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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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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中心主義（也稱亞洲中心論或東方中心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觀點或學術取向，其「重點關注亞洲或源自亞洲的文化」。[1]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立場認為亞洲是獨一無二的或優於其他地區，並以犧牲世界其他地區為代價賦予亞洲民族中心主義意義或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一概念通常與預測的亞洲世紀有關，即亞洲（主要是中國）預計在21世紀 占據經濟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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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902年，中國學者梁啓超指出亞洲「遼闊而強大」，而歐洲則「淺薄而渺小」，並預言亞洲將重新獲得世界強勢地位。[2]
1988 年，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提出了「亞洲世紀」這一術語。[3]
約瑟夫·奈、法里德·扎卡利亞、諾姆·喬姆斯基等認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及美國隨後退出該協定是西方霸權衰落的象徵。
基肖爾·馬赫布巴尼、法里德·扎卡利亞等將亞洲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有效應對視為亞洲優越性的標誌。[4][5][6][7]印度評論員帕拉格·康納和英國政治家戴維·豪威爾指出，亞洲社會已經發展到技術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官僚政府，這將更好地解決問題並提供更多的穩定性。[8][9]
2021 年，「亞洲中心主義」被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10]
經濟學
1980年至2050年世界重力經濟中心。 據預測，到 2050 年，受東亞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推動，世界經濟重心將重新回到亞洲，即印度和中國之間。[11]從歷史上看，世界經濟重心估計在 11 世紀位於現在的巴基斯坦北部，之後一直向西移動，直到20 世紀80年代。[12][13][14]
預計到2020年左右，亞洲的GDP總和將超過世界其他地區，而這一地位在19世紀已經喪失。[15]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亞洲正以「世界新多數」的身份進入2019年後時代，「占世界主要經濟指標的一半以上」。[16]
亞裔美國人研究
Paul Wong、Meera Manvi 和 Takeo Hirota Wong 在 1995 年《Amerasia Journal》的「亞裔美國人研究中的思維理論」特刊中提出了「亞洲中心主義」這一概念。他們認為亞洲中心主義既是對人文和社會科學理論建設中霸權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也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的後東方主義認識論範式。有必要利用亞洲思想傳統來分析亞裔美國人的行為，並推進人類利益的全球知識。目標是探索亞洲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共同核心，這些世界觀和價值觀在對特定地區、國家和社區的影響上是重疊的。在他們看來，亞洲中心主義可能能夠提供一種基於對後殖民世界動態的認識的替代亞洲視角。[17]
可以說，亞裔美國人研究自誕生以來，就允許自己在概念上被禁錮在霸權的歐洲中心主義文化和世界觀中。不僅英語是亞裔美國人研究的通用語言，而且顯而易見的是，許多亞裔美國人研究學者並不認為掌握至少一門亞洲語言（作為第二語言）是他們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限制了他們與大多數非英語母語的亞裔美國人的交流和研究能力。雖然許多學術研究致力於「……呈現我們（亞裔美國人）過去的聲音，這些聲音從未沉默，但經常被傳統的美國歷史敘述所忽視、最小化和邊緣化」，但沒有人認真嘗試將這種學術研究置於所謂的共同亞洲中心視角的「深層結構」中。[17]
