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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契爾年科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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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俄語：Константин Устинович Черненко[b]；烏克蘭語：Костянтин Устинович Черненко[c]；1911年9月24日[a]—1985年3月10日），蘇聯政治家、黨和國家領導人，歷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聯國防會議主席。他曾三次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76年、1981年、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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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父母與家庭
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的父親名為烏斯京·傑米多維奇·契爾年科（1874—1944年後），出生於葉尼塞省米努辛斯克縣大捷西[d]的一個貧苦的烏克蘭裔農民家庭，其祖先從烏克蘭被流放至該地[1]。他曾從事各類手工業，後來又在各種礦山中工作：先是在銅礦，後來又到金礦。1929年他家加入「共產國際」集體農莊。播種等農活由他的妻子哈里蒂娜·費奧多羅芙娜（娘家姓捷爾斯科娃，19世紀後半葉—1918年）承擔。她因傷寒去世後，烏斯京再婚。烏斯京的第一段婚姻中育有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2]
契爾年科的姐姐瓦蓮京娜·烏斯季諾夫娜（1910—1989）在1920年代加入共青團，之後進入聯共（布）中央的宣傳員高等學校學習。此後她加入了蘇聯共產黨，並長期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委擔任部門主任。
契爾年科的弟弟尼古拉曾在托木斯克州的民警系統服役，沒有參加過戰爭。20世紀80年代初，他擔任蘇聯內務部副部長，分管教育機構。[查證請求]
弟弟亞歷山大自1939年起成為蘇共黨員，曾參加過蘇芬戰爭、衛國戰爭以及蘇日戰爭。
最小的同父異母弟弟名叫西多爾（1924年—1962年9月26日），[3]他同樣上過前線作戰。
契爾年科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法伊娜·瓦西里耶夫娜。[4]這段婚姻中育有一子一女：兒子阿爾貝特（1935—2009），後來成為哲學和法學博士，並一度擔任新西伯利亞高等黨校校長；[5]女兒利季婭（1939—2018）[6]。
第二任妻子（自1944年起）是安娜·季米特里耶夫娜（娘家姓柳比莫娃，1913—2010）。兩人的孩子有弗拉基米爾（1951—2006）、維拉（1947年生）和葉蓮娜（1945年生）。兒子弗拉基米爾曾任蘇聯國家電影委員會主席助理，後來在國家電影資料館擔任研究員。維拉和葉蓮娜都出生在奔薩。葉蓮娜畢業於師範學院，1974年獲得哲學副博士學位。[7]
據一些說法，契爾年科曾離過婚，這一情況導致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仕途晉升受到拖延。[8]但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並沒有相關文件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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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政壇
他先是畢業於一所三年制的農村青年學校，1945年又畢業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高級黨校。1947年，他曾以函授生身份就讀於奔薩師範學院歷史系，但因被調往莫斯科工作而未能完成學業。[9]1953年，他畢業於基希訥烏師範學院，獲得歷史教師資格。[10]
1929年至1931年間，契爾年科擔任新謝洛沃縣共青團縣委宣傳鼓動部部長。1931年至1933年，他在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服役（隸屬第49邊防部隊，駐守在塔爾迪庫爾干州的霍爾戈斯邊防哨所[11]），期間參與了對別克穆拉托夫的巴斯瑪奇運動的剿滅行動。在服役期間，他加入了聯共（布），並當選為該邊防部隊黨組織的書記。衛國戰爭前夕，契爾年科時任蘇聯工農紅軍的高級政委。他曾向聯共（布）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黨委提交申請，請求派往前線部隊，但遭到拒絕。[12]
1933年至1941年間，契爾年科先後擔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新謝洛沃縣委和烏亞爾縣委的宣傳鼓動部部長，並出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黨的宣傳教育之家主任。1943年至1945年，他在聯共（布）中央直屬的高級黨校學習。[10]1945年至1948年，他任奔薩州黨委書記。[13]1948年3月，中央書記處曾決定將契爾年科調往莫斯科中央機關工作，但同月這一決定因聯共（布）中央收到不利於他的材料而被撤銷。[14][15]自1948年起，他先是擔任部門副主任，隨後出任摩爾達維亞共產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13]正是在這裡，20世紀50年代初，契爾年科結識了時任摩爾達維亞共共中央第一書記的勃列日涅夫。二人的工作往來逐漸發展為友誼，並延續終生。自1950年起，契爾年科的仕途便與勃列日涅夫的仕途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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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中央
