私奉献的发明家，一类是坐享其成的食利者，而在“时间之国”，发明家将撇开食利者的干扰，维系国家的发展。[11]
赫氏认为：过去、现今与未来都是统一的有机“时间”整体，是空间的第四维度，能够决定万物的命运。而言词则是具有自在意义的存在，能够在物化自身的同时将时间串连、物化。由于言词具有重构世界的力量，故创造言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先知，负有改造世界的崇高使命。在这一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赫氏为了让言词与时间对应，他时常将同音或同词根的言词摆在一起，以表现言词的循环特征，令读者感受言词之间隐含的规律性节奏。[43]
在中文世界的译介
(点击pdf的64页-70页，可阅览赫氏生平相关内容)
早在1936年初，戴望舒便翻译了本约明·高力里的《蘇聯詩壇逸話》[44]，其中有提及赫氏的生平。1949年后，受苏联的影响，“非主流”的赫氏在中国大陆长期被忽视，直到1991年，俄语翻译家郑体武才首次选译赫氏的诗作，并撰写研究文章，分别刊登在当年的期刊《外国文艺》（1月号）与《外国文学研究》（2月号）上[45]。2019年10月，凌越、梁嘉莹据英译本转译的《迟来的旅行者》出版，成为赫氏诗集的首部中译本[46][47]。2022年，郑体武推出了首部由俄文直译的《赫列勃尼科夫诗选》[48]。
人物评价
被美国现代语言学会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理论家之一[49] ”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曾提出汉堡计分法理论，并举例称：“依据汉堡计分法，绥拉菲摩维奇和维列萨耶夫不存在，他们进不了城。而在汉堡，布尔加科夫位于地毯旁，巴别尔属于轻量级，高尔基难说（常不在状态），赫列勃尼科夫则拿过冠军 。”[50]
美籍俄裔文学史专家弗·费·马尔科夫指出，赫氏虽被蒲宁、格·弗·伊万诺夫等人视为疯子，但他并非疯子，而是与布莱克、荷尔德林、尼采、梵高相似，因“疯狂”而传达深刻思想或创作艺术杰作的“狂人”。马尔科夫视赫氏为理想诗人，认为其传奇生平足以让人想起维永、兰波或福楼拜。[51]:179
俄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万·蒲宁对赫氏的印象并不大好，其在回忆录中称：他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经常见到赫氏，认为赫氏是“阴郁的小人物，沉默寡言，经常分不清他是真喝醉了还是装的”，他的生活也是“既肮脏又邋遢”。蒲宁指出，赫氏的天才在苏联境内乃至白俄侨民之间都广为流传，但他认为赫氏仅具备“某种充满野性的艺术才能的基本元素”，实则“不是个正常人……始终扮演着疯子的角色，拿自己的疯狂进行投机”。[52]
至上主义创始人、俄国抽象派画家卡濟米爾·馬列維奇评价称：赫氏是“人类事件的天文学家”、“数字的沉思者”。他肯定了赫氏的數秘術与语言层面的革新探索，认为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天文学，并称“相较于宇宙的遥远星云，他的贡献更贴近于我们日常的人类创造。他的事业应当有继承者，就像天文学不断迎来新的探索者。他的核心事业在于绘制人类事件的图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人”、“未来主义者”或“造语者”。[53]
人物纪念
1960年,赫氏被移葬至新圣女公墓（8区6排）。但据目击者回忆，迁葬者仅从鲁奇村运出一捧混有骨块与纽扣的尘土，而赫氏的遗骸仍有部分遗留在鲁奇村的原墓地。1986年，在赫氏的鲁奇村墓地附近，俄罗斯雕塑家维亚切斯拉夫·克雷科夫为赫氏竖立纪念碑[54]。[55]
1977年8月，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切尔尼赫发现了小行星3112，这颗小行星以赫氏的笔名“维利米尔”命名[56]。
在俄罗斯，专门纪念赫氏的博物馆包括鲁奇村的V. 赫列勃尼科夫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57]与阿斯特拉罕的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故居博物馆（Дом-музей Велимира Хлебникова，成立于1993年）[58]。
2005-2006年，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展示了一个不规则伸展的复杂装置艺术，题为《为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而作》。该装置艺术作品由30幅大小为1.8米×3.3米描绘海景（大都为海战）的绘画组成，这些画分3行5列紧密排在约139平方米的长方形钢板棚屋里，集中地展现了赫氏对时间规律的思考与对传统的攻击。[59]
参考来源
Wikiwand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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