Wong、Manvi 和 Wong 還認為，亞洲中心主義可以成為一種整合亞裔美國人研究和亞洲研究的典範，通過承認殖民歷史、承認共同利益和恢復文化根源。他們強調，亞裔美國人研究應通過審視其歐洲中心主義遺產，在亞洲研究去殖民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致力於發展亞洲中心範式的學者面臨的挑戰不亞於非洲中心主義者。歐美在亞洲的殖民歷史顯然給亞洲研究學術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理論化亞洲文化和社會時，歐洲中心主義觀點只是在最近幾十年才受到嚴肅的批判。通過提出發展亞洲中心視角，我們有意識地表明，亞裔美國人研究在擺脫了殖民遺產的亞洲研究領域中也可以發揮作用。有趣的是，泛非主義者一直承認非裔美國人研究和非洲研究在非殖民化和恢復根源方面的共同利益和團結。[17]
傳播學
夏威夷大學希洛分校跨文化交流學教授三池賢孝被認為是傳播學領域亞洲中心論的創始人。[18][19][20][21][22][23][24]他的靈感來自於跨文化和跨種族交流領域的早期先驅之一莫萊菲·凱特·阿桑特。[25]Asante 的非洲中心思想[26][27][28]以及 Wong、Manvi 和 Wong 的亞洲中心主義思考，促使三池創造了「亞洲中心性」一詞，並在 2003 年概述了文化和傳播研究中的亞洲中心項目。[29]後來，他受到了Maulana Karenga的Kawaida哲學的影響，[30][31][32]該哲學強調文化在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張中的作用，以及倫理對於人類自由和繁榮的重要性。[25]
三池賢孝將「亞洲中心論」定義為「以亞洲人為主體和行動者，以亞洲文化為反思資源，觀察和塑造亞洲世界的思想和實踐」。[33]在他看來，亞洲中心論「堅持以復興和振興多元的亞洲文化傳統作為理論資源，以將亞洲人視為自身文化現實的主體和行動者，而不是他人生活經驗中的客體和旁觀者」。[34]
簡而言之，亞洲中心論的理念是將亞洲語言、宗教/哲學和歷史置於中心地位，而不是將其邊緣化，以形成有關亞洲交流生活的理論和故事。亞洲中心論旨在鼓勵亞洲交流者認真、批判地參與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以進行自我理解、自我表達、共同發展和跨文化對話。在文化內部，它幫助亞洲人接受其文化遺產中的積極因素，並根據他們的道德理想改變消極的做法。在文化間，它幫助亞洲人找到所謂的「立足點」，並為全球社會的平等和互惠提供基礎。[35]
三池賢孝借用鈴木大拙的話說，亞洲中心主義的本質是「深刻而開放的思想」，即既扎根於我們自己的文化，又向其他文化開放的思想。[36]他將亞洲中心主義作為一種特殊主義立場與亞洲中心主義作為一種普遍主義意識形態區分開來，並認為亞洲中心主義是一種針對文化亞洲和亞裔人的正當文化中心主義方法，而亞洲中心主義則是一種針對非亞洲世界和非亞洲血統的人的民族中心主義方法。因此，在三池賢孝的概念中，亞洲中心主義者不是文化沙文主義者和分離主義者。[37]
亞洲中心論既不是霸權的亞洲中心論，也不是亞洲版的民族中心主義歐洲中心論。亞洲中心論並不將亞洲世界觀作為唯一的普世參照系，強加於非亞洲人。因此，亞洲中心論者應該警惕帕克（2001）的警告：「一種思想不會僅僅因為它是舊的或新的，就一定是好的。它不一定是東方思想或西方思想，或者僅僅因為它是我們的思想，就一定是好的」（第 8 頁）。因此，亞洲中心論者不應該否認其他非亞洲中心論視角對亞洲人的價值。然而，他們必須拒絕非亞洲中心論的理論立場優於亞洲中心論的霸權意識形態，因此可以在圍繞亞洲人和亞洲現象的討論和論述中嚴重忽視後者。他們必須拒絕僅從歐洲中心論的人性觀來判斷亞洲版人性的霸權意識形態。[38]
三池賢孝將亞洲中心論分為六個維度，即：
（1）肯定亞洲人作為主體和行動者的地位；
（2）在有關亞洲世界的知識重建過程中，亞洲和亞洲人的集體利益與人文利益處於中心地位；
（3）將亞洲文化價值觀與理想置於探究亞洲思想與行動的中心位置；
（4）以亞洲歷史經驗為根基；
（5）以亞洲數據為理論導向；
（6）對亞洲人和亞洲現象的錯位與置換進行亞洲倫理批判與矯正。[39]
在三池賢孝的全面概述中，「亞洲中心論」旨在：
（1）生成與亞洲傳播話語相對應的理論知識；
（2）關注亞洲傳播經驗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3）反思性地建構和批判性地轉變亞洲傳播話語；
（4）理論化人類的共同方面如何在亞洲文化特質中得到表達和理解；
（5）批判理論和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偏見，幫助亞洲研究人員克服學術依賴性。[39]
三池認為，在歐洲中心主義學術中，「西方理論」與「非西方文本」之間存在既定的等級關係，非西方文化仍是數據分析和修辭批評的邊緣對象，未能成為理論洞見和人文靈感的核心資源。[40]因此，三池堅持認為，亞洲中心主義學術應將亞洲文化重新視為「知識重構的理論」，而不是「知識解構的文本」。他認為，這種亞洲中心主義方法將使亞洲和非亞洲研究人員都能進行理論化，因為亞洲人說亞洲語言，亞洲人受到亞洲宗教哲學世界觀的影響，亞洲人努力生活在亞洲歷史經驗中，亞洲人在道德上感覺良好，在審美上感覺美麗。[41]
因此，為了闡明亞洲傳播者的心理和亞洲傳播的動態，亞洲中心主義者應當重新評價：
（a）作為關鍵概念的亞洲詞彙及其詞源，作為文化觀點和指導性見解；
（b）作為行為原則和道德準則的亞洲宗教哲學教義；
（c）作為多層次語境和連續性和變化循環模式的亞洲歷史；
（d）作為時空安排、非語言表現和情感愉悅的分析框架的亞洲美學。[42]