总结
视角
自1956年至1960年5月，契爾年科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群眾宣傳科科長。1960－1965年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長[13]（當時的主席團主席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任期1960—1964年）。1965—1982年，契爾年科曾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中央辦公廳主任；1976年3月起任蘇共中央書記。[13]1977年10月起，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1978年11月起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自1966年起任歷屆最高蘇維埃代表，兩次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是一位「最高水準的組織工作者」。各地領導幹部都想方設法去找他接洽，因為大家都清楚：只要找到契爾年科，問題就能得到解決，所需文件也會迅速通過各級審批。
——費奧多爾·莫爾貢[16]
1956年至1960年間，他是《鼓動員》雜誌編輯委員會的成員。
他負責處理寄給總書記的信件，並起草初步答覆；還為政治局會議準備議題並挑選材料。契爾年科對黨內高層發生的一切瞭如指掌，他能及時提醒勃列日涅夫某人的生日將至或即將獲獎。許多決策實際上出自契爾年科之手，但卻以總書記的名義公布。
隨着時間推移，契爾年科對勃列日涅夫來說變得不可或缺。他在「二號人物」的位置上也感到十分自在。能被邀請去扎維多沃打獵，是總書記格外信任的標誌。然而契爾年科並不喜歡打獵，而且每次去都會着涼感冒。
勃列日涅夫對契爾年科格外看重，大方地授予他勳章，不斷推動他在黨內晉升，並對他完全信任。契爾年科曾兩次陪同勃列日涅夫出訪：一次是1975年前往赫爾辛基，出席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另一次是1979年前往維也納，參加裁軍談判。
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契爾年科便被視為勃列日涅夫的潛在接班人之一，並與其周圍的保守派力量聯繫緊密。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時，他已被（無論是西方政治學者還是黨內高層）認為是與安德羅波夫並列的兩大權力繼承人；最終安德羅波夫勝出。勃列日涅夫去世後，蘇共中央政治局建議由契爾年科在中央全會上提名安德羅波夫為總書記人選。他在1982年11月12日的全會發言末尾提出了這一提名（演講大部分篇幅是對勃列日涅夫的評價），同時強調了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隨後安德羅波夫被一致選為總書記。
1982年2月，政治局批准授予契爾年科列寧獎和國家獎，以表彰《蘇聯對外政策史（1917—1980年）》兩卷本，以及關於二戰期間國際會議的多卷本著作。在列寧獎的獲獎者中，就包括契爾年科。
1983年6月，契爾年科作了題為《黨在意識形態和群眾政治工作中的現實問題》的綱領性報告。其中，他特別批評了那些自發組成、演唱「性質可疑」曲目的業餘演出團體，認為這些團體「造成了思想和審美上的損害」。[17]這一報告標誌着1983—1984年對獨立音樂人的大規模打壓的開始，主要針對蘇聯搖滾樂演出者。在法院已有判決的情況下，參加「家庭音樂會」等類似的自發演出，如果缺乏正式工作，將可能依據蘇聯刑法對參與者及其幫凶，包括被動幫凶，採取法律措施。[18]
尤里·安德羅波夫因病於1984年2月9日去世，而黨內權力鬥爭的未來走向尚不明朗，這使得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成為新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尼古拉·雷日科夫回憶道：「高層依然是勃列日涅夫的團隊。這些人年紀都不小，在權力崗位上多年，有些被安德羅波夫嚇到了——比如他清除了曉洛科夫……所以他們把生病的契爾年科推上了黨的最高領導崗位。」[19]
權力巔峰（1984—1985年）
1984年2月13日，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康斯坦丁·契爾年科以全票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投票支持了契爾年科。1983年8月，契爾年科在休假期間誤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維塔利·費多爾丘克送來的熏魚而中毒嚴重，[20]因此他在執政期間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央臨床醫院度過，甚至有時政治局會議也在醫院內舉行。然而，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晚期及尤里·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契爾年科主持了絕大多數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會議。契爾年科的職責範圍包括處理各類事務：從授予城市地位到決定預算資金投入工業部門等。
許多歷史學家和評論家認為，契爾年科在安德羅波夫去世後接掌黨和國家，終止了前任發起的改革進程。然而，也有不少有益的舉措不僅得以延續，而且得到了進一步擴大。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對前內務部長尼古拉·曉洛科夫的刑事案件。正是在契爾年科任內，人們開始以稍加改造的表述使用一個詞，這個詞在幾年後將成為整個歷史時代的象徵：「國家的管理體制和整個經濟機制亟需一次認真重建。這其中包括一項大規模的經濟試驗，旨在擴大企業權力、提高企業責任。」[21][22]在1984年10月蘇共中央全會的講話中，契爾年科在談到為第二十七次黨代會所做的準備時指出，黨已經確定了實現新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主要途徑，即加快社會生產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利用集約化增長因素。其基礎則是科學技術進步，它能夠推動國家生產力發展速度的提升。[23]
