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驾巡游

迎神始于何时，现时已难以考定，但至迟在宋代已经初具规模^[4]。如在宋代时，漳州就已有数百座宫庙，“逐庙各有迎神之礼，随月迭为迎神之会”^[5]。迎神赛会往往伴随着戏剧的演出，庙会演戏虽然名义上是为了“酬神”“媚神”“娱神”，但实际功能是“娱人”，观众云集，甚至会惊动地方官府。朱熹为漳州太守时，特地发布了《谕俗文》，“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聚敛财物，装弄傀儡”^[6]。三年后，朱熹的学生陈淳又针对漳州城乡盛行百戏盛行，上书官府，认为经常演戏酬神，“男女聚观，淫奔酣斗。夫不暇耕，妇不暇织，而一惟淫鬼之玩。子不暇孝，弟不暇恭，而一惟淫鬼之敬。一岁之中，若是者凡几庙，民之被扰者凡几番”。要求“按榜市曹，明示约束，并贴四县，各依指挥，散榜诸乡保甲，申严止绝。”^[7]。宋代泉州民间演戏酬神也十分盛行，甚至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太守真德秀在《劝农文》中郑重要求百姓“莫看百戏”^[8]。兴化地区的演戏酬神之风不减福州、漳州等地，南宋诗人刘克写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诗歌，如《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二首》其一：“空巷无人尽出嬉，烛光过似放灯时。山中一老眠初觉，棚上诸君闹未知。游女归来寻坠珥，邻翁看罢感牵丝。可怜朴散非渠罪，薄俗如今几偃师？”其二头两句云：“巫祝言欢岁事详，丛祠十里鼓箫忙。”^[9]记述了莆田县城内祥应庙演戏酬神，万人空巷的盛况。

明清时期，福建迎神蔚然成风，并在形式上与现时差异不大。在大明弘治年间的《兴化府志》记载：“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莆水南独方氏、徐氏、邱氏筑坛为社，春秋致祭，不逐里享游嬉，其礼可取。”有的迎神规模也不亚于现在，如明末福州府的五帝出游逐疫，规模浩大，在《榕城纪闻》中记载：“崇祯十五年^{[注 1]}壬午二月，福州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生人礼。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贴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装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绸绉彩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

清代，福建各地迎神活动更加盛行。福州府为福建省城，官场讲究等级尊卑，迎神活动也特别讲究等级制度和繁缛礼仪。如神明的等级越高，神像愈小，出巡时必乘神轿，由信众恭抬。中级以下的神明，往往以“塔骨”形式出现。至于高爷、矮爷等小神只能由人代步。若迎神途中遇到另一迎神队伍，两队香头代表本神根据神阶高低行礼应酬。兴化府的迎神，吸收了许多官方祭典，显得庄严隆重，且充满脉脉温情。如莆田县湄洲妈祖诞辰时，祖庙要抬出金身出游，岛内其他十五座妈祖宫也抬出妈祖神像陪游。仙游县枫亭麟山宫杨太师元宵前后迎神，周围三十六村积极参与，并抬出村落所奉祀神明陪同巡游。而在漳泉地区，受生活上追求奢侈之风的影响，迎神也特别讲究排场。同时受漳泉当地的尚武风气和宗族械斗的影响，若两个迎神队伍相遇于途，就不像福州地区以礼相待，相反，迎神队伍各不相让，经常要大打出手，争个高低。如在清末吴增在《泉俗激刺篇·香山》中写道：“东佛去取火，西佛去接香，旗鼓各相当，最怕相逢狭路旁。狭路相逢不相让，流差募地相打仗。打仗打死人，石片弹子飞如尘。东家妇，西家叟，茫茫丧家狗，孩子倒棚走，神魂惊去十无九。”

在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用语中，“境”是指一方神祇所管辖的地方，也就是其庙宇的信仰范围之内。当巡游队伍在其庙宇和信仰范围内出巡时，称之为“巡境”；当巡游队伍进入到其它庙宇的范围时，称之为“绕境”。^[10]

另外根据黄文博的看法，在台湾西南沿海^{[注 2]}会将大型的绕境称作“刈香”，简称“香”，又称“割香”^[11]^:10。而小型的绕境会称为“云庄”^[11]^:18。此外黄文博还认为构成“刈香”的条件大致有四项：一、由人群庙（元庙、大庙）主办，并有辖境角头庙参加；二、香期（绕境时间）在三天以上，“香路”辽阔；三、定期或“经常性不定期”举行，但具有历史性；四、香阵结构庞大而严密，其中必有“蜈蚣阵”^[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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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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