三池賢孝還整合了大量亞洲傳播理論領域的文獻，同時向 Anantha Babbili、Guo-Ming Chen、Godwin C. Chu、Wimal Dissanayake [43]、 D. Shelton A. Gunaratne、Satoshi Ishii、Young Yun Kim、D. Lawrence Kincaid [44]、Hamid Mowlana、Louis Nordstrom[45] 、 Robert T. Oliver、Tulsi B. Saral、Robert Shuter、K. S. Sitaram、William J. Starosta、Majid Tehranian、Muneo Yoshikawa 和 June Ock Yum[46] 等先驅者表示敬意。他呼籲亞洲中心主義研究克服「比較歐洲中心主義」 ，[47]更多地關注從非歐洲中心主義的比較中獲取的共同見解。他認為，五種非歐洲中心主義的比較方法可以拓展亞洲傳播研究的理論視野：（1）大陸與僑民的比較；（2）區域內比較；（3）區域間比較；（4）歷時比較；（5）同文化的國內比較。[48]
當前文獻中，以亞洲為中心的南亞、東南亞和西亞研究的代表性不足。這些地區處於亞洲文明的十字路口，為亞洲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見解。未來從亞洲中心的角度對南亞、東南亞和西亞進行理論和研究，不僅將加強對這些地區文化動態的理解，而且還將闡明跨文化對話和多元文化社會的亞洲模式。[34]
三池主張，人性最深刻的體現不是通過普遍的抽象，而是通過語言和文化的特殊性，人類的共同點必須在文化特殊性之內而非之外進行理論化，以便實現跨文化的相互理解。因此，他總結道：「亞洲中心主義使人性的內容具體化，並可能增強人性的視野。」最終，亞洲中心主義「促進了對人性的欣賞，儘管存在差異，但正是因為差異才如此。」[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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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進一步閱讀
- Khanna, P. (2019). The future is Asian: Commerce, conflict, an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Simon & Schuster.
- Mahbubani, K. (2008).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PublicAffairs.
- Miike, Y. (2014). The Asiacentric turn in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ifting paradigms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M. K. Asante, Y. Miike, & J. Yin (Eds.),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2nd ed., pp. 111–133). Routledge.
- Miike, Y. (2024). Asiacentricity and the field of Asian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and tomorrow. In Shi-xu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pp. 45–69). Routledge. https://dx.doi.org/10.4324/9781003207245-5
- Wong, P., Manvi, M., & Wong, T. H. (1995). Asiacentrism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merasia Journal, 21(1/2), 137–147. https://doi.org/10.17953/amer.21.1-2.j835325034823655
- Yin, J. (2022). Rethinking Eurocentric visions in feminis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iacentric womanism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Y. Miike & J. Yin (Eds.), The handbook of global interv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188–214). Routledge. http://dx.doi.org/10.4324/97810030433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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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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