此時，國家經濟和社會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危機跡象，首要問題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在的矛盾。儘管阿列克謝·柯西金政府的1965年改革曾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已不再能應對當下的經濟局勢。蘇聯經濟的另一大弊端是科學技術革命成果的應用步伐緩慢——生產現代化程度嚴重滯後。契爾年科在講話中也特別指出：「我們必須確保在科學技術最新成就的基礎上，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迅速而持續的更新。這是我們的根本任務之一。沒有這一點，社會的進步根本無從談起。」正是在契爾年科執政期間，首次明確提出了要將科學技術革命的成果切實引入生產。葉戈爾·利加喬夫對此回憶道：「不管怎麼說，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中央全會始終沒有召開過一次專門討論科學技術革命問題的會議。直到1984年，在契爾年科執政時，政治局才決定召開這樣的全會。」[24]
有一種說法認為，安德羅波夫開啟了反腐鬥爭，而契爾年科作為勃列日涅夫的忠實追隨者，卻加以阻礙。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著名的「烏茲別克案」雖始於安德羅波夫時期，卻在契爾年科時期繼續推進。[25]安德羅波夫開始的整頓行動，在契爾年科執政時仍在進行，只是形式不再那麼激烈，而是以更溫和、更平靜的方式展開——比如不再去澡堂或電影院抓人。不過，「鑽石案」的調查被中止，對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的軟禁也被解除，這是因為契爾年科與勃列日涅夫早在摩爾達維亞共事時期就結下了長期關係。儘管如此，一些轟動性的案件依然在繼續。例如，前葉利謝耶夫商店的負責人尤里·索科洛夫就在契爾年科時期被判處死刑；[26]針對他的案件始於安德羅波夫時期。前內務部長尼古拉·曉洛科夫在案件重新啟動調查後則選擇自殺。
在契爾年科執政期間，曾經嘗試過幾個最終未能成功的項目：全面為斯大林平反、北方河流改道、學校改革。在他任內，「知識日」（1984年9月1日）被正式確立為節日。
工會的作用得到加強。自1984年6月起，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及各地工會被允許在黨政機構中對企業、黨務和經濟部門領導人所作出的某些決定提出異議，如果這些決定違反勞動法，阻礙經濟主動性和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或妨礙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據現有資料顯示，從1984年7月至1985年3月，共成功推翻了800多項此類決定。[27]
1984年，按照契爾年科的指示，開始着手制定一項全面的經濟改革方案。
1984年2月13日，蘇共中央全會不僅解決了選舉新任總書記的問題，還重申有必要繼續按照1983年12月全會決議開展「對管理體系進行全面完善」的工作。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常設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管理完善委員會，成員包括：吉洪諾夫（主席）、戈爾巴喬夫、阿利耶夫、羅曼諾夫、多爾吉赫、卡皮托諾夫、雷日科夫。
「它的名義負責人，」葉戈爾·蓋達爾指出，「是年邁的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但真正的發動機則是尼古拉·雷日科夫——當時以充滿活力而著稱，被認為是經濟管理層中最有幹勁的領導人之一。」[28]
「經過許多次激烈的會面、討論和熱烈的爭論，」雷日科夫寫道，「經濟部提出了關於改進國家經濟管理的建議。嚴格來說，那已經是一套相當完善的構想——當然是結合當時的時代和政治環境——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後來所有的經濟方案。到了九十年代，這些方案便成了『左派』與『右派』、『保守派』與『革新派』爭鋒的焦點。」
「也許，從委員會科研部門中產生的最重要的文件，」葉戈爾·蓋達爾回憶道，「就是《改進企業經濟機制的構想》，這是按照雷日科夫的指示起草的。這份相當厚重的文件共有120頁，提出了在全聯盟範圍內可能推進的經濟改革的主要方向。」
根據蓋達爾的回憶：「這份文件談到的是一種相當謹慎的經濟改革，其最重要的前提是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設想放棄指令性計劃指標，引入與利潤掛鉤的激勵機制，同時保留對工資的嚴格規範管理；在部分市場局勢穩定後，逐步放開價格；對對外經濟活動實行謹慎的自由化措施；在國家部門之外，建立私人企業和合作社經濟部門。許多擬議方案的基礎，借鑑了1968年匈牙利改革及其後續的調整經驗。」
新任總書記契爾年科也為安德羅波夫時期啟動的大規模經濟試驗賦予了權威，這項試驗旨在擴大企業權力：自1985年1月1日起，隸屬21個部的企業開始轉向新的經營條件。
這項工作還在其他方向上展開。特別是涉及蘇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進步的全會。尼古拉·雷日科夫寫道：「1984年7月，政治局收到了一份契爾年科簽署的備忘錄，指出必須加快科學技術進步，並在經濟各個環節改進對其的管理。」自1984年8月起，在雷日科夫的主持下，開始籌備一次關於科學技術進步的蘇共中央特別會議，該會議於1985年6月召開。1984年9月，還準備了一份詳細的「僅供內部使用」的報告，題為《加快蘇聯科學技術進步》，其中指出在管理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存在一系列危機性問題，並且蘇聯在與西方的技術競爭中明顯落後。報告提出了該領域的改革措施，這正是雷日科夫應當着手的工作。雷日科夫明確表示，契爾年科的這份備忘錄直到1984年10月才被政治局審議，並決定就此問題召開1985年4月23日的全會。1984年10月初，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就這一問題邀請瓦季姆·梅德韋傑夫前往會談。11月，由尼古拉·雷日科夫領導的工作小組成立。梅德韋傑夫在評價這項工作時寫道：「逐漸浮現出一個深刻而有趣的構想，它不僅觸及到整體經濟問題、結構和投資政策，更重要的是涉及對經濟機制的重組。」為籌備定於1985年4月召開的全會，工作以突擊的節奏進行。據梅德韋傑夫回憶，當時還誕生了一份新的《二十年科學技術進步綜合規劃》。
當時，最重要的議題變成了關於蘇共新綱領的討論，以及圍繞「社會發展階段」的爭論——有人提議不再稱其為「發達社會主義」，而改稱「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契爾年科認為，這樣的工作將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注入強勁的加速度」。
契爾年科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就，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回暖。1984年12月28日，蘇聯與中國簽署了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一方面，蘇聯在中國鄧小平的改革中有許多值得借鑑之處；另一方面，該文件不僅涉及經濟領域，還明確了合作的政治基礎，即「建立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內政和相互尊重主權的原則之上」。[29]
然而，蘇聯與美國的關係依舊極度緊張。1984年，作為對美國及其盟友在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抵制行動的回應，蘇聯抵制了在洛杉磯舉行的奧運會。契爾年科批准恢復蘇美兩國在核武器與空間武器問題上的談判。1985年1月8日，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與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達成協議，同意重啟談判。在契爾年科短暫的執政期間，蘇美領導人之間沒有舉行任何一次最高級別會晤，也沒有簽署過任何一項雙邊國家間協議。[30]
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提出要在經濟互助委員會框架內加強合作，但建立在一種根本不同的基礎上：不再讓蘇聯日益淪為向「兄弟國家」提供各種原材料的供應方，而是與它們建立起生產-技術合作，使蘇聯方面能夠平等地參與中高端技術環節。[27]
契爾年科的這一倡議成為1984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政府間會議的主題。會議的主要決議包括：在考慮各國經濟特點的前提下，實現對一體化規劃的有效協調；在「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服務」鏈條中開展平等的技術與銷售合作；在經互會框架內編制並落實跨行業的中長期平衡規劃。然而，這些決議在1985年底便實際上被廢棄了，因為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僅半年之後，蘇聯已經出現了即將崩潰的最初跡象。[27]
一次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是1984年5月10日至16日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與王后索菲亞對蘇聯的正式訪問——這是西班牙國家元首首次訪問蘇聯。1984年6月20日至23日，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對蘇聯進行了正式訪問。契爾年科在會談中表示：「我們高度重視維護蘇法關係的穩定，因為除了互利之外，這對鞏固國際安全、促進緩和的復興也能帶來很大益處。」值得一提的是，在契爾年科執政時期，蘇聯還對英國罷工工人表達了聲援。在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關閉20座煤礦之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向英國送去了物質援助，並邀請有困難的家庭前往克里米亞和高加索休養。[31]
1984年秋，契爾年科分別與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漢斯-約亨·福格爾以及英國工黨領袖尼爾·金諾克進行了會談。他努力向對方說明，無論是蘇聯-西德關係，還是蘇聯-英國關係，都不能脫離西德和英國在裁軍問題上的政策來看待。
契爾年科的工作受到其嚴重健康狀況的影響。葉夫根尼·恰佐夫回憶道：「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肺部出現硬化性病變，支氣管因支氣管擴張而通氣受阻，肺氣腫逐漸加重。這一切最終導致心臟過度負荷和心力衰竭。」
1984年底，契爾年科被送往基斯洛沃茨克療養院接受治療。然而，第七天，他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不得不緊急離開療養院，轉入莫斯科中央臨床醫院。進入1985年後，他的病情迅速惡化，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央臨床醫院度過。[31]
據一些說法，1985年初，病重的契爾年科曾試圖辭去職務，但未獲批准。[32]在他執政期間，蘇共中央政治局和秘書處沒有進行過新的任命。
根據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的建議，總書記恢復了94歲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蘇共的地位。莫洛托夫比契爾年科年長21歲，並且比他多活了約一年半，於1986年底去世。關於莫洛托夫的平反和恢復黨籍的決定，由總書記親自宣布。這在民間引發了一句笑話：「契爾年科在為自己準備接班人。」在臨終前不久，契爾年科在醫院裡獲得了當選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的證書；這一儀式在中央電視台播出。[33]在去世前兩天，他仍在中央臨床醫院接受治療，在維克托·格里申的攙扶下，突然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參加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選舉（全票當選），並艱難地說出了幾句致意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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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與去世
契爾年科年輕時已經有吸煙的習慣，這是他成年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心臟衰竭的原因之一，在1983年，他曾經因支氣管炎，胸膜炎和肺炎而缺席三個月的工作，1984年初，契爾年科在醫院留醫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十分惡劣，同年2月9日，安德羅波夫病逝，契爾年科以72歲高齡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在1984年2月至1985年3月的13個月裡，契爾年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身體愈發虛弱，據稱當時契爾年科在沒人攙扶之下不能自行下床和不能自己穿衣服和繫領帶，而且需要坐輪椅去辦公室，同年7月，他患了肺炎。此外，他患上了肝硬化，肺氣腫，心臟衰竭。
1985年3月10日19時20分，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因心臟驟停去世，同時伴有日益加重的肝臟和肺臟、心臟衰竭症狀。在執政一年零二十五天後，他成為最後一位安葬於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契爾年科的葬禮於1985年3月13日星期三13時在紅場舉行。3月11日至13日，蘇聯全國宣布為哀悼日。葬禮時，莫斯科、各加盟共和國首都、英雄城市、英雄要塞布列斯特以及另外十個主要城市鳴放禮炮，全蘇聯範圍內所有企業和機構的工作暫停五分鐘。
契爾年科的去世標誌着一個五年時期的結束，在此期間，勃列日涅夫時期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員相繼去世，被稱為「盛大葬禮時代」。他成為所有蘇聯領導人中當選總書記時年齡最大的。次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作為政治局下一代的代表，被選為其繼任者。然而，儘管過去八年這一職務通常由總書記兼任，1985年7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由前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當選，他的年齡甚至比契爾年科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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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主要著作為《蘇聯的人權》（Human Rights in Soviet Society）。中文版1992四川人民出版社
- 《契爾年科言論選集》（1971-1984）中文版1985年三聯書店
榮譽
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是16位三次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人之一（1976年、1981年和1984年；在政治局成員中，除他之外，只有尼基塔·赫魯曉夫和丁穆罕默德·庫納耶夫也獲得過此榮譽）。其中，他最後一次獲得「鐮刀與錘子」獎章是「因服務及值73歲生日」。他還被授予蘇聯科學院頒發的卡爾·馬克思金質獎章。
- 4枚列寧勳章（1971年9月23日、1976年3月2日、1981年9月23日、1984年9月22日）；
- 3枚勞動紅旗勳章（1949年10月11日、1957年2月15日、1965年8月2日）；
- 蘇聯武裝力量六十周年獎章（1978年）[34]；
- 列寧獎（1982年）；
- 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英雄（1984年）；
- 卡爾·馬克思勳章（東德）；
-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勳章（保加利亞）；
- 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勳章（1982年6月2日，捷克斯洛伐克，由總統古斯塔夫·胡薩克頒發[35]）；
- 國旗勳章（1984年，朝鮮）；
-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中忘我勞動獎章（1945年）；
- 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獎章（1970年）；
-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三十周年獎章（1975年）；
- 鞏固戰鬥友誼獎章（198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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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 俄語羅馬化：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 ，發音：[kənstɐnʲˈtʲin ʊsʲˈtʲinəvʲɪtɕ tɕɪrˈnʲenkə]
- 烏克蘭語羅馬化：Kostiantyn Ustynovych Chernenko ，發音：[kɔsʲtʲɐnˈtɪn ʊˈstɪnɔu̯et͡ʃ t͡ʃerˈnɛnkɔ]
- 契爾年科和他的父親出生的大捷西村，在1972年修建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水庫時被淹沒，村民們被遷往新謝洛沃。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相